蘇聯東歐劇變后，社會主義“失敗論”在世界范圍內一度盛行。而隨著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爆發，尤其是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蔓延，人們開始反思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原因，探索資本主義的替代模式。過去一段時間，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替代資本主義的巨大思潮。“什么制度將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替代”?在拉美、原蘇聯東歐地區以及西方國家相繼興起了一股“新社會主義”思潮。各種“新社會主義”普遍主張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實現途徑的多樣化、社會基礎的廣泛化、斗爭方式的合法化、價值追求的公正化等。這些“新社會主義”思潮雖與傳統社會主義明顯不同，但對于世界社會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復興有著積極的意義。使得自上個世紀末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以來，原本顯得有些孤獨的社會運動突然變得熱鬧起來。與此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以事實依據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強大魅力。與中國有著相似國情的越南，以及在蘇東解體后依然堅強存在的古巴、老撾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也越來越多地飄進了世人的視野。盡管與很多發達國家相比，這幾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甚至差距還很大，然而，面對整個世界普遍陷入金融危機的一片蕭條，這些國家的經濟卻穩步上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1.目前國外主要社會主義流派及其社會主義觀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論思潮產生以來，一直都存在著各種形形色色的流派。自科學社會主義戰勝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和思潮，成為主流之后，這些社會主義流派和思潮也沒有銷聲匿跡，仍存在并發展著。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又相繼涌現出了一些新的社會主義思潮和流派。這些社會主義流派主要有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市場社會主義思潮、生態社會主義思潮等。盡管這些社會主義思潮和流派都帶有改良主義色彩，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缺陷，而且許多社會主義流派都對科學社會主義采取了或多或少的否定、排斥甚至是反對的態度，但它們也提出過許多積極合理的思想觀點，在它們的理論主張中也有很多可取之處，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民主社會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的思想體系的總稱。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道德的需要，聲稱社會主義是一種道德價值，是某些基本原則或基本價值的實現，堅持把“自由、民主、公正、互助”等倫理道德原則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點，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目的是為一個社會公正、自由民主、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奮斗。在指導思想上，民主社會主義堅持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在政治上，它主張多黨制、議會制、普選制等資本主義民主形式，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通過社會改良、議會斗爭等和平方式進入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民主社會主義堅持私有制主導下的混合所有制、工人參與管理和社會福利政策。冷戰后，民主社會主義對自身的價值觀念、理論綱領等又作了較大的調整。首先在價值目標上，放棄社會主義的制度追求，突出社會主義的價值屬性。第二，主張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型混合經濟，淡化所有制問題，強調市場機制和競爭的作用。第三，推行社會改革，淡化意識形態之爭。這方面的主張有重新界定政府的職能，提出“新治理”思想。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有目的地削減一些福利開支，改變原有的福利模式，變社會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國家，把部分福利投資轉為人力資本投資。

　　市場社會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重要思潮之一，是對倡導和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思潮和運動的總稱。在不同的時期，產生過很多內容不一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模式。早期的市場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計劃經濟框架內引進和運用市場機制，市場為計劃服務。經過不斷的發展，市場社會主義理論者普遍主張要突出市場的主導作用，只是在市場失效的領域才依靠政府調節。“冷戰”結束后，西方一些左翼學者又紛紛提出了自己倡導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新市場社會主義模式。這些新模式包括：美國經濟學家羅默的“證券社會主義”模式，美國經濟學家容克“實用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美國經濟學家韋斯科夫“民主的基于企業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英國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米勒的“合作制”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等。羅默的“證券社會主義”模式提出要通過利用某些資本主義成功的微觀機制，設計出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一樣運行有效的社會主義機制。羅默的證券社會主義模式主張由真正的競爭性市場機制定價，以保證資源配置效率，并通過精心設計和改造的證券制度來保證公民在間接占有產權和分配企業利潤上的機會平等。

　　生態社會主義是在西方生態運動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主義思潮。生態社會主義的突出特點是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認為社會主義需要從整體尤其是生態的角度進行重新定義，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生態發展協調一致。在經濟發展模式上，生態社會主義主張按照生態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體系進行生態現代化變革，建立一種計劃與市場相結合、注重自然資源及其產品生產和分配實現全面正義的“社會生態經濟”模式。在政治上，生態社會主義主張在經濟、政治、生態相統一的基礎上建立一種以工人自治為主導的民主政治體制。在社會文化建設方面，主張建立以豐富全面的生活方式為核心，兼顧自然和諧統一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新文化。

　　2.西方國家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

　　西方國家主要是各國共產黨積極開展理論創新，圍繞本國國情來探討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美國共產黨提出要在美國建設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即《權利法案》社會主義。美國共產黨的《權利法案》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勞動人民掌握政治權力，對工廠、農場等重要生產資料進行國有化。大型壟斷公司、銀行將實行公有制，即全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集體所有制。但小型私有企業的生存權利并不會被剝奪，私宅、私車等個人財產的歸屬權也將不變。

　　第二，政府負責制定覆蓋全社會經濟、有絕大多數人民參與其中的計劃。這可使眾人的利益協調，避免由剝削導致的沖突及不必要的競爭。同時，實行有計劃的經濟政策能夠推動生產提高、促進科技進步、加強對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但在社會主義計劃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也不可忽視市場反饋的作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體現的理性精神將使中央計劃與市場反饋實現最佳結合。

　　第三，美國的社會主義政府是一個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它建立在全面民主、首先是經濟民主之上。工會能在工人的勞動與收入之間維持一種平衡，且在加強安全、健康保障措施及防止出現增產不增資現象等方面發揮作用。

　　法國共產黨提出了“新共產主義”的目標，指出要在法國創造和實現使每個人都得到充分發展的社會條件，在廣大民眾參與經濟、政治、社會決策的基礎上，建立以公平、民主、利益分享、聯合等為特征的社會制度。

　　英國共產黨認為未來社會主義英國從根本上說將是一個個性能得以充分發揮的社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十分重視民主的社會。在經濟上，英共認為公有制是經濟基礎，實行社會主義計劃，并實行民主化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英共主張要在資本主義所發展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分發揚民主，使得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在政治民主的基礎上。日本共產黨提出了“日本式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主張，其主要內容是政治上的“工人階級的執政論”，經濟上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論”，即采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體制。

　　3.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總體動向和特征

　　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建立起來的，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共同問題，這也是一個不斷探索、實踐、改革的過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突破固定模式的束縛、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蘇東劇變后，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繼續社會主義改革的探索，致力于社會主義的理論、實踐創新。越南共產黨認為本國處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初級階段，把革新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作為一項長期的任務。老撾人民革命黨認為本國正處于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條件的階段，將加速經濟發展、盡快擺脫不發達狀態作為今后一個時期的首要任務。古巴從1993年起開始經濟調整和改革，并強調改革的目的是改進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摧毀這個制度。朝鮮勞動黨提出“主體思想”的基本理論和“先軍政治”的最高理念，強調從新的高度出發探索朝鮮式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通過改革，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較快，成績較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特別是在新時期，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浪潮的侵襲，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積極采取各項措施，防止全球經濟危機的沖擊，確保了經濟平穩增長。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繼續深化對改革發展問題的探討，以積極尋求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2010-2011年，朝鮮、越南、老撾和古巴執政黨先后召開了具有歷史風向標意義的全國黨代會，從而進一步明確了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

　　2011年1月召開的越共十一大上通過的重要文件對一些重要理論觀點進行了改動，包括：重新提出了越南社會主義的新標準、完善了胡志明思想并肯定其指導地位和作用、提出關于發展的理念、重申越南處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并指明越南社會主義的中長期目標和發展方向等。在越南《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國家建設綱領》(2011年增補草案)中，提出了越南社會主義的八個基本特征，即“我們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民富、國強、民主、公平、文明的社會;人民當家作主;具有以現代生產力和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高度發達的經濟;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先進的文化體制;人們生活溫飽、自由、幸福，并具備了全面發展的條件;全體越南各民族平等、團結、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共同發展;建立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的屬于人民、來自人民和為了人民的社會主義法權國家;與世界各國人民建立了友好與合作關系”。

　　2011年4月16日至19日，古巴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重點立足于經濟領域，旨在研究古巴經濟與社會模式的創新與調整。大會通過了將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指引古巴社會主義模式“更新”的《黨和革命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綱要》。指出，古巴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斷完善和“更新”經濟與社會模式，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古巴未來仍將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導，并適當考慮市場因素的作用;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的前提下，削減國有部門崗位，賦予國有企業更多自主權，鼓勵更多私營經濟，擴大個體戶、承包、租賃、合作社、外資等所有制形式;古巴將繼續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和全面免費教育，重視發展農業;逐步取消購貨本制度，削減不必要的社會開支和政府補貼。

　　目前，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所處的國際環境錯綜復雜，改革發展的程度不一，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事業仍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嚴峻挑戰。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只要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繼續改革創新，就能迎接各種挑戰，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的改革建設大業。

　　第一部分 越南社會主義革新的歷史與現實

　　什么力量撬動了越南革新的步伐?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內的巴亭廣場宣布越南獨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但直到1975年，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共產黨在中、蘇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下，先后戰勝法國和美國殖民統治，解放了南方，才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并改國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此后，全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1.原有經濟體制陷入困境，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在全國統一以前，越南北方于1954年獲得解放，從那時起就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計劃化的社會主義模式，在政治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就對民族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旨在迅速建立單純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兩種成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到1974年，國有和集體經濟成分占工業總產值的97.7%，占農業總產值的69%，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71.4%。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只有少量的個體形式散落在一些地方。1975年，南方獲得解放后，隨即發動了一場“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實行合作化”運動。1976年召開的越共四大做出決定，五年內南方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于是，大批人口被趕到條件艱苦的“新經濟區”，大部分工廠停止生產經營，大片農田丟荒，商業凋零，西貢(1976年改名胡志明市)及其周邊已經具備一定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被全面破壞，資本家、知識分子和技術工人等上百萬人逃往國外。

　　越共四大還繼續保持戰爭時期的思維，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生產。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中國和蘇聯減少了對越南的援助，使得原來主要靠外援的很多大規模建設項目由于缺乏后續物資而成了爛尾工程，工廠開工不足而紛紛關門倒閉。盡管紅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素有“世界兩大谷筐”之稱，但生產的糧食卻滿足不了本國需要，每年需進口糧食100多萬噸。

　　2.農業和工業領域基層萌動變革，闖關成功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地方開始偷偷尋求出路。上世紀70年代末，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區的農民自發性地偷偷實行了土地承包制。當事情被發現后，主管干部受到了紀律處分。但時任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的長征不公開地組成考察團到當地進行調查，并把調查結果上報中央。對于上述新做法，起初有人擁護，有人反對，有人懷疑、猶豫，有人則不知所措。但實踐的結果表明這些新觀念、新做法有利于生產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符合社會主義管理原則。為此，越來越多的人從反對、懷疑轉向認可、接受。最后，中央認為海防的做法值得肯定。于是，1979年9月，在四屆六中全會上，越共中央認可了以永富省為代表的基層自發改革，會議決定，推行以促進糧食生產和消費物資生產為中心，以物資刺激為主要手段的“新經濟政策”。因此，四屆六中全會被譽為越南經濟體制革新的里程碑和轉折點，開啟了越南經濟改革的探索之門。

　　四屆六中全會后，越南出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給農民、企業和非國營經濟放權、松綁。農業方面，1981年1月，中央書記處發布第100號指示，允許農民以個人和勞動組的形式對農產品進行承包，這就是具有歷史意義的100號承包指示。當時，把產品承包到勞動者個人的方式限制于：把一定面積的土地承包給合作社的社員，社員通常只承包三個環節：耕地、管理、收割，而在其他五個環節中進行合作。如果最后收割的產品超出了承包額，社員就可以自己享有。書記處的100號指示依然維持合作社的集體所有、組織生產和管理。1988年4月5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后，頒布了《關于革新農業經濟管理的決議》(簡稱10號決議)，確認了合作社作為自主、自管的經濟單位，以農戶家庭社員為單位從合作社進行承包。在落實10號決議的過程中，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工業方面，上世紀70年代末，時任胡志明市市委書記的阮文靈選擇胡志明市的一些企業作為試點，允許這些企業在完成國家計劃任務之外，可以到市場上尋求原料進行生產，之后將其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然而，阮文靈這一思路與時任越共中央總書記的黎筍推行的方針政策相背離，1981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但阮文靈堅持自己的做法，他私下請長征到胡志明市參觀考察。長征對阮文靈的做法表示贊同，之后阮文靈再次得以重用。1981年，越南政府頒發了第25號決定，允許把經營自主權下放到企業，企業的產品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完成中央的指令性生產的產品、企業間自主性經營產品、可在自由市場上銷售的產品)。上述這兩個文件的頒布，大大地激發了農業和企業生產者的積極性，生產逐漸得到恢復。1981-1985年，某些國民經濟指標開始恢復到戰爭前的水平。

　　3.流通和分配領域聯動改革失敗，經濟陷入混亂

　　除了在農業和工業領域進行嘗試以外，越南還嘗試對流通和分配領域進行改革。隆安省在改進分配流通方面進行了最早的探索。從1981年開始，該省制定了按照協商價格進行買賣的政策，代替此前按照國家定價標準進行買賣的政策，廢除了按票證供應的制度。該省在本地市場實行了“高價買入、高價賣出”的做法。隆安省的這個政策，對于之后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市場機制具有重要意義。之后，在國內其他一些地方開始實行價格雙軌制，即生產資料除了按國家供給的較低價格購買以外，還有一部分按市場價格購買，二者的差價由國家財政進行補貼。為了防止糧食價格出現暴漲暴跌，保留了干部員工和部隊武裝人員的糧食購買證。這種補貼機制讓國家財政難以為繼。1985年6月召開的五屆八中全會決定，進行第二次價格-工資-貨幣政策改革。價格方面，商品價格從雙軌制變為單一市場價格，取消國家配給價格;取消商品購買票證，對全部商品價格進行重新定價。工資方面，以1985年8月大米價格為基準，制定新的工資標準。貨幣方面，從1985年9月起進行新舊貨幣的兌換工作，以1000個舊幣兌換1個新幣。

　　上述價格-工資-貨幣聯動改革在很短時間全面鋪開，而當時的經濟發展條件還不足以支撐這么大規模的改革，因而造成了全社會從未有過的震動。1985年，通貨膨脹率飛速上漲到191%,1986年更是飛升到775%。最后，價格-工資-貨幣聯動改革宣告失敗，負責貨幣改革的政府副總理和其他官員受到撤職等紀律處分。越南經濟陷入了嚴重的混亂狀態。

　　4.外交備受孤立，經濟被封鎖

　　除了國內出現了上述各種嚴峻的挑戰外，越南的國際形勢也極其嚴峻。

　　越南在抗美和抗法戰爭時期，獲得了中蘇等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在統一后不久，由于黎筍執行反華路線，越南與中國關系惡化。越南還在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其他國家也逐漸停止了援助，只有蘇聯每年不到20億美元的援助，也主要用于購買武器彈藥。軍費開支占國家財政預算的50%以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越南進行封鎖和嚴厲的經濟制裁。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爆發后，越南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1979年工業總產值同比下降4.52%，1980年又比1979年下降了8.7%)，經濟幾乎走到崩潰的邊緣。在國內經濟生產基礎還未建立而又失去外援的情況下，越南人民生活比抗美戰爭時期還要艱難。

　　5.外部改革風云波及，促越南領導層內思變革

　　在越南陷入困境的同時，國際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動。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里，波蘭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嚴重的危機;而蘇聯則在198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政治“改組”、“改革”、“革新”等概念;匈牙利以及民主德國也啟動了短暫的改革進程。盡管此時越南與中國還處于敵對狀態，但中國的改革開放通過間接途徑對越南產生了觸動。除此之外，東亞地區的日本已經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韓國、新加坡等國以及中國臺灣、香港地區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其他東南亞國家通過發展出口加工模式成為了新興經濟體;這些來自外部的信息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傳入越南，觸動了越南的一些有識之士的神經，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變革的思考。

　　6.最高領導的更換給越南革新帶來重要契機

　　1986年7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去世，長征出任越共中央總書記。8月，長征組織召開越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要求按照新觀點重新起草越共六大政治報告。此次會議指出，時代發展要求越南必須正確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必須從越南和世界的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制訂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選擇適合于越南國情的發展模式，并強調這是在理論認識和實踐活動中，思想領域“新與舊”之間的一場斗爭。長征著手改變黎筍的路線，重新組織撰寫越共六大政治報告草案。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開，這被認為是越南革新正式全面開始的標志。

　　在越共六大上，長征主動退出總書記職位，把阮文靈推上了越共中央總書記職位，從而開啟了越共領導班子任期輪換制的先河。阮文靈上任后，他開始了大刀闊斧地改革，包括調整人事、調整經濟政策和外交路線，帶領越南從危機和被封鎖狀態逐步走了出來。

　　因此，越南學者把阮文靈喻為越南的鄧小平，但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前秘書長楊富協教授認為：越共前書記長征是越南社會主義革新的總設計師。在越共“六大”報告中，他提出以人民群眾利益為根本、尊重商品經濟、競爭規律、價值規律，提出“越南可以跨越資本主義但不能跨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等改革的重要思想。

　　筆者為此特向長征的孫子、現任越南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鄧春清求證。鄧春清說：“楊富協教授的觀點是正確的。實際上，越共六大報告在前任總書記黎筍去世前就已經起草完畢，但其去世后，長征主持中央工作，對六大報告起草內容做了全面的調整，扭轉了整個方向，這才使六大開啟了革新的總步伐。”長征在六大上的全力引退，開啟了越共領導班子輪換制度的先河，并且提出了干部年輕化的思想，從而奠定了越南的政治革新的基礎。盡管誰是革新的總設計師看法不盡相同，但領導人的更替，長征和阮文靈等有改革魄力的領導人上臺執政，可以說是越南革新的一個重要契機。

　　越南社會主義革新的成就與不足

　　(一)成就方面：

　　1.確立了越南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

　　首先，在經濟領域，越南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目前，建立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寫進了憲法和法律，從而使得越南革新的大方向有了法律依據。在所有制方面也有了根本的革新，實行了各種經濟成分相互交叉、混合的多種所有制，其中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國家對經濟的管理，也從對市場經濟活動以行政性命令進行直接的干預，轉變為通過法律、政策、戰略、規劃、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和其他宏觀調控手段來管理。

