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在今年8月15日當天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心中的“遺憾”又多了一分。去年8月15日，沉寂5年再度競選自民黨總裁的安倍曾參拜靖國神社，并多次表示“為先前擔任首相時沒能參拜感到痛憾至極”。事實上，真正值得安倍遺憾的是沒能像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時那樣打開對華外交的局面。因為與那時一樣，對華外交依然是安倍上任后面臨的最大外交挑戰。所不同的是，向來對華強硬的安倍當年能主動“破冰”，緩和因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冷淡的中日關系，如今他卻沒能找到化解中日僵局的突破口。釣魚島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當然是主要障礙，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安倍的“國家正常化”戰略中對中國的定位。

　　安倍有著強烈的“復興日本”的使命感，而且擺脫“戰后體制”、實現“國家正常化”，也已成為日本政治的主流。但安倍的不同之處在于，他以“國家正常化”的視角來看待和處理對華外交。“國家正常化”涉及突破和平憲法、打造強大軍力、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以及重建日本的國家身份。從安倍兩度出任日本首相期間對華外交實踐來看，中國因素都被當作推進這一戰略的重要外部動力。無論是主動調整政策改善中日關系，還是以對華強硬壓縮兩國關系緩和空間，這種明顯存在悖論的外交姿態是符合“安倍邏輯”的。因為中日關系的冷淡還是緩和，在日本方面，除了國內政治因素，更取決于中國因素能在安倍的“國家正常化”戰略中扮演何種角色。

　　“前恭后倨”的背后

　　2006年安倍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時，中日政治關系已經因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降至歷史最低點。自從安倍1993年首次當選議員踏入政壇以來，支持參拜靖國神社、對華政策上態度強硬幾乎是其鮮明的“政治標簽”，安倍仕途上的平步青云也得益于小泉的大力提挈。安倍上任后收斂對華“鷹派”鋒芒打破中日政治僵局，直接動因是國內因素。小泉執政后期，日本經濟界改善中日政治關系的呼聲越來越高，日本經團聯、日本企業家協會等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頻頻組團訪華，給日本政界施加壓力。反對黨日本民主黨把對華政策作為攻擊自民黨的政治牌，時任黨首小澤一郎訪華并與中國高層會晤，在改善對華關系上顯現出積極主動的高姿態。

　　從自民黨內部的情況看，不同派系也把對華外交作為總裁競選的政治籌碼。安倍在黨內主要競爭對手福田康夫，力推通過另建國家設施紀念戰死者來解決靖國神社問題，另一競爭對手麻生太郎也表態，應優先考慮國家利益而非個人情感。某種程度上說，能否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展現靈活性，以終結中日“政冷”局面已經成為日本政治人物的“政治資產”。當時政治根基尚不牢固的安倍無法逆大勢而動，調整姿態不僅能化解政治對手的攻勢，還可以獲取對其至關重要的政治資產。在自民黨總裁角逐中，田中角榮就曾用力主中日關系正常化擊敗了政治對手福田赳夫。與福田赳夫的兒子福田康夫競爭，安倍更不會忽略這段歷史插曲。正因為此，自民黨總裁選舉前，安倍就開始逐步降低對華強硬姿態。

　　不過，與其他主張對華接觸的日本首相不同，2006年安倍主動改善中日關系還帶有助推日本“國家正常化”的考慮。2006年安倍訪華以及2007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日，中日發表的聯合新聞公報中，分別寫有“中方積極評價日本戰后60多年一直走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中方愿意看到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建設性作用”等內容。這是中日關系正常化以來，中日官方正式文件中首次明確積極評價戰后日本的國際貢獻、提及日本的國際定位問題。這一微妙變化曾在日本政界引起一定的反響。對于日本來說，戰后“和平國家”形象是推進“國家正常化”的重要資本，能否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作用則是“國家正常化”的關鍵指標。安倍能在這些問題上爭取中國的認可，甚至與中國實現某種協調，其意義不言而喻。

　　2012年安倍再次競選自民黨總裁前，中日政治關系再次跌入低谷，所不同的是，關系冷淡的原因從靖國神社這樣帶有象征意義的問題，變成了更為棘手的領土主權爭議問題。野田佳彥執政一年時期內，日本民主黨內部主張對華接觸的勢力逐漸被邊緣化。2012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期間，包括安倍在內的各競選對手爭相展現對華強硬立場。在這樣的國內政治氛圍下，安倍的對華強硬姿態不僅可以為其贏得政治支持，還可以借中日釣魚島對峙，為“國家正常化”當中的軍力建設提供合理的外部動力。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看來，安倍正是把目前中日矛盾視為一個機會，以此來推動修憲、修訂歷史、重構日本的國家身份。在領土爭議問題上妥協，哪怕只是承認存在爭議，都會破壞這些目標的實現。

　　“價值觀外交”玄機

　　從安倍兩任首相任期的外交來看，雖然對華姿態大相徑庭，但其對“價值觀外交”的追求是一以貫之的，而且這一外交理念的主要針對對象就是中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政治問題學者杰拉爾德·柯蒂斯(Gerald L.Curtis)對《南風窗》表示，安倍對“價值觀外交”傾注大量精力，目的是突出中國不擁有其所認同的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從而強調日本在東亞地區道義上的領導資格。如果把這一邏輯放在安倍“國家正常化”戰略的大背景下看，安倍“價值觀外交”的用意就更為明顯了，即通過在國際上塑造中國的“另類”特征，來為重構日本的“國家身份”服務。從這一點看，安倍推行“價值觀外交”的目的，與其希望中國承認日本戰后“和平國家”形象是一致的。

