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沖突”解析

　　鄭彪

　　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這是近代人類思想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于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開始了真刀真槍的公開對抗，“階級的沖突”被剩余價值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武裝起來，演變成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主義的沖突”，具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質。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進程，也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把科學社會主義變成實踐提供了歷史機遇。于是，勞動與資本的對抗外化為國家之間的政治對抗和后來國家集團之間的對抗。如果說，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是一部“主義的沖突”歷史，并不為過。其實，被“主義的沖突”所掩蓋著的仍是民族的沖突。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id J Toynbee，1889-1975)從文化角度提出關于文化的“挑戰與反應”學說，本質上還是民族沖突。他認為，挑戰與反應是文明成長的主要動力，當然也是文明(民族)滅亡的原因，那是因為落后民族沒有對外民族的挑戰做出成功應對，例如印地安人文明沒有成功地應對歐洲白人的入侵。全球化的歷史其實是歐洲白人對世界有色人種進行挑戰、擴張、征服、掠奪以及部分滅絕的歷史，日本是個例外。但是這個歷史過程為二十世紀“主義的沖突”所掩蓋，并由于戰后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和東西方的軍事戰略均勢，由于殖民體系瓦解而從總體上遭到中斷。這當然不符合西方資本集團利益。所以，蘇聯解體以后，政治平衡打破，美國登上軍事顛峰，儼然以尼采哲學的“超人”自居來“重估一切價值”，于是“民族的沖突 ”撕下了“主義”的面紗，“文明的沖突”自然就赤膊登場了。在西方看來，這就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意義。

　　一、“現代十字軍”的戰表

　　二次大戰以后美國不惜砸下重金搞“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意在同社會主義國家對抗。但是，在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和“核冬天”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地處美蘇之間的西歐國家大都走上了社會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道路，實際上是在向社會主義方向和平演變。這與美國戰后的政治戰略是南轅北轍的。美國與西歐國家不同，西歐國家地理上靠近蘇聯，其中許多小國原本沒有爭奪世界霸權的野心和條件，也不想成為美蘇對抗的炮灰。德國經過兩次大戰的失敗，其悔過的表現不乏真誠和深刻的思考。這是西歐特別是北歐國家在福利國家道路上走得很遠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不同，地處北美洲，周邊沒有敵人。美國是西方的政治領袖和霸主國，是民主形式掩蓋下的寡頭政治。雖然有羅斯福新政以及戰后改善民生的舉措，從根本上不過是為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空前政治危機中挽救壟斷資本政權免遭滅頂之災，是在政治上采取的權宜之計。，戰后則是出于冷戰的政治需要，美國稱霸世界的念頭從未削弱過。不同的國情和地緣政治條件，是七十年代以后在世界諸多危機爆發的背景下除了英國以外的西歐國家與美國在政治上漸行漸遠的原因。從本質上說，在人類整體面臨危機的條件下，西歐更多地選擇共存、多元、民主、和諧的發展道路。而美國明知道只有一個地球，資源有限，石油危機、生態環境危機、人類生存危機，但是它斷然選擇了“贏家通吃”的道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負我。這是美國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右翼的政治選擇。這些右翼寡頭推出的布什總統，頭腦和才具雖然平平，但是政治上強硬，又擁有這個集團最強烈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人權掩蓋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混合體，因此作總統最適合實現他們的利益。

　　蘇聯解體以后，在布什政府看來，美國既然已經是“全(球)無敵”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已經失敗，“主義的沖突”歷史已經“終結”，意識形態的外衣不再需要。于是“獨夫之心，日漸驕固”。私心膨脹之下，“文明的沖突”理論應運而生，就是西方繼“主義的沖突”獲勝以后，西方基督教文明要通吃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和其它文明。這么多文明沖突，說穿了主要就是美英(為代表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與中國、俄羅斯的“沖突”。把這兩個國家滅了，就天下太平了，其它國家只是打掃戰場的問題。只有將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理論歸結為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再上升到國際政治層面和美國的全球戰略高度，才能正確地解讀。在他們看來，世界全球化即美國化之日，也就是“文明的沖突”歷史的“終結”之時。因此，“文明的沖突”理論散發著十字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血腥，本質上是對全世界的“異教徒”，首先是對中國和俄羅斯下戰表。