　　其次，在政治方面確立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權國家”作為政治制度建設方向。

　　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探索，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越南政治體制已經從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路線轉變為努力建設“屬于人民、來自人民和為了人民的越南社會主義法權國家”。所謂社會主義法權國家，包括以下的要素：(1)國家尊重法律，遵守憲法和各部法律;(2)明確規定法權國家系統各部分的關系及職能;(3)國家機構的活動原則是國家權力統一，立法、司法和行法機關分工明確，相互協調和監督;(4)國家重視、保護和保障公民的權利(人權);(5)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和諧相處，遵守所加入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并保證其在國內的實施;(6)法權國家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定向的經濟體制;(7)法權國家在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法權國家的目標，越南進行了行政改革、國會的改革、司法改革和黨的自我革新等幾個方面的政治系統革新。在實踐中，上述政治系統改革也卓有成效，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以實現，越南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繼續得以鞏固。

　　2.國家綜合實力增強

　　經濟活力增強，政治民主化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國際地位得到提高。

　　20多年來越南的社會主義革新事業在經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認為是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建設社會主義最為成功的國家。但縱觀過去25年來的革新，越南經濟結構逐漸轉為合理，工業和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從革新開始時期農業占絕對比例，到近幾年農業、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三次產業的比例大約為20%：40%：40%。革新25年來的經濟平均增長率大約6.5%，其中2001-2010年經濟增長年平均速度達到7.2%。2008年，越南人均GDP從1986年的不到1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500多美元，2008年就已經從一個世界最不發達國家躍升為人均GDP1000美元以上的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盡管遭受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經濟出現較大波動，但GDP增長率最低也保持在5%以上，呈現出較強的修復能力。

　　在政治方面，越共十大以來，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不斷得到加強。在選舉、信息公開、質詢制度等方面有較為突出的表現，因而受到外界高度關注。越南國會和越南祖國統一陣線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在處理好黨政關系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越南國會已經被認為甩掉了“橡皮圖章”的帽子，不再是舉手表決機器。公民社會對黨和政府的管理進行了較為有效的監督，對防治貪污腐敗和揭露社會弊端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越共十一大以來，越共著力加強了黨的建設和反腐敗。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當前黨的建設的一些緊迫問題》的決定，提出了解決當前腐敗問題總體思路和要求。這項工作率先從越共中央政治局開始逐級展開，以單位和個人方式開展總結和自我檢討。經過幾個月的內部討論，在2012年10月初召開的越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政治局集體和一名政治局委員(實際上是越南總理阮晉勇)在大會上承認在工作中出現了錯誤，請求中央委員會給予處分。盡管中央最終并未做出處分，但這些舉措，引起了越南國內百姓的高度關注，得到群眾首肯。2012年11月，越南國會通過了《防治貪污腐敗法》(修正案)，該法律規定越南國家公職人員必須填報個人財產申報表，并在一定范圍內公示，從而使得國家公職人員財產和收入申報開始變得更加嚴肅和有法可依。群眾期望該法律能夠對解決被稱為越南“國難”的腐敗問題產生良好的效果。盡管有人表示質疑，但越共政治改革的決心普遍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正面反映，甚至有人認為越南走到了中國之前去了。

　　在外交方面，革新以來，越南逐漸改變其一邊倒的對外路線，按照多樣化、全方位的原則不斷調整其外交政策，積極而主動地融入到全球化進程中。越南已經從革新前一個封閉和被封鎖的國家，到目前已經與19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或經貿關系，越南在國際和地區的影響力不斷提高。越南外交的拓展對其經濟產生了積極影響，越南外貿依存度不斷提高，近幾年接近160%;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外資已占其全部投資總額20%以上，外貿出口和GDP貢獻率達到18%左右，有效緩解了越南工業化急需的資金和技術。

　　在文化和社會建設方面，越南的革新成果是突出的。越南已普及九年義務教育，2005年越南在校學生2200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8%。越南的人口識字率超過了95%。2010年，越南大學和大專院校在校學生為180萬人，預計2015年將達到300萬人，到2020年達到450萬人。

　　在科技普及方面，越南是東南亞地區因特網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過去幾年平均年增長率超過32%。2010年，因特網服務要普及到全國所有的大專院校和高中，所有的高中學生都能熟練地使用計算機，100人中有8.4個因特網用戶，其中30%是寬帶。使用因特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30%～40%，每100人有電腦10-15臺。

　　在醫療方面，越南致力于建立基層醫療網，以保證邊遠地區群眾享受各種必需的醫療服務。目前，所有的鄉有固定的醫療站。據國際機構公布的數據，越南人均壽命達到了74歲。越南的貧困率也逐年下降，2010年貧困戶已經下降到10%以下。

　　3.明確了越南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發展方向

　　越共十一大在總結革新經驗得失的基礎上，在越南《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國家建設綱領》(2011年補充和發展草案)里，提出了越南社會主義的八個基本特征，即：“我們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民富、國強、民主、公平、文明的社會;人民當家作主;具有以現代生產力和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高度發達的經濟;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先進的文化體制;人們生活溫飽、自由、幸福，并具備了全面發展的條件;全體越南各民族平等、團結、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共同發展;建立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的屬于人民、來自于人民和為了人民的社會主義法權國家;與世界各國人民建立了友好與合作關系。”

　　實際上，越共十屆十中全會已提出了今后越南革新的總體方向，即：政治上，要堅持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胡志明思想，目標是建成“有效力、有效果、有管理能力的社會主義法權國家”;經濟上，要完善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同時有效使用各種資源;文化上，要全面發展本民族文化，使之成為“社會精神的根本”;社會建設上，要“建設民主、共識的社會”，強調共同主義、社會公平、民主和文明，關注低收入群體，尤其要注重民族團結問題。在對外關系方面：越南繼續要維護國家的獨立、統一和主權完整，保證政治安定和社會有序，并擴大對外關系，努力提高越南的國際地位和影響。總體目標是，到本世紀中葉，國家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

　　(二)不足：

　　1.經濟、政治和黨的建設等方面存在困難和嚴峻的挑戰

　　在經濟方面，越南政府為了迅速擺脫欠發達狀態，跟上周邊國家的發展速度，革新速度優先的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這一增長方式對于越南迅速增加財富改善人民急需的物資需求有明顯效果，但也留下了一些后患，包括資源浪費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生態環境惡化等。并且，為了保持高增長，越南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生產資料和建設物資，而國內產品出口所獲外匯遠遠趕不上進口所需，因而連年出現貿易逆差，外匯缺口嚴重，進而影響了本國貨幣的估值，導致本幣貶值嚴重，匯率不穩，宏觀經濟失衡。

　　與此同時，新世紀以來，越南為了準備和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與國際接軌，加大了開放和融入國際的步伐。2006年入世前后，越南經濟對外依存度急劇上升。在還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越南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2008年，越南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全年接近23%，年中8月份曾經高達28%以上，引起了國內恐慌和周邊國家的高度關注，擔心其將引發第二次亞洲金融危機。盡管越南政府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取得了一定短期效果，并借助全球性金融危機而導致需求的急劇下降，從而緩解了越南的通脹形勢，避免了更為嚴重的后果，但實際上，越南的經濟問題并未因此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從2008年至今，越南的物價指數依舊不見穩定，2012年盡管實現了CPI漲幅控制在10%之內的目標，全年CPI實際漲幅為6.8%，但在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推出寬松貨幣政策的大環境下，通貨膨脹依然是威脅2013年越南宏觀經濟穩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經濟的不均衡發展還帶來了越南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等問題。越南政府已經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并提出了按可持續發展方向調整經濟結構的思路，但同時繼續強調經濟快速發展，即“又快又可持續的發展”。這些思路能否奏效，目前尚有待觀察。

　　在行政和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盡管越南長期堅持行政體制改革，但實際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辦事效率低、效果差、政策變動多、前后不協調的問題依然突出。尤其是近幾年來越南加快民主政治改革步伐，對重大事項需要通過民主征求意見方式加以表決，因此越南政府制定的一些長遠戰略性規劃項目，如高速鐵路的修建，因短時間難以讓群眾見到成效而最終被國會通過投票方式否決。此外，為了刺激投資和吸收外來資金，越南政府長期以來實行較為寬松的稅收政策，企業稅率低且很多項目實行了稅費減免，加上征收環節漏洞百出，官員貪污腐敗嚴重，國家稅收實際上不少是流進了主管官員的私人腰包，盡管這一政策似乎有助于“藏富于民”，但需要國家財政投資的大項目如基礎設施等卻因國庫虧空而得不到建設，長期以來成為制約越南經濟發展的瓶頸。

　　而在黨的建設方面，伴隨著開放程度的加深，黨內風氣日漸蛻化，貪污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嚴重削減了越南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甚至危及到了政權的穩定，腐敗問題這一“國難”長期難以消除。為此， 越共十一大以來，越南再次敲響了反腐重錘。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當前黨的建設的一些緊迫問題》指出：“黨內不少黨員干部思想道德退化，嚴重影響到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這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是當前一個全局性的和最緊迫的問題。”可見，越共認為腐敗問題已對政權的穩定和社會主義制度構成了嚴峻挑戰。

　　越南社會主義革新的特征

　　1.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改革進程

　　如前文所述，越南的革新經歷了自下而上的一個過程。在革新前，一些地方的農民偷偷地進行產品承包、家庭承包(當時被稱為“黑承包”、“偷承包”)，直到后來通過書記處的100號指示正式承認了其合法性。而此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為了破除生產的約束，越共中央政治局推出了在農村全面實行承包制的10號決議。可見，在農業方面，100號指示和10號決議的出臺，不僅是黨的新思維的結果，而且其根源于人民群眾的創造。

　　而在工業領域，其改革也是發自于胡志明市的一些工廠的自發性計劃外生產，最后推動了政府25號文件的出臺。隆安省的價格工資的自發性改革，也為此后黨和政府發動全國性價格-工資-貨幣聯動改革提供了經驗。

　　與此同時，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領導集體和領導人個人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長征和阮文靈個人對于確定越南革新進程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據楊富協介紹，在六大召開前些年，長征看到國家日益困難，于是用很多時間廣泛聽取了學者們的意見，并且親自下到地方和基層進行考察。作為總書記和越南一流的理論家，長征總是善于聽取別人的意見，深刻把握本國和世界的形勢，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觀點，形成了黨關于革新的路線、主張的基礎。

　　總之，越南的改革進程，是把群眾的創見與黨的主張相結合的一個過程。在1986年六大之后，每次黨代會都是以黨的文件的形式推動革新事業，從而使得越南革新進程轉向了自上而下的推動過程。越南革新的進程是單向的，改革沒有回頭路。自從六大以后，對于改革問題，越南依然有很多爭論，但爭論的不是改革不改革的問題，而是如何進行改革的問題。越南黨和群眾對于越南革新的作用，用楊富協的話來說，就是：“革新是人民群眾的事業，與黨的領導密切相關”。

　　2.這是一場漸進式的全面綜合的體制改革

　　越南學者認為：越南的革新是全面而有側重點的革新，符合每個時期每個階段的情況，是逐步而有序進行的。越南的革新在經濟、文化、政治和社會各個領域全面進行，但是，革新并非同時在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同步進行。革新以經濟革新為開始，發展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的革新;是從路線到政策、從國內政策到對外政策的革新;是從思維、認識、思想的革新到實踐的革新。在革新過程中，必須把發展經濟作為中心任務，建設和整頓黨是關鍵，并與不斷提高文化素質——社會精神的基石結合起來。以上三個方面的協調發展，是保證國家全面和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

　　與此同時，越南革新在對外關系方面也呈現出逐漸融入世界的過程。越共六大報告主張：爭取有利的國際條件，在和平共存的原則上與世界各國發展關系;1988年5月政治局13號決議提出了“增友減敵”、在尊重獨立、主權、互利的原則上實行多樣化的國際關系。七大報告提出：越南希望成為世界群體中所有國家的朋友，為和平、獨立和發展而奮斗。八大報告強調：對外工作重心轉向服務于經濟社會。1997年12月召開的八屆四中全會決議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動員和發揮內力、提高國際合作效率、提高自力自強的意志，在融入國際的過程中保持本民族特色，多樣化、多方化發展對外關系，要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融入國際和進行國際合作。越共九大報告指出：越南愿意成為國際社會的朋友和可以信任的合作對象，為和平、獨立和發展而奮斗。越共十大報告提出：越南要主動而積極地融入國際，同時在其他各個領域擴大國際合作。越共十一大報告繼續強調要積極主動地參加到國際事務中，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可見，伴隨著改革的進程，越南在國際舞臺上體現出越來越多的自信心。

　　總之，越南革新并非同時全面鋪開，而是有重心、有重點地經過精心規劃，有步驟地逐一推進。

　　3.這是一場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

　　越南始終強調，革新不是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而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1989年越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越南的革新必須堅持“五項基本原則”。 2006年越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革新不是放棄社會主義，而是更正確地認識社會主義和更有效地建設社會主義。” 2011年越共十一大在修改補充后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再次強調：“從現在起到21世紀中葉，全黨、全國人民必須努力奮斗，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定向的現代化工業國。”

　　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越共十一大報告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由國家管理的、按照市場機制運行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商品經濟體制，它既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來運行，又受到社會主義本質和原則的指導和支配。”

　　同樣，在政治系統革新方面，越共十一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法權國家”的目標。■

　　第二部分 國際視野中的越南社會主義

　　富有吸引力的投資市場

　　在越南革新之初，西方學者對越南經濟走向表示了懷疑。澳大利亞學者梅蘭妮·貝雷斯德福1993年發表了《越南經濟：對亞洲社會主義的改良還是徹底變革?》，對越南的經濟走向提出了疑問。該作者提出：“我們很難將越南的經濟‘自由化’與其他亞洲國家進行對比……我們不清楚它是正向資本主義過渡呢，還是它的改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會抵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隨著越南革新政策的延續，西方投資者逐漸對這個被稱為投資處女地的市場表現出了更多的興趣。

　　目前，越南共有來自50多個國家的直接投資。從數據來看，無論是從援助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還是從分配給亞洲的官方發展援助的總額來說，越南從1993年起都一直是世界各國和主要國際機構官方發展援助的主要受援國。法國學者拉維涅發現，援助機構和西方國家的態度對越南的關注與希望來自于一種對越南的感情上的偏愛，“這種偏愛說不清是對勤奮努力、飽經戰亂的國家的同情?是某種內疚感?還是因為越南是聯系中國和東盟的環節這一重要戰略意義?”法國學者的分析，反映了曾經對越南實行殖民統治的西方國家對越南懷有的一種特殊心態。

　　盡管越南戰爭給美國留下的痛楚的記憶很難從美國人的記憶中抹去，但這種痛苦的記憶也難以抵擋得住越南快速發展給美國帶來的吸引力。隨著美國重新布局新的亞洲，越南再次成為美國人手中的一顆棋子。尤其是自2000年實現越美貿易正常化以來，美國對越南的投資飛速增長，2009年成為越南最大的外資來源國，投資額接近越南當年吸收外資總額的一半，美國還成為了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場。

　　在2006年越共十大做出積極融入國際經濟和促進私人經濟的發展戰略布局下，西方對越南市場的猶豫突然一掃而光，出現急劇轉變。2006年底，越南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越南吸收外資出現了井噴似增長，2007年的外資協議金額從上一年的100多億美元陡增到640多億美元!大量外資快速涌入越南市場。然而，這種爆發性的增長幾乎把越南經濟體系摧毀!直接結果就是因為投資過熱而無法消化，導致了2008年越南通脹率急劇上升，發生劇烈的金融動蕩。

　　然后，最近幾個月，投資者的注意力似乎又開始轉回到了越南。根據越南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2013年前三季度，越南共吸引外資協議金額150億美元，同比增長36%;實際利用外資86億美元，同比增長6.4%。其中，日本以47.4億美元的協議額居資金來源國首位，位居其次的是新加坡和韓國，協議金額分別為39.5億美元和26.4億美元。與過去幾年的數據相比，越南今年前三季度的數據增量不少。除日韓企業外，一些英美公司近期也躍躍欲試。外資似乎對這個市場充滿期待，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投資者對越南市場潛力充滿想象;二是越南政府持續采取積極外資政策。2012年，越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540美元，處于工業化的初期階段，投資需求旺盛。越南目前有9000多萬人口，其中1700萬人口在10-17歲之間，未來10年每年將新增170萬消費者。人口數量龐大的年輕人帶來了對娛樂、電子和信息產品等旺盛的消費需求，這使得投資者對越南的市場潛力產生了很大的想象空間。與此同時，越南政府為彌補國內資金的短缺，對外資一向采取積極的態度，采取了包括低稅收、低門檻、提供便利等刺激措施。2005年，越南以《投資法》代替了此前的《外國投資法》，內外資享有同等待遇。越南還準備對《企業法》進行修訂，進一步簡化外資企業行政手續。目前，越南正與美國就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進行談判。參加TPP意味著越南將放開對外資的監管，進一步降低電信、金融保險業的市場準入條件，因此，外國投資者對越南未來投資環境的改善充滿了期待。

　　中國的好學生

　　英國《經濟學家》曾提出“越南是中國的好學生”的觀點，認為越南的革新在很多方面效仿了中國的做法，這個觀點曾經得到廣泛的認可。與此同時，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也有文章認為，越南在克服戰爭、國家分裂、貧困和孤立并在現代化上取得的成就，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世界銀行曾經給予越南在社會公平方面的貢獻高度評價，認為越南取得了“均衡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的典范。2011年11月4日，世界銀行駐越辦事處召開了有關越南與世行合作會議，世行副行長亞當斯(James Adams)再次高度評價越南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落實扶貧目標方面。2012年，在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NEF) 公布的全球幸福指數排行榜(HPI)上，越南全球幸福指數排全球第二位，僅次于哥斯達黎加。

