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網站www.rense.com2011年9月16日刊登了美國著名左翼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題為《歐洲和美國工人階級：右派、左派和中間派》的文章。該文認為，經濟危機的加劇使南歐形成分化的局面：一方面強硬右派的制度性權力得到鞏固，另一方面非議會左派動員“街頭力量”的能力也得到提升。相反，北歐和中歐強硬右派和新法西斯主義運動以犧牲傳統中間偏左/右政黨為代價，大肆侵襲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文章內容如下。

　　歐洲和美國愈演愈烈的經濟危機引起了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截然迥異的社會政治反應。在歐洲，尤其是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中海國家，失業青年、工人和中產階級下層公職人員組織了一系列的總罷工、占領公共廣場及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動。而中產階級、私營企業雇員和小商販等則轉向強硬右派，選舉出或即將選舉反動派首相。換言之，經濟危機的加劇使南歐形成分化的局面：一方面強硬右派的制度性權力得到鞏固，另一方面非議會左派動員“街頭力量”的能力也得到提升。相反，北歐和中歐強硬右派和新法西斯主義運動以犧牲傳統中間偏左/右政黨為代價，大肆侵襲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下層。北歐工人階級相對穩定、富足，但是對種族主義、反移民、伊斯蘭恐懼癥政黨的支持與日俱增。至于美國，當面對民主黨右轉和強硬右派控制共和黨時，除極少數情況外，工人階級仍然保持被動旁觀的態度。美國不像南歐一樣存在左翼街頭政治，其工人階級只是消極地拒絕或否認國會和白宮的強硬右派政策。因此，經濟危機不僅未能促進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反而引起階級分裂、不統一和內部分化。

　　右派/左派分化

　　北歐右翼力量壯大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工人階級意識形態、政黨和領導的衰落。社會民主黨及工黨組織了新自由主義運動，促進了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出口戰略。他們支持減免大企業的遞減稅，參加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支持那些主要針對穆斯林國家的所謂“反恐戰爭”，但是卻能容忍新法西斯主義的日益猖獗，以及那些采取“直接行動”驅逐移民的極端右翼伊斯蘭恐懼癥。

　　歐洲中間偏左(如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和中間偏右(薩科奇、卡梅倫、默克爾)的執政黨直言不諱地抨擊將穆斯林移民權利當成“文化多元主義”。他們對伊斯蘭恐懼癥的容忍和利用，是他們從排外選民中拉票的—50—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3期廉價手段，也成了他們參與美國和以色列在中東和南亞一系列侵略戰爭的借口。其結果是“主流”政權削弱了工人階級與移民工人的團結，也損害了國家和民間團體聯合起來抵制新法西斯種族主義的共同努力，而新法西斯種族主義正是伊斯蘭恐懼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種族清洗”理論的更惡毒的形式。

　　特別是由于臨時工增加，他們容易受極端右派的蠱惑，因此工會會員逐漸減少。同樣重要的是，工會不再開展政治教育來鞏固階級團結。盡管工人工資可能增加，工會與企業精英合作使工人容易受反移民和伊斯蘭恐懼癥宣傳的影響。

　　在這種形勢下，“階級斗爭”使無組織工人與更底層移民發生內訌，而新法西斯主義卻利用文化和沙文主義信仰從中漁利，工會和社會民主黨也不再通過教育和階級斗爭來積極應戰。換言之，中間偏左派和工會的新自由主義實踐和意識形態削弱了階級政治認同，為右翼的滲透和影響敞開了大門。當其領袖不再費心與階級成員商議或討論政策時，這種情況變得尤為明顯：政策自上層向下層強制執行，為極端右派攻擊中間偏左政治體制的“精英本質”提供了強大的武器。

　　相反，南歐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歐和西歐銀行家、本國中間偏左和右翼政治家強加的苛刻條件引起的，經濟危機加劇了階級意識和階級政治。由于失業率飆升，工資和養老金嚴重削減，右翼鼓吹的反移民和反穆斯林政策并未引起南歐工人的共鳴。

　　北歐工人與右派、本國政治家和銀行家結成同盟，要求對南歐國家采取更嚴厲的緊縮措施，并被灌輸了地中海國家工人懶惰、不負責任、假期長等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而事實上，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年工作日更長，假期更少，養老金也更難保障。同樣的種族主義情緒使他們對南歐工人形成沙文主義刻板印象，并助推了對右派的同情。

　　為幫助南歐債務人精英們擺脫困境，作為債權人的北歐銀行家和政治領袖壓榨本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納稅人，而這些精英為滿足北歐償還債務的要求，也同意壓榨工人和公職人員。北歐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堅信是南歐的不負責任威脅到他們的生活水準，而與本國銀行家的投機活動和不負責任的借貸行為無關。而南歐工人不得不承受北歐債權人和本國精英的雙重剝削，因此對帝國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合理性有更深刻的階級意識。

