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耶路撒冷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談后，離開以色列開始赴歐洲訪問。克里與內塔尼亞胡的會談主要集中在如何重啟巴以談判及怎樣應對伊朗核威脅兩個問題上。

　　克里8日結束訪問土耳其，抵達約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與巴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舉行了會談。這是克里在過去3周內第三次訪問中東，凸顯美國對中東問題的重視程度。斡旋巴以、劍指伊朗、施壓敘利亞，是克里此次中東行的主要戰略考量。

　　克里與阿巴斯的會談持續一個小時，兩人討論了“激活巴以談判的最佳途徑”。在巴以問題上，美國外交一個重要變化是，正試圖借力土耳其，希望這個重要的盟友能在巴以間發揮重要作用。

　　據報道，克里在伊斯坦布爾分別與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和外長達武特奧盧進行了會談，聚焦巴以問題、敘利亞危機和伊核問題等。克里敦促土耳其盡快恢復與以色列的關系正常化，希望土耳其能在巴以問題上發揮重要影響。他說：“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美國最重要的地區盟友，兩國關系正常化對中東地區的發展與和平至關重要。”克里還具體“支招”，土以兩國大使各自返回對方國家的工作崗位，是實現雙方關系正常化“首先要做的事”。

　　克里表示，土耳其完全可以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發揮重要影響。有分析認為，克里之所以如此看重土耳其，是因為土耳其一直與哈馬斯、法塔赫關系都很好，各方都樂意與之打交道，其具備調解巴以關系的資質和潛力。土耳其《每日新聞報》資深記者伊斯密爾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克里“找對了人”，土耳其是合適的促和“人選”，這可以使美國少走許多彎路。

　　關于伊朗核問題，克里在伊斯坦布爾強調說，“伊核談判的大門仍然敞開，但是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他特別指出“這不是無止境的進程”。中東媒體注意到，克里在強調政治解決作為首選的同時，也不排除其它選項。

　　有評論指出，克里對伊朗“隔空喊話”是說給以色列聽。內塔尼亞胡強烈要求美國等為伊朗核問題設置為期數周的“最后期限”，他7日表示，如果伊朗逾越這一期限，以色列將獨自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而不再顧及美國立場。

　　內塔尼亞胡強調指出：“我們感激國際社會為阻止伊朗核項目所做的各種努力，但是我們絕不會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其他任何人，即使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美國)。”對此，克里則安撫說：“重點是應該繼續談判，并在談判的基礎上試圖尋找共識。”

　　附文：美國“中東行”背后的“潛臺詞”

　　雷希穎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中東問題評論員 《 青年參考 》( 2013年04月03日 02 版)

　　“里奧行”釋放的不僅不是回歸中東的信號，反倒是表明了白宮急于化解中東危機、抽手中東、聚力亞太的意愿。

　　繼國務卿克里首訪選擇中東后，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結束了對中東為期4天的訪問之旅，美國再度釋放出“關注中東”的信號。需要注意的是，這兩次訪問都沒選擇避開伊拉克戰爭十周年這個敏感日期。

　　盡管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對此一再強調，克里的出訪只是一次“聆聽之旅”，并不會對美國當前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但克里此行的“潛臺詞”，即美國外交的風向標問題，依舊讓全球各大媒體費神費腦了一番。之后的奧巴馬出訪中東，則更是將全球媒體的猜測潮推向頂點。

　　該如何去理解“里奧中東行”背后的“潛臺詞”呢?

　　從國際背景看，“里奧行”是在“一團亂麻”中展開：東亞這鍋粥正在烹調中，還需美國制衡下的文火慢烤;南海那壇酒也正在發酵，要釀成，美國還需往里繼續加料;歐洲的冬天還沒走，歐盟內部的分離主義傾向漸濃，那里正企盼著山姆大叔的“御寒衣物”;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則繼續高燒，這讓“撤兵時間表已定”的奧巴馬政府很焦慮。

　　從美國國內看，經濟問題是美國的核心問題和最大困境：財政赤字居高難下，白宮的口袋捉襟見肘;經濟市場日漸蕭條，高失業率和低增長率的經濟現實讓奧巴馬政府有苦難言;軍費難支，五角大樓被迫重新調整全球軍力布局，抽身中東，聚焦亞太。

　　基于這樣的內外背景，克里、奧巴馬的出訪選擇不可謂不明智：選擇歐盟和中東，這不僅可以避免對亞太“用力過猛”，還遙相呼應了白宮當前工作的重點，即盡快復蘇美國的經濟，化解美國的財政和經濟困境;同時，它還能夠為美國下一階段的外交活動埋下伏筆。

