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

　　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和位于華盛頓的五角大樓突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3架民航飛機撞擊并發生爆炸，世貿中心的兩座摩天大樓轟然倒塌，化為一片廢墟。這次恐怖襲擊事件共造成3234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達214億美元，而其影響世界經濟的損失總量將高達3500億美元。

　　這次恐怖襲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人身財產損失，同時也給美國造成了莫大的社會心理傷害，一百余年來沒有發生過戰爭的美國本土頓時陷于混亂和恐怖之中，它使得美國本土的安全神話被打破，對整個美國社會和政治走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正如美國歷史協會前主席喬伊斯•艾珀柏所認為的那樣，“9•11”事件“對這代人的影響力不亞于珍珠港事件當年的影響”。

　　“9•11”事件的發生被美國政府認為是恐怖主義向美國的宣戰，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在9月11日當天晚間的講話中表示：“我們的自由遭到了一連串恐怖主義蓄意而致命的攻擊。……恐怖主義襲擊能動搖我們最高大的建筑物的根基，卻觸動不了美國的根基。它們能讓鋼鐵粉身碎骨，卻不能把美國人民鋼鐵般的意志損傷絲毫。……美國與其朋友及盟國加入全世界渴望和平與安全的人們中來，我們要齊心協力贏得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這說明“9•11”事件給世界政治帶來的最直接變化就是“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已經迅速地轉向全球范圍內的反恐怖主義”，并直接開展了全球范圍內的反恐戰爭行動。

　　恐怖主義

　　要研究有關反恐戰爭的問題，就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恐怖主義，這對于界定美國反恐戰爭片有著重要的意義。“恐怖主義”無疑是一個被長期討論的重大理論問題，它于1795年首次出現(最早的描述見于“法國Jacobins1793年、1794年的統治，當時他血腥殺戮10000人。‘恐怖主義’這個詞的來源是指政府恐怖主義，而不是反對政府或非正式政府的恐怖主義，今天普遍采用的是后者，現在美國政府采用的恐怖主義也是屬于后者的定義”)。而關于“恐怖主義”的定義卻數以百計、莫衷一是，正如美國學者杰西卡•斯特恩所指出的：“各類文獻中提出了數百個關于恐怖主義的定義”。其中，我們最為關注的莫過于美國的官方定義了，美國聯邦調查局恐怖主義研究中心將恐怖主義界定為：為推進政治和社會目的、意在威脅或者脅迫政府、平民或者其部分而對人或者財產非法使用武力或者暴力。美國國防部將其界定為：意在脅迫或者威脅政府或者社會而對個人或者財產非法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武力或者暴力，通常為達到政治、宗教或者意識形態目的。毫無疑問，它們都關注到恐怖主義行為的威脅性、強制性以及心理學方面，指出恐怖主義者除了具有政治目的和社會目的外，還具有宗教目的和意識形態目的。

　　即便有政治性的立場問題存在其中，恐怖主義的要素及類型還是基本可以界定的，“可以從行為者、手段、對象和目的這四個方面來規定和分析恐怖主義和恐怖行動”。研究人員認為，概括起來，恐怖主義無外乎有暴力性、恐怖性、政治性、系統性或組織性、傷害平民目標等幾個基本特性，可以分為個人恐怖主義、集團恐怖主義、國家恐怖主義三類，這三種類別在后“9•11”時代美國反恐戰爭片的題材選擇中均有所體現，特別是后兩種，是影片主要表現的對象?？植乐髁x手段也通常具有相似或相同的類型，如綁架與挾持人質、爆炸、縱火、暗殺、劫持飛機、恐嚇或訛詐、放毒等，這也是美國反恐戰爭片情節與動作設置中必不可少的內容。

