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在列強當中，日本對中國的殘害最重。創劇痛深的歷史記憶，至今沒有平復，時機一到便會爆發，轉為激烈的言論和行動。但是，另一方面，對于日本，我們又缺少真正深入的理解。這個古代的藩屬、近代的強敵、當前的對手兼伙伴，未來的角色將如何確定?下一個歷史階段，中國的發展能否再上一個臺階，怎樣面對和解決日本問題，是一個重要的考驗。下面，略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

　　戴季陶曾說過，關于日本文明，日本學者有許多附會和粉飾之詞，但是，如果把日本所接受的中國、印度、歐美的文化通通拿掉，只留下一個赤裸裸的所謂“日本固有的本質”，那么會和“南洋土番”差不多(《日本論》第6章)。古代日本學者向稱中國為“中華”，稱日本為“東夷”。幕府末期，日本國學家開始糾正這種觀點，鼓吹“清除漢意，堅固和魂”，即否定、擺脫、蔑視中國文化，振興日本固有之精神，這成為后來日本至上主義、乃至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本居宣長是日本國學的集大成者，他說：“世界有許多國，但由祖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戴季陶說得不錯，這種所謂“日本固有本質”，所謂“和魂”，所謂“萬世一系，天壤無窮”，其實質是一種原始、偏狹的部族信仰的內容和對象。另一方面，與中國晚清的“中體西用”論相類似，近代日本也宣揚“和魂洋才”，原始偏狹的部族信仰與西方科技文明相結合，迸發出蓬勃、野蠻的力量，席卷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順便說明，盡管“國學”一詞出自《禮記》，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出現于19世紀末，借用自日本學界，不必諱言，也同樣包含了狹隘盲目的成分。

　　另外，需要指出，早在周秦時期，中國就已形成了普世的天下倫理，而幕府時代的日本盛行武士倫理，明治維新后轉為戰國倫理：僅效忠于一國一姓，不顧及更普泛的正義和是非。這種倫理的形成，第一，是由于島國環境相對封閉，日本缺少像中國那樣在廣袤大陸上、在漫長歲月中，應對、管理、消化、融合多民族群體的豐富歷史經驗。第二，中國自秦漢以后，便一直采取“君主制+郡縣制”，各階層頻繁流動，身份從不固定;而日本則長期實行封建制，各階層身份世襲，各安其份，各司其守，身份倫理超越、壓抑了社會倫理，例如武士道，作為一種典型的主奴倫理，正像戴季陶所說，“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日本論》第3章)因此，儒家的大同理想、佛教的平等觀念、歐美的啟蒙精神，在古代和近代日本，都不能成為主流價值。而戰國倫理的深層，仍是部族信仰。

　　作為一種廣闊、持久、厚重的大陸文明，中國傳統的基本精神，的確如80年代的理論界所說，是一種“實用理性”，它既不像超自然的一神教信仰那樣強勁、高亢，也不像徹底的虛無主義那樣絕望和頹唐。中國人總是傾向于在情與理、剛與柔、進與退等一系列對立范疇之間，保持一種大體的平衡，所謂中庸、中道，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相反，作為孤懸海外、環境脆弱的島國文明，日本則往往趨于兩個極端，或怨而怒，或哀而傷，菊與刀、細膩精致與剛烈粗獷，以分裂的方式集于一身。哀而傷，因“物哀”而沉浸在凄絕、哀艷的情感中，一悲到底;怨而怒，則表現為不加節制的血氣之勇。這后一方面，在近代日本有突出的表現。

　　二

　　近代日本主要的對外戰爭，都帶有不加節制的盲動主義性質，從甲午戰爭(1894-05年)到日俄戰爭(1905-06年)，到九一八事變(1931年)、七七事變(1937年)，直到太平洋戰爭(1941-45年)，均如此。例如在甲午戰爭中，日本罄其所有海陸軍力量孤注一擲。所以，當時的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說：“國內軍備殆已空虛”。假如中國的統治集團有決心、意志打一場持久戰，日本以當時薄弱的國力，是無法取得最后勝利的。但由于種種機緣，日本的盲動屢屢得手，直到陷入中國的戰爭泥沼，最后被鋼產量超過日本10倍的美國徹底打敗。

