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什么不愿意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證

　　顧克岡 杰弗里•劉易斯

　　原編者按：這篇短論集中論述、分析了中美有關核問題的對話中最為核心的命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諾，詮釋了美國為什么不肯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諾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原因，分析了中美在此問題上的分歧和誤解以及面臨的困境，并嘗試提出解決此種困境的方案。文章的辨析還表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諾關系到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且與中美之間能否建立戰略互信密切相關，因而無論是嚴謹的學術探討，還是切實的政策分析，都很有價值和意義。

　　顧克岡博士和劉易斯博士是美國戰略研究界，特別是從事核戰略問題研究的中青年領軍人物。他們從事核問題研究多年，并為政府和國會提供政策咨詢。兩位作者能在偏見根深蒂固的環境下，嘗試以較為客觀的方式詮釋中美關系中的核問題，這不僅體現了他們的專業學識，更體現了他們的學術勇氣。誠然，本刊編發此文，并非完全認可兩位作者的觀點，但他們的分析和見解，顯然有助于國內同行和公眾理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個困擾中美核關系的重要議題。

　　如果美國要致力于降低核武器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那么美國為什么不愿意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證?1964年中國進行第一次核武器試驗的當天就做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并且自此一直遵守此項承諾。中國領導人經常鼓勵美國至少要對中國做出這樣的承諾，以此展現善意，但是美國始終拒絕做出此種承諾。

　　冷戰期間的“不首先使用”問題

　　多數中國戰略家都不相信美國計劃對中國實際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國首先使用。那么，美國為什么拒絕對中國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正式承諾呢?部分中國分析家認為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美國保留對中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選項，是為了恐嚇和強迫中國，有意制造疑慮，將其作為約束中國行為的手段。但是，還有另外一種中國戰略家們應該考慮的解釋，這種解釋植根于美蘇冷戰對抗的歷史以及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關系之中。

　　由于這種歷史，很多美國戰略家和外交家無法接受“不首先使用”這樣的詞語，雖然這些人接受不使用或不威脅使用核武器的一般原則。筆者認為，因為華盛頓無意對中國進行核訛詐，中國有可能從美國獲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信保證，中國可以就如何達成這種保證向美國提出建議。

　　有關“不首先使用”和“不使用”核武器保證的呼吁最早源于1946年的蘇聯。整個冷戰時期，包括1972年的一項聯合國大會決議案，“不首先使用”提案一直是蘇聯宣傳策略中穩定的組成部分。

　　要想理解美國人為什么會鄙視“不首先使用”這個詞語，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清楚，蘇聯極力對美國施壓，要美國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證，并不是因為蘇聯真心致力于核裁軍，而是為了在爭取歐洲人心的競賽中獲取政治和外交優勢。

　　蘇聯“不首先使用”的宣傳攻勢意在歐洲，蘇聯在那里部署著大量的常規軍事力量。美國及其北約盟國認為，他們需要用核武器來對付蘇聯巨大的常規軍事力量優勢。因此，蘇聯試圖用“不首先使用”這樣的概念作為宣傳工具，在美國與北約盟國之間打入“楔子”：很多北約盟國依賴美國的核武器保衛其安全，但這些盟國的民眾強烈抵制美國在其領土上部署核武器。

　　中國專家需要意識到“不首先使用”在美國的歷史，以及在與美國官員和專家討論這一概念時這段歷史所帶來的困擾。當美國人“聽到”中國人談論“不首先使用”的時候，這一段歷史深刻地影響了他們對其內涵的理解。美國人認為，蘇聯試圖在“不首先使用”保證上進行欺詐，蘇聯只想利用“不首先使用”離間美國與歐洲盟國。即使是今天，當美國官員聽到中國官員談論“不首先使用”時，許多人都想當然地認為中國也試圖在“不首先使用”保證上進行欺詐，并威脅像日本這樣的美國盟國。換言之，當中國官員使用這一與前蘇聯密切相關的短語時，許多美國人自然而然地就得出結論：今天的中國和以前的蘇聯沒什么兩樣。

　　美蘇就“不在歐洲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爭論經年累月，最終演變成美國安全文化中對“不首先使用”這一術語的根深蒂固的排斥。這種排斥最終固化成了一種意識形態正統，雖然僅有個別的美國官員曾經認為發動核戰爭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1982年，四位前美國政府高官曾提議，美國應該認真考慮如何朝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邁進。這四位政要--肯尼迪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肯尼迪政府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最初勾畫對蘇“遏制”政策的喬治•凱南、尼克松政府主談《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杰拉德•史密斯--認為，僅僅把“不首先使用”設為目標就將有助于緩和軍備競賽，然而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界對此反應極為消極，只有很少幾位外交官和戰略家對這個想法表示支持。

　　知名的英國學者邁克爾•霍華德不無遺憾地表示，“這篇文章引發的狂熱……提供了一個令人沮喪的證據，即(反對‘不首先使用’)仍然是一種政治正統，質疑這種政治正統將給個人帶來風險。”提出“不首先使用”這種建議的危險，并不在于它會給美國國家安全帶來危險，而是會給支持它的美國戰略家或外交官的職業生涯帶來風險。在美國支持“不首先使用”，就類似“文革”時期對毛主席語錄提出批評，極少有嚴肅的美國決策者愿意承擔這種風險。