　　二、“文明沖突”與民(種)族沖突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有不同的派別，也有溫和派。現在掌控布什政府的原教旨主義是其中最極端最兇殘的派別，骨子里充滿對異教徒的殺機。這在中世紀的八次十字軍東征和近代歐洲宗教戰爭、宗教改革前后的歷史中都得以充分地表現。近代以來這種宗教的狂熱和殺機與資本的性格相融合，在西方資本原始積累“血與火”的歷史和自由資本主義的“悲慘世界”中都有極為典型的表現。西方文化中這種宗教的狂熱、偏激和殺機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在二十世紀，由于人類的進步，特別是由于階級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資本受到國際國內政治和法制的節制，西方宗教的狂熱和偏見也受到壓制，但是一有機會就會發作，例如表現為希特勒德國法西斯的歇斯底里。二戰時的德國與日本，同為法西斯，但是前者與宗教密切相關，后者主要與日本島國政治文化的負面因素相聯系。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毒素而今隨著美國成為世界霸主，重新發作起來，在里根和布什政府的當代新“十字軍東征”的叫囂和政策中得以體現，與希特勒當年堪可比擬。這當然不是說所有的基督徒都如此瘋狂，而是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但是原教旨主義對西方一般政治意識形態有著很大而且越來越大的影響，特別是主宰了西方的政治哲學，這樣一來世界就在劫難逃了。但是也正因為如此，美國也成為自己的掘墓人。其實布什及其“狗頭軍師”使用的十字軍的比喻是頗為不祥的，歷史上西方八次十字軍東征，均已失敗告終，當年的阿拉伯人是很厲害的。中世紀阿拉伯人在中西之間樹立的這個無可逾越的政治屏障，對中國的外部環境是有利的，所以阿拉伯人歷史上就是中國的朋友。但是 1453年以后，西方民族國家興起，早年強大稱雄的阿拉伯文明逐漸在西方的分化、打擊和宰割下衰落至今，被西方報了中世紀歷史的“一箭之仇”，也是觸目驚心的，可為今天中國認真借鑒的歷史教訓。從最早葡萄牙人的“十字軍”到當代美國“十字軍”，西方文化的所謂“政治使命感”都來自基督教文化的原教旨主義。只不過事過境遷，這種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外衣不同了，穿上了“西裝革履”：現代的民主、自由、人權、市場經濟等等。卡特是作過總統的，他對此中奧秘當然心知肚明。他在2002年說，現今“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各種教派和印度教以及伊斯蘭教，都明顯地趨向于原教旨主義。”(47)這是世界政治和人類文明的歷史倒退。他對什么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是這樣解釋的，他說;“‘因為我與上帝結盟，所以我高人一等，我的觀點應該流行，任何與我意見不同的人本來就是錯誤的’，進而推論，那些人本來就‘低人一等’，最后得出結論：他們只是‘近似人類的人’，因此，他們的生活不重要。這一趨勢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緊張的宗教沖突。”(48)卡特作為一個基督徒，他說的其實已經很清楚了，但是圣經的原意比較，還是相當委婉和含蓄。需要根據圣經“翻譯”一下：所謂“意見不同的人”就是指“異教徒”;所謂“近似人類的人”和“他們的生活不重要”，其實是他們“不是人”和“他們的生活不重要”，這里有翻譯錯誤，因為“生命”和 “生活”在英文中是一個詞(life)。所謂“得出結論;他們的生命不重要”，就是“殺異教徒”。所謂宗教原教旨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緊張的宗教沖突”，其實不僅是造成宗教沖突，也包括意識形態沖突、制度沖突和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沖突。所以，“文明的沖突”的基督教含義也是當代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含義，就是“殺異教徒”。這不僅是因為現在羅馬教皇與美國早已經結成“神圣同盟”(國際政治同盟)，而且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滲入西方文化的骨髓。離開宗教，對西方文化和政治無法正確解讀。但是實際上，在那些人心里，真的是上帝與他“同在”嗎?沒有的事，上帝只是虛幻，只有他自己。卡特作過總統，上面的話說得委婉，不如學者來得直率。一位西方人寫道：“一個奇怪的氛圍彌漫在小布什的周圍：白宮辦公廳主任安德魯·卡德的妻子是衛理公會的牧師;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頭頭賴斯的父親是亞拉巴馬州的傳教士;領導總統講話寫作班子的麥克爾·吉爾森畢業于素有‘福音會哈佛’的惠頓學院。此人贊同基督教極右派的預言，認為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戰即將到來，反基督者將再次來臨，然后是救世主即將顯現。白宮的全體人員都參加每天的《圣經》學習小組。現在，總統府象一個巨大的祈禱廳。那些當權的人早晚集體閱讀《圣經》之余，處理著美國和世界大事。”(49)在“主義的沖突”歷史“終結”以后，世界進入混亂無序狀態，“春秋無義戰”頻頻發生，既無主義更無正義可言，西方的政治哲學和意識形態向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回歸，以此為他們向一切敵對國家發動戰爭作輿論準備，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至于誰是異教徒和敵人，理論上沒有確定的含義，但是實踐上是清楚的，說到底，還不就是布什手里的屎盆子，說扣誰就扣誰。

