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今年早些時候，北美《衛星》雜志編輯史蒂文·加巴斯，同麻省理工大學語言學與哲學榮譽教授喬姆斯基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討論了“無人機時代”在奧巴馬總統治下的發展。本文為兩人的對話紀要，翻譯時有節選。】

　　喬姆斯基：今早我在開車時收聽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的節目，播音員十分興奮地宣布，美國無人機產業正在以爆炸式速度發展，美國高校正在竭力追趕行業發展，并已陸續開設關于無人機的工程學專業新課程，教授學生最先進的無人機技術。如今，該行業炙手可熱，大量的就業機會促使學生們對其趨之若鶩。

　　無人機產業的發展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不難想象，官方消息背后還掩藏著許多機密報告。過去數年，我們越來越多地了解到，無人機技術已被警察部門應用于監視行動中。這些無人機是根據各種行動的不同目的而設計的，理論上——或者實際上來說 ，蒼蠅大小的無人機可能正在那里【手指窗外】監聽我們的對話。恐怕要不了多久這將成為現實。

　　可以肯定的是，無人機技術已被應用于刺殺行動中。觀察(美國)在全球展開的刺殺行動，你會發現有趣的事實。如果你讀過《紐約時報》(5月29日)刊載了一條近似泄密信息的報導，就會發現白宮方面對全球刺殺行動的成功感到驕傲。大致上，每天早上，奧巴馬總統都會見見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布倫南，與這位曾經的牧師談談圣奧古斯丁和他的正義戰爭理論，然后他們開始決定今天要讓誰從人間蒸發。

　　奧巴馬的無人機計劃引發巴基斯坦民眾抗議

　　他們裁定別人生死的標準很有趣。譬如，無人機監測到一群也門成年男子聚集在卡車旁，他們或許在進行某種可能傷害美國人的計劃，為什么我們不干脆先下手弄死他們？美國的決策邏輯大抵如此。

　　那么，我們要將正當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置于何地?正當程序是美國法律的基礎——可以追溯到800年前英國的《大憲章》。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表示，“因為行政部門已經進行了討論”，所以他們已經執行了正當程序。13世紀被迫簽署大憲章的英王約翰應該很喜歡霍爾德給出的說法。不幸的是，美國在這個方向上漸行漸遠，民法的根基被撕成了碎片。這雖不是唯一的例子，卻最為觸目驚心。

　　美國公眾的反應十分有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個國家的整體心態。本來算是個自由主義者的專欄作家喬·克萊恩，在被問及對無人機空襲造成四名幼女喪命有何評論時，他說：“不過，至少死去的是他們的女孩，不是我們（美國）的。”換句話說，他要表達的是，也許空襲成功地阻止了某些最終將對美國人造成傷害的行動。

　　聯合國憲章第51條保留了美國不通過聯合國安理會即動用武力的權力，但僅限“即將遭受武裝襲擊時”，暨武裝襲擊的威脅迫在眉睫或十分清晰，難以過多考慮的情況下使用武力。此條款源于丹尼爾·韋伯斯特根據“卡洛琳事件”提出的預防性自衛理論，他曾清楚地界定了做出武裝自衛行動的條件。如今美國已在無人機政策方面將法條撕得粉碎。不過，美國政府對司法的褻瀆早已開始，遠不限于無人機空襲行動。

　　自由的根基逐漸被腐蝕、被撕裂、被碾碎。實際上，《紐約時報》記者斯科特·沙恩曾撰文回應各種批評輿論。我認為他文章的結尾部分比較“恰當”。他的大意是“我們的無人機空襲至少還是比德累斯頓大轟炸來得仁慈、人道”。事實上的確如此，美國的無人機襲擊確實好過盟軍對德累斯頓的狂轟濫炸。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標桿：我們并不是要毀滅一切。我們殺他們的原因是也許某天他們會反過來傷害我們。也許吧。不過同時，看看我們美國的所作所為吧。

　　傷害美國自由的不只是無人機，還有令人難以想象的各種監控系統。如今人類可以無限地收集資料。實際上，奧巴馬應該在猶他州擁有一個包羅萬象的數據存儲系統。誰也不知道里面塞了什么信息。也許是你我的郵件、通話錄音，也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經意透露出的信息。這有任何意義嗎?實際上，沒有許多人擔心的那么糟糕。我不認為這樣的資料能派上什么用場。我懷疑這些資料唯一的用途就是當政府需要徹底了解某人時，他們能夠在數據庫中找到有用的信息。除此之外，歷史和經驗都告訴我們，這些資料難以得到更好的利用。