　　北歐工人與本國債權人統治階級達成共識，將憤恨轉移到國外工人和移民身上，因此易受右翼蠱惑。他們公開表達了對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工人的憤恨，這些工人的武裝斗爭可能打亂他們到地中海島嶼和海濱勝地的度假計劃。本應該針對本國債權人和金融投機精英的意識形態斗爭，轉變為對南歐工人和移民的敵對。國外救助、帝國主義戰爭和社會計劃的削減導致對逐漸減少的政府支出的爭奪加劇，以及就業者和失業者、本國工人和移民工人之間的沖突。

　　國際工人間的團結已經被嚴重破壞，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被那些宣揚惡毒的反移民(反社會主義)的國際極端右派所取代。如對70多名左翼青年(大多為青少年和挪威工黨的積極分子)的殺戮，對那些支持移民權利的進步者造成生命威脅。極端右派起初只是攻擊移民和穆斯林，現在開始攻擊支持他們的本國左派和進步運動。

　　當狂熱親以分子、猶太復國主義空想家(主要在美國)與攻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支持者的新法西斯伊斯蘭恐懼癥者聯手時，情況變得尤為復雜，這是挪威法西斯兇手布雷維克反復提到的問題。問題在于“受人尊重的”自由黨、社會民主黨、保守黨在競選時迎合極端右派的反移民、反穆斯林主張，以達到吸引工人的目的，而不是實施那些能縮小不平等的影響深遠的階級改革以及通過增加累進稅和公共投資等來聯合所有工人(本地人或移民)對抗資本主義。

　　缺乏團結的工人階級中的移民子女、特別是失業的青年工人參與到搶劫本地商人、與警察對峙、制造大混亂等各種直接行動中，如2011年英國“火熱八月”爆發的全國性暴亂。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消亡產生了極端右翼的暴力、移民種族歧視的暴亂和搶劫等。勞工精英只是譴責極端主義和暴力，呼吁調查，但是并未進行任何的自我批評，也并未發起任何計劃來改變那些使工人和失業者右轉和產生暴行的社會經濟結構。

　　美國：右派興起

　　與歐洲不同的是，極端右派在美國如魚得水。奧巴馬執政前三年，殘酷的反移民政策驅逐了將近100萬的無證勞工或家庭成員，比布什執政期間增加了3倍。

　　大眾媒體、國會、白宮、有群眾基礎的正統基督徒政治家以及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和組織通過鼓吹公共不安全感，積極煽動伊斯蘭恐懼癥，挑起反穆斯林的惡毒運動。他們占據了歐洲極端右派的種族主義議程，使極端右派將槍口直接轉向窮人、工人階級和公職人員(特別是教師)的社會運動。

　　另外，他們對債務融資和公共支出的抨擊遭到那些依賴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抵觸。在最近提高債務上限的國會辯論中，華爾街有選擇性地參與了反對極端右派的斗爭：呼吁在社會縮減開支和稅制改革等方面作出妥協，但同時支持反公共部門工會的行為。

　　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工人階級和窮人大多較為被動。他們持中立態度：既不像英國那樣參與街頭暴動，也不像北歐那樣向右急轉彎，也不像南歐那樣參與罷工。美國工會，除威斯康辛州公職人員工會外，從不參與任何大型的對抗活動。工會領導只關心如何游說公司，而無力組織日趨減少的工會成員。

　　茶黨惡意攻擊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失業保險、特別是社會保障等公共計劃，而這些公共計劃似乎全都有益于工人及其家人，因此它不像北歐工人政黨那樣對工人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因為工會要么不存在(93%的私營企業沒有工會)，要么已經妥協癱瘓，因此美國經濟危機并未引起地中海式的大規模運動。

　　迄今為止，美國工人階級對極端右派的興起持旁觀態度，這是因為組織領袖試圖支持民主黨，繼而采納極端右派的大多數議程。

　　結論

　　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正從新自由主義平穩過渡到極端右派，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成為被動的受害者，而不是針對左派或右派的積極戰斗者。歐洲當前的危機表明兩極分化鮮明，即南歐工人階級激進左轉，而北歐工人階級則逐漸向極端右派轉變。國際工人階級大團結，最好的結果是南歐工人團結一致，而最壞的結果是被北歐最右派政黨聯盟所取代。隨著國際工人階級大團結的衰落，北歐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勢頭猖獗，而南歐工人運動伴隨著廣泛的無業人員、學生、小商販及領取撫恤金者組成的社會運動。

　　盡管南歐右派能夠利用中間偏左派，他們仍然遭到非議會工人階級和社會運動的強烈抵抗。相反，北歐和美國極端右派并沒有碰到這種有意識的反抗———無論是在街頭還是工作場所。這些地區只有經濟體制崩潰，或出現長期嚴重的經濟衰退且基本社會計劃和保障遭遇毀滅性破壞，才可能使工人階級運動重新復蘇，希望這種復蘇源于有階級意識的左派而不是極端右派。

　　(張永：蘭州大學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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