　　這種盲動主義的一個特殊表現，是戰爭過程中的“下克上”現象。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到進攻南京，包括戰爭末期的一號作戰，日軍一再發生下級或前線部隊無視上級或軍部的權威及軍紀的現象，機斷專行，先斬后奏，迫使上級甚至軍部接受既成事實并被迫投入更多資源支持其行動。例如，上海淪陷后，日本參謀本部原來向前線的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規定的追擊范圍，是蘇州、嘉興線以東。但志在必得的兩支部隊，卻擅自向南京進擊，參謀本部的中下層少壯派軍官也一同鼓噪，使得大本營最后不得不批準占領南京的計劃。這是軍史愛好者都應熟悉的一段史實。

　　這種“下克上”現象，是由于高漲而盲目的士氣，究其根源在于日本近代社會的動員。幕末時代，日本內憂外患，一方面，日本分別同美、荷、俄、英、法簽訂不平等條約，總稱“安政五國條約”，淪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接連發生，社會秩序動蕩，幕府統治動搖。作為近代危機的反應，日本的社會動員，以中下層武士為主體，各階層廣泛參與，形成所謂“草莽志士”。日本歷史學家依田熹家說過，日本的近代化并非像通常理解的那樣，是由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很大程度上，“應當說是民眾更多地推進了近代化。”他說，在日本，人材并不為政府所壟斷，而更多地散布在民間，甚至在鄉村也有許多有識之士。而中國的近代化，“幾乎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或者是僅有少數杰出人物推進的”(《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前言)。缺少民眾的廣泛動員與參與，這是中國的洋務運動、戌戊變法、辛亥革命歸于失敗的主要原因。反過來，則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關鍵。

　　三

　　日本的社會動員采取了特殊的方向。由于國土狹小、資源匱乏，日本無法獨立自主地完成近代工業化，因此，只能一方面“脫亞入歐”，從歐美國家引進技術、制度、文明，另一方面“征臺”、“征韓”，向亞洲國家尋求原料、勞力和市場。國際形勢、地緣環境和封建制的島國傳統，從各方面決定了日本社會的整體右翼化。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場，是在擁戴天皇制的前提下，在內安分止爭，對外索取資源。日本右翼涵蓋朝野，動員相當廣泛，形成所謂“舉國一致”的黷武精神。例如九一八事變，民情激涌，有日本青年因未能從軍而激憤自殺。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右翼的全國性組織有47個，各支部2633個，地方獨立團體430個(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問題研究》上編之三)。之所以能實現這樣的動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右翼吸收、整合了左翼的某些立場，例如關注民眾、經濟平等、反對財閥等。這種吸收整合，也表現在日常情感層面，例如，著名的皇道派軍官大岸賴好說過：“不要光聽軍人們自己說對革新的態度，要看他們在與農民的糞車相遇時的表情”(同上書，上編之三)。

　　高昂的士氣、細膩的感知，形成了日本軍隊精湛的戰術。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較著名的是抗日戰爭中1940年10月的關家垴戰斗。在百團大戰第三段的戰斗中，八路軍129師約一萬人圍攻岡崎大隊500余人，之所以久攻不下，被迫撤圍，除了地形和援軍等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日軍士兵高超的戰技術水平。中下層的動員程度，與士兵普遍的戰技術水平成正比。

　　但是，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戰略上的低能，與其戰術上的高超反差之強烈，也被世人所公認。中日戰爭中，日本的戰略基本是打亂仗，初期更是如此，無論是華北方向還是在淞滬方向。毛澤東當年在戰爭過程中，就對日本的戰略失誤有透徹的分析，比如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戰略時機等，并且，還指出了其根源在于“對中國估計不足”，以為可以“速決”(《論持久戰·乘敵之隙的可能性》)。這些分析被日本學者后來的研究所印證。實際上，日本當年對中共這個重要敵手的力量估計，也極為離譜。例如陸軍省當年認為：“共產軍組成內容雖有諸多變化，但直至今日，其大部分仍是從國民黨軍隊叛離而來……不論好壞當然也與一般支那軍隊無大變化。……共產軍還不是能夠完全控制并有徹底的信念的軍隊，莫如倒也可以看作是利用共產主義的一種軍閥。”(引自江口奎一：《日本帝國主義史研究》第九章)這些戰略誤判，是戰爭初期日本朝野流行的所謂“一擊論”的前提。