　　2012年2月23日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刊登了題為《亞洲新小虎》的文章，對越南經濟革新以來取得的成就高度評價，認為越南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創造了亞洲的經濟發展典范，即使在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和近期的全球經濟危機中，它的增長依舊沒有停止;新世紀以來，越南延續了快速增長的勢頭，經濟年均增長7.2%，增速僅次于中國。

　　腐敗是國企嚴重虧損的重要原因

　　日本學者堀江正人于2005年考察了越南的國有企業，認為越南經濟在取得高增長的反面，還存在著很大的結構性問題，那就是如何整頓社會主義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國有企業的問題。在國有企業中，除了極小部分的大企業，大部分是財務有問題的企業。而IMF指出，越南的國有企業有一半是“虧損或勉強盈余”。因此，對越南經濟的發展前景，不能不說國有企業問題是一個很大的不安因素。而2010年越南船舶工業總公司(Vinashin)巨額虧損事件，更是把國有企業問題推到風口浪尖上。批評者認為，過去幾年來越南國有企業改革推進緩慢，大量占據和耗費國家資源而獲得的經濟效益低下甚至虧損，因此建議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

　　英國廣播公司轉載了2010年9月22日出版的華爾街日報刊登的一篇美國記者詹姆斯(James Hookway)和帕特里克(Patrick Barta)撰寫的有關越南船舶工業總公司巨額虧損暴露出來的越南國有企業的問題的報道。文章批評說：越南經濟的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于私人小型企業，依賴于國外投資者大量投資于紡織品服裝和電子行業，然而目前有約三分之一的經濟資源掌握在越南國有公司手中。報道說，除了越南船舶工業總公司出現接近80億美元的巨額虧損外，不少國有大型集團也面臨困難，而與政治關系密切是導致這一公司面臨垮臺的一個原因。報道認為，2006年上臺以來，阮晉勇希望迅速使越南的國有集團成為大型跨國公司，擴大了國有企業的規模，并把過多的權力下放給國有企業總經理，這是導致越南船舶工業總公司事件的主要原因。

　　然而法國學者拉維涅卻看到在金融危機時，國有企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拉維涅說，由于越南對貿易和資本流動長期加以控制，因而千方百計通過加強對進口的限制抑制亞洲危機的沖擊。而且，一再拖延的國有部門革新使得越南國有企業通過國有銀行信貸得以保全。以此可以解釋為什么亞洲危機時越南和其他南亞國家相比下降趨勢較緩而持續時間較長。

　　政權面臨多重挑戰

　　澳大利亞國防大學學者卡萊爾·泰耶(Carlyle A. Thayer)是西方國家研究越南問題的一個重要學者。他在2010年發表的《越南的政治合法性：挑戰與回應》一文中提出：自1986年以來，越南的一黨制國一直在轉型的過程中，從“硬獨裁”(hard authoritarian)轉向“軟威權”(soft authoritarian)國家。作者認為，當前國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改革的目的是把越南從“用法律來管理國家”變成“具有法律制度依據的國家”。該作者認為越南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目前基于三個方面：意識形態、經濟實踐和政治改革。越南共產黨通過實踐的合法性來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主要包括：強調胡志明領導抗擊外國侵略者的戰爭取得的勝利從而實現了民族獨立;自1986年以來越南經濟社會擺脫了危機，經濟快速增長，貧困率下降，同時維持了社會的基本穩定;1995年后，隨著美國解除對越南的封鎖，越南加入東南亞國家聯盟以及成為WTO成員，并且擔任了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主席等。然而，越南共產黨當前依然面臨如何成為法權國家的挑戰。

　　泰耶列舉了自革新以來越南政治受到來自六個不同群體的挑戰，即南方抗戰時期的退伍老兵、共產黨黨內不同政見者、黨外精英、農民、退休高級將領以及民運積極分子等。其中，黨內不同政見者認為：越南共產黨的領導教條地遵守過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因而他們要求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用其他可能更符合越南情況的指導思想。他們中的有的人則提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融合，否則將產生新的資本家集團;有的人提出建立“越南的商品市場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還有人批評越南共產黨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步驟，認為經濟改革不應優先于政治改革，而是二者同時進行;有人還提出由于越南共產黨自己內部的腐敗和退化，導致了越南經濟社會的危機， 因此建議改革黨的機構和領導體制，實行多黨制，建立一種融合了舊政權的支持者的新的統一陣線。他們批評共產黨一黨專政導致黨內民主缺失，滋生了貪污腐敗和濫用權力等現象，因此需要以新的民族大聯盟政府來代替越南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提出越南共產黨應遵從法律法規，放棄對國家政府的干預等。

　　總之，這些不同政見者認為越南黨和國家的體制和機制需要徹底地改變，代之以一個政權之間相互制衡的制度。那些持不同政見的黨外精英們則要求進行民主改革，對黨和國家機構領導人進行公開的民主選舉，以保證公民享有完全的政治和公民權，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結成政治聯盟的自由等等。

　　韓國學者李漢宇也觀察到了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動向，他對越共十一大通過的文件、人事變動等進行了分析，認為本屆大會通過的文件內容依然是社會主義體制改良與改革相折中相妥協的產物，越共十一大只不過是確認既有的漸進式改革政策的大會，無論是在政策方面還是在人事變動方面，都沒有顯示出今后將給整個越南社會帶來大變動的跡象。李漢宇認為，越南對內維持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目標，同時追求“脫離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對外追求融入國際社會，同時警惕國際影響帶來社會主義體制的變化的“和平演變”;黨內警惕“自我演變”、“自我轉化”，但也在嘗試擴大黨內的基層民主，隱約可見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過去兩年來，越南開始著手對1992年版憲法進行補充和修訂。為了體現民主決策，越南采取了公布草案供全民討論和征集意見的方式。于是，在越南政治生活中，再次出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一份“72知識分子版憲法修訂草案”被拋了出來，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該版憲法草案的核心內容就是廢除越南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權，設立總統制，實行三權分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代替“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等。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起草或簽名支持該修訂案的人中，甚至包括了不少剛卸任不久的越共高層領導人。在不久前剛剛結束的越共十一屆七中和八中全會上，越共明確否定了該草案，繼續確定越南共產黨是國家唯一的執政黨，新修訂的憲法預計在11月份召開的國會上通過。

　　澳大利亞學者泰耶對于當前的越南政治體制的評論令人回味，他對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現狀的觀點是：越南顯然是自由的，但不完全是民主的;當前越南共產黨政權的權力已經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越南共產黨依舊將牢牢把權力握在手中。

　　胡志明思想和越南社會主義的世界作用

　　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老撾凱山·豐威漢博物館館長蘇瓦迪·西薩瓦認為，越南共產黨七大確定把胡志明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起，作為越南共產黨的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南，證明了胡志明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尤其是結合了時代的特征。盡管蘇東社會主義解體，但越南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的指導下取得了勝利，證明了它的時代意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胡志明“越南民族解放英雄和杰出的文化名人”稱號并非偶然，“我們認為胡志明的功勞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越南現實化，與此同時，越南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還產生了帶動作用和吸引力，它激起了世界上很多民族對獨立自由的渴望，希望能夠建立起社會主義。”

　　老撾《黨建》雜志2009年2月刊文《越南在保衛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方面有豐富的理論實踐經驗》指出：越南二十年的革新開放表明，馬克思列寧主義仍然具有時代活力和指導作用。胡志明思想既作為理論指導又作為諄諄教導，在革新開放過程中，對民眾的思想教育起了重要作用。越南革新開放以建立屬于人民、來自人民和為人民的社會主義法權國家作為政治系統改革的重要基礎。越南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方面，一直根據實際和形勢的變化以及人民的愿望不斷改進。在黨的建設方面，不斷改進一黨執政的領導方式和方法，保證黨在革新開放事業中的全面領導地位并樹立黨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原古共高級黨校校長勞爾·巴爾德斯·比沃(Ruan Vandes Vivo)高度評價胡志明，他把胡志明比作古巴的革命先驅何塞·馬蒂，他說：“何塞·馬蒂就是古巴的胡志明，這不僅僅是因為何塞·馬蒂在5月19日犧牲時，那天胡志明正好5周歲。”古巴認為，在反帝反殖民方面，越南是整個拉丁美洲的榜樣。

　　朝鮮社會科學院學者金崔南在提交胡志明誕辰120周年國際研討會的論文中強調：胡志明是越南中堅的革命戰士，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越南的解放和獨立事業，是一個偉人，他的模范作用代代相傳。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曾經說過：“越南的革命能夠成功，并且正在取得勝利，因為它以胡志明思想和路線為基礎。”

　　2006年7月10日，俄羅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根納季·安德烈耶維奇·久加諾夫接見來訪的越共中央總書記農德孟時，高度評價了越南過去25年來在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巨大成就;越南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對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工人運動、世界革命和進步力量來說，都是無比巨大的鼓舞。

　　美國共產黨主席山姆·韋伯(Sam Webb)對越南社會主義高度評價，肯定了越南社會主義建設為世界社會主義作出的貢獻，同時也認為越南共產黨面臨挑戰和調整。在越共十一大召開前，韋伯在接受越南之聲記者采訪時說：“越南共產黨目前正在進行的改革已經證明越南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的能力，我們高度評價越南共產黨的作用。”韋伯認為越南共產黨把黨的路線與人民積極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有機地結合起來，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顯著成就。韋伯認為，在上個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和很多西方人都認為世界社會主義將就此終結的背景下，越南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獲得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功，證明了社會主義是站得住腳的，社會主義也是人類應對正在面臨的挑戰必需的解決辦法。

　　越南經濟革新堪稱“經濟奇跡”

　　1993年前蘇聯解體不久，俄羅斯歷史學博士、越南問題專家柯別列夫就樂觀地預測了越南未來的發展。他說：“冷戰”結束和“意識形態世紀”的來臨，開啟了越南發展的全新時代。他把1986年以來越南經濟革新稱贊為“經濟奇跡”，發展前景非常樂觀，其原因是由內部和外部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越南領導人對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系的理解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把發展經濟因素而不是軍事和政治作為重點。其次，越南具有地理優勢，即地處經濟和社會發展居于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東南亞地區。此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越南歷來是儒家文化影響范圍的國家之一，而迅速崛起的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大陸以及臺灣地區，都是儒家與西方社會文化元素的合成體。柯別列夫預計，越南在堅持現有政治體制的情況下，將有可能成為21世紀初的“亞洲之虎”。

　　柯別列夫還稱贊越南與中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保持了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有三點，即：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改善;80%的人口是農民，而農民對從民族解放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保持天然的尊敬;長期的戰爭給越南人民帶來貧窮和恐懼，人民渴望穩定;越南的政治革新采取階段性逐步革新的辦法來實現，而且憲法中對民主的問題做了重大調整，使其能滿足于人民的要求。

　　越南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模式的異同

　　越南革新早期，世界各國學者基本一致認為，越南效仿中國實行了漸進式的社會主義改革，因而從發展道路和革新政策來說沒有本質上的差異。然而，在本世紀以來，尤其是2006年越共十大以來，越南國內學者強調本國的革新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并且具有世界包容性并結合了時代特征，而不是簡單模仿中國或者任何其他一種模式。西方學者也認為越南的改革與中國相比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差異，而不再是“中國的好學生”。

　　法國學者拉維涅認為：中國和越南都是轉型國家，但是與東歐和前蘇聯國家不同，兩國雖然都在快速地向市場經濟轉軌，但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制度。同東歐和俄羅斯的轉型道路相反，越南和中國成功地保證了宏觀經濟的穩定，而未曾經歷 “轉型衰退”，而且直到最近一直保持著高而穩定的增長率。越南和中國有一些共同特點：兩國都是以農業部門作為增長和革新的驅動力;兩國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都是如何處理棘手的國有工業和金融部門。中國和越南有時被作為漸進主義(中國)和休克療法(越南)的例子而對立起來。但是大多數分析家還是贊同把越南歸于“漸進主義”一類，尤其是就結構革新而言更是如此。

　　莫斯科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經濟學博士莫伊謝維奇對革新以來越南經濟發展模式進行了考察，回答了一些越南學者關注的越南經濟與“東南亞模式”的關系，在其2012年剛完成的博士論文中，莫伊謝維奇提出：在發展模式方面，越南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東南亞模式是對中國改革經驗的修改和綜合。這個模式是來源于越南經濟、技術和轉變過程中的具體情況，同時加入了模型評估而得出來的。

　　美國《外交政策》網站刊登題為《亞洲新小虎》的文章認為：越南在三個方面與中國完全不同。首先，越南的經濟主要依賴民眾消費。家庭消費占據了越南GDP的65%——這在亞洲絕少見到，而中國的本土消費只占GDP的36%。和中國不同，越南人的消費觀念較為超前，他們傾向于將收入的70%用于消費，有助于推動越南內需增長，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后勁。其次，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出口生產和資本投入，而越南的經濟在生產業和服務業中謀得了一定的平衡，它們分別占GDP的40%左右。第三，中國FDI的60%都進入勞動密集型生產業，在越南只有20%，其它投資進入采礦、采石、石油、天然氣(40%)和房地產業(15%到20%)，反映出越南旅游業的快速增長。越南接待外國游客的數量比2005年增長了三分之一。在這里，該學者看到的只是越南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遠遠高于中國，但未說出越南消費比例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水平遠遠低于中國;而且，由于本國工業發展滯后消費需求旺盛，越南的消費品價格漲幅每年都接近甚至超過2位數，相比之下，中國的通脹壓力遠遠低于越南。因此，就經濟結構而言，無疑是中國優于越南。

　　一些韓國學者從越南革新對朝鮮的啟示角度對越南的革新進行了研究。如楊云哲通過對越南的體制轉換的分析研究探討了朝鮮采用越南革新政策的可能性，得出結論認為：越南式體制轉換在朝鮮失敗的可能性非常大，因為越南的革新政策是以部分的政治自由化為基礎的，而朝鮮為了維持世襲權力，在政治方面變通余地很小;如果朝鮮采用了越南式的發展戰略，短期來看對外經濟領域的活躍會帶來經濟增長。但由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越南是以農業為中心，而朝鮮是以重工業為中心，最終朝鮮將面臨巨大的體制轉換費用。

　　韓國學者金成哲認為，越南與朝鮮在經濟體系的基本性質等方面存在很多差異，但在經濟對外開放方式方面，越南的經驗可以給朝鮮啟示。越南一直是對外依存經濟，而朝鮮力圖建立自立經濟，但無論是越南還是朝鮮，都未能形成可以不受全球性變化約束的經濟規模，這一點通過越南和朝鮮都受到社會主義大變革等世界性變化的巨大沖擊得到證明。另外，朝鮮和越南都不可能跨過改善同美國的關系就能改善對外經濟關系。

　　韓國學者的觀點得到了中國學者的認可。2007年發表于《國際先驅導報》的一篇文章分析認為：朝鮮不會照搬越南模式。首先，兩國的國情完全不同。朝鮮近20年來，經濟體系長期游離于國際貿易體系之外，實行一切以軍事為重的“先軍政治”，國家的經濟體制仍是計劃經濟占統治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認為朝鮮會在經濟發展道路上完全照搬“越南經驗”幾乎是不可能的。分析認為朝鮮不照搬越南經濟的原因是由于兩國面對的國際環境不同。越南處在相對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之中，與美國實現了國家關系正常化;而朝鮮同韓國、美國的關系有所改善，同日本的敵對狀態還沒有消除，其國際環境的改善還要待以時日，在這種環境下實行越南式的對外開放顯然是不現實的。實際上，朝鮮從未照搬過國外現成的開放經驗。事實證明，朝鮮正在探索朝鮮式社會主義道路，是在結合自己國情學習國外經驗，而不是囫圇吞棗式地照搬某種模式。

　　第三部分 越南學者談越南革新

　　在對越南的考察中，越南學者坦言：越南現在的政治權力獲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不講功勞講智慧”。因此，知識分子在越南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每一個政治局委員身邊，都聚集一群“智囊”。下文介紹的是當今越南“智囊團”成員的一些觀點，通過他們的觀點，可以折射出越南黨、政府和社會對越南社會主義的認識和評價。

　　陳文律(越南前駐華大使)：民主社會主義和第三條道路不適合越南

　　越南對社會民主黨和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并不感到陌生。早在20世紀90年代，越南派了不少人去北歐和西歐進行考察。社會民主黨的模式，如瑞典模式，的確有迷人之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越南與他們相比，在許多方面做的不如社會民主黨。他們實行高社會福利政策、免費教育、重視勞動者培養、勞動生產率高、行政管理效率高、貪污現象少等，這些對不少人來講都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特別是他們宣揚的“民主、自由、博愛、人權”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然而，他們的模式并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的框架，而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因此，越南沒有效仿北歐模式，仍繼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和越南通向社會主義道路是兩個重要的基本理論和實踐問題，直接關系到越南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及國家的發展方向。越南現正處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由于多種經濟成分、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必然存在階級和不同社會階層，因此，存在階級矛盾是必然的。

　　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不僅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造成巨大損失，也導致越南黨內的思想混亂。然而，不管國內和國際形勢如何演變，越南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會發生動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不會失去信心。1992年，越共中央政治局有一個關于進一步解放思想的決議，有人乘機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因而受到黨的紀律處分。

　　社會民主黨關于社會主義的觀點，不同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現在盡管他們的理念在工人階級和發達國家的中間階層中還有不小的影響，但從本質上看，民主社會主義是遠離和對立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在經濟方面，社會民主思想家不提要廢除私有制的目標，一點也沒有觸及到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他們只是想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加以“改進”，抬高和發展資本、國家和勞動者之間的混合所有制，其中私人所有(私產)扮演主導和支配角色。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思想，是私有制度的永久化，要更持久地維持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社會經濟基礎。社會民主黨人主張與企業主進行斗爭，以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應該說這是事實，但是，這種斗爭從來沒有超越資本主義允許的界限，換言之，這種斗爭不得損害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政治方面，社會民主思想家則主張與資產勢力、帝國主義實行妥協。他們承認由資產階級掌權的政治，擁護多元政治制度。民主社會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質是改良主義。他們不主張用社會主義制度替代資本主義制度，只是對資本主義非本質的東西做些補充與修正，以“重新包裝”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而不是有人想象的“第三條道路”。人類歷史提出的時代要求是必須用一個更高的、更美好的社會替代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是社會民主黨人所主張的只是對資本主義的改良與修正。

