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美國作為世界霸主，在權力、制度、文化等領域施展著拳腳，好不風光。然而，近些年，受到新興大國崛起、世界多極化趨勢加快等因素的沖擊，美國霸權漸趨衰落。

　　一、美國權力、制度、文化霸權的衰落軌跡

　　1. 權力霸權：相對削弱且呈現進一步加大趨勢。經濟實力是一國獲取權力的主要資源。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尤其是2008年以來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對主要大國的經濟發展影響程度不一，比較而言，美國、歐元區、日本遭受沖擊最大, 中國、印度等正在崛起的新興國家則受到的沖擊較小。金融危機不僅進一步加速了國際體系中權力流散與轉移的進程，也加速了北方國家群體性衰落和南方國家(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的趨勢，這是自近代國際體系形成以來，國際權力第一次出現了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逐步轉移，其中最顯著的是美國霸權衰落加速、中美之間的權力漸進轉移趨勢加快。

　　2006—2012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為3.4%，從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平均增長率來看，美國為1.2%，歐元區為1.0%，日本為0.5%;中國為10.0%，印度為5.5%、巴西為3.8%。7年間，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經濟平均增長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平均增長率高于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尤其是中國經濟年均增長10.0%，遠高于同期3.4%的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這進一步凸顯美國的衰落，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即中美之間的權力正在硬實力層面漸進轉移。2005—2012年，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逐年上升，從2005年的5.0%提高到2012年的11.0%。同時，中國與美國的差距逐步縮小，相當于美國GDP的比例從2005年的17.9%上升至2012年的52.0%。

　　另據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2013年1月發布的最新全球經濟預測分析報告，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17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也將在2017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印度將在2050年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巴西將越過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俄羅斯則在2035年成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墨西哥和印尼也會在2050年分別超過英國和法國，土耳其將超過意大利。總體而言，從經濟實力來看，西方七國(G7)與新興經濟體七國(E7：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尼、墨西哥和土耳其)之間權力正在漸進轉移。按購買力評價計算，到2017年E7國家的GDP總量將趕超G7，若按市場匯率計算，則在2030年超過后者。到2050年，E7國家的GDP總量按照市場匯率和購買力評價計算分別比G7國家GDP總量超過50%和75%。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進行GDP總量排名，到2030年，排名前十的國家分別為中國、美國、印度、日本、俄羅斯、巴西、德國、墨西哥、英國和法國，新興經濟體占據五席，與發達國家平分秋色。到2050年，排名前十的國家分別為中國、美國、印度、巴西、日本、俄羅斯、墨西哥、印尼、德國和法國，新興經濟體占據了六席，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發展模式受到一些國家和地區不同程度的關注與追捧，引起了美國等主要西方國家的擔憂。而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更是引起美國的憂慮和猜忌，擔心中國未來可能會排擠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存在，甚至挑戰美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

　　2. 制度霸權：美元霸權地位衰落且美國對國際組織控制力減弱。制度霸權是美國霸權有別于歷史上出現的其他霸權國家最為顯著的特征,現以美國對國際組織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削弱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國際事務影響力大幅增強等客觀事實為依據，對美國制度霸權的衰落之勢進行分析。

　　首先，美元霸權衰落，美國對國際經濟組織的控制力及影響力下降。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為例，2010年11月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在華盛頓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IMF執行董事會當天通過了份額改革方案。份額改革完成后，將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超過6%的份額，從而更好地體現該組織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中國的份額將從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后。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會已于2010年11月15日完成了對組成特別提款權的一攬子貨幣的例行五年期審查，對貨幣提款權進行了調整，美元的權重由44%降至41.9%，歐元的權重由34%升至37.4%，英鎊的權重由11%升至11.3%，日元的權重由11%降至9.4%。美元的獨霸地位已呈現下降趨勢。

　　其次，美元霸權是美國制度霸權的基石，而霸權賴以生存的宿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在國際金融秩序中所起的主要作用逐步被其他行為體所締造的國際組織侵蝕。2013年，在俄羅斯圣彼得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八次峰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華代表穆爾塔扎·賽義德說：“當前，盡管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卻不會改變全球經濟重心由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轉移的總體趨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今年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產出的整體貢獻將首次超越發達經濟體。在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它們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各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預計將繼續在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中扮演主角。”2013年，金磚國家提出設立應急儲備安排以及金磚銀行，這個決定是世界金融體系發展變化的必然路徑，也將進一步推動世界金融秩序的變革與發展。