　　美國的反恐意識形態控制

　　有研究者認為：“‘9•11’之后，阿拉伯穆斯林和猶太復國主義更成為好萊塢的熱點，影像生產的流水線高速運轉，在短時間內生產了大量‘反恐’、愛國、人性和宣揚民主反對暴政的影片，以迎合美國日趨保守的主流意識形態。昔日謹慎的‘政治正確’和多元價值的自由主義傾向，被強大的‘美國中心’價值所湮沒”。從后“9•11”時代美國反恐戰爭片的題材設置及內容表現中可以看出，這種美國官方的反恐意識形態無處不在，這一點我們將在后文中進行詳細討論。而這種狀況的出現，與美國官方反恐意識形態的控制與宣傳是密不可分的，這不僅僅體現在電影上，也體現在其對所有宣傳工具的控制之中。

　　這種意識形態控制首先有其政治因素，美國官方與軍方利用其在國際傳播體系中的霸主地位來宣傳統治意識形態，以利于為反恐戰爭計劃中的政治、經濟與軍事行動奠定堅實的輿論基礎，“在政治邏輯的指引下，媒介的主要任務就是配合本國的對內對外政策，選擇、編輯和播發相關內容，最終達到宣傳國家意識形態的目的”。任何媒體都面臨如何獲取信息源的問題，而對于反恐戰爭來說，這個問題就異常重要，沒有美國政府和軍方的許可與協助，信息源的獲取對于媒體來說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例如，在伊拉克戰爭的宣傳報道中，“美國媒體上相關的聲音、圖片、畫面、文字多是來自五角大樓、白宮、美國軍方或者隨軍的‘嵌入式記者’”。

　　所以，控制了信息源，就等于控制了話語權，而媒體為了獲取新聞資源則不得不自覺地將立場進行轉變或模糊，否則就會失去一些機會和競爭優勢。即使有什么非官方的或秘密渠道來源的消息及題材，媒體也表現得相當謹慎，“它們大多數忙于炒冷飯，而不是煮新米;忙于尋找新的視角，而不是尋找故事本身”。在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和愛德華•赫爾曼對于美國媒體宣傳模式的論述中，提到了五個相互作用、互相加強的新聞“過濾器”，正是這種宣傳模式使得其保證了美國統治意識形態的宣傳。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控制要遵從資本邏輯，對于私營體制的美國商業化媒體來說，實現資本效益最大化才是其最終目標，所以美國官方通過對媒體的資本投入以尋求統治意識形態的有效傳播。

　　首先，在反恐戰爭已經成為受眾關心的焦點話題時，美國官方提供廉價的消息及素材，極大地降低了媒體的采訪、編輯成本及發行風險，從而使得統治意識形態迅速而廣泛地進入傳播渠道。

　　其次，美國政府和軍方還積極投資廣告、音樂、電影、電視劇等軟性娛樂節目，以有形資產投入直接保證統治意識形態的宣傳，而且富有針對性，正如曾負責這項工作的美國國務院負責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的副國務卿夏洛特•比爾斯所說：“我們目前所做的就是把傳播美國的外交政策和觀點融入到阿拉伯年輕人喜聞樂見的大眾娛樂節目中去”。而這一點在美國反恐戰爭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政府和軍方人士時常出席影片的首映禮，這種無形的資本投入大大加強了影片的宣傳力度，而政府和軍方還向制片方廉價提供拍攝素材、設備、資料和人員，在營造影片可信度和觀賞性的同時，也成功地使反恐意識形態得以迅速傳播。這樣制造出來的奇觀化的戰爭影像，在后“9•11”時代的社會中大范圍、多角度地影響受眾并引發從眾心理，正如德國學者內爾•諾依曼在“沉默的螺旋”理論中指出的：“大眾媒介在社會輿論的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人們要尋求與大多數一致的意見以避免自己被孤立，所以他們往往可能支持與自己的意見不同的另一種意見(即自己認為的多數人的意見)，結果可能造成社會輿論的一種假象”，也正是因為這種效果，才能保證美國官方反恐意識形態的發揚光大。