　　越南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生過工人運動和愛國運動的地方，其思想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因此，在越南不存在民主社會主義滲透和扎根的土壤。但是，必須看到民主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一部分，帶有工人階級思想潮流的色彩，社會民主思想比起“正統”的老牌資產階級思想更容易滲透到越南黨內和越南人民內部。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依然只不過是偽裝的資本主義道路。盡管在當前國內和國際條件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暫時遇到許多困難和挑戰，但我們依然堅定社會主義道路，依然肯定社會主義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是越南革命的歷史必然。

　　劉碧湖(越南投資計劃部戰略研究院原院長)：國企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化

　　總體上說，越南革新是成功的。革新是一個轉折點，它使越南轉向了社會主義定向的發展道路。越南革新的顯著成就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國家的發展從過去的蘇聯模式轉變為新的發展模式，正朝著實現民富、國強、公平、民主、文明的目標發展。經濟上實行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政治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民主得到擴大;社會方面更加開放，人民生活明顯改善，在扶貧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外交方面越來越深入和廣泛地融入國際，國家保持了獨立和主權完整。

　　不足主要體現在：革新進展緩慢，還不能滿足現實生活和國家發展的要求;革新進程中還有一些地方未能捋清，政治革新與經濟革新不能協調進行，未能解決好黨的十一大報告中提出的幾大關系(即越共十一大報告中提出的“八大關系”)等;而最為困難的是黨風建設問題。以上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發展思維禁錮，偏重意識形態，理論上存在教條主義、主觀唯意志，過于保守，膽子不夠大，跟不上國內外快速發展和變革的實踐要求，而那些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也未能很好地落實，原因是政治決心不堅定。

　　越南政府最為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必須把握好宏觀經濟穩定性，不能追求不惜代價的高增長速度，有效使用資源，尤其是資本金;必須真正地注重和落實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最大的缺陷是：專業知識方面，缺乏財政貨幣管理經驗，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高通脹和宏觀經濟不穩;在管理方面，宏觀調控未能引起足夠重視，運用市場機制方面缺乏經驗，濫用行政措施來代替市場機制;在落實時，宏觀政策和措施的落實不配套、不果斷，存在言行不一、落實無效或者干脆不落實的情況。

　　對于今后的發展，越南政府應該繼續革新，目標是成功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必須繼續摸索和找到突破點，解決實踐中面臨的有關革新的理論問題，使之符合越南的特征與實際情況。

　　越南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是：黨的路線、主張、政策符合實際生活和國家的發展要求，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到發揚，改革和提高從中央到地方和各個部門各級黨的領導和管理的能力，其中機關首長的責任重大，具有決定意義。革新的方向和發展目標是把經濟革新與政治革新緊密聯系起來，同步推進，既保證了社會主義定向(還需進一步明確、具體化和更加準確)，又能突破發展中的各種障礙和阻力，不被舊的意識形態約束和束縛，而是以實踐的結果和效果作為真理衡量標準，注重與時俱進。

　　對于越南革新的外部因素的影響，積極方面是市場競爭環境和世界經濟的變化給越南革新帶來了壓力，國際組織的援助以及各國專家的建議和經驗，包括如何增強抵御能力、克服金融危機等經驗，有利于越南提高對革新的認識，增強改革的能力，突出表現在提出政策建議方面。消極方面是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困難使越南的革新措施難以落實，尤其是對經濟結構調整和改變增長模式造成了影響，這是由于外來的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培養方面供應不足，而西方在人權方面對越南施加壓力也影響到越南實現本國的民主。

　　中國的改革開放為越南革新提供了借鑒，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順利也刺激越南進一步革新，加快發展。中越兩黨和兩國在改革開放和革新方面尋找到新的突破點是非常重要的，兩黨需要合作交流解決一些基本問題，如社會主義的核心理論、社會主義的實現路徑以及執政黨建設問題等。

　　關于公有制問題，在越南有不同的意見。十一大報告和新的綱領中提到，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之一，不再是“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而改為“有進步的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這是舉手表決通過的。越南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有區別，越南是“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這個“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國有的，而是社會的，就是社會所有制。生產力的社會化一定要帶來符合它的生產關系的社會化，社會化的形式是什么樣的呢?按照馬克思的說法, 社會所有制是得到解放而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個人所有制, 它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公司。俄羅斯的政策是不行的，因為它把所有的財產都變成了私人的(有一些例外)，使得國家的財產一下子沒了，被某些個人占領了，成為了很大的資本家，這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我們應該堅持社會化的方向，股份化應該采取多種所有者的形式，其中越來越強調勞動者的股份，但是要一步一步走，現在股份化的速度較慢了，而且股份化的問題也較大，股份化當中國家股份沒有按照市場定價，而是按照國家的規定或者是公司的規定，價格比較低，所以造成了很多國有財產流失。如果把股份化變成私人化，這樣就不對了。但是可以把有些小型或中等規模的國有企業資產賣給私人，變成沒有國有股的股份企業或私人企業。

　　雖然提出重視個人勞動者的股份，但是實現還是比較困難的，因為這些股份規模很小，而且定價不好，工人股份占的比例很小，主要股份是外來私人的，所以國企改革總的方向是股份化，但實行起來相當困難，還需要進一步總結探索科學合理的模式，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很好解決所有制問題，而所有制問題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此外，國企的管理機制也很重要，要根據國際化的管理經驗，現代的管理機制來管理。

　　要逐步撤掉各中央部門和各省市人民委員會作為國企的主管者，成立一個國家資產經營投資管理總公司。現在它只管理大約20%的國家資金和財產，已經股份化的企業當中的國家資金和財產歸它管理，但是它對國家資產所有權代理的問題也沒有弄清楚(就是有什么具體的權力責任和管理機制等), 而那些還未股份化的企業當中的國家資產所有權代理就交給企業的董事會。國有資產的代理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在國企改革中前進。

　　楊富協(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前秘書長)：越南革新與中國改革有不同含義

　　在越共十大召開前，越共在總結過去20年革新的得失時認為，在思想認識方面的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一是對資本主義認識的不足，二是對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認識不足，三是思想上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錯誤，對世界格局認識不夠清楚;認為當前越南存在三大危機，即：人心危機、理論危機與人才危機。而當前，這種狀況并沒有得到改變。在越共十一大前，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越共中央宣教部部長蘇輝若(To Huy Rua)負責了政治理論工程，希望對越南1986年革新以來的理論進行系統總結，以豐富和發展越南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該課題提出把越南社會主義革新的理論命名為“胡志明時代的發展主說”， 然而，由于理論界此爭論很多，該理論最終未能寫進十一大報告。

　　胡志明思想是多維度的，其理論來源及依據包括：孔子提倡的修身養性、耶穌天主教提倡的人道、馬克思的辯證哲學思想以及孫中山的民生思想等，胡志明曾自稱是這些人的學生。這些思想都有“愛民”的成分，胡志明認為通過“愛民”這條線把幾種思想流派匯集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越南社會主義“屬于人民、來自于人民、為了人民”的思想邏輯。然而，越南理論界對此也有不同看法，部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對此提出反對，批評這是一種“匯集理論”;而反駁者認為，如果批評此種理論，便有批評胡志明思想的嫌疑。因此，越共十一大報告對于胡志明思想并未做過多的改變，而只是更加明確地肯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是越南共產黨的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南，是越南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

　　越南的改革稱為 “革新”，越南官方采用英文翻譯為renovation。中國的改革，英文為reform。革新的概念與改革不完全等同。盡管改革也會致使社會生活的性質發生一定的變化，但是只發生個別和部分的變化，而革新包含了改革的內容，例如行政改革就是革新事業中的一個內容。而且，革新不僅像改革那樣引起個別和部分發生變化，而是全面的改變，其結果是引起發展模式的變化。革新的全面性體現在：主要以經濟革新為開始，發展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的革新;是從路線到政策、從國內政策到對外政策的革新;是從思維、認識、思想的革新到實踐的革新。在革新的過程中，越南借鑒了蘇聯的改組、東歐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但不是照搬照抄、機械地采用，而是有不同的主張和做法。

　　如果說建設社會主義是建一座大廈，那么中國已經在建第一層樓，而越南則還在打地基。在2011年召開的越共十一大上，越南通過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表明，越南當前還處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還未進入社會主義門檻兒;而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門內，處于社會主義剛剛開始的初級階段。

　　阮玉河(越南社科院哲學所副所長)：改變黨代替政府的領導方式

　　與革新前相比，黨的領導方式發生了很多積極的變化。如果說，以前國會主要是按照國家法律程序把黨的文件規范化的話，那么現在，有許多問題政治局并不事先做出決定，而是提出大方向，讓國會來討論決定。當有些問題在國會有不同意見時，政治局也要做出修改。也就是說，國會越來越有實權了，這也表示人民越來越可以當家作主了。另外，各級黨委也越來越減少對國家行政的干涉和不必要的限制，不再對具體的指標和措施進行決定。各級政府機關自行決定計劃和具體措施方案。因此，國會、政府以及各級人大和地方政府的活動減少了被動性，只是強調要與黨的方針保持一致。

　　今后，要改革黨的領導方式，首先就是要改變黨按照強制、包辦和代替政府的方法來領導和管理國家，黨要正確執行自己的領導職能，而不是包辦和代替國家職能;其次，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承認法律是至高無上的，不能把各級黨組織的主張置于各級政府機關的法律法規之外，這是革新黨對國家的領導方式的基本內容，是把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建設成為法權國家的首要條件，同時也是當前這個階段加強黨的領導作用、提高國家管理效力的一個重要措施。

　　阮曰通(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秘書長)：擴大民主的嘗試很成功，會繼續下去

　　行政系統革新的最新情況在部門方面，現已在15%的范圍進行試點，撤銷市各(市)區、縣級人民議會和(市)區級政府(保留鄉政府)，這些部門的職能轉給(市)區、縣人民委員會來負責;職務方面，鄉級的黨委書記和鄉長由一人擔任，各個部門(包括國有企業、黨政部門機關和軍隊)的機關首長兼任黨委書記，或者至少由第二把手擔任黨委書記。由于黨政職務一體化這個問題很敏感，為了慎重起見，先進行試點之后逐步在全國推廣。

　　對于黨政一體化是否會導致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中國已經這么做了，總書記、國家主席兼任軍委主席，事實證明沒有問題。

　　關于越南民主化加快是否將削弱黨的領導力問題，越共強調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民主要建立在紀律、紀綱之上。越共不僅強調提高“民主”，同時也強調“集中”，二者同時提高，同樣注重。

　　越南的政治模式是：黨領導+國家管理+人民做主。人民的權利通過國會得以實現，國會是由黨領導的，黨的指導思想通過政府中的各級黨組織進行貫徹。而且，擴大民主的嘗試已經進行兩屆了，沒有出現問題，成功了，所以我們要繼續下去。

　　擴大了民主和民眾的參與的同時的確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某些領導為了自己得票率高，面對一些問題不敢去解決，不敢批評，擔心別人不給自己投票，因此不能做到胡主席提出的“領導干部要敢說、敢干”的要求。所以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說這不是“選舉”而是“選計”!總之，民主是要擴大，但要擴大到什么程度，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定，我們正在探索。

　　范文德(越南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所長)：黨政一體化要注重完善監督機制

　　對于黨政一體化是否會導致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大家的確也有這方面的擔心。如果能選到德才兼備的人來同時兼任黨和行政部門的最高領導，就能避免兩人因為意見不一而互相扯皮的問題，辦事效率就會提高;但是，如果選出來的人不具備應有的素質，那事情就更糟。因此，一方面要通過選舉制度的改革，真正選出德才兼備的人，另一方面還要注重完善監督機制。

　　關于越南建設公民社會的爭論

　　杜懷南(越南社科院前任院長)：建立公民社會是越南的努力方向。但由于觀點還不一致，越共十一大未提及公民社會的問題。但在實際中，越南將會按照建設公民社會的目標來操作。

　　楊春玉(越共中央黨校教授)：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已就建立公民社會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見。

　　武大略(越共智囊團成員、原總理顧問小組成員)：我們不允許討論公民社會問題。在當前階段，越南還需要共產黨的集中領導，過分強調民主將什么事也辦不成。

　　越南理論家們都明確表示：越南提倡的公民社會與西方的反對黨具有不同性質。越南公民社會存在的前提是，不允許反黨、反政府，而只能幫助黨和政府完善管理，揭露社會生活中一些社會弊端，并公之于眾，從而防止某些下級單位和個人為了應付上級機關的檢查而蒙混過關，其目的是協助黨和政府，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保證人民群眾的利益，以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古巴：經濟模式更新的理想與現實

　　古巴，西半球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革命理想主義的勝地。悉數古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歷史，這個面積近11萬平方公里、人口超1100萬的加勒比島國先后經歷了1959-1975年的社會主義道路探索時期、1976-1989年的社會主義調整時期、1990年至2006年蘇東劇變后的和平時期特殊階段以及2011年以來古共六大開啟的社會主義模式更新階段。封鎖、自然災害、物資匱乏、體制僵化、效率低下……

　　2011年4月16日至19日，古巴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紀念吉隆灘戰役勝利50周年和古巴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50周年。這是自1997年古巴共產黨召開五大以來的首屆黨代會，也是古巴實現最高領導權順利交接以來的第一屆黨代會，因此格外引人注目。2011年召開的古共六大旨在研究古巴經濟與社會模式的創新與調整，會議通過了將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指引古巴社會主義模式“更新”的《黨和革命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綱要》。作為古巴建設社會主義未來的發展大計，《綱要》的重大意義與深遠影響不言而喻。古巴六大的成功召開，昭示著以經濟模式更新為主線的古巴新一輪社會主義改革正式拉開大幕，古巴革命50多年來(尤其是蘇東劇變后的20多年來)累積的各種矛盾與危機將再次面臨時代考驗與人民的抉擇。

　　契機：古共六大開啟古巴社會主義模式更新

　　1990-2006年，古巴進入“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在這近20年的時間里，古巴始終致力于克服古巴革命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有學者將這一階段分為四個時段。第一時期(1990-1993年)，是“危機管理”階段。第二時期(1994-2002年)，被視作“復蘇”時期，更有甚者認為是“不可逆轉的經濟復蘇”時期，但現實卻不太樂觀。第三階段(2003-2007年)，以開展“思想戰”為特征。第四階段(2007-2012年)，被視為古巴社會主義模式更新的醞釀和啟動階段。2007年7月26日，古巴新一代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主席對古巴經濟形勢做出了深刻洞察，提出要毫不懈怠地推進批判與創新意義上的結構變革與思想變革。2011年，伴隨古共六大的召開和綱要的通過，古巴進入了社會主義模式更新的歷史新階段。

　　2011年4月16日至19日，古巴共產黨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從古共“五大”到“六大”的十四年間，古巴社會政治形勢保持平穩，古巴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較為鞏固，但經濟領域的狀況卻不容樂觀。進入新世紀以來，古巴年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古巴主要出口產品鎳礦價格持續走跌，出口外匯收入銳減，訪古旅游人數急劇下降，僑匯收入也面臨較大損失，而古巴亟須大量進口的國際糧食與食品價格卻接連攀升。2008年，古巴經歷了3次大規模颶風災害，近百億美元的損失使古巴財政狀況雪上加霜。面對國民經濟的嚴峻形勢，古巴政府意識到，一場深入而廣泛的經濟調整勢在必行。

　　古巴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重點指向經濟領域，旨在討論與制定古巴經濟與社會模式更新的大政方針與具體政策。內含313項條款的《黨和革命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綱要》(下稱“《綱要》”)共計12章。《綱要》在闡述古巴經濟模式更新的性質與目的時強調，古巴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斷完善和“更新”經濟與社會模式，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在經濟制度、體制和機制方面，《綱要》指出古巴未來仍將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導，并適當考慮市場因素的作用;逐步實現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適度放權，賦予國有企業更多自主權;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力圖調整就業結構，削減國有部門崗位，減少國有部門冗員，擴大非國有部門的就業崗位，鼓勵更多私營經濟，擴大個體戶、承包、租賃、合作社、外資等所有制形式，擴大個體勞動者的活動范圍，并向其提供銀行貸款，允許其進入原材料批發市場等。在利用外資及金融改革方面，《綱要》指出應繼續吸引外資、尋找資金來源以遏制生產部門的資金流失;重新調整外債償還期，嚴格履行償債承諾以改善誠信;建立更加先進的金融體制，嚴控貨幣政策，逐步取消貨幣雙軌制;向個體戶和居民發放貸款等。

　　在產業政策方面，《綱要》強調高度重視農業發展，深化農業改革，積極推進土地承包制，給農業以更大的自主權，力圖減少古巴農業對進口的依賴，促進商品和勞務出口的增長等。

　　在居民生活與社會保障方面，《綱要》指出古巴將繼續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和全面免費教育，逐步取消低價定量供應日用品和食品的購貨本制度，削減不必要的社會開支和政府補貼，放松對居民買賣房子和汽車的限制等。

　　會議選舉產生了由115人組成的新中央委員會，其中勞爾·卡斯特羅任第一書記。勞爾·卡斯特羅還代表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在古共六大上發表了中心報告，報告圍繞《綱要》主旨，就古巴未來經濟與社會變革的路徑及突破口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勞爾指出，自2010年11月9日公布《綱要》草案后，古巴全國近891萬黨員和群眾參與了草案的討論，300萬人先后在163萬次各級會議中發表了數十萬條意見。根據黨內外群眾和古共六大近千名黨代表的民主討論和集中表決，大會保留了原291項政策中的94項，16項并入其他政策，修改了181條，新增36項，最終形成了313條指導性意見。綱要的大部分內容集中在社會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領域，占綱要的50.9%。75%的民眾意見集中在建筑、住房、水利資源、交通運輸和經濟管理模式等五章中，尤其是對取消貨幣雙軌制、價格政策、教育質量、逐步取消購貨本、住房的交換、買賣和租賃等內容討論得最為熱烈和仔細。

　　2011年7月，為確保落實《綱要》，古巴政府成立了“促進和落實《綱要》委員會”， 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古巴部長會議副主席馬里諾·穆里略任委員會主任。委員會旨在指導和協調《綱要》的法規編制、具體實施、宣傳及干部培訓，并向古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古巴部長會議匯報《綱要》的年度落實情況。委員會制定的《落實〈綱要〉計劃(2011-2015年)》對更新的路徑和步驟做出了統一規劃和安排。