　　再次，美國對國際政治組織的控制力及影響力下降。以聯合國會費分擔比例的變化為例，聯合國是二戰后美國主導的最大國際組織，同時也成為美國不斷地肆意干涉他國內政及為美國外交提供合法性支持的工具。但是，近年來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其在國際事務處理上的號召力與影響力不同于前。一方面，迫使美國在全球重大問題上不得不尋求聯合國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促使新興國家積極尋求與聯合國合作，包括增加在聯合國的會費，以增強自身在國際事務處理過程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目前，聯合國已經批準了2013—2015年度各國新的會費分擔比例：“中國的會費將增加61%，其會費分擔比例將從3.19%增至5.15%，大約為2.78億美元，巴西的會費增加82%，其分擔比例從1.6%增加到2.9%。印度的會費增加24%，分擔比例從0.5%增加到0.66%。俄羅斯的會費將增加52%。”截至2013年10月10日，新興國家已按照新的會費標準繳納全部會費，美國卻拖欠聯合國會費達7.85億美元。

　　另外，在其他全球性事務的解決與處理上，新興國家也不斷發出自己的聲音。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力挽狂瀾，為《哥本哈根協議》的出臺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凸顯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強的集體話語權。

　　3. 文化霸權：觀念層面的向心力減弱。文化本身具有融合性和滲透性的特質，文化擴張是美國實施文化霸權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美國傳統現實主義學派代表漢斯·摩根索認為，文化帝國主義“不是征服領土，也不是控制經濟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為手段而改變兩國之間的強權關系。”當前，美國文化霸權在世界的向心力有所減弱，這相對地削弱了西方文化和主流價值觀的壟斷地位。

　　首先，中東反美思潮以及伊斯蘭文化的敵對，反映出對美國價值觀層面的抗拒。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唯一霸主，加強了對國際事務干預的力度。2003年，未經聯合國授權便入侵伊拉克，其后插手利比亞問題至今。美國實施“新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干涉別國內政、無視他國主權的行為，遭到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強烈反對，尤其是中東伊斯蘭文化盛行的地區，反美浪潮高漲，甚至對美國文化產生了敵對心理。

　　其次，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美國懷有深深的戰略憂慮，孔子學院的廣泛建立及漢語文化的快速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美國文化霸權的擴張并對其產生了震懾作用。2013年12月7日，第八屆全球孔子學院大會開幕，國務院副總理、孔子學院總部理事會主席劉延東出席并致辭：“促進中外人文交流是中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這為擴大中外相交相知、合作共贏創造了廣闊空間，也為孔子學院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目前，中國已在五大洲的12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440所孔子學院和646個孔子課堂，注冊學員85萬人。

　　二、美國權力、制度、文化霸權衰落的深刻緣由

　　1. 經濟危機的沖擊以及國內政策不利導致美國權力霸權的基石削弱。早在2008年, 美國就有學者撰文指出，美國正在經歷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衰退，布什執政時期是美國走向衰落的起點。2008年以來，美國憑借美元霸權以及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將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嚴重災難大部分轉嫁給了其他國家，但是經濟危機給美國帶來的是硬實力的重創。奧巴馬政府執政后，在貨幣政策的推行上采取了“量化寬松”的手段，遏制了美國經濟飛速下滑的趨勢，但是造成了世界糧價和石油價格的暴漲，擾亂了國際金融秩序，致使美國飽受其他國家詬病。在貿易領域，奧巴馬重拾貿易保護主義，墨西哥、韓國、意大利等十余個國家成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受害國。

　　2. 新興國家與美國間的利益沖突使得重塑美國構筑的國際制度成為必然。通過國際制度的建構主導國際事務，是二戰后美國霸權的最顯著特征，而霸權的背后則是霸權國的國家利益驅動和價值取向輸出。制度霸權與傳統的軍事霸權相比較，具有更強的隱蔽性、滲透性和可行性。二戰結束前后，在美國倡導下建立并運轉的一系列國際組織、聯盟，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北約、美日軍事同盟等，都是美國通過其運行機制來稱霸世界的手段。21世紀以來，新興國家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機制發出了不同的聲音，甚至嘗試在國際社會中獲得發言權，建立有利于實現自身利益的國際機制。盡管目前它們在國際社會中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聯盟, 但非西方世界整體性力量的增強無疑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壟斷地位形成了沖擊。