　　霍華德還認為，威脅首先使用核武器根本不再具有可信性。美國幾乎不可能公開地威脅使用核武器，并且即使發出了這種威脅，多數美國對手也不會相信?；羧A德認為，美國如能承認這一點最好，公開宣布實際的美國核政策將帶來政治和外交優勢。盡管存在這些道理，盡管幾乎所有的美國安全和外交政策專家都普遍承認美國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反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正統依舊搖擺不定，而且美國政府頑固地拒絕改變其宣示的政策。

　　中美關系中的“不首先使用”問題：困境

　　盡管冷戰已經結束二十多年，但是反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正統觀念依舊在美國安全和外交政策精英的心中根深蒂固。20世紀90年代早期，麥喬治•邦迪再次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嘗試，他和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軍上將威廉•克勞以及杰出的科學家西德尼•德威爾共同提出了一個相似的提議。這一次，三位政治家呼吁美國表態僅將核武器當作“最后的防御手段”，為此他們努力解釋這一說法并不是做出“不首先使用”的承諾，而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盟國，特別是歐洲的盟國。

　　然而，從實際效果上來說，這個說法等同于“不首先使用”的承諾，因為邦迪、克勞和德威爾會說美國還沒有任何至關重要的利益不能夠通過“審慎的常規準備”予以保護。換言之，盡管他們承認可能存在美國需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但是他們聲稱無法想象任何一種特定的情形。這與“不首先使用”的區別微不足道，因為它僅保留了在無法預見的情況下使用核武器的概念性選項。

　　其他的美國高官似乎從邦迪那里吸取了同樣的教訓。例如，威廉•佩里和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現在就認為，美國應該聲明其核力量的“唯一目的”就是威懾。中國的分析人士當會注意到，即使是像佩里這樣擁有很高聲望和信譽、也有勇氣倡導徹底消除核武器的美國人，仍然不愿意自己與“不首先使用”扯上聯系。

　　由于許多美國外交和安全政策專家從學術界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并且他們從政府中退出之后繼續返回教學和研究崗位，拒絕“不首先使用”概念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壓力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國青年學者。一位年輕的、倡導“不首先使用”承諾的專家可能面臨嚴重的職業影響。我們的一位同事剛在美國防務界嶄露頭角，他最近準備發表一篇論文，主張美國應該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他將這篇論文拿給一位已經在不少政府部門擔任過重要職務的、很有聲望的同事，這位同事警告他說：“你是否真想成為支持不首先使用的人?”

　　對許多美國學者和專家來說，拒絕“不首先使用”是進入國家安全政策圈的“門票”。很多情況下，由于“不首先使用”披著意識形態的外衣，或者受到導師的影響，美國同事們并不一定都完全清楚他們反對“不首先使用”的理由。

　　美國人非常重視學術獨立和職業操守。因此，多數美國分析家都不愿意承認他們個人有關安全戰略的見解受到意識形態或者一己私利的影響。即使那些意識到這種可能性的美國人，他們也不太可能對中國的同行承認這一點。盡管如此，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分析家們應該想到，當要求美國同行支持“不首先使用”時，他們不僅僅是尋求一種政治保證，同時也在要求美國同行背棄導師訓誡、背離職業訓練，還有可能是放棄職業前景。

　　這種狀況會導致嚴重的誤解。舉例來說，在中美第二軌道對話中，一位資深的美國與會者試圖用一種“假想實驗”向中國同行展示美國為什么不相信“不首先使用”承諾--不論是冷戰期間蘇聯的承諾還是當前中國的承諾。他詢問中國同行：“如果美國使用常規武器攻擊你們的核彈發射井，你們會怎么做?”他把這種問題當成一種智力活動，這是某種誠實的表述，多數大學和智庫中的美國人接受過“假想試驗”這種質疑類似承諾的培訓。中國的對話伙伴認為這是對中國的威脅，表明美國考慮發動此類攻擊。因為中國歷史上有過承受核訛詐的經歷，這種反應可以理解。 不幸的是，即使中美安全關系大幅改善，美國不愿意提供“不首先使用”承諾的姿態也不可能改變。因此，中國的安全專家有必要尋找一種替代性的簡潔陳述，使之既能完全滿足中國從美國獲取安全保證的需要，又不使用蘇聯創造的“不首先使用”術語。

　　中美有關“不首先使用”詞語的爭論對中國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消極后果。美國有關中美戰略安全關系的爭論集中于美國安全界兩派之間，一派希望打消中國對其核威懾的信心，而另一派則不贊成這樣做。前者認為美國應致力于獲取抵消中國核威懾的能力，而后者以斯考克羅夫特和佩里為首，則認為“(中美)相互脆弱性是一個事實，可以通過戰略穩定來管理相互脆弱的狀態。”