　　2011年12月21日古共中央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古巴共產黨六大《綱要》落實和發展常務委員會向大會提交了《綱要》落實辦法。會議強調古巴共產黨反腐斗爭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并查處了一批腐敗案件和人員。

　　2012年1月28-29日，古巴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該會是古共六大的歷史延續。會議重點討論了古巴共產黨的黨建問題，明確了古巴共產黨未來的工作方向和目標，力圖從黨的領導、組織和思想政治上確保經濟模式更新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與執行。代表會議正式通過了《基礎文件》草案(2011年10月公布)的修訂版——《古巴共產黨工作目標》(共100項，比原草案增加了3項)和《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關于黨工作目標的決議》兩個重要文件。

　　《古巴共產黨工作目標》包括黨的基礎、序言、第一至第四章。“黨的基礎”指出，古巴共產黨是古巴社會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力量，是革命的合法成果，是有組織的先鋒隊;古巴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黨，是馬蒂思想的黨，是古巴唯一的政黨，其主要使命是團結所有的愛國者建設社會主義，保衛革命成果，并為實現古巴和全人類的公正理想而繼續奮斗。“序言”指出，古巴共產黨第一次代表會議的任務是以客觀和批判的視角來評價黨組織的工作，并銳意革新黨的工作，使其與時俱進。第一至四章對黨的工作方法及作風、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干部政策、黨團及黨群關系分別進行了闡述，并強調要轉變思想觀念，克服教條主義和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積極開展反腐斗爭，推進黨政職能分開，從基層選拔優秀干部(尤其是婦女、黑人、混血種人和青年干部)。

　　《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關于黨工作目標的決議》強調，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是密切聯系群眾、保持行動一致的必要前提，黨的基本路線是通過思想政治工作，捍衛古巴社會價值和民族團結，鼓勵人民積極參與決策，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決議授權古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等，修改黨的章程、黨的組織結構和相關規定。勞爾主席在閉幕式上再次強調，古巴將堅決捍衛一黨制，勇于直面歷史錯誤，實行最多連任兩屆、每屆五年的黨政領導干部任期制，與腐敗斗爭到底，力行黨政分開，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嚴防美帝國主義的顛覆滲透等。

　　轉機：在經濟模式更新中謀發展

　　有古巴學者把始于2007年的古巴經濟模式更新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07年夏到2010年11月公布經濟與社會政策綱要草案;第二階段是綱要初稿的討論過程到古巴六大的通過;第三階段是綱要的實施即社會經濟模式更新的啟動階段;第四階段可從古巴共產黨和政府高層近期的公開講話中得出信息，古巴擬把經濟模式更新從克服危機的權宜之計上升為國家未來發展的整體戰略。古巴領導人指出，“我們的經濟模式更新不僅僅是為了生存，為了消除當前古巴社會結構與政府職能上的錯誤，而是為了實現模式運行的現代化，創新發展戰略，使其既能肩負鞏固社會主義的歷史大任，又能助力古巴成功融入國際社會。”

　　在模式更新的第一階段，古巴政府出臺的若干措施旨在加強與改善制度建設，取消影響古巴居民日常生活的各種限制。改革重點包括：(1)加強制度化建設，包括國家與政府機構的重組;(2)根據古巴現有資源調整經濟計劃;(3)制定相關政策措施，優先促進經濟增長、多元化發展和進口替代;(4)調整投資政策，促進投資的整體性，避免資源浪費和低效利用。改革的具體措施包括：(1)重新分配可支配外債，重點扶持短期內對國際收支平衡影響較大的領域;(2)重新安排外債償還期;(3)推進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農牧業領域頒布了第259號法令，允許農民承包閑置土地，承包期限為10年，以促進農業生產、減少糧食進口;(4)繼續開展能源革命，重組全國交通運輸運力;(5)布局和啟動關涉古巴未來發展的戰略性產業投資;(6)為減輕國家負擔，對國營食堂職工和國營運輸企業的工人試行下崗分流，向私人運輸車輛和客運出租車發放許可證。

　　圍繞《綱要》的討論與制定，古巴上下就既有改革的成效、問題和未來更新路徑進一步達成了社會與政治共識。這場古巴國內空前廣泛和深入的改革大體可歸納為以下三個主攻方向:

　　(一)減少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干預，對所有制結構和經濟管理方式進行必要的改革與調整。(1)政府將閑置的國有土地承包給合作社或個體農民。截至2011年年底，原閑置農地的80%已承包給17萬戶農民及合作社，仍有約200萬公頃的土地閑置。(2)為提高國有部門經營效率，減少冗員，古巴政府從2010年9月起對國有部門(包括各部委及其下屬單位和國有企業)約50萬人實施下崗分流。由于政策推行過程中受到較大阻力，目前這一政策已放緩步伐。(3)鼓勵個體經濟的發展。古巴政府在176項經濟活動中放寬了對個體經營的限制，并向個體經營戶發放貸款。僅2011年一年，共頒布了政府與個體戶相關的10項法令和60多項決定。例如，將數百家原國有理發店、美容店(三個座位以下)、各種修理店及照相館等交由原單位職工承包經營;允許個體戶經營小商品、部分農產品(主要是蔬菜、水果)零售業務。(4)削減不必要的公共事業補貼，減少憑購貨本低價配給的消費品數量。

　　(二)重組國家機器，促進國家行政機構的現代化。重新設置部委結構，建立新的制度與法規，通過間接手段調控國民經濟，使國有經濟保持最大限度的獨立。2011年8月1日，古巴全國人大通過決議，決定在新設立的兩個省阿爾特米薩省和馬亞貝克省搞試點，進行行政改革，將省政府與省人大原議行合一的行政管理分開。在精簡政府機構方面，古巴政府又先后于2011年9月和11月將糖業工業部和郵電總局改制為企業集團。2012年10月，輕工業部和鋼鐵機械工業部合并為工業部。2012年11月29日，設立能源和礦業部，取代原來的基礎工業部。2013年2月15日，撤銷民用航空委員會，將其并入交通部。2013年年中，古巴政府在保留原外貿部的同時，決定成立由12個外貿企業組成的外貿企業集團，負責商品與勞務輸出，醫務人員勞務出口由衛生部企業負責。至此，古巴已成立了包括航空、電力、石油、鎳、鹽、化工、輕工、冶金機械、食品、糖、藥品等部門在內的12個企業集團。

　　(三)解除限制古巴居民機會的各種禁令，如放開私人購車、購房市場，頒布新移民法，改善居民生活狀況，促進私人投資等。2011年9月28日，古巴政府頒布法令，解除了私人買賣汽車近半個世紀的禁令。同年11月初，古巴政府宣布允許住房買賣和轉讓，允許銀行向個人發放小額貸款，并決定給個人建房或修房有困難者發放補貼。自2011年12月1日起，政府取消國家對農產品收購后銷售的壟斷，允許農民直接將農產品銷售給旅游飯店或旅游公司。允許向持有可兌換比索(類似外匯券)的古巴普通居民銷售手機、電腦、DVD機、彩電等商品。允許古巴本國公民入住涉外旅游飯店(需支付可兌換比索)。2013年1月14日，古巴新的移民法案正式生效，新法案簡化了古巴公民的出境手續，規定只需出示有效護照及目的地國簽證即可自由離境，公民境外逗留期限從11個月延長至24個月，從而真正使古巴的移民政策和程序合乎國際慣例。

　　2013年7月7日至9日，古巴第八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對古巴經濟模式改革的進展情況進行了全面梳理，同時也提出了諸如取消貨幣雙軌制和國企改革即將試水等努力方向。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在大會上指出，在近20年特殊時期里形成的誠實、正派、知恥、自尊、正直等道德和公民價值觀正日益遭到損害，一部分人將這些問題看作是正常行為，使得很多違法亂紀現象褻瀆了保證人們和諧生活的法律和法規。勞爾進一步強調，違章搭建、非法商品和服務交易、非法屠宰和偷盜牲畜、森林資源砍伐、短缺產品囤積和高價倒賣、收受賄賂和好處以及信息安全領域的違法違規行為都應包含在打擊對象中。此外，勞爾還呼吁抵制那些“擦邊球式的行為”，如在不同文化水平和年齡層的古巴民眾中都存在使用下流粗俗語言的現象。勞爾認為，這些違法行為和陋習對民眾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造成了極大傷害，而古巴的社會發展需要一個長期穩定有序的環境，家庭和學校在傳播和教導道德價值觀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行政、司法等部門也應以身作則，加強這些機構在社會中的權威，為公民樹立典范。勞爾還表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承認問題，找出原因和產生問題的條件，找到解決方法的路可能漫長艱辛，需要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參與。勞爾還宣布，古巴將進行國企改革，調動每一位古巴公民從事正當職業的積極性，重新確定社會主義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勞爾指出，古巴現行的社會經濟模式需要長期保持遵守秩序、紀律和要求的氛圍，包括警察局、審計部門、紀檢部門和法院等在內的國家政府機構應當在遵紀守法中起到表率作用。

　　在古巴第八屆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閉幕式上，古巴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馬利諾·穆里略作為古共六大決議實施委員會主任，就六大決議的執行情況做了重要報告。穆里略表示，古巴經濟模式更新已進入國企改革的攻堅階段，給予國企更多自主權是這一階段的重要目標，古巴模式更新的成敗在此一舉。穆里略進一步指出，當前古巴國有企業尚屬計劃經濟范疇，企業所有利潤都須上交國家，而進一步的投資和員工工資及福利都由國家發放;更新后，古巴將進一步開放市場，效益好的企業可保留50%的利潤作為生產投資，而連續兩年無法有效盈利乃至虧損的企業則會被撤銷重組。

　　危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啟動經濟模式更新并非古巴政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古巴經濟由來已久的內生性矛盾才是促使古巴政府下決心大力改革的根本原因。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爆發危機前的很多年，古巴經濟就已陷入了嚴重的效率低下和外部依附(尤其是資源和金融依附)的增長瓶頸中。不幸的是，古巴同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體化進一步加深了古巴的技術依附，使古巴同世界領先科技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外部援助的驟停加速了古巴重新融入復雜國際經濟環境的緊迫性，而此時的古巴經濟體系明顯準備不足。除個別領域外，古巴物資生產水平已遠遠落后于生產率的增長，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外部投資不足，經濟效率低下。古巴經濟外部失衡加劇，意味著任何有關經濟增長的努力都難以逃脫同期進口非均衡增長的厄運，繼而加速生產能力的下滑。例如，1994-2010年間，商品生產對經濟增長的累計貢獻率僅為10.3%，而該部門卻吸納了就業市場三分之一的勞動力，足見生產力的匱乏。另一方面，近20年來，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經濟效益持續惡化，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農產品運輸、包裝、加工等環節的效率低下使古巴農業在豐收時節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同世界平均水平和周邊國家相比，古巴農業種植的大部分基礎作物產出不足,農業生產效益偏低。如果考慮到政府對農業的科學投入，該部門的效率問題愈加突出。這種情形不僅體現在主要供應國內市場的農產品上，甚至蔓延到主銷國際市場的蔗糖和咖啡等產品上。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的、適合古巴國情的激勵機制，古巴大面積土地的利用率極低。土地閑置問題嚴重，80%的國內糧食消費依賴進口，約占古巴年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一，嚴重威脅到古巴經濟的外部均衡和國家糧食安全。農業滯后導致古巴農民收入不足，基本生活困難，農村人口外流嚴重，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

　　盡管對古巴服務業的討論較多，但古巴第三產業仍難以成為生產部門的有力補充，反而還加劇了古巴經濟的比例失調。服務業的擴張嚴重依賴于社會與個體服務領域就業人數的集中和增加，且服務業亦游離于國民經濟的主要生產鏈條之外(2009年，服務業43%的就業與生產部門脫節)。甚至包括古巴服務業的主要出口創匯部門——對外醫療服務，都難以創造充分的溢出效應，以刺激國內就業和中間需求。另一方面，生產服務業(金融、法律、技術、咨詢等)發展乏力，專業化程度較低。這種現狀同古巴經濟體制的自身特點密切相關，即國民經濟價值鏈結構中的垂直僵化問題。同其他國家服務業的典型特征不同的是，古巴服務業的橫向聯系也發展滯后。總體上看，關鍵領域的資源配置高度集中，經濟決策隨意性大，進而否定了古巴發展先進金融體系以提高資金利用率、促進生產的必要性。

　　古巴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還受到下列因素的嚴重干擾。首先，雙重貨幣體制和并行背離的多市場格局導致商品價格及匯率混亂，價格體系扭曲失真，經濟決策缺乏參考。其次， 外匯收入高度集中于個別部門和企業，導致再分配領域分化加劇。此外，貿易活動的監管機制決定了古巴經濟主體不同于國際貿易的一般趨勢和實踐。從總體上看，這一現象使國際價格難以成為古巴國內價格形成機制和投資機制的補充性參量，尤其是在國內市場高度扭曲的情況下。

　　古巴經濟的另一個消極因素在于生產鏈接領域。其主要原因包括地區與地方缺乏替代發展動力、生產性服務業與金融服務業發展滯后、用于知識分享的信息通信基礎設施薄弱、雙重貨幣體制、中央行政機關結構與功能設置不當、所有制及管理方式單一及黨政不分等。尤其是最后一個因素，嚴重阻礙了市場在促進產品專業化、提高生產力方面的作用。上述原因導致古巴國內市場分散化，繼而人為降低了經濟發展的牽引力，明顯削弱了特定經濟活動的溢出效應。

　　2007年，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使改革成為古巴絕境逢生的唯一出路。國內自然災害頻發，颶風旱災損失嚴重，而國際方面，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影響，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一落千丈，獲取國際信貸難上加難，美國在貿易、金融、傳媒、信息等領域的經濟封鎖依舊，古巴國民經濟效率低下的問題愈發突出。上述負面因素直接反映在國內生產總值上。2008年至2011年，古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4.1%、1.4%、2.1%和2.7%。國家財政赤字超過了3%的允許范圍，介于6%、5%和3.8%之間，因此古巴政府于2008年開始調整和出臺新的稅收政策，為扭轉財政失衡局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逐漸取消補貼、通過新的社會保障法、將女性和男性退休年齡分別延長至60和65歲、重新調整和界定古巴中央行證機構(OACE)的職能、減少投資和進口、嚴格實施節約能源政策。

　　自2006年勞爾·卡斯特羅主政古巴以來，古巴國民經濟長年積累的歷史性與共時性矛盾引起了古巴政府的高度關切，并由此引發了古巴關于未來改革的全民大討論，古巴各界對古巴社會主義模式更新的歷史必然性與必要性日益達成共識。

　　爭鳴：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古巴社會主義

　　當前古巴經濟模式更新不僅面臨經濟管理與領導方面的復雜挑戰，還面臨著體制機制、社會、政治及地緣環境方面的諸多考驗。經濟模式更新的嶄新歷史課題對古巴社會主義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么?契機能否轉變為生機?挑戰能否演化為機遇?

　　(一)改革具有歷史必然性

　　此輪古巴社會主義模式“更新”既是半個世紀以來古巴社會主義建設內在邏輯的歷史延續，也是古巴社會主義為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作出的時代選擇。

　　1.古巴改革是古巴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創新

　　前古巴駐華大使卡洛斯·米格爾·佩雷拉，在《古巴特色的可行的社會主義》中強調，古巴革命不是外力強加的，而是古巴人民根據自身國情做出的歷史性選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古巴社會主義必須在 “延續”的基礎上尋求“變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袁東振認為， 2006年以來的新一輪改革，雖然沒有預期的激烈，但仍然逐漸放開了一些限制，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陸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舉措，古巴的“改革”是困難時期被迫作出的調整或開放，是暫時的“讓步”，具有一定的應急性、階段性特征，因此，困難一旦緩和，政策就會出現反復。

　　古巴領導人認為，“系統的、穩健的調整與修正是必要的，但決不能操之過急。”

　　2.古巴改革是古巴社會主義應對全球化挑戰的時代選擇

　　哈瓦那大學古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嘉圖·托雷斯·佩雷茲通過分析古巴經濟結構性矛盾的歷史成因與現狀，論證了古巴經濟改革的時代必然性。李嘉圖教授認為，古巴經濟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爆發危機前的很多年，就已陷入了嚴重的效率低下和外部依附(尤其是資源和金融依附)的增長瓶頸中。不幸的是，古巴同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體化進一步加深了古巴的技術依附，使古巴同世界領先科技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外部援助的驟停加速了古巴重新融入復雜國際經濟環境的緊迫性，而此時的古巴經濟體系明顯準備不足。除個別領域外，古巴物資生產水平已遠遠落后于生產率的增長，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外部投資不足，經濟效率低下。近20年來，古巴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經濟效益持續惡化，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同世界平均水平和周邊國家相比，古巴農業效益偏低。如考慮到政府對農業的科學投入，該部門的效率問題愈加突出。由于缺乏有效的、適合古巴國情的激勵機制，古巴大面積土地的利用率極低。農業滯后導致古巴農民收入不足，基本生活困難，農村人口外流嚴重，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古巴第三產業難以成為生產部門的有力補充，反而還加劇了古巴經濟的比例失調。此外，生產服務業(金融、法律、技術、咨詢等)發展乏力，專業化程度較低。這種現狀同古巴經濟體制的自身特點密切相關，即國民經濟價值鏈結構中的垂直僵化問題。

　　(二)改革的性質與方向

　　古巴社會主義改革歷史悠長且復雜曲折，此次社會主義模式更新與以往的改革有何異同?如何定義古巴經濟“更新”的性質與特點呢?