　　3. 文化本土化訴求突破文化美國化模式。把美國文化作為世界各國的榜樣文化是美國文化霸權的全球戰略目標。近年來，美國在全球兜售漢堡包的同時，也在不斷販賣“快餐文化”，構建自身的文化帝國大廈。然而，首先，文化具有自主性與傳承性特征。2005年10月2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關于保護并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提出了謀求本國文化傳承和民族文化特色的訴求。這映射了世界多數國家對美國文化侵蝕、滲透的恐慌與不滿，反映了它們謀求本國文化傳承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價值訴求。隨著新興國家力量的增強，保護本土文化已經成為它們在觀念上的訴求，各國積極發展本土文化，全方位打造與完善本土文化產業，這是美國文化霸權面臨危機的根本性因素。其次，本土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與完善間接地抵制了美國文化產業的入侵，這是美國文化霸權面臨危機的經濟性因素。長期以來，“美國大片是推進美國流行文化向國外傳播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然而，這種狀態目前已有所改變。2013 年“十一”黃金周期間，我國各大院線被14部國產影片壟斷，這不同于往年美國大片蜂擁而至的場景。此外，新興國家之一的印度作為亞洲最大的電影生產王國，其寶萊塢影片也在蠶食著美國的電影市場。

　　三、我國的戰略應對

　　如何把握美國的霸權衰落給中國帶來的戰略機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我們必須思考應對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1. 美國霸權衰落、中美權力漸進轉移，但長遠看，此過程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辯證統一。當前，美國面臨的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中國作為潛在挑戰國的現實存在，二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長期性、不確定性因素的客觀存在。美國的權力轉移不會呈現直線型上升的態勢，而是螺旋形上升的漸進過程。美國戰略選擇可能會有以下三種模式：第一種模式，以自由主義理論為依據而產生的和平禪讓戰略，即將領導權以和平方式體面地交給其他國家，例如20世紀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移。第二種模式，以防御性現實主義理論為依據，運用霸權衰落管理戰略，在延續霸權衰落的同時，靜待機遇力爭霸權恢復的戰略，例如英國在1763—1815年間的戰略選擇。第三種模式，基于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而產生的對潛在挑戰國發動戰爭進而確保霸權的戰略，例如古希臘時期的斯巴達對雅典。

　　筆者認為，第一種模式的戰略選擇在現實社會中幾乎沒有可能，美國絕不會把權力和平禪讓給其他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先后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比例等制度性措施，涉及西歐、中東北非、亞太等地區和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的戰略與政策的調整，這些客觀事實表明，美國正在實施第二種戰略即霸權衰落管理戰略，在延續霸權衰落的同時，靜待機遇力爭霸權恢復。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那么，美國是否會選擇第三種戰略即對潛在挑戰國發動戰爭進而確保其霸權呢?目前來看，可能性不大;但長期來看，其不確定性因素在增加。首先，在中美兩國競爭態勢中，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競爭并存, 非對抗性競爭的成分進一步增多, 這使雙方博弈具有“協調、協作、漸進”的特點，這是由雙方共同利益決定的。在經濟領域，召開雙邊或多邊國際會議商討應對, 已成為當今大國應對國際經濟衰退的最主要的外交方式。例如，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從2009—2013年已進行了五輪，這是中美兩國在雙邊、區域和全球等廣泛領域內，對涉及雙方近期和長期戰略性經濟利益方面的挑戰和機遇進行磋商的機制。在安全領域, 防止核擴散、地區安全、反對恐怖主義等問題已經成為中美雙邊交流與合作、謀求共同利益的重要內容。中美雙方博弈呈現“兩面性”特征, 利益交叉與利益對立共存，“斗而不破”已成為中美關系的顯著特點。其次，世界的無序、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盡管美國是國際秩序的主要締造者, 但由于霸權的衰落，對國際秩序的控制力進一步下降, 美國有可能帶頭挑戰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現行國際秩序。縱觀二戰后的歷史，美國對外戰爭從未間斷，又有幾次是經過聯合國授權的呢?由于美國希望國際秩序的演變有助于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 因而中美關系的發展變化，必然伴隨著彼此在重大國際問題，包括國際秩序問題上的分歧與博弈。在中美力量博弈中未來國際秩序的演變充滿了“不確定性”。

　　2. 建構全方位、多層次的中國和平發展戰略。正確看待現階段美國霸權的事實性衰落，以權力、制度、文化“三位一體”全方位、多層次建構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從而把握中國的戰略發展機遇，是當前極為迫切的理論需求與現實考量。從權力視角看，以經濟發展為基點，增加軍費開支，實現經濟、軍事的全面發展，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是實現中國和平發展必不可缺的硬實力條件。從制度視角看，不僅要廣泛地參與國際新規則的制定，而且要與新興國家為伴，強化機制建設，特別是漸進式改變二戰后美國主導構筑的現存國際秩序，逐步確立中國在當今和未來國際體系中應有的地位。從文化觀念視角看，基于中國和平發展戰略要求的理論、輿論準備必不可少，特別是要通過國民討論來塑造國內觀念共識，即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此同時，還要通過對國際權勢構成的維度分析，對我國民眾普遍存在的對中國實力估計過高、對周邊形勢及國際環境判斷過于樂觀的情緒加以正確引導，正確認識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艱巨性與曲折性。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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