　　當中國專家堅持要從美國得到程式化的“不首先使用承諾”時，這強化了那些希望打消中國核威懾信心的美國專家的政治立場，削弱了那些主張中美相互脆弱性是一種事實的美國專家的政治立場。

　　當中國要求得到“不首先使用”的承諾時，反對者只需指出蘇聯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計劃，蘇聯只不過在用“不首先使用”破壞北約盟國關系。這暗指中國也想欺詐，并試圖威脅日本。因為“不首先使用”這個詞語與蘇聯有聯系，當中國使用蘇聯同樣的話語時，這就很難解釋中國會采取與蘇聯不同的舉動。當中國代表在雙邊核對話中使用讓人聯想到蘇聯的話語時，美國人很難表達對中國立場的認同。

　　中國的分析人士還應考慮到，在雙邊安全問題上，美國專家很難從中國視角理解問題，就像中國專家也很難從美國視角理解問題一樣。否則，他們都將面臨指責，即他們更關心對方的國家利益而不是本國的國家利益。兩國專家都應解釋為什么中美戰略穩定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將中美戰略穩定為什么符合對方利益留給對方解釋。

　　中美關系中的“不首先使用”問題：出路

　　如果能夠克服圍繞“不首先使用”辯論所引發的困境和誤解，我們相信，中美正在進行的核武器討論能夠取得真正的進展，中美甚至可能就《2010年核態勢評估》所提出的“戰略穩定”展開正式對話。盡管存在有關“不首先使用”的爭議，中美在戰略穩定問題上的政策立場比多數專家意識到的還要貼近。令人吃驚的是，中美兩國的官方政策文獻以非常相近的方式表述了有關戰略穩定的條件?！?010年核態勢評估》報告對美國核武器作用的表述與《2006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對核武器作用的表述幾乎一致。

　　•美國的《核態勢評估》報告宣稱：“只要存在核武器，美國核武器將繼續存在，美國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是威懾對美國、美國的盟國和伙伴的核攻擊。”

　　•《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宣稱：“中國的核戰略貫徹國家的核政策和軍事戰略，根本目標是遏制他國對中國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兩種說法的真正區別在于：美國將威懾其他國家對盟國和伙伴的核攻擊包括在核武器的作用之內，這就是延伸威懾問題。美國決策者非常重視對日本和韓國的安全承諾，而不是將其當作遏制中國的借口。他們真誠地相信，美國的安全承諾對于阻止兩國發展自己的核武器至關重要。

　　當前很多美國觀察家擔憂，中國迅速增加核武器數量以達到與美國核武庫同等水平進而損害延伸威懾，此即“猛增以達勢均力敵”。雖然這種觀點在多數中國人看來非常怪誕，但是多數美國決策者卻很重視這種觀點。我們認為，“猛增以達勢均力敵”的擔憂得以盛行，表明中美雙方對彼此核態勢了解何其之少。

　　同樣，我們也認為多數中國人高估了當前美國對中國進行“核訛詐”的可能性。盡管20世紀50年代美國曾對中國進行過核威脅，然而當前多數美國決策者均接受中國擁有核威懾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010年的《彈道導彈防御評估》和《核態勢評估》都宣稱，“對本屆政府而言，維持中美關系中的戰略穩定性與維持與其他國家的戰略穩定性同等重要。”《彈道導彈防御評估》則更進一步表示，導彈防御“無意影響與中國的戰略平衡”。

　　中國觀察家們正確地指出，美國國內還有其他更強硬的觀點，但中國也有強硬的觀點。盡管北京和華盛頓的認知分歧非常嚴重，但雙方都關注同一個問題，即對方不尊重現狀而可能使用核武器改變現狀。有關“不首先使用”的僵局如果持續下去，這可能阻礙中美決策者展開有關戰略穩定的討論。當一方提出“不首先使用”的問題時，雙方的記憶都回到了50年前：美國想起了蘇聯對歐洲造成的威脅，而中國則想起了在朝鮮、金門、馬祖的美國核威脅。因此，雙方都需要尋找一個新的框架，這個框架展望未來，而不是回歸冷戰時代。

　　事實上，我們相信能夠找到這樣的框架。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不愿意使用核武器來改變現狀。中美雙方關于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是威懾核攻擊的共同觀點，可以成為這一框架的基礎。如果雙方能有一個有關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以鞏固中美戰略關系，當是明智之舉，這將為討論雙方都關心的、更為技術性的問題奠定基礎。

　　這種聯合聲明的基礎將不會是“不首先使用”承諾，而是一種折中。雙方清楚地表述他們的共同利益，并在當前核平衡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中美戰略關系：對美國來說，這意味著尋找一種可接受的陳述以表明美國不尋求核力量優勢或抵消中國核威懾的能力;對中國來說，這意味著宣布中國不尋求數量對等或者損害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承諾。

　　這樣一個協議將有很多分歧留待解決。美國仍將關注中國不斷改善的核力量，而中國仍將對美國的導彈防御保持警惕。但是，如果中美能夠達成共識，即保持戰略平衡的穩定而非改變戰略平衡符合雙方利益，那么雙方將有可能更容易地解決或者管理這些問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99期，摘自2012年第5期《外交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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