　　縱觀古巴革命以來的調整與改革，可以歸結為在兩種關系的調整中尋找出路：一是對外關系;二是生產關系，即計劃(國家) 和市場的關系。廣西大學王承就副研究員認為，古巴“更新經濟模式”是自上而下獨立自主地開展的一場具有古巴特色的不向市場讓步的經濟變革，既堅持社會公平，又追求效率，經濟變革與觀念變革相互交融。

　　1.堅持計劃經濟體制，合理利用市場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徐世澄研究員認為，古巴本次經濟改革力度大、勢頭猛、涉及面廣;它的特點在于首先肯定了社會主義方向，而它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古巴雖以計劃經濟為主，但是同時也開始考慮市場趨勢，通過經濟改革實現所有制的多元化，對今后古巴的發展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副研究員楊建明認為，古共“六大”改革的最重要特點就是強調更新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強調調整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改革更注重內部革新圖強，提高效率，而不再大張旗鼓地強調對外開放和投資的作用，即不再強調對對外關系的依賴;從改革措施來看，大多涉及國內計劃與市場、國家與市場之間關系的調整與改革，不再強調依靠任何外國和外國集團。

　　2.改善民生，助推發展

　　古巴歷史學家弗朗西斯科·洛佩茲·塞格拉(Francisco López Segrera)在《古巴革命：建議、背景與替代選擇》一文中指出，古巴更新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將著力在中短期內解決牽絆古巴經濟的兩大頑疾——雙重貨幣體制和居民收入水平低下。

　　就經濟模式更新中古巴社會政策的延續性問題，古巴學者在《古巴社會政策：新經濟改革》一文指出，古巴革命50年社會政策的基本經驗包括考慮和滿足包括精神和文化在內的人類基本和全面需求、將公平置于效率之上、社會保障全面覆蓋、戰略的持久、國家穩定、對發展(醫療和教育)的高投入、廣泛的社會救助、就業融入、扶貧戰略等，而主要缺陷是勞動者的工資收入低至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因此當前的經濟模式更新應把就業收入問題作為保持社會政策延續性的核心議題，建立就業、社會救助和保障的市政信息系統，促進社區等基層單位的自治發展，推動各層級的社會公平，擴大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建設，改革社會保障系統，定期評估修進社會政策，給予從事生產的弱勢群體特別優惠貸款，推進建立更加靈活的勞動體系等。

　　(三)改革的難點與重點

　　前古巴駐華大使卡洛斯·米格爾·佩雷拉認為，調整收入分配、改革雙重貨幣體制和探索適合古巴國情的社會主義模式是當前古巴亟待解決的問題。

　　而古巴著名學者拉斐爾·埃爾南德斯教授在《古巴改革：當前的變革》中指出，古巴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有日益增加的社會不平等和貧困、權力過度集中、嚴重的社會與人口失衡、機構管理效率低下、基本的消費需求得不到保障、腐敗、自然災害(主要是颶風)與流行病、美國對古巴的干涉等，而古巴戰略調整的重心包括革新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深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模式、建立支持新憲政秩序的共識。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楊建明副研究員認為，古巴經濟困難的最根本原因是官僚主義和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國民經濟長期缺乏活力。因此，古巴此次注重內部改革，通過一些市場的方式解決效率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大幅裁減國有企業冗員的方式把一大批人和企業推向市場，引導國有企業形成現代企業制度，形成一批非國有經濟體。

　　古巴學者卡米拉·皮涅羅·哈內克認為，古巴經濟模式更新應重點推進合作社的改革創新，盡管在一些部門和領域已開始試點和推廣合作社經驗，但現有的合作社實踐還處于良莠不齊的階段，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應盡可能為合作社的發展提供政策保障，趨利避害地引導合作社發展符合自身特點的組織文化，鼓勵相關人員和機構探索新的合作社實現形式，尤其是承租國有資產并雇有三個以上勞動者的個體經營者。

　　中國學者徐世澄認為，古共六大后，古巴國內最顯著的變化包括大幅減少國有部門冗員、個體戶激增、逐漸取消計劃供應購物本、允許承包土地、為私人買賣住房、汽車開綠燈等，除經濟封鎖、國際金融危機等外部挑戰外，高層領導人齡偏高和經濟增長緩慢、老百姓吃飯難是古巴面臨的主要問題，尤其是自2009年以來，古巴經濟增長率均未達到預期指標且均不到拉美地區經濟增長率的一半，對委內瑞拉的石油經濟依賴嚴重。

　　此外，反腐敗也是古巴經濟模式更新不得不直面的挑戰。古巴反腐敗斗爭形勢嚴峻，是經濟模式更新必須要打的一場硬戰，腐敗的本質是以權謀私。

　　(四)改革的意義與前景

　　就2011年4月古共“六大”召開的歷史意義，徐世澄研究員認為，大會確立了以勞爾為第一書記的新黨中央領導班子，宣布實行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取消了事實上的終身制;健全了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和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大會就“更新”經濟和社會模式的《綱要》，統一了思想，達成了共識，為古巴未來的經濟變革確定了方向。與此同時，古巴經濟與社會模式的“更新”依然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例如削減“鐵飯碗”遭抵制、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物資匱乏、官僚主義等。因此，“更新”路途不可能一帆風順。

　　荷蘭拉美裔學者安東尼奧·卡莫納·巴埃茲認為，古巴經濟模式更新旨在捍衛社會主義的發展成果，無論是古巴共產黨還是古巴政府仍將繼續以管理者、分配者而不是生產者的身份，繼續為古巴人民的集體需求提供物質基礎，對比新自由主義改革，由公司結構統治的全球生產與分配體制在古巴小規模經濟體內是難以實現的。安東尼奧進一步指出，盡管古巴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調整，但以國家和市場關系為中心的古巴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卻從未動搖，古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核心特征仍然是最重要的，國家在公私部門配置資源、生產與再分配過程中的至高無上足以解釋古巴經濟模式更新為何不會帶來古巴國內的激進轉型、社會主義制度的放棄、黨及國家機器的解體。

　　美國安默斯特學院政治學教授哈維爾·克拉雷斯(Javier Corrales)認為，古巴的發展困境在于在促進平等與改善人力資本的同時經濟增長滯后，對產權與政治權利的損害是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對古巴政府而言，平等與人力資源是古巴政府關切的重點，也是古巴引以為豪的地方，但沒有增長的平等會嚴重制約古巴社會主義未來的成長性。哈維爾教授進一步指出，古巴近期的經濟改革將直面“有平等、無增長”的發展窘境，六大公布的古巴社會經濟發展綱要首次對古巴的發展瓶頸做出了內源性分析，盡管古巴領導人意識到了古巴現有模式的缺陷，但對產權和政治權利的放開仍有所保留。此輪古巴社會主義“更新”將有助于古巴貧困的減少，但無法徹底終結古巴“有平等、無增長”的發展困境，它將成為古巴歷史上持續時間較長的改革與調整期。

　　楊建明認為，古巴改革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古巴史上改革的反復性、社會福利體系的不穩定性、不同政見者的干擾、美國對古經濟封鎖等都將成為制約古巴社會主義更新的負面因素，要充分估計古巴改革的復雜性與曲折性。

　　關于美古關系的現狀與未來，古巴著名學者埃爾南德斯教授指出，目前美古關系并沒發生實質性變化，美國對古巴政策有變化但并不大。兩國在自然科學、反毒等方面有一定合作，若兩國關系正常化，古巴的改革進程必定會受到推動。

　　(五)改革的國際借鑒與比較

　　波蘭前副總理、學者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認為，在劇烈變化的全球化時代，為避免古巴國內陷入混亂、災難或是再次淪為美國的半殖民地，古巴應努力構造一個特殊的加勒比式的社會市場經濟，古巴經濟既要實施價格放開，適當地調整工資和收入，又不能失去良好的社會保障和人力資本體系投資。

　　古巴哈瓦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胡里奧·迪亞茲(Julio A. Díaz Vázquez)在《古巴是否適用中國模式與越南模式?》一文中指出，中國模式與越南模式的有效性證明了非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可行性，兩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趨利避害的有益探索值得肯定，盡管市場經濟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其負面產物亦不容姑息。在經濟方面，中越兩國的改革均始于農業生產關系的調整與創新，如何實現農業自主發展和糧食安全是值得古巴重點借鑒的地方。政治改革方面，古巴應學習中越兩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精神，克服舊體制的官僚主義，努力營造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發展環境。面對中越兩國的改革成就，胡里奧·迪亞茲強調，古、中、越三國在地理、人口、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古巴不能照搬中越模式，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古巴唯有抱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才能促增長、謀發展。他在《古巴經濟模式更新——學中國還是學越南?》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繼中國改革開放、越南經濟革新后的古巴經濟模式更新，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潮流的積極延續，但應充分考慮到古巴與中國、越南在地理、社會文化和自然歷史方面的巨大差異;中國、越南選擇接受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并參與國際競爭，而古巴地處世界經濟的外圍拉美地區，且嚴重受制于美國的經濟封鎖;中國、越南的農業經濟，大部分居民居住在農村，而古巴卻有75%的居民生活在城市，人口和領土面積與前兩者差異較大，而內部的差異和分化沒有中國和越南大;古巴與中國、越南分屬不同文化圈，古巴的民族文化根植于西方傳統，在家庭結構與傳統上迥異于中國與越南;而在市場經濟方面，中國分階段走，越南沒有中間環節，古巴僅提出引入市場因素，探索具有復合經濟特征的計劃經濟，離市場經濟還較遠;古巴應學習中國、越南改革漸進的思路，克服家長式的社會經濟行為和政策，努力建設法治社會，尤其要重視農業生產方面的經驗，以解決古巴糧食安全問題，但同時也應避免中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思想問題。

　　2013進行時：經濟模式更新的陣痛與選擇

　　進入2013年以來，古巴經濟模式更新的步伐依然不減，高層人事接連調整，經濟舉措密集出臺，多元外交縱深發展，普通民眾的工作與生活也隨之發生著巨大的起伏與變化。

　　(一)推行領導干部任期制和執政結構年輕化

　　1.舉行市、省、國家三級人大選舉

　　2012年10月至2013年2月，古巴先后舉行了包括市級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省級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在內的三級選舉。2012年10月至11月，古巴通過兩輪市級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169個市級行政單位的1.45萬名市級代表。2013年2月3日，古巴800多萬選民通過等額選舉方式，選舉產生了15個省級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1296名代表和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612名代表，約三分之二的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代表將被替換。

　　2013年2月25日，古巴舉行第八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通過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人大領導班子，并選舉產生了包括國務委員會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在內的、由31人組成的國務委員會。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是古巴最高權力機關，享有修憲和立法權，每屆任期5年。勞爾·卡斯特羅再次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勞爾·卡斯特羅提議修改憲法，實行古巴國家領導人任期制度化，并明確表示這將是他最后一屆任期。

　　2.召開古共中央七中全會

　　2013年7月2日，古共中央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決定對中央委員會組成進行了較大人事調整。勞爾強調，古共領導人應看到問題，并預見未來，站在模式“更新”的最前列，尋找困難的真正原因，并發動群眾應對問題，這是黨的主要任務。

　　這次被解除職務的5位中央委員分別是原古巴全國人大主席阿拉爾孔，原國務委員會秘書、科技部部長米耶爾，原中央書記處書記米薩埃爾，原小農協會主席盧戈和原共青盟第一書記柳德米拉。全會還決定新增11名中央委員，其中7名是現任省委第一書記，另4名分別是共青盟第一書記克雷斯波、小農協會主席岡薩雷斯、保衛革命委員會全國協調員米蘭達和古巴駐委內瑞拉大使波朗科。

　　這次被免職的5名中央委員，有的年齡較大，有的年齡并不大。盡管勞爾在全會上說，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犯了什么錯誤或有什么可指責的行為，但可以肯定事出有因，原因尚有待進一步觀察。

　　(二)實施新稅法和新移民法

　　1.啟用新稅法

　　自2013年1月1日，古巴實行全面稅收制度，這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并廢除全部稅收制度以來的第一部全面稅法。古巴媒體稱，政府相關部門研究了包括中國、越南、委內瑞拉、巴西、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國的稅收制度，同時考慮了古巴的實際情況，制訂了包括遺產稅、環境稅、消費稅、交通稅、農場土地稅、多種許可費用等19項內容的古巴新稅法。這項新稅法主要針對個體戶和小型企業主以及農場主。根據規定，年收入達到1萬古巴土比索，約合400美元的人，將會被征收15%的所得稅，而年收入達到5萬古巴土比索，約合2000美元的古巴人，將會被征收50%的所得稅。同時，古巴1994年通過的個人所得稅浮動標準在新的規定當中依然有效。新稅法中也包括了一系列減稅規定，以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古巴政府期待新稅法能給國庫帶來更多收入，并計劃用有針對性的福利替代目前實行的津貼。古巴政府表示，在舊經濟模式下，負責全國90%以上經濟活動的國有企業將所有收入交歸政府，政府再給公司分配物資，而稅改要求大型國有企業逐漸脫離政府部門的干預，變得更加自主。新稅法還會根據政府每年的年度預、政府部門執行情況等進行調整。

　　比照新稅法征稅規定和古巴民眾的實際收入水平，新稅法對普通勞動者影響不大，主要是針對古巴改革開放中包括個體戶、私人企業主在內的一些收入增加較快、較多的群體增收稅收，旨在增加財政收入，調節居民收入分配。

　　2. 實施新移民法

　　2013年1月14日，古巴新移民法正式生效。根據新移民法,古巴公民只需出示有效護照及相關目的國的簽證即可出境。此前,根據1976年的移民法,古巴實行嚴格的出國限制制度,公民在獲得外國簽證后必須到內政部辦理手續繁瑣的“白色出境許可”方能獲準出國旅行、探親或留學等。

　　此次移民法的修改幅度和力度較大。廢除了1961年第989號法律,該法律規定對移民國外者的財產予以沒收,權利予以剝奪;出國者在國外逗留期限由11個月延長至24個月,歸國探親的逗留期限由90天延長至180天;允許在1994年古美移民協定簽署之后非法偷渡的移民回國;參加官方代表團出訪的有建樹的醫生和運動員在“叛逃”滿8年后也可以回國探親。為防止國家人才流失,新移民法規定,國家高級干部出國須經國家干部委員會審批。企業負責人、國家重要部門的干部、參與重大科技項目的科研技術人員、參與醫療衛生重要服務項目的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取得重要成績的運動員和教練員等,出國需履行審批手續。

　　新移民法為古巴居民提供了合法、有序、安全移居國外的途徑，有助于古巴與國外僑民關系的正常化，贏取海外僑民對古巴發展的支持。新移民法還有助于古巴加大對外開放力度，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創造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據初步估計,古巴每年的額外收入有望達到16億美元,相當于每年進口食品的開支總額。

　　(三)積極開展多元外交，為經濟模式更新尋求新的國際援助

　　委內瑞拉是支撐古巴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伙伴，2013年3月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的突然辭世迫使古巴進一步加大多元外交的力度，從而積極尋求更為廣泛和穩定的國際援助。2013年2月底，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的古巴之行受到了古巴政府的高規格接待，俄承諾免除古巴此前的300億美元債務，并對古巴經濟模式更新提供經濟援助。5月，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訪問巴西，巴西宣布擴大對古巴首個“發展特區”馬列爾港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援助。6月17日，古巴二號領導人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在當選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后成功訪華，充分顯示了古巴對古中傳統友誼和戰略關系的重視與堅持。中國、俄羅斯、巴西等國對古投資貿易的擴大無疑為古巴經濟模式更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此外，古巴政府還試圖通過推進拉美及加勒比地區一體化，加強古巴的地區影響力，為經濟模式更新營造良好的地緣環境。2013年1月26至28日，在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簡稱拉共體)首屆首腦峰會上，古巴取代智利成為新一屆拉共體輪值主席國。拉共體于2011年12月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成立，拉美和加勒比各國首腦認為這將使西蒙·玻利瓦爾、何塞·馬蒂等拉美民族獨立英雄關于拉美統一的夢想得以實現。

　　轉型陣痛考驗古巴社會承受力

　　盡管經濟模式更新為古巴居民提供了購車、購房、貸款、投資、創業、出國等新的社會機遇，但囿于傳統經濟結構和體制，古巴普通民眾短期內依然面臨物資緊缺、收入拮據、就業不穩定的現實挑戰和心理考驗。

　　據古巴國家統計局2013年7月6日最新公布的數字，2012年古巴在國有部門工作的職工平均月工資為466比索(折合20美元)，比2011年增長了2.4%。按行業來看，月工資最高的是建筑業，為580比索(24美元);其次為礦業，566比索(23美元);發電、天然氣和自來水業，為522比索(22美元)。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表明，自2006年以來，古巴職工的月工資每年均有所增加，2006年平均工資只有387比索(16美元)。古巴政府承認職工工資水平不高，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仍須憑購貨本定量供應，但教育和醫療始終確保全部公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也曾強調，居民工資不可能大幅提高，工資的增加必須與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和生產率的提高同步。

　　古巴經濟模式更新中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原體制內人員向私營經濟部門的轉移。為解決國有部門大量下崗職工的就業問題，自2010年起古巴政府逐步放寬了對個體戶的限制。截至2013年6月，古巴個體戶已接近43萬戶，個體戶的收入普遍高于國有部門職工。古巴不少前政界、文體界名人都紛紛下海，通過經營飯館、酒吧等自謀生計，而普通民眾的下崗再就業之路則走得更為艱辛和迷茫。

　　面對經濟模式更新大刀闊斧的調整和改革，古巴社會在渴求重生的同時，更承受著巨大的張力和考驗。能否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求得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將成為決定古巴經濟模式更新成敗的重要標尺。無論前景幾何，堅持古巴道路的古巴經濟模式更新都將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有益探索和大膽嘗試。

　　國外社會主義國家的最新探索

　　在全球化縱深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積重難返的國際大勢下，包括中國、越南、古巴、朝鮮、老撾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雖難以獨善其身，但均顯現出了快于世界各國平均增長水平的發展態勢，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抵御系統危機的能力。隨著社會主義國家新一輪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化，“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亟待解答與創新的時代工程。2010年至2013年，越南、古巴、老撾和朝鮮四國執政黨先后召開了黨的代表大會，總結和反思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并制定了符合本國國情的中長期發展戰略與規劃，展現出各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和道路。

　　加強執政黨建設，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堅定社會主義道路

　　當前，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面臨嚴峻挑戰。在2013年6月27日與中國社科院學者進行交流時，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杜進森教授指出：至今，中共執政64年、越共68年，離蘇共74年的執政節點為時不遠，中越兩黨應該高度警惕，努力探討如何避免重蹈蘇共的覆轍，順利跨越蘇共執政74年這個坎兒。杜進森的話實際上表達了社會主義國家學者們的共同憂慮，而學者們的憂慮折射出社會主義各國執政黨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