　　四五十年前，我曾參與過針對反越戰分子的訴訟——我當時是未被起訴的共謀者。我直接參與了庭審，也關注了一系列審判。我很認真地研究了檢方基于聯邦調查局提供的關于被告方的資料。它們都非常可笑。檢方甚至曾經因為資料中姓名的錯誤而錯抓了人。

　　其中，司伯克案的審理尤其有趣。我正是此案中未被起訴的共謀，所以我與辯方律師坐在一起，認識所有與此案有關的人員。來自聯邦調查局的公訴人提出這件老大難的案子，辯方律師都懶得作辯護，因為他們只需指出證據的不足便能使檢方啞口無言。當時此案完全公開，那名聯邦調查局的人完全無視所有公開信息，認為它們不足信，轉而尋找某種“秘密聯系”——比如通敵賣國等蛛絲馬跡。

　　如今，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料，只不過他們還沒有找到最佳的使用方法。

　　記者：回到您提到的《紐約時報》刊載的那篇文章：它勾勒了“刺殺名單”背后的故事，即五角大樓會議如何決定誰的名字應該被加入那個名單。傳統上，美國總統一直不趟中央情報局這趟混水。但《紐約時報》的文章卻說奧巴馬是決定誰上名單的最終權威。您能對這份索命名單的存在，以及奧巴馬在決定過程中的參與度做出評論嗎?

　　喬姆斯基：任何類似的名單，包括恐怖分子名單，都應該受到嚴厲的批評。美國國務院有一份恐怖分子“黑名單”，直到2008年，納爾遜·曼德拉才被美國從這份名單中移除。其背后的原因是，里根總統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堅定的支持者，也是最頑固的支持者之一。里根結束任期之后，繼續支持奉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反動政體。1988年，美國曾宣稱曼德拉的非洲國民大會黨為“世界最臭名昭著的恐怖主義團伙之一”。

　　里根政府對支持種族隔離制度做出的辯護是：這是里根反恐戰爭的一部分。里根，而不是小布什，才是反恐戰爭的發起者。另一方面，美國認為“我們必須保衛白人政權不受非洲國大黨等恐怖分子威脅”。曼德拉長年被美國恐怖分子列為恐怖分子，直到數年前，他還需要獲得特許方能入境美國。

　　除了恐怖分子名單，還有其它例子。比如薩達姆·侯賽因曾被美國官方列為恐怖分子。里根政府為了向伊拉克提供援助和支持，1982年不小心將他從名單上劃掉，然后還試圖掩飾。后來薩達姆不是恐怖分子了，空出來的位置誰來填？他們把古巴放上去了。

　　首先，自從肯尼迪總統發起針對古巴的反恐戰爭以來，古巴遭受的恐怖襲擊恐怕比全世界其它國家加起來都要多。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針對古巴的恐怖襲擊登峰造極。擊毀航班、爆破使館等各種攻擊層出不窮。這么一個飽受恐怖襲擊之苦的國家，卻被美國用來代替伊拉克。當然，后來薩達姆也被美國消滅了，因為美國不愿再支持他。

　　如果你認真想想，會感到不可思議。在美國，沒有人討論這些話題，這也說明了一些東西。我們應該對那份恐怖分子名單問三個問題：誰的名字被列在上面?為什么?正當性何在?

　　如今決策權集中在政府的行政部門，且不接受司法部門及其它機構監督。如果政府說“你上了恐怖分子名單!”那么他們會不擇手段地對付你。

　　其它黑名單的性質也是類似的。相比更多性質更為嚴肅的官方名單，麥卡錫的“赤色名單”雖然名聲在外，卻只算得上九牛一毛。首先，我們應該徹底放棄幻想，不要以為這些名單有什么神圣或權威可言。它們不過是受行政部門隨意左右的國家決議，不值得人民尊重。

　　記者：在遙遠的未來，奧巴馬會不會因為與刺殺名單關系緊密而受到法律的審判?

　　喬姆斯基：我確信奧巴馬很清楚這一點。我懷疑這也是他在所有前任政府開脫時謹小慎微的原因之一。切尼、小布什或拉姆斯菲爾德都沒有因為酷刑受到起訴，更不要說侵略罪了，我們連談論的資格都沒有。顯然，美國免受一切侵略罪行的指控。

　　雖然知者寥寥，但實際上美國確實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國際法中取得了豁免權。1946年，當美國幫助成立現代國際法庭時，加入了一條保留條款：美利堅合眾國不可受到以違反國際條約為名的指控。美洲國家組織憲章中有一項嚴格的聲明，要求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反對任何形式的干預行為。顯然，美國不受這項聲明的約束。紐倫堡原則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聯合國憲章，都有明確定義的條款，嚴厲譴責侵略戰爭。毋庸置疑，美國對此非常了解。在紐倫堡審判中，美國大法官羅伯特·杰克遜慷慨陳詞，指出按照“頂級國際罪行”——即發動侵略戰爭等罪名——將納粹戰犯們處以死刑，不啻于“交給這些犯人一杯毒酒，如果我們也喝一小口，我們也必須受到同樣的審判，否則整場訴訟程序不過是一場鬧劇。”這幾句話雖稱不上微言大義，但也清楚地表達了所有國家不應有所例外的思想。可實際上，國際法的保留條款還是為美國網開一面。