　　第一次任首相期間，安倍的“價值觀外交”主要體現為倡導“自由與繁榮之弧”。這一概念由時任外相麻生太郎提出，旨在加強從東南亞經中亞到中歐、東歐等與日本具有相同價值觀國家之間的外交聯系，構建圍繞歐亞大陸的“自由與繁榮”弧形地帶。2007年安倍曾向布什總統提議，建立“亞太民主聯盟”，舉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與印度之間的戰略對話。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賴斯對此反應冷淡，稱最好不要無謂地挑釁中國，建議日本專注于改善中日雙邊關系。不過安倍并未放棄努力，在其任期內明顯加大了對印度、澳大利亞的外交投入。2007年8月訪問印度期間，安倍在印度國會的演講中強調兩國共同的民主、自由價值觀，稱日印關系應該成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度出任首相后，安倍的“價值觀外交”調門更高，力度也更大。2012年12月，安倍在美國媒體上撰文，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概念，針對中國的“海上威脅”，設想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夏威夷構成菱形防御，以捍衛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共同海洋利益。這一設想無疑是5年前“亞太民主同盟”的翻版。今年年初訪問東南亞國家期間，安倍發表“東南亞外交五原則”，第一條內容為“日本要與東盟國家共同創造并擴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遍價值觀”。把價值觀與“安全”聯系起來，顯然是安倍根據東亞領土爭端與美國重返亞太的新局而做出的微調。安倍新的“價值觀外交”，同樣是想通過在價值觀上“邊緣化”中國來突出日本的道義領導角色，通過塑造中國地區“威脅”形象為日本在地區安全領域發揮更大作用尋找理由。

　　對于日本的外交，柯蒂斯最近在《外交事務》雜志上撰文指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思考外交政策的方式就一直沒變，“與美國等其他世界大國不同，東京對國家利益的追求，不是通過界定國際議事日程、宣揚某種意識形態或者推銷自己的世界格局觀來實現，而是基于既定的外部環境，做出在他們看來符合時代潮流的、務實的政策調整”。以這個邏輯來看，安倍在外交上對價值觀的追求表現得比美國還積極，顯然不是因為他對民主、自由的信仰更加虔誠。如何在中國崛起的大勢下防止日本跌入“二流國家”行列，才是日本政治人物戰略考慮的真實動因。無論是“自由與繁榮之弧”還是“民主安全菱形”，安倍的“價值觀外交”本質上都是在利用“中國因素”為日本“國家正常化”創造國際空間。

　　對華外交的邏輯悖論

　　安倍前后兩任首相任期內的中日關系，事實上都處于一種“扭曲”狀態。一方面，安倍重視中日關系，視其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另一方面，安倍的對華外交又在不斷侵蝕中日互信的基礎。這種“扭曲”狀態源于安倍對華外交的一系列邏輯悖論。安倍是以“政經分離”的手段來處理中日關系的，其倡導的中日“戰略互惠”更像是“經濟互惠”。在《致美麗國家》一書中，安倍以中日政治體制不同來證明“政冷經熱”的合理性，并指責中國利用經濟影響力干涉靖國神社問題。中國是日本最大的經貿伙伴，安倍不會讓日本自絕于龐大的中國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倍有著緩和中日關系的誠意，至少是不希望政治關系影響日本的經濟利益。但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中日關系復雜、微妙的特點決定了“政經分離”的做法不可能成為常態。

　　今年年初訪美前，安倍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表示，正是在他第一次任首相期間中日建立了“戰略互惠關系”，這一點也是他贏得總裁選舉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見，雖然安倍對華強硬，但他也希望再次打破中日政治僵局。自任首相以來，安倍除了在多個場合呼吁舉行中日首腦會晤外，還多次派遣重量級特使赴北京。在釣魚島問題上，安倍的策略是主權問題上展現強硬，在建立設施或派駐人員上保持克制，企圖把升級緊張局勢的責任推給中國。安倍的“克制”是想給中日緩和預留空間，但釣魚島對峙的程度已經被拉抬到雙方都難有轉圜的余地。更為關鍵的是，安倍把改善中日關系的路徑建立在“強化與周邊鄰國合作、遏制中國抬頭”的基礎上。這種對華強硬姿態與對華緩和意愿之間的悖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安倍不肯正視歷史問題，甚至認為中國在利用日本侵華歷史助長國內民族主義。與此同時，安倍又在借“中國威脅”激起日本的民族主義，利用塑造中國在價值觀上的“異類”形象來重構日本的“國家身份”、為“國家正常化”尋找合法性。安倍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修正主義立場挑戰的不僅僅是中國，但從中日關系角度看，安倍對華外交陷入了歷史與現實交織的邏輯悖論中。中日政治和解有賴于雙方在歷史認識上達成默契或共識，日本的“國家正常化”不可能建立在“異化”中國的基礎上。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布拉德·格羅斯曼(Brad Glosserman)認為：“安倍必須明白，日本在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必須得到鄰國的默許。如果鄰國對日本的崛起持有敵意，那么日本不可能實現其目標。”

　　“我認為中日兩國目前都在尋找打破釣魚島僵局的途徑。”柯蒂斯對《南風窗》表示。他認為，中日雙方有必要把釣魚島問題從潛在的危險對抗轉化為長期的談判模式。柯蒂斯認為，安倍不會一味地在外交上追求強硬，“求存”依然是目前日本外交的特征。“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確給日本和美國帶來了挑戰，但這些挑戰可以不通過把亞洲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來應對。”對于安倍的外交，柯蒂斯在發表于《外交事務》雜志的那篇文章中寫道，意識形態不可能壓過務實主義，對于日本的未來，關鍵的問題不是安倍以及其他日本政治領導人希望看到一個什么樣的世界，而是他們認為日本在他們所認識的世界上生存下來必須做什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