　　國際和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的主義沖突，只是表象，背后是集團和國家的利益，包括國家的前途。但是這也只是政治經濟學意義的解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從文化層面上作進一步的解讀，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固然主義的沖突只是現象，利益的沖突是本質。但是在利益的沖突后面，已經不僅是階級之間的沖突和國家之間的沖突，已經圖窮匕見出文明的沖突。在“文明”的華麗辭藻掩蓋下的，是民族的沖突。所以，文明的沖突，民族的沖突，比主義的沖突更深刻。西方文明是盎格魯·撒克遜主導的文明。亨廷頓把冷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列為八大文明。它們依次是：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其實搞這么多文明并列，玩的是障眼法。在西方人眼里，現今稱得上或有資格與西方文明沖突，或說有資格被西方文明視為對手的無非三大文明——中華文明(中國)、東正教文明(俄羅斯)和伊斯蘭文明(阿拉伯國家)。歷史無數次證明，對手(民族)消滅了，文明就沒了。如同1453年拜占庭帝國覆滅，拜占庭文明就消失了一樣。所以文明的沖突，本質上是民族的沖突，但是后者好說不好聽，還是“文明的沖突”的提法更“文明”一些。其實都是一樣，圖窮匕見。問題還在于，美英做事既陰險又不留余地，1453年拜占廷文明滅亡以后，幾百年來阿拉伯文明對于基督教文明的優勢地位不復存在，到二戰以后英國又弄出個以色列來，把個阿拉伯世界搞得人仰馬翻不算，美國還要占人家園，滅人種族和文明，僅僅是為了中東的石油和戰略位置。阿拉伯人眼看沒有活路，被迫走上“恐怖主義”道路，無非是拼死作最后一搏。所謂“恐怖主義”，表面上很“恐怖”，本質上也是可憐巴巴的“主義”。所以，“文明的沖突”既是人類原始的沖突，也是最現代的沖突，或許是最后的沖突，歐仁·鮑狄埃的《國際歌》在今天需要修正，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還不是“最后的斗爭”，因為那只是“主義的沖突”。“最后的斗爭”是“文明的沖突”。當“文明的沖突”歷史也終結了，地球經過“核冬天”的“洗禮”，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如同某小說中所描寫的，就剩下一個人(與基督同在的民族)，還有一個美麗的姑娘，最好還有一個賣大餅的。那時地球上只剩下20%的人口，資源、生態、環境就都不那么危機了，剩下的人類極少數白人精英(有色人種的精英不要存此等妄想)，還可以從容研究宇宙移民問題。現在不是已經在為極少數超級富豪著手準備后路了嗎?發展中國家的富豪們(例如阿拉伯的石油巨富們)以為，憑著手里的“舊船票”(巨額石油美圓)能夠登上通往太空移民點的“布什號”客船(宇宙飛船)嗎?如果他們懂一點國際政治經濟學，他們就應當明白該支持誰，該往哪里撒錢。從伊朗要在中國建油庫，看得出來，事情在起變化。伊朗的強硬，源于政治上清醒，心理上堅強，其實對美國人，他們看得很透。阿拉伯畢竟是一個古老的，歷史上長期強大的民族，現在也不乏高人，不是白給的(它致命的問題是不團結，也是由于上了殖民者的套)。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變化的。變亦變，不變亦變。中國就是要在變中崛起和復興。