　　(一)加強執政黨建設和理論創新，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

　　1.越南

　　經過十多年的探索，越共九大正式提出了建立 “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建設“屬于人民、來自人民和為了人民的社會主義法權國家”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目標，并逐步豐富其具體內涵。這是越南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成果，也是其努力構建本國話語體系的體現。

　　在越共十一大召開前夕，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主席蘇輝若主持的、旨在形成越共理論體系的一項國家級重大課題就已經展開，并準備命名為“胡志明時代的發展主說”。但由于理論界對“發展主說”的名稱有不同意見，因而其最終未能寫進十一大通過的修訂后的黨的綱領和政治報告。但是，新綱領對胡志明思想的根源、地位和作用做了補充。據悉，越南共產黨今后還將繼續以胡志明思想為基礎，形成越南本國的理論體系。

　　為了提高越南共產黨應對挑戰的能力，過去一年，越南共產黨從思想建設、機制建設和隊伍建設等各個方面加強黨的建設。

　　首先，越共中央繼續按照四中全會精神推進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越共中央2012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頒布決議，開始在全黨范圍內進行自上而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2012年10月初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政治局集體和一名政治局委員(暗指總理阮晉勇)在大會上承認在工作中出現了錯誤，請求中央委員會給予處分。這些舉措，引起了越南國內百姓的高度關注。

　　其次，越共一直以來對干部隊伍的后備力量機制不全有所憂慮。越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干部儲備機制。2013年7月份，為期4個月的越共首屆高層預備干部培訓班在越南胡志明國家政治行政學院舉行了畢業典禮。這是越共落實越共四中全會和六中全會提出的關于干部規劃和預備干部培訓的有關內容，旨在對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和其他高級職位的干部進行有計劃的培養，使其今后進入領導崗位積累專業素質和政治素養。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在畢業典禮上發表了講話，對培養干部后備力量機制寄予高度期望。

　　2.古巴

　　馬克思列寧主義、馬蒂主義和卡斯特羅思想是指導古巴共產黨和古巴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脈相承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是古巴官方意識形態重要的精神內核，而馬蒂主義和卡斯特羅思想既是古巴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邏輯延續與創新，也體現了古巴民族精神的傳承與升華。

　　何塞·馬蒂(1853-1895)是古巴偉大的民族英雄、詩人和思想家，他深刻的時代洞察力源自其豐富的革命實踐與思考。馬蒂一方面積極投身于解放祖國的革命洪流，奔走于西班牙、美國等地宣傳革命思想，組織革命隊伍，另一方面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筆耕不輟，抨擊殖民政府的罪惡。馬蒂有關建立“自由的、有尊嚴的共和國”、世界平衡、追求社會公正平等及 “我們的美洲”的思想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古巴化的歷史性豐碑，是卡斯特羅治國思想的重要來源。

　　菲德爾·卡斯特羅是領導古巴半個多世紀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杰出領袖，也是20世紀國際舞臺上最具影響力的第三世界領導人之一。自2006年逐漸淡出政壇后，卡斯特羅仍堅持思考與寫作，指導和鼓勵古巴人民科學清醒地認識世界形勢，創新社會主義制度。我國國內出版的《總司令的思考》(2008)、《卡斯特羅語錄》(2010)等集中代表了卡斯特羅思想的最新成果。

　　2012年1月28-29日，古巴共產黨首次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重點討論了古巴共產黨的建設及思想觀念轉變等議題。會議還明確了古巴共產黨未來的工作方向和目標，強調黨建工作的重要性，即從黨的領導、組織和思想上確保經濟模式“更新”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與執行。會議決定，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實行任期制，任期最多不超過兩屆，每屆五年，這意味著古巴將結束事實上的領導干部終身制。

　　3.朝鮮

　　朝鮮勞動黨致力于突破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建立本國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方面，朝鮮認為“馬列主義無法為現實的革命提供現成的答案”，不能教條式地服從馬列主義。

　　另一方面，在反思傳統馬列主義的同時，朝鮮當局強烈批判了與馬列主義競爭的偽社會主義派別。2010 年9月28日，朝鮮勞動黨第三次代表會議決定修改黨章。其中，勞動黨的定義由 “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創建的主體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政黨”改為“偉大領袖金日成同志的政黨”，黨的最終目標由 “實現全社會的主體思想化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改為 “實現全社會的主體思想化和人民大眾的絕對自主”，刪除了“共產主義”字眼。2012年4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第四次黨代表會議修改了黨章，把金日成-金正日主義確定為朝鮮勞動黨的指導思想，會議還選舉了黨中央領導班子，推舉金正恩擔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金日成-金正日主義”包括主體思想和先軍思想。4月13日，朝鮮第十二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的決定，修改后的憲法仍以主體思想和先軍思想作為指導思想。

　　2013年1月25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發布公報，宣布通過《關于建立朝鮮勞動黨支部書記大會機制》決議書，表示將召開第四屆朝鮮勞動黨支部書記大會，并將該大會制度化。公報強調，在主體革命斗爭偉業進入更新更高階段的今天，要強化作為黨的基層組織和基石的黨支部的作用、強化全黨，為社會主義強盛國家建設帶來劃時代轉變。

　　1月29、30日，朝鮮勞動黨第四屆黨支部書記大會在平壤舉行。分析人士認為，此次大會與朝鮮2012年6月少年團大會、8月青年節慶祝大會、11月母親大會等各階層群眾集會屬于同一脈絡，目的都在于凝聚民意，鞏固加強朝鮮內部黨、軍隊和人民的“渾然一體、一心團結”。

　　(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揚社會主義民主

　　1.越南

　　2012年10月，越南國會通過了《對由國會和人民議會推選或批準的領導人投信任票》的決議。根據該決議，越南國會將對由國會和地方人民議會推選或批準的越南政府領導人履行任務的結果、執行權限、政治素質、道德和生活作風投信任票。也就是說，在每屆政府的五年任期內將要進行兩次民意測評，如果兩次達不到半數信任票的，則請其主動辭職或上級給予免職處理。選票分高、中、低三種信任度。如半數以上的國會代表連續兩年對同一名官員投“低度信任”票，這名官員將受不信任投票;若獲“低度信任”票達到2/3，這名官員將立即面臨不信任投票。如不信任投票通過，該官員將被迫辭職或被解職。在國會接受投票的47名官員包括國家主席、副主席、總理、副總理及各部部長等。越南國會6月份投票的結果顯示，主管經濟工作的官員多數獲得低度信任票比例較高，其中總理阮晉勇的低信任票超過30%。

　　筆者認為，越南實行對政府官員投信任票的做法，是越南政治系統革新的又一個嘗試，也是越南沿著建設“社會主義法權國家”路徑走出的一個具體步驟，然而，由于投票機制在制定時就已經留有很大的回旋空間，因此借此達到彈劾官員的幾率幾乎不存在。也就是說，此舉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2.古巴

　　古巴領導班子老化問題突出，2012-2013年這一問題有所突破。古巴通過調整領導班子完成了政權的交接，干部隊伍有所年輕化。古巴同時還著手行政體制的改革，希望通過精簡機構，提高辦事效率，解決腐敗和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

　　2013年2月25日，古巴舉行第八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通過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人大領導班子，并選舉產生了包括國務委員會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在內的、由31人組成的國務委員會。勞爾·卡斯特羅再次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據統計，新一屆國務委員會的31名領導成員中有17位新面孔，占54.84%，其中13名為女性，12名為非裔和混血人種，平均年齡降至57歲。勞爾·卡斯特羅在第八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成立大會指出，要保持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古巴應通過漸進有序的方式，在未來5年內完成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勞爾·卡斯特羅還提議修改憲法，實行古巴國家領導人任期制度化，并明確表示這將是他最后一屆任期。

　　(三)加強反腐和意識形態工作，防范執政風險

　　1.越南

　　貪污腐敗和浪費在越南被定義為“國難”。近幾年來，越南的貪污腐敗問題不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嚴重和突出。在2012年舉行的國會會議上，政府總理阮晉勇承認反腐工作指導委員會存在不足。

　　2012年12月6日，政府反腐工作指導委員會通過了《防治貪污腐敗和浪費的行動綱領》，制定了2012-2016年政府反腐的主要任務、措施和考核機制等。由于政府反腐指導委員會工作的不力，2012年5月閉幕的越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由中央總書記任組長、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黨中央反腐指導小組，中央反腐小組辦公室通過網站及時公布有關反腐信息。越共五中全會還建議重新組建越共中央內政部，作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參謀機構，同時也是反腐指導小組的常設機構。

　　為了鼓勵對貪污腐敗的舉報行為，2012年10月召開的越南十三屆國會第四次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政府反腐基金，把社會各界和國內外捐贈、沒收的違法資金以及拍賣贓物所得等作為資金來源，并把其中30%用來獎勵舉報。此外，群眾還可通過舉報和信訪渠道直接參與監督。

　　2012年11月，越南國會還通過了《防治貪污腐敗法》(修訂案)，該法從2013年2月1日開始生效。根據《防治貪污腐敗法》(修正案)，越南的領導干部需在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將個人財產申報清單在本人所在機關、組織或單位公布;越南國會代表及地方各級人民議會代表候選人的個人財產申報清單也須在選民代表會議上公布。這部法律還對領導干部個人所增加財產的各類義務加以規定，越南國會指定政府負責出臺有關領導干部個人所增加的財產定價、申報人的權力與責任、申報手續與程序等的具體規定。

　　筆者認為，財產申報只是采取內部公開的辦法，而不是向全社會公開，因此還是有暗箱操作和互相包庇的空間，因而也還不具備很強的約束性。但最近兩年來，越共已敲下了治理貪污腐敗的重錘，出臺一系列政策并發起了自上而下的整頓黨風黨紀運動，因此，修訂后的《防治貪污和腐敗法》有可能從制度上對防止貪污腐敗現象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

　　與此同時，越南加大了腐敗案件的查處力度。2013年1月4日，政府監察部對2012年檢察工作進行了總結，公布全年涉及貪污腐敗案件89起，涉案金額共計1045.92億盾，已對其中2個單位的56人提起行政訴訟，移交檢察機關24起涉及人員42人，并對20名機關首長進行了責任處罰。

　　此外，2012年越南政局面臨多方挑戰，如和平演變加劇、土地糾紛增多、各種罷工和游行示威增多等。

　　2012年11月，越南國會代表通過了《組織征集人民對1992年憲法修正草案的意見》決議。據此，從2013年1月2日到3月31日，越南通過各種方式征集對1992年《憲法》修正草案的意見，目的是發揮越南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同時創造越南人民在立憲工作中的共識，并讓《憲法》“體現出越南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圍繞憲法的修改，越南理論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各種敵對勢力乘機而入，企圖通過歪曲和肢解越南共產黨的思想理論，進而達到瓦解越南政治制度的目的。其中，以政治異見分子為主聯名提出的所謂“72知識分子憲法修正案”，明確提出要取消1992年版憲法中的第四條，即取消越南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權，同時要求軍隊國家化，把“社會主義”從越南國名中去掉，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等。盡管越共十一屆七中全會和八中全會并不接受這些建議，憲法修正案也在2013年9月之后才會最終形成，但該事件對越南思想理論界和社會產生了很大的震動，甚至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外“民主人士”和媒體的追捧，其中也不乏故意歪曲事實以及以此影射中國政改的意圖。

　　敵對勢力乘機大搞和平演變，引起了越共高層的高度重視。圍繞這一問題，越共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雜志》以及《越南軍隊報》等單位組織了理論研討會，并且以專欄形式刊登了系列文章，其中不少是越南主要黨政領導和著名理論家的文章。如2013年《共產雜志》第1期刊登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越南公安部部長陳大光的文章《關于當前我國反“和平演變”和“自我演變”的一些問題》;越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梅世陽的文章《加強對黨的紀律檢查和監督工作，為防止“自我演變”和“自我轉化”取得成效做出貢獻》等。

　　2.老撾

　　2012年4月26-28日召開的第九次組織工作會議全面總結了八大以來黨建和干部隊伍建設取得的成績及存在問題。老撾人民革命黨總書記朱馬利到會講話，指出當前社會對黨內部分黨員干部革命意志消退、貪污腐化甚至蛻化變質反響強烈，亟須切實加以改進。會議按照九大提出的“努力把黨建設成為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政黨，成為有能力為民執政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政黨，成為組織意志堅強和牢固團結統一的政黨”的要求，制訂了黨建和干部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并且出臺廉潔從政和反腐相關規定。

　　在第二次紀檢工作會議(3月26-28日)上，中紀委書記本通作了“關于政府紀檢和反貪污腐敗工作報告”。朱馬利強調要大力抓好黨政紀檢和反貪污腐敗工作。近幾年，老撾貪污腐敗案件呈上升趨勢。

　　此次會議制訂了“政治局關于黨員干部禁止事項的規定”、“政治局關于高級干部政治職責的規定”、“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關于新條件下加強紀檢監督和反貪污腐敗的決議”、“關于加強黨委對黨組織和黨員監督工作的規定”、“2012-2020年國家反貪污腐敗戰略”(草案)和“關于領導管理干部財產和收入申報的總理令”六份重要文件。

　　多維度謀求經濟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完善與創新始終是社會主義國家關切的重要領域。能否充分釋放社會主義生產力，平衡社會主義公平與效率，直接關系到人民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及優越性的認同。社會主義四國結合各自國情，均進行了不同程度和側重點的經濟改革與探索，改革成效尚待觀察。

　　(一) 越南：以國企改革為重點，推進經濟結構調整。

　　自2009年以來，越南經濟在低谷徘徊，每年經濟增長在5%-6%，遠遠低于2007年之前連續十多年年均7.5%的增長速度。宏觀經濟失衡越來越嚴重，表現為通脹率高企不下、匯率不穩、銀行壞賬比率接近10%、失業和罷工現象頻繁發生等等。在2012年10月22日召開的越南第十三屆國會第四次會議上，總理阮晉勇做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越南政府將在2013年繼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并努力實現三項戰略任務：一是著重促進發展人力資源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改善企業經營環境，有效實施三年國家財政投資政策(2013-2015年);三是促進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發展先進科學技術和綠色科技，節約能源和保護環境。然而，2012年，越南經濟增長率創13年來最低，同比增長5.03%，預計2013年也難有起色。

　　為了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力爭到2020年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確保經濟增長質量，強化經濟增長效益和競爭力的目標，2013年2月19日，越南政府總理簽署了《關于2013年至2020年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經濟增長方式向高質量、高效益和高競爭力轉型的總體方案的決定》。決定提出的具體目標包括：一是完善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以市場經濟投入競爭優勢強的產業和產品的開發，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和競爭力。二是基于改善和提高各經濟產業、各地區發展水平，構建合理的經濟結構，大力開發科技含量高的產業，以高科技含量及高增值產業代替一些科技含量和增加值偏低的產業，使之成為越南經濟尖端產業。三是逐步鞏固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強對外開放水平，提升越南國際地位，維護政治穩定，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該決定還提出了實現上述目標的具體辦法以及重點領域結構調整的方向，主要包括控制公共投資比例、金融領域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等。

　　可見，面對經濟陷入困境，越南政府努力尋找新的發展突破口，希望提高經濟的科技含量，改善經濟結構。但實際上，思路和目標并不明確，沒有新意，也缺乏具體的有效措施。過去幾年來國有企業股份化和私有化的努力，并沒有給越南經濟增添發展動力。國有企業問題，進而到經濟的所有制成分問題，將繼續是今后幾年越南經濟改革的重點，也是越南政府需要認真應對的問題。

　　(二)古巴：經濟模式更新步伐加快，推出多項新措施

　　2013年7月7-9日，古巴第八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對古巴經濟模式改革的進展情況進行了全面梳理，同時也提出了諸如取消貨幣雙軌制和國企改革即將試水等努力方向。過去一年來，古巴推出了多項經濟更新措施。

　　啟動國有企業改革。古巴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馬利諾穆里略在古巴第八屆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閉幕式上宣布，目前古巴的經濟改革進入了對國有企業實施改革，給予國企更多自主權的重要階段。目前古巴的國有企業尚存在計劃經濟性質，企業取得的所有利潤都需要上交國家，而進一步的投資和員工工資及福利都由國家發放。而在此次改革之后，古巴將會進一步開放市場，在未來一些效益好的企業將可以保留50%的利潤作為生產投資，而連續兩年不能夠有效盈利甚至虧損的企業則會被撤銷重組。同時也將企業管理權充分下放，讓企業擁有可以自主處理廢棄或閑置的生產材料的權利。

　　實行新的稅法。自2013年1月1日，古巴實行全面稅收制度，這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并廢除全部稅收制度以來的第一部全面稅法，內容包括遺產稅、環境稅、消費稅、交通稅、農場土地稅、多種許可費用等19項內容。這項新稅法主要針對個體戶和小型企業主以及農場主。根據規定，年收入達到1萬古巴土比索，約合400美元的人，將會被征收15%的所得稅，而年收入達到5萬古巴土比索，約合2000美元的古巴人，將會被征收50%的所得稅。按照新政的征稅范圍，一般的工薪階層、國家公務人員的無稅時代并未真正終結。不過有古巴人開始覺得，國內的商品價格似乎正因此有所抬頭。對此，古巴問題專家徐世澄認為：即便新的稅收法出臺，實際上對普通勞動者或者普通公務員還是起不到納稅作用，新的稅收法主要針對古巴改革開放中一部分人，包括個體戶、私人企業。新稅收法的實施對古巴經濟還能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最起碼可以增加國家的收入，而且使收入差距不至于太大。

　　頒布新移民法。2013年1月14日，古巴新移民法正式生效。根據新移民法,古巴公民只需出示有效護照及相關目的國的簽證即可出境。而此前，根據1976年的移民法，古巴實行嚴格的出國限制制度，公民在獲得外國簽證后必須到內政部辦理手續繁瑣的“白色出境許可”方能獲準出國旅行、探親或留學等。