　　日本作為東亞文明的邊緣國家，很早便覬覦大陸，公元4世紀末就曾登陸朝鮮。以后在初唐、晚明，又兩次入侵朝鮮，均被中朝聯軍擊敗。20世紀上半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衰落的谷底，因而也是日本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登陸東亞大陸，但是，由于各方面的致命缺陷，特別是戰略上的低能，被徹底打回原形，使其永遠失去了機會。

　　四

　　戰后，日本被美國納入其冷戰結構，成為仆從國。日本以經貿立國，一路趕超，1968年經濟總量超過西德，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增長減速;80年代，由于大量貨幣供給的刺激，房地產和證券市場價格猛漲，形成“平成景氣”;到90年代，經濟泡沫破碎，陷入20多年的低迷、停滯。日本經濟低迷停滯的一般原因在于，日本已經完成了以工業化、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和國土整治等為內容的現代化任務，在現有技術條件下，已經不存在能夠形成經濟增量的大規模建設項目。特殊原因在于，日本戰后60多年仍未擺脫美國的軍事占領，作為一個半主權國家，政治不獨立，其綜合國力，包括基礎性的經濟實力，歸根結底受美國的控制。

　　就美國對日本的管理而言，日本對華關系是其重要的方面。美國的基本原則，正如處理大陸與臺灣的關系那樣——既不能讓中日兩國結盟聯手，也不能讓中日兩國大打出手。兩個東亞大國聯手，美國將失去在日韓駐軍的正當理由。另一方面，如果中日發生戰爭，由于《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共同防衛”條款的規定，美國將面臨或者參戰、或者違約的兩難選擇。因此，美國總是把中日沖突控制在一定程度內。例如， 2010年9月8日凌晨，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島海域扣押了中國船長詹其雄。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強硬立場，但在24日下午，卻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釋放了詹其雄。據日本《產經新聞》當時報道，23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曾在紐約會見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向日本施壓。報道引述希拉里身邊人士的話說，美方希望日方在24日前解決問題。國際政治中的某些操作，短期內很難證實。但是，日本釋放中國船長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克勞里對此表示歡迎，稱“這是正確的決定”，有助于緩解地區緊張局勢——反過來印證了美國政府的立場。順便提及，由于日本的大政方針由美國掌控，是否與別國發生大規模沖突，更需服從美國的意志。這樣，《日美安保條約》純粹是美國單方面利用日本的工具。

　　實際上，由于極為有限的戰略縱深和孤懸海上的島國環境，在核導彈時代，日本已經不具備與中國這樣的核大國進行大規模戰爭的資格和條件;同時，日本經濟自1990年以來低迷停滯，同期中國則持續高增長，到2010年經濟總量趕超日本，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3月，日本地震引發海嘯及核危機，經濟負增長，該年經濟總量與中國相差近一萬億美元(日本6.53萬億，中國7.49萬億)，兩國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近代以來的中日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未來，中國必將經歷重大的社會結構的調整。盡管如此，1949年以后整體國力擴張的總趨勢，仍不可改變。新世紀以來，大陸經濟持續增長，已使臺灣明顯邊緣化;未來幾年，中國經濟與朝韓、東盟、中亞的整合及發展，將使日本邊緣化;設想更遠的未來，亞歐大陸的整合及協調，則將產生更為重大深遠的全球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的邊緣化。美國的衰落無疑將是一個長期的趨勢，最終將被迫實行戰略收縮，退出東亞。因此，就日本而言，是怎樣和平地回歸亞洲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日本以其嚴重縮水的實力回歸亞洲，成為未來東亞共同體的一名和平成員，這就是日本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只有這樣，日本殘害中國的民族記憶也可能平復。解決日本問題，需要兩個前提，第一，美國完全退出東亞，退至第二島鏈;第二，中日兩國實力對比持續變化，達到一個臨界點。

　　當然，這將是一個持續幾十年的漫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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