　　對于美國官方來講，反恐不僅是戰爭行動那么簡單，反恐意識形態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美國官方對此也是不遺余力的。相對于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反恐戰爭來說，“非領土擴張化”的策略無疑經濟實惠且效果顯著，用電影中意識形態潛移默化的傳播來取代生硬的說教與武力征服，雖然社會心理和民族心理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大眾仍然樂此不疲，正如文化學者約翰•湯姆林森所表示的：“這種體驗對現代社會中我們生存的日常生活方式至關重要：它觸及了我們世俗實踐的幾乎所有的方面，它已經‘自然化’了，而且理所當然地進入到了體驗的常規流動之中，但它依舊是一種錯綜復雜和有著矛盾心理的文化狀況。”

　　電影作為意識形態控制工具

　　如上文所述，美國官方對于反恐意識形態控制和宣傳不遺余力，其在后”9•11”時代美國反恐戰爭片中的表現也是隨處可見，究其原因，電影也許并不是為控制意識形態而生的，但它的確是個好工具。

　　作為一種用于交換的精神產品，電影總要反映、表達和參與個人或集團的意識形態，它們只是或顯或隱的區別，超意識形態的傳播方式與“零度敘事”的追求直到今天也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但電影在大部分時間內是要遵循市場規律的，因為其是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的結合體，所以就“不能把作為藝術形式的電影的歷史看做是獨立于作為經濟產品和技術機器的電影的歷史之外的東西”，應該說，好萊塢電影在兩者之間找到了較為平衡的黃金分割點。

　　從概念性的意義上來看，電影作為大眾傳媒方式的一種，勢必成為意識形態傳遞的載體。路易•阿爾都塞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指出：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會、文化和大眾傳媒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其功能是向個體灌輸主流意識形態，使個體接受現存社會規范和社會結構，在生產關系體系內“自愿”接受社會角色，以非武力或非強迫的方式迫使個體服從現存社會關系。隨后，讓-路易•博德里發表《基本電影機器的意識形態效果》一文，深入探討了電影機器的意識形態效果，即電影通過對一個中心位置的幻覺式界定而構造出“主體”的同時，又在無意識狀態中“詢喚”出意識形態效果，“它是一種注定要獲得明確的意識形態效果的機器，這個機器對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來說是必需的：它創造主體的幻覺活動，并與由唯心主義的支持所生成的顯著效力沆瀣一氣。……由此而言，可以把電影看成是一種從事替代的精神機器。它與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模型相輔相成”。這也與讓-路易斯•柯莫里《技術與意識形態》一文中的觀點相吻合，它們都強調電影作為一種表達手段，屬于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無論就電影的生產機制、電影表現的內容和形式，以至電影的基本裝置而言，都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

　　當然，電影既受制于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也再生產這種意識形態。至于意識形態控制的手法，則并非那樣赤裸的藝術教化，正如阿爾都塞所論及的：“意識形態是以一種在個體中招募主體(它招募所有個體)或把個體‘改造成’主體(它改造所有個體)的方式并運用非常準確的操作‘產生效果’或‘發揮功能作用’的。這種操作我稱之為詢喚或召喚。”具體到好萊塢戰爭片，與統治意識形態的關系也不外乎處在‘將個體改造成主體’的過程中，對內如此，對外也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好萊塢正在嚴肅地傳輸美國文化，正在有效地將美國主義行銷全球，無數的觀影者通過好萊塢影像構建著美國，使美國制度化為自身的文化標準模式”。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必定存在著難以“將個體改造成主體”的非統治意識形態，甚至更激進一些的反統治意識形態，我們或稱之為“反思”與“出離”，這也就形成了好萊塢戰爭片對立于主流的另一傳統，這兩極之間的對立與融合共同構成了美國戰爭片的意識形態流變，也造成了一部分后“9•11”時代美國反恐戰爭片游走于反思與歌頌邊緣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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