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內•查韋斯 魏文編譯
最近15年拉丁美洲變成為世界上更多的幻想喚醒我們這些不相信“歷史的終結”,繼續主張一個公正和自由的世界的人的地區,這是沒有疑問的。在公正和自由的世界勞動者創造的財富由勞動者本人的管理、使用和享受,而不是為了將世界據為已有的一小批金融寡頭的積累。
自從20世紀最后十年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垮臺和蘇聯解體以來,失去了參照物的左派處于絕對的混亂狀態,或是選擇變成自由主義教條的道路,與右派達成協議以便得到權力的殘羹剩飯,或是選擇教條主義和流放,遠離貧困階層的感情。面對這種在民眾領域表現的弱點,拉丁美洲掌權的階層在美國的保護下堅決地接受了從外部強加的建立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基礎資本主義制度的版本,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是由密爾頓•弗里德曼的理論支撐,1989年變成為人所共知的“華盛頓共識”。多邊機構通過“華盛頓共識”將非國家干預、解除對勞動條件的調控以有利于企業主、在整個大陸將經濟和社會生活私有化的處方強加于拉美國家。
這些自由市場處方的實施擴大到整個拉丁美洲,只有古巴除外,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破壞了當地本來就脆弱的工業,增加了社會的不平等和財富的集中,實際上造成因為貧困所謂“中產階級”的全面消失,就業匱乏,隨之而來是大多數人的勞工排斥和社會排斥,形成了政治家和政府官員之間一種腐敗的惡性循環,他們推行私有化,執行有利于跨國公司的政策。跨國公司通過很少透明的機制實際上占有了大陸的所有財富。
但是90年代不是新自由主義分子的“一杯牛奶”。在整個大陸出現了社會運動的反應和日益增多的抵抗,從墨西哥的薩帕塔主義者到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委內瑞拉加拉加斯的抗議,或是玻利維亞或厄瓜多爾印第安人和農民的斗爭,逐步形成一種能夠將新自由主義政權的軍的反對派權力,通過將強有力的民眾動員與建設參與選舉進程的政治工具相結合,在21世紀的頭十年從根本上改變了大陸的政治局面。
拉丁美洲的政治革命:成果和局限性
后來在拉丁美洲發生的事情是,1999年在委內瑞拉通過選舉烏戈•查韋斯就任總統,這是一場對本地區政治權力結構有巨大沖擊的真正的政治革命。另一個例子是1996年在玻利維亞東部城市圣克魯斯舉行了美洲關于可持續發展的首腦會議時,與會的國家元首一半以上曾經在美國學習過,這只是表明拉丁美洲政治階級的一個側影。美國成功地做到粉飾他們的形象,以取代70年代曾經統治美國的“后院”的“猩猩”派(指軍事獨裁者)人物,通過一大批同樣盲目順從帝國但形象更可愛一些的自由主義的技術官僚進行統治。本地區大多數國家的總統、部長或議員是男性,是年紀大的白人和富人,而這個與在大陸占主導地位的人口狀況恰恰相反。事實上,“拉丁美洲自由主義的民主”是作為一種真正的隔離而形成的;民眾階層,工人和印第安人在政治舞臺上沒有發言權,只有從殖民制度繼承下來的寡頭精英們成了代表人物,因此,立法和統治均是為了他們的利益,將99%的居民的要求排除在外。
如今在查韋斯作為委內瑞拉總統發表第一次演說15年以后,大陸的政治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大部分拉丁美洲的統治者來自社會斗爭和民眾運動,在玻利維亞總統是一位艾馬拉農民的領導人,在委內瑞拉現任總統是一位運輸工會的人士,在厄瓜多爾總統是一位與傳統的經濟勢力沒有聯系的經濟學家,在烏拉圭、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總統是具有主要起義力量打擊獨裁政權的斗爭歷程的前游擊隊員。但是不僅如此,我們的議會里充滿人民的聲音:家庭的勞動者,工人,印第安男人和婦女,以前被(資本主義)制度否決的知識分子,學生,居民的領導人,他們廣泛代表著社會的大多數,而過去他們是被排斥的。
因此,國際上的右派和和媒體不斷鼓吹本大陸的民主面臨所謂的“危險”結果與事實非常不相符,是令人氣憤和厭惡的。相反,正好在一個歷史的時期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已經實現充分的民主化,擁有社會和民眾的參與,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令人羨慕的。
這是過去附屬的和受壓迫的階級的沖擊,如今他們與大陸的寡頭爭奪權力的空間和做出決定,他們實現了一場真正深入的政治革命,他們的演說和實踐具有不同的色彩和密度,明顯地打破了“華盛頓共識”,埋葬了美國推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標明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與新自由主義的范式相對抗。
但是,這場政治革命開始表明對于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需要是不夠的,因為雖然今天我們可以說至少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尼加拉瓜或薩爾瓦多民眾階級掌握著政治權力,我們不能說他們同樣掌握了經濟權力,到最后這是很重要的權力。因為盡管在國家控制戰略部門方面有了實際的進展,但明顯的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財富繼續掌握在歷來同樣的人手里。一個階級掌握政治權力,另一個階級掌握經濟權力這是不可思議的,隨著時間推移很難支撐下去,必然導致一個破裂點,看來委內瑞拉非常接近這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可能發生兩件事:或得到美國資助和支持的傳統的寡頭通過將經濟上的抵制與制造不穩定的暴力相結合,實現消耗民眾的力量以至打敗他們;或是相反,民眾的力量實現超越政治革命直到將其深化,變成為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
“站起來吧,忠誠的人民發出社會革命的呼喊”
觀察今天發生在委內瑞拉發生的情況提出了一個問題。從事進口的寄生性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抵制是囤積商品,不供應居民,其明確的目的是制造不穩定,同時他們又從玻利瓦爾政府對進口的的補貼中受益:在這些資產階級的手中沒有進口商品和重要的消費品分配是可能的嗎?另一方面,沒有他們仍然掌握的經濟權力能夠保持推進在街頭的政變,如同他們現在所做的那樣嗎?