　　當代“文明的沖突”表現為種族的沖突，在美國“反恐戰爭”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現。“恐怖主義”者似乎是一些沉默寡言、只做不說，上來就拼命的人，其實有深刻的政治頭腦。“恐怖主義”是一種怎樣的意識形態，索羅斯有一個不乏深刻的說明。他說：“在本·拉登看來，美國的文明是退化的文明(這是不乏深刻的思想—— 引者)。美國富裕而強大，但沒有真正的信仰(同樣不乏深刻——引者)。為了使信仰獲勝，必須毀滅美國文明。而毀滅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美國的弱點：畏懼死亡。美國對恐怖主義襲擊做出的回應將是竭力打擊看不見的敵人。因為罪魁禍首一直不見蹤影，美國的本能反應就是找到一個無辜的替罪羊。而替罪羊一定是穆斯林，而伊斯蘭將被激怒，以致于在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間挑起普遍對抗。盡管西方具有物質上的優勢，但是伊斯蘭將最終取得勝利，因為它具有主要的競爭性優勢：伊斯蘭人不畏懼死亡。”(50)索羅斯的這段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而本·拉登則是魔鬼般天才的超級國際戰略家。他接著分析道：“到目前為止，事態的發展符合了我推演出來的本·拉登的瘋狂預期。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塔樓確實坍塌了，使恐怖主義襲擊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匪夷所思。而布什總統做出的回應就是向恐怖主義宣戰。本·拉登真正的期望無疑就是美國反擊阿富汗;那就是為什么本·拉登在‘9.11’事件發生的前兩天，指使刺客暗殺了阿富汗的馬蘇德將軍(Ahmed Shah Massoud)，一名唯一能夠有效地組織戰役組織反對塔利班軍隊的指揮官。美國入侵伊拉克不啻為送給本·拉登的意外的禮物。來到阿拉伯土地的美國士兵象磁鐵一樣，吸引著來自全世界的基地組織培養出來的恐怖分子。沉睡的細胞蘇醒了。據說，在沙特阿拉伯，大約3000個與基地組織有關聯的人離開了本國。這 3000人里，必定有一部分活躍在伊拉克。布什總統說伊拉克已經成為反恐戰爭的中心前線，此話不假。無論布什總統是否知情，他已經陷入了恐怖分子的盤算之中。”(51)

　　文明的沖突演化成民族的沖突，盎格魯·薩克遜人正在阿拉伯人的戰略誘導下，同阿拉伯人在中東展開對決。結果會如何呢?美國有軍事優勢，它可以贏得戰爭。阿拉伯人有道義優勢和“競爭性優勢”，它可以贏得勝利。美國右翼太狂，他們不過是一些不懂辯證法的“唯武器論者”和“唯實力論者”，蘇聯解體使得他們忘乎所以，現在一只腳還陷在伊拉克，就迫不及待地將槍口對準中國，同時又對準俄羅斯，希特勒尚且懂得避免兩面作戰，美國如此瘋狂，結果會如何，難道還需要論證嗎?他們不過是一群現代尼采，尼采最后瘋掉了，他們現在就“瘋”掉了。其實他們沒有真瘋，問題在于他們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無限膨脹，加上宗教中毒太深，已經不是不管別人死活，而是為了自己活得好，根本不讓別人活，逼得全世界被迫合伙與他們拼命。這樣一來，形勢就必然逆轉。

　　中國幾千年的古代優秀文明，如同“太極拳”、“少林拳”，于今仍有用武之地，必須發揚光大，健腦健體，強身防身。中華文明這套古老的“功夫”，西方沒有。西方文明基本上是近五百年興起的文明，其核心競爭力是宗教的狂熱、偏見和野蠻(野蠻對文明，一直是一種強大的競爭力，如古代的斯巴達對雅典)加現代工業、科技文明，如原子彈、導彈、航天、高科技一類如同西方的“拳擊術”，中國必須全部學到手，加以創新。文明不好學，野蠻好學。中國原也是崇文尚武的民族。這樣學習下來，中國人就有中西兩套功夫對付西方一套拳。再“祭”出共產黨搞統一戰線的法寶，在《戰國策》、合縱連橫的基礎上，推動出一個無形的當代國際統一戰線，縱使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其奈我中華民族何?待到中國崛起，他日更將縱橫捭闔于世界舞臺，展開其有聲有色的中華復興的偉大事業。如果說在1949年以前看新中國，“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頂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顛遙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52)那么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再看正在崛起的中國，它就已經是乘風破浪于世界公海、八方圍堵也不能阻攔的一艘巨輪，是東方重新升起的光芒四射的一輪紅日，是太上老君八卦爐中修煉了七七四十九天后登爐而出、正在得道成仙的孫悟空。玉帝當初既是小心眼，也是被宵小包圍，聽信西學讒言，迷信武力，以至于犯了戰略錯誤。要是有東方智慧，采用懷柔之術，早封了孫悟空“齊天大圣”，何至于撕破臉皮，后來打上靈霄寶殿，大鬧天宮?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壓在五行山底下的孫悟空，已經恢復了當年的自信。