　　放寬私有經濟經營范圍。從2010年10月25日至今，古巴共先后實行了178種行業的私有制改造，共有40萬古巴人進入了私營經濟行業，同時其中80%的人加入了工會。以國營餐館個人承包為例，古巴的這項經濟改革涉及到了全國接近14%的國營餐館，一舉改變了國營餐飲業萎靡不振、人浮于事的狀態，將競爭和活力重新帶回古巴市場。

　　放寬貸款條件。2013年2月21日，古巴官方公報公布新規，古巴銀行放寬對個體勞動者及個人建造自住房的貸款申請條件。此次新發布的補充規定，將允許申貸者提供其他資產進行還貸擔保，例如珠寶首飾、車輛、避暑休閑住房等都可以用來作為擔保。這些資產用于還貸擔保時，其價值將按市場價格確定。

　　擴大農民承包土地面積。2008年7月18日，勞爾·卡斯特羅簽署法令，允許農民承包閑置土地，個人可承包的土地面積為13.42公頃至40.26公頃，承包期限為10年，到期后可延長。擁有法人代表的合作社和農場承包閑置土地的面積沒有上限，承包期限為25年，到期后也可以順延。2011年7月19日，古巴宣布，在2007年統計的全國190萬公頃閑置土地中，67.7%都以承包形式提供給農民。2012年12月9日，新法令規定，允許農民承包土地的最高限度將從40.26公頃增至67.1公頃。

　　上述措施增加了古巴國民的收入。據古巴國家統計局2013年7月6日最新公布的數字，2012年古巴在國有部門工作的職工平均月工資為466比索(折合20美元，23比索等于1美元)，比2011年增長了2.4%，即增加了11比索。

　　對于古巴的經濟更新，學者們也發表了看法。《古巴：從經濟模式更新到發展?》一文指出，古巴經濟模式更新大體可劃分為三個方向：首先，減少國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對所有制結構和經濟管理方式進行必要的改革與調整。其次，重組國家機器，促進國家行政機構的現代化。通過間接手段調控國民經濟，使國有經濟保持最大限度的獨立。第三，解除限制古巴居民機會的各種禁令。《古巴復興社會主義的發展戰略》一文指出，古巴的領導進行著一種戰略性的努力，發起了一項新的旨在恢復“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糾正運動，包括更深層面的、向物質激勵的急劇轉變，包括一項涉及統一貨幣、減少津貼和酬金，以及有效地大規模征收直接或間接稅的戰略。雖然這一戰略的初衷是反對收入的不平等，但它能否成功恢復秩序和承諾，也依賴于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古巴將必須發展其政治問責制以抵制行政慣性和腐敗，并維持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法性。

　　(三)朝鮮：改革前景不明，發展核武器抑或是為換取生存空間

　　2012年朝鮮采取了一系列擴大經濟自由的新政策，包括允許更多的自由市場合法存在，將經濟管理權力從軍隊收歸內閣，吸引外資，重新開放金剛山旅游，擴大對中國和俄羅斯在羅津特區的承包與合作經營范圍等。然而，2012年4月和12月，朝鮮兩次發射衛星，2013年2月進行第三次核試驗，之后宣布廢除《朝鮮停戰協定》，發出戰爭宣言。對于朝鮮發射衛星和進行核試的目的，學者們眾說紛紜。

　　2012年4月金正恩發表講話強調，朝鮮亟待解決的是人民的吃飯問題、糧食問題。據韓國媒體報道，朝鮮制定了“關于確立朝鮮式的新的經濟管理體系”的所謂“6·28方針”，并組織學習和傳達。其主要內容包括：第一，農業部門引入一種家庭農制度，2-6人一組的分組制生產方式，對產品，國家和農民按照7:3的比例分配。第二，對企業賦予很大的自律權，產品由國家和企業分享，而與生產相關的初期費用，由國家承擔。另有報道說，朝鮮著手推進農村改革，并成立了“經濟改革領導小組”。但是，這些消息并未得到朝鮮官方證實。日本《共同社》10月18日援引多名朝鮮消息人士的話報道稱，金正恩今年廢除了秘密資金管理組織“朝鮮勞動黨38號室”。38號室被認為是朝鮮賺取外匯的組織之一，通過朝鮮的餐廳、飯店和外匯商店等流通、服務行業籌措外匯資金。廢除38號室被外界認為是朝鮮要實行經濟改革的信號。

　　但朝鮮官方明確表示不會有政策改變：朝鮮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發言人表示，所謂朝鮮“政策改變”和“改革開放”的傳聞無稽可笑，強調朝鮮所有的政策都將秉承偉大領袖的思想和偉業，代代傳承，不會發生絲毫變化，稱將堅持“主體”、“先軍”和社會主義的道路“向著最后的勝利”前進。

　　盡管外界輿論對朝鮮改革開放期望很大，但長期研究朝鮮問題的中外學者基于對朝鮮國內外情況的分析，對朝鮮實行改革開放的前景仍持較為謹慎的看法。朱遼野(編注：吉林省社科院朝韓所研究員)、許永根(編注：長春大學光華學院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分析認為，朝鮮以往的經濟改革具有表面性及搖擺性，朝鮮經濟改革的障礙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對政治穩定的擔心、經濟狀況的制約、缺少領軍人物與輿論準備、國際勢力的干擾等，朝鮮經濟改革存在曲折性和不確定性，但朝鮮經濟改革也具有必然性，因為這是擺脫經濟困境的唯一出路、實現政治穩定的必然選擇、融入國際社會的必要條件。

　　張慧智(編注：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副院長)認為，朝鮮正在探索“朝鮮式的”經濟發展方式：在不觸及朝鮮現有體制的前提下，不斷提高科技發展水平，改善產業結構，擴大對外經濟合作，通過體制外改革，建立新的經濟發展體系，探索實現“強盛大國”戰略目標的路徑和方式。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朝鮮還需要國內外各種條件和措施的配合，需要克服許多困難。

　　韓國學者金煉鐵認為，朝鮮目前已存在局部的、階段性的經濟改革，而要擴大經濟改革，首先要由“改革精英”行使經濟方面的政策主導權，其次需要國際緊張局勢緩和，先軍政治發生改變，最后需要培養能推動改革開放的精英。對目前朝鮮媒體上反對改革的報道，金煉鐵認為是由于意識形態的變化落后于現實的變化。

　　王木克對朝鮮2012年以來的變化進行分析，提出了比較樂觀的觀點，認為朝鮮此次很可能屬于全局范圍內的“體系”變化，此次的政策很可能涉及朝鮮國內和國外兩大方面，理由是朝鮮“走出去”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思路越來越清晰，舉措越來越務實。

　　也有學者認為朝鮮不可能進行經濟改革，或無意于進行經濟改革。Victor Cha對朝鮮的歷史、朝鮮復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朝鮮的人權記錄和朝美關系進行了考察，他認為朝鮮不可能進行經濟改革，因為任何重大的經濟改革都會威脅到現政權的生存。張璉瑰(編注：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認為，朝鮮不時顯示出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的跡象，并非真正發展經濟，而是為發展核武器提供經濟支持和為發展核武器提供“煙霧彈”，令世人的關注點從核武轉向經濟。樸熙珍認為，朝鮮是否會走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之路，依然存疑。趙南勛認為，朝鮮當政者為維持政權，很難實施改革開放，但盡管不會出現有意識的改革開放，卻會發生實際的自由化。張亨銖認為，朝鮮要實行改革開放，首先要保證既得利益層的利益不受損害，也就是要具備控制市場的能力。金錫鎮認為，朝鮮并不會自然而然地逐漸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而是會經歷一個積極建設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的突破階段，這對朝鮮當政者是一個考驗。

　　安德烈·蘭克夫(Andrei Lankov)認為，朝鮮并不是一個非理性的國家，朝鮮的領導人并非意識形態方面的狂熱分子，而或許是現代世界中最出色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通過成功利用包括核威脅在內的外交手段，從其他國家那里獲取了支持。該學者認為，盡管掌權者成功地維持了權力，但是這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舊的政治制度會緩慢地瓦解，因此，長期來看，無論是否改革，朝鮮的政權都是不可持續的，而一旦朝鮮嘗試改革的話，將會引發政權的垮臺。 本文認為，自金正恩上臺以來朝鮮采取的一系列似乎難以理解的措施，是由于當前的國際環境擠壓了朝鮮的變革空間，因而不得不做出一些看似令人捉摸不透的反應，以期出奇制勝。面對中東各國在美國等霸權主義的打擊下政權瓦解和國家戰亂的局面，朝鮮不得不把擁有核武器作為保住現有政權的最有效辦法。朝鮮同時也期望能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但在當前的環境下，只能在保住現有政權的前提下做一些努力，例如對韓國開放開成工業園區，一旦這種努力威脅到政權的穩定，朝鮮將放棄經濟利益轉向保住政權，這正是開成工業園和“六方談判”時而中斷時而啟動的原因。總之，朝鮮實行“先軍政治”，發展核武器是在當前的國際條件下做出的一種被迫性的選擇，目的是換取更大的生存空間。

　　(四)老撾：落實“三建設”方案，全面推進革新

　　2012年5月14-18日召開的老撾人民革命黨四中全會要求把實施政治局關于“三建設”3 號決議作為今后一個時期黨和政府的工作重點。“三建設”即“將省建設為戰略單位，將縣建設為全面堅強單位和將村建設為發展單位”的要求。老黨總書記朱馬利表示：“這是新條件下發揚民主并賦予地方基層主人翁權利的一場深刻變革實踐活動”;其目的一是自村級開始，自下而上夯實人民民主制度;二是將九大提出的“四突破”精神變為現實;三是進一步明晰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體系，賦予地方更多權限與職責，努力提升地方黨委領導能力;四是實現九大提出的到2015年實現全國貧困家庭僅剩10%的目標，為2020年實現擺脫國家欠發達狀態并向工業和現代化轉變打下基礎。

　　為此，老撾人民革命黨成立了以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本楊為主席的“中央三建設試點指導委員會”，分別發布第11、21號命令和16號總理令，將全國51個縣和108個村確定為“三建設”試點，政府還確定了優先扶持的64個重點地區。指定政府15個部直接派干部對口蹲點幫扶并提供資金支持，政策銀行要向試點縣村提供扶貧貸款。

　　此外，2012年，老撾積極推進各項革新，包括土地制度分配、行政區劃、教育醫療改革和企業的整頓等。并依照“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逐步建設發展國家”的目標要求，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行政命令、戰略規劃等。僅七屆國會第三次會議(6月20至7月13日)和第四次會議(12月5-9日)就審議和通過了21部法律，并修訂了《農業法》和《勞動法》等，通過了9項戰略規劃，制定了年度7項經濟和社會計劃與方案。

　　老撾積極推進革新獲得了顯著成效。2012年，老撾克服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GDP增長率達到8.3%，從而使人均GDP達到了1355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52美元(2011年經濟增長率達8.1%，2006-2010年年均增長7.7%)。使得老撾過去幾年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10個國家之一。

　　鑒于老撾經濟剛剛邁入工業化初期的發展階段，而且老撾政府采取了較為務實的態度和積極的開放措施，中國和越南甚至包括美國都積極開拓老撾市場，這對老撾發展經濟較為有利。我們預計，老撾今后幾年將持續一個穩步增長時期。但老撾思想理論建設方面還很滯后，在開放條件下面對各種外來思想的沖擊，老黨需要得到更多的幫助。

　　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

　　正如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李遠哲副教授所言：“社會主義思想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如果沒有思想工作，社會主義制度就不會誕生，也無法存在和發展;在社會主義社會，思想就是生命，社會主義思想是社會主義的唯一思想基礎。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是夯實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并據此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問題。”

　　越南、古巴、朝鮮和老撾四國都從各自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開展了各種思想理論和文化建設活動。

　　1.越南

　　2012-2013年，越南持續開展“學習和踐行胡志明道德榜樣運動”、“全民團結建設文明生活方式”運動。各級黨委和政府積極組織社會各界人士創作和傳播有關胡志明和以“學習和踐行胡志明道德榜樣運動”為主題的文學、藝術作品，倡導全民建設文明的生活方式，養成良好品德，樹立遠大理想，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在思想理論方面，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繼續發揮黨和政府的決策智囊作用。2013年6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與越共中央智囊團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進行了座談。根據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的介紹，2013年上半年，越共中央理論委員會主要集中研究的問題包括：如何加強黨對群眾的動員工作;如何繼續推進政治系統的革新和完善;如何應對氣候變化與環境問題等。阮富仲提出，中央理論委員會的研究重點是集中研究基礎理論和科學依據，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為基礎，為政策制定奠定理論基礎，尤其是總結30年來革新的經驗，為十二大做準備。

　　2.古巴

　　在2013年2月底舉行的首屆社會主義國際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徐世澄研究員介紹了古巴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理念。他說，古巴黨和政府強調要弘揚和發展民族文化，主張“高雅”和“大眾”文化同時存在和發展;政府允許自由選擇創作題材和藝術表演形式，但不允許以此為手段，宣傳同社會主義相對立的有害思想，強調要抵制帝國主義腐朽文化的滲透。古巴駐華大使白詩德援引古巴前文化部長阿維爾·布萊的話，表達了古巴對外來文化滲透的觀點：“要警惕文化全球化對我們的挑戰。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之一，是讓人們觀察世界的角度趨于單一。有時，最可怕的是，我們消費的竟是好萊塢制作的關于我們自己的漫畫。古巴對此回應的方式是加強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從小培養人們的文化習慣，大量培養藝術導師。”

　　3.朝鮮

　　2012年，朝鮮在人民生活福利、教育、保健、文化藝術、體育等文化建設的各個部門取得了成果。建成許多現代住宅、文化福利設施、公園和游樂園，如平壤的倉田街、綾羅人民游樂園、平壤民俗公園、平壤產院乳腺腫瘤研究所、柳京院、人民室外溜冰場、輪滑場、統一大街運動中心等文化福利設施。

　　2012年9月召開的朝鮮最高人民會議第12屆6次會議發布了關于全面實施12年制義務教育的法令，朝鮮認為這是構建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把人們培養為具有高級文化知識水平、強健體魄、高尚道德品質的文明人的社會制度和法律環境的一件大事。11月，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決定新設國家體育指導委員會，之后通過國家性措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體育熱，鼓勵全國人民積極參加體育活動。金正恩親自組建了符合新世紀要求的牡丹峰樂團。

　　2013年1月1日，金正恩在新年講話中提出，朝鮮建設的社會主義強盛國家是全體人民具備高級文化知識水平、強健體魄、高尚道德品質，在最文明的條件和環境中盡情享受社會主義文化生活，全社會洋溢著美好而健康的生活風氣的社會主義文明國家。

　　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學者金龍鎮對朝鮮的社會主義思想及其發展過程進行了闡述，認為朝鮮社會主義是把主體的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唯一的指導思想并在其基礎上建設和發展完善的主體的社會主義，金日成是社會主義朝鮮的始祖，他提出了以人為中心的哲學思想——主體思想，以此為基礎提出了主體的社會主義思想并付諸實踐，從而在朝鮮建立起以人民群眾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金正日在繼承金日成主體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先軍革命思想、先軍政治理論，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強盛國家建設的思想理論，進一步深化發展了主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金正恩在深化發展主體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獨創的強盛國家建設戰略，即一心團結和不敗的軍力加上新世紀的產業革命，就是社會主義強盛國家，還提出了關于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高舉金正日愛國主義旗幟的思想。

　　4.老撾

　　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老撾人民革命黨也高度重視馬列主義教育。老撾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坎蓬·本納迪在參加2013年首屆社會主義國際論壇的發言中指出：老撾人民革命黨將文化思想工作視為各個階段革命的一個主陣地;對于文化的發展，必須將“保護和發展國家和民族的優良文化”與“放棄阻礙國家發展的落后風俗”緊密結合，同時還要有選擇地吸收世界先進文化，使之具有國家特點、先進特點和大眾特點。

　　楊智平在《老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思想理論教育》一文中指出： 老撾人民革命黨在深刻認識本國國情的基礎上，探索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有原則的全面革新路線”。在思想理論建設和理論教育方面，提出了社會主義革新路線必須堅持“六項原則”和“五個觀點”，開展了黨員干部隊伍特別是領導干部隊伍的思想理論學習。

　　老撾人民革命黨過去主要從越南學習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理論。近幾年來，老撾逐步加大了執政黨之間的交流，老撾社會科學院也表達了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強烈愿望，在理論方面也希望能夠學習和借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時，由于老撾把本國定位為人民民主時期，因此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很感興趣。目前，老撾學者加強了對凱山·豐威漢黨建思想和關于過渡時期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可以預見，隨著革新的深化和理論研究的成熟，老撾將形成以凱山·豐威漢思想為框架的老撾人民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從上述材料我們觀察到，四個社會主義國家都重視思想文化建設，但越南除了在實踐層面有所努力外，在理論方面也有所建樹，而朝鮮和老撾則更多地在實踐層面致力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冷戰以來，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面臨諸多風險。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新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新一輪改革勢在必行。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間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謀求健康、持續、快速發展的前提。盡管各國對改革主體、改革對象、改革動力、改革節奏、改革方式等問題在理論層面與實踐領域尚存分歧，但各國各具特色的改革動向已然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一股不容忽視的歷史潮流。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加強無產階級執政黨建設，創新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社會主義國家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只有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充分把握社會主義的發展大勢與命脈，才能真正搶占構建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歷史先機與話語權。

　　結 語

　　1.只有認真分析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新動向，才能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心，堅持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正確方向。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探索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現在已經歷經了60多年。60多年中，在不同的國家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結果。有的國家成就輝煌，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有的國家卻教訓慘痛，國家解體、社會動蕩、經濟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為什么同樣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卻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究其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指導思想不同導致了改革結果的不同。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不改革，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完善和發展。但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而不是否定社會主義。因此，在改革開放中，我們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始終保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如此，我們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2.只有認真分析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新動向，才能吸取各種經驗教訓，借鑒各種有益的思想理論觀點和各種新實踐、新探索，不斷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我們要不斷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就必須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實踐新探索，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的一些新理念新主張，各國進步人士對社會主義的新認識，無疑為我們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提供了富有啟益的思想資料和實踐做法，這必將有益于我們深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促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不斷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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