深層的問題是,除了拉丁美洲最近幾年實行包容性的社會政策,對于北方的跨國公司的斗爭和更公平地分配重要的自然資源國有化的財富,還沒有取得積極的效果。本大陸真正的飛躍和唯一能夠經歷的進程是對走向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走向一場真正的社會革命邁出堅決的步伐。
這就是采取客觀的措施將對經濟的控制放到勞動者階級的手里,這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的多樣化以社區的社會經濟為基礎。拉丁美洲進程最大的弱點之一是沒有打破極端依賴出口原料的歷史問題。在委內瑞拉或玻利維亞社會政策的大多數措施依靠石油和天然氣創造的收入。雖然國家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重新用于教育或醫療,大幅度有效地減少了貧困,但保持采礦業的模式為上述社會政策未來的可持續性帶來困難,使社會政策依賴原料的國際價格,那是我們不能控制的市場。在這個意義上,應當將對農牧業重要的生產性投資放在優先的地位,但是不能在個人所有制的基礎上進行,而是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進行,如同委內瑞拉玻利瓦爾憲法在社區經濟的框架內明確提出的那樣。這就使印第安人和農民的社區變成為經濟的主體,以取代投機商和進口商,保障經濟在廣泛和有糧食主權的基礎上的增長。
征用莊園和重新走向社區的農產品加工業。為了這樣做有成效應當面對的不僅是廣泛的征收莊園主,將土地重新分給社區或合作社的生產單位,而且在這些單位里讓農村的基層社會運動成為進程的主角,如委內瑞拉的埃塞基埃爾•薩莫拉國民陣線,玻利維亞的科納馬克或尼加拉瓜的鄉村勞動者協會等。
將工業和銀行國有化,由工人控制大企業。雖然在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或玻利維亞經濟的戰略部門的國有化已經取得重要的進展,還有兩個重要的方面有待深入。一個方面是需要逐步地使所有大型生產企業和進口企業不再掌握在私人所有者的手里,而是過渡到對社會的整體有利的所有制。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前者的補充,它與由男女勞動者自己在他們工作的中心控制生產有關。同樣,只有建立一個強大的公共銀行才有可能實現經濟的獨立和促進社區的經濟以及由工人控制國家的工業,將私人資本國有化,以此取代金融的投機者。
民眾的權力和直接的民主。除了打擊傳統的寡頭階層和削弱他們控制的經濟權力,據此試圖重組自己的政治權力,重要的是避免在基層產生官僚和接近國家的政治官僚,這些官僚的傾向是變成一種新的統治精英。因為一場社會革命提出的目標不是精英的變更,而是最后讓這些精英消失。反對進程的官僚化唯一的辦法是決策的空間讓大多數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參與并發揮主角的作用,重要的決定從下到上做出,絕對尊重每個社區有組織的文化的力量,最后政府不過是由有組織的人民提出的戰略和愿望的一種表達。
最后,為了進程的可持續性重要的是加強人民之間團結的關系,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南美洲國家聯盟或美洲玻利瓦爾聯盟成為真正的大陸經濟上互補和社會團結的工具,其趨勢是使大陸對美國經濟的依賴減少直至消失。為此以及為了制約帝國主義的侵略,應當以團結的方式支持本大陸人民的抵抗斗爭。特別關鍵的是試圖打破親美國的由墨西哥、洪都拉斯、哥倫比亞、秘魯和智利組成的軸心,以有利于加強上述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我們應當注意到受到美國支持的右派正在利用他們的經濟權力以便恢復已經失去的政治權力空間,民眾運動唯一有效的回答是走奪取他們的經濟權力的道路,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社會革命。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34期,摘譯自2014年3月21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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