　　除了復蘇經濟外，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則是白宮在短期內不會放棄的核心戰略目標——這既是美國全球戰略安全的考量，又是美國維系其經濟霸主地位的必然要求。事實上，依靠“號召結束伊拉克戰爭”等牌贏得選舉的奧巴馬，深刻明白中東這個泥潭對美國全球戰略的捆綁和束縛。

　　“9·11”后的中東，對美國人來說可謂是“煉獄”。據美國Eisenhower Study Group在Costs of War報告中的數據，美國在過去的十幾年以及在未來的時間里，它將為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戰爭付出大約3.2至4萬億美元的代價。除了經濟上的負擔，美國在中東同樣還陷入了政治以及文化的困境：其中東政治盟友的接連倒臺，使美國的中東戰略墜入冰點;穆斯林反美情緒的高漲，這讓包括前國務卿希拉里在內的美國人都困頓不解;此外，隨著美國國內反戰呼聲的高漲，任何一位政客都不敢冒民意之大不韙，貿然再度將美國重新帶入中東泥潭。再者，美國急于集中精力處理亞太事務，這就要求其必須盡快讓自己從中東的事務中脫身出來。

　　基于此，“里奧行”不僅是為了經濟，它還肩負著為“亞太再平衡”戰略消除“不穩定因素”的重任。事實上，為了配合其戰略重心的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一直在有節奏的調整著。

　　不過，奧巴馬政府要想有效實施其新戰略，一個相對穩定的中東則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只可惜，現在的中東不僅沒能走向平靜，反而愈加地混亂。這就迫使奧巴馬政府暫時把注意力轉回中東，以期盡快解開中東困局。從事實上看，“里奧行”也正是圍繞著敘利亞危機、伊朗核問題、阿富汗問題和巴以問題這四個捆綁著美國手腳的“死結”展開的，再從結果上看，本次“里奧行”雖然并未取得顯著的成果，但隨著美以關系的“回熱”、以色列與土耳其關系的恢復和改善等，它們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幫助美國回歸以“代理人”模式操控中東的舊時狀態，進而從中東適度“抽身”。

　　對于“里奧行”的“潛臺詞”，有些評論員和專家認為，它意味著美國的外交重心被重新帶回了中東。

　　對此，筆者認為，首先，奧巴馬政府對“中東”有深刻的理解，不可能會再重蹈小布什的覆轍。過去十幾年，中東帶給美國的教訓是深刻的，它不僅讓美國在經濟上遭受重創，還讓美國在政治上信譽受損，此外，它更激化了穆斯林世界與西方世界之間的矛盾。奧巴馬對此深有感觸，因而，他自第一任競選開始，便堅定的表達了要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的愿望，并且，他在第一任期內，也確實實現了幫助美國大兵從中東逐步抽身的目標。既然過去的四年奧巴馬都沒有允許美國再“留戀”中東泥潭，那么未來的四年他如何能放縱美國回歸呢?

　　其次，美國的核心利益決定了美國不會回歸。中東雖然在能源安全和地緣戰略上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單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隨著頁巖氣革命的繼續，它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必將越來越低，中東石油對美國能源安全的鉗制力將越來越小，美國犯不著為了“能源安全”命題再入“虎穴”;同時，隨著北約東擴的穩步進行，相關區域對美國的戰略威脅大大減小，再加上美國國家財政的羞澀，白宮是不會為了相對較小的戰略“需求”付出太大的戰略“成本”的。美國的核心利益決定了美國不會回歸中東，“亞太再平衡”戰略才是其當前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

　　第三，哪怕美國想回歸中東，它恐怕也難以“回去”了。2010年底開始的阿拉伯之春除了帶給中東區域無休止的混亂外，它還將“伊斯蘭”重新捧回了政治的中心舞臺。新建立的具有宗教性質的政權，雖然在面子上與美國繼續保持著互動和合作，但無法掩蓋新政權對美國以及西方世界漸行漸遠的事實。

　　基于以上原因，“里奧行”釋放的不僅不是回歸中東的信號，反倒是表明了白宮急于化解中東危機、抽手中東、聚力亞太的意愿。克里與奧巴馬在公開發言中，反復強調美國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當前的敘利亞問題、伊朗問題以及巴以問題，這正是從側面反映了美國不愿再度深陷中東，希望從中東的困境中解脫的意愿。

　　不過，縱然白宮的構想是“美好”的，但無論是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還是對其中東戰略的再調整，這些問題都不是幾次“里奧行”就能夠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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