　　談到文明沖突與民族沖突，需要對日本說上幾句。日本是近代西方列強中唯一的有色人種，是列強中的“少數民族”。日本文明在東亞是一個晚近發展的文明，因此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文明，可以說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在隋唐文化的邊緣上發展起來，近代又嫁接了西方文明。日本千百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沒有得其精妙，例如仁義禮智信這些“精華素”對日本民族精神的影響有限，只得些皮毛，多為表面文章。例如歷代日本天皇的名諱中都有一個“仁”字，但是日本對于自己民族以及文明的母體——中國的態度，前恭而后倨，近代以來很少釋放出善意，完全看不出來，反而幾次加害于其文明母體。其民族精神的深處，其實有很隱蔽的自卑感在作祟，因為其文明沒有多少自己原創的東西。如同日本人的禮節，煩瑣而多表面文章。日本人內心崇尚強者，蔑視弱者，完全是西方的價值觀，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去甚遠。但是畢竟日本與中國半是同文同種，其現代文化其實屬于中西之間的一個邊緣地帶。日本是世界經濟強國，其文化出了日本列島，在亞洲以外的影響有限。戰后日本的政治捏在美國人手里，經濟其實也是，一個廣場協議就把日本搞得半死。在二十一世紀的文明沖突中，日本文明被亨廷頓列于中華文明之后，這是何意?如果日本以為自己是世界經濟大國，在文明的沖突中可保無憂，可能就打錯了算盤。其實即使日本右翼，與美國右翼也不是一回事，因為DNA不同。既然日本文明是介于中西之間，畢竟離中國近得多些，根子在中國。在當代文明沖突的格局中，中日文明有沒有唇亡齒寒的關系?中國衰落真的對日本有利?日本在西方人、美國人內心深處，究竟是同類還是異類?抑或也是“異教徒”?所以，處理二十一世紀日中關系，不光需要經濟政治軍事外交，還要有關于文明的思考，要有戰略眼光。關于文明的思考，比關于主義的思考來得深刻。文明沖突的實質是盎格魯·薩克遜要橫掃一切異教徒，日本的利益在哪里呢?日本人喜歡讀《三國演義》，須知中日均被大洋彼岸的國家欺負，中日修好，則成”“犄角之勢”，則“亞洲雄風震天吼”，白種人拿黃種人沒辦法。日本人也熟悉《西游記》，中日是孫悟空，大洋彼岸的國家是壓在孫悟空身上的五行山。與中國修好，則不用唐僧搭救，五行山不推自倒。孫悟空解放出來，不是大鬧天宮，而是做善事，成正果。對世界進步有大作用，日本也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和利益。否則，與中國較勁，叫板，沒有用的，越不過去。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最近李光耀先生也說：日本也不能與中國抗衡。所以，中日兩國，抗衡則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修好則比翼齊飛，騰飛世界。日本人不是崇拜唐代中國嗎?唐初四杰的王勃有詩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中日，如能象戰后法德一樣化敵為友，則將化腐朽為神奇，對世界和平進步，對亞洲振興，對兩國自身利益的意義，比法德修好大得許多。跟著美國，日本永遠是個“套中人”，如同孫悟空逃不脫如來佛的手心。與中國修好，就能解“套”，還能騰飛。總之，戰略利益，日本要想清楚。

　　日本這個民族，歷史上長期生活在中華文明的陰影中，近代得以鯉魚翻身，自是有許多優點值得學習。以上不是全面考察日本，所以似乎負面說得多些，其實也正因為如此，才與我中華可以互補。

　　(本文系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第四章“文明的演進和沖突”第二節，標題有改動。該書200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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