　　事實上，美國在幾乎所有公約的締結中都搞特殊化。如果你仔細看看國際上簽署過為數不多的、獲得批準的國際公約，它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寫著“不適用于美利堅合眾國”。這些條約都是非自動執行條約，需要經過國內的立法程序方能合法實施。例如1999年南斯拉夫遭到轟炸之后，南聯盟曾在國際法庭控告北約犯下了種族屠殺罪，國際法庭受理了該案。按照法律程序，只有當國家接受國際法庭裁決時，受到指控才是有效的。除美國外的所有北約國家都接受了國際法庭的裁決，美國則指出其不受《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約束。

　　所以，美國不僅在國際法中享有豁免權，就連美國的文化甚至法律界，都已將這種特殊化視為理所當然。

　　我們可以以同樣的邏輯質疑美國對犯人實施酷刑的正義性。雖然小布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受到多方尖銳的指責，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被告上法庭，辯方的律師可能會采取這樣的立場：美國從來沒有真正簽署《聯合國反對酷刑公約》。在簽署并批準此項公約之前，美國參議院已經將它大刀闊斧地修改了一遍，特別刪除掉所有與美國現行手段違背的條款，以便中央情報局能繼續施用源自蘇聯克格勃的殘酷刑罰。

　　歷史學家阿爾佛雷德·麥考伊將美國的酷刑研究得尤為透徹。他指出，中情局發現，將活人變成木頭的最佳方法是“精神折磨”，而不是關島或阿布哈里卜監獄里采用的電擊生殖器等肉體折磨。精神折磨在犯人的肉體上不留下痕跡，所以美國長期在最高境界監獄里使用精神酷刑。由于美國國內立法對《聯合國反對酷刑公約》的修改，中情局的做法并不違反法律。

　　所以小布什政府的酷刑到底有沒有違犯國際法?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回到你之前的問題，奧巴馬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一直強調“如今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時候”。這是所有罪犯一貫的立場。

　　記者：根據上個月泄露的某些文件，紐約時報和麥克拉奇報業集團都刊發報道稱，中央情報局因擔心其官員以戰犯罪名遭到起訴，而減少了黑牢的數量。聯系你剛才的描述，為什么中情局會害怕到修改政策?

　　喬姆斯基：我懷疑，他們所擔心的東西與基辛格當年擔心的事情差不多。國際上有個較為通用的概念叫做“普遍管轄權”，意思是當犯有嚴重罪行的犯人——包括但不限于戰犯——進入某國領土范圍時，該國有權將其送交司法程序。這雖是國際事務中的灰色地帶，但仍有國家執行普遍管轄權。在皮諾切特一案中，英國法庭裁決有權將他從倫敦送回智利受審。在此之后還有其它的案例可循。

　　以色列部分高官取消前往倫敦的旅程，以避免英國行使“普遍管轄權”對他們不利。據報道，出于類似的原因，基辛格在出國時或許有同樣的擔憂。在今天的世界上，權力越來越分散，美國雖然仍是壓倒性的強權，但已不復舊時的霸主地位。美國難以確定其它國家將如何行動，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開放社會基金在不久前發布的“酷刑全球化”報告中，調查了實行引渡政策的國家——這是美國權力受限的重要例證之一。《大憲章》中明確地提及，引渡的本質是“將人販賣至海洋彼岸受酷刑”，它本身即是一項重罪。但如今引渡已經成為公開的國際政策。全球有超過50個國家參與引渡行動，多數歐洲、中東國家將罪犯送回亞洲、非洲等地，任由獨裁政府對犯人執行酷刑。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任何一個拉丁美洲國家愿意參與引渡行動。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拉丁美洲曾是美國的“后花園”，拉美國家必須對美國言聽計從，否則美國便推翻該國政府。拉美國家甚至一度是全球施用酷刑的中心。但如今隨著美國權力的削弱，一直以來最忠實可靠的仆人也敢對美國說“不”了。引渡不是唯一的例證，回到“普遍管轄權”問題上，誰也說不準其它國家會對美國怎樣做。

　　我必須承認，我從未期待奧巴馬能取得什么成績，但他對公民自由無休止的侵犯著實讓我想不通。

　　(翻譯：觀察者網 楊晗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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