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法律救不了童奴

　　劉亞斌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童年都是美好的、難以忘懷的，但在印度的很多地方卻非如此。據印度政府2001年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顯示，在該國超過10億的人口中有1260萬5歲至14歲的孩子已經參加工作。而實際數量其實更高，因為許多孩子沒有出生證明，雇主也極力隱瞞童奴的存在。據援助組織估計，印度3/4家庭中的傭人都是兒童，90%是女孩。

　　父母賤賣骨肉

　　大多數印度童奴都是被貧困而絕望的家人出租或賣掉的。雖然在印度雇用童工和拐賣兒童都屬違法行為，但警方很少對這種現象進行干預，法庭也很少審理涉案人員。當同齡人都在學習知識、享受父母呵護時，這些童奴卻工作在田間、工廠、妓院或私人莊園，他們經常沒有薪資，更談不上享受童年的歡樂。

　　印度雖然是“金磚國家”成員，在過去10多年里經濟有了快速增長，國力大幅提升，但與此同時，該國的貧富差距也在以驚人的速度擴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告顯示，1/3印度人仍生活在貧困線下。因為貧窮，家長們不得不讓孩子去從事條件差、報酬低、風險高的臟活、累活和苦活。

　　在印度貧困地區，每天都在上演著買賣兒童的人間慘劇。有的孩子是被偷走和拐賣的，有的則是被他們的親生父母以最低1000盧比的價錢賣給人販子的。比哈爾是印度最貧困的地區，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每天22盧比這一政府設定的貧困線以下。貧困導致這里的很多父母殘忍地將親生骨肉賣掉，導致當地淪為印度的童奴貿易中心。人販子一般會向孩子的父母承諾他們的孩子到工廠打工后能賺不少錢，每月的收入在700盧比到3000盧比之間，而實際上孩子們只能掙到區區幾盧比而已。

　　對此，輿論指責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的福利計劃旨在保護最貧困的家庭，但在實際運作中，政府的福利卻很少惠及到那些最需要幫助的家庭。

　　12歲的印度女童杜爾佳•馬拉就是該國童奴的代表。在她7歲時，父親去世，兩年后，母親去世。祖母無力供養馬拉及其3個姐姐，為此年齡最小的馬拉被以80盧比(約合9元人民幣)的價格賣掉。在乘火車輾轉2000多公里后，馬拉被帶到位于班加羅爾的一家私人莊園，雖然莊園主承諾會善待馬拉，但從馬拉踏入莊園的那一刻開始，她的生活便陷入了悲慘的境地。在這里，馬拉每天要洗衣、做飯，沒有報酬也沒有休息時間。她被禁止離開屋子一步，就是這樣還常常遭到女主人的打罵。就在幾天前，由于干活時手腳太慢，氣急敗壞的女主人竟然用熱油潑她，使馬拉從肩胛骨到臀部間的皮膚起滿了水泡。

　　現年22歲的薩迦娜目前在孟買開了一家裁縫鋪，經常前來做衣服的顧客都對這位心靈手巧的姑娘贊不絕口，卻不知她有著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11歲時，薩迦娜被父親賣給了一個商人，該商人謊稱可以讓薩迦娜在一家絲綢工廠工作。豈料買到薩迦娜后，這個黑心商人卻把她賣給了一家妓院的老板。“我當時一心想死。”薩迦娜回憶說：“我不能拒絕任何男人，每天要接客10次。而且幾乎沒有任何的避孕措施，很多妓女都患有艾滋病。”

　　法律形同虛設

　　印度城市化進程推動了用人需求增長，與成人相比，童工的雇用成本更低且更聽話。再加上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文化，更助長了雇傭童奴的風氣。

　　由于童工廉價，有錢人不顧法律規定，雇用童工、上下打點和黑錢運作，這三者環環相扣、緊密相連，很多雇主和中間人都大發橫財、一夜暴富。印度《商業標準報》就報道稱，國內童工創造的非法利潤可達每年1.2萬億盧比，一些童工因此成為了被遺棄的一代。

　　實際上，早在1986年，印度就曾通過法案，禁止諸多行業雇用年齡低于14歲的未成年人，違法雇用童工者將面臨最高2年監禁和2萬盧比(約合3000元人民幣)罰款。但很令人遺憾，法案頒布以來幾乎形同虛設。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作為執法者的印度政府幾乎沒有對童工問題展開過認真調查，也很少因之起訴雇用童工者，使得法律威嚴蕩然無存。

　　有事實為證，孟買聚集著大批雇用童工的血汗工廠，但當地政府一年半只檢查兩次，如此足以映射出印度社會對童奴問題的漠視。盡管印度政府要求各邦都要成立邦一級專門機構保護兒童權利，但在印度28個邦中只有5個設立了相應機構。2007年成立、負責保護印度4.2億兒童的兒童權利全國委員會，眼下更是僅有10名職員，令人為之扼腕。

　　除了法律缺少執行力外，其本身也有漏洞。舉個例子來說，根據印度法律規定，年齡不到18歲都是未成年人。但是2000年的《青少年司法法案》卻又規定，14歲到18歲之間的兒童可每天從事最多6個小時的非危險工作。有了這項規定，在廣泛藐視禁止童工的法律的同時，雇主們個個都能放心大膽地雇用童工，因為他們知道有些法律政府根本就不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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