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經濟全球化與“文明沖突”

　　鄭彪

　　20世紀西方國家對蘇聯和中國的意識形態斗爭只是表象，共濟會們必須在“文明沖突”中勝出而獨霸地球資源才是其地緣政治實質。所以，盡管俄羅斯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也擁護西方價值觀;盡管一個時期以來中國對美國從大局出發，百般忍讓，已經退無可退，對方仍不買賬，實際上是必置中俄于死地而后快。區別只在于俄羅斯吃了美國的暴虧，其中明虧、暗虧、大虧、陷阱很多，但是痛定思痛，已經充分覺醒，并選擇公然對抗;而中國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雙贏的提法經常見諸于媒體，但實際上明虧、暗虧也吃了不少，近年來也在反思和覺醒，只是一味顧全大局，不好撕破臉。美國文化不同，占便宜就是好家伙，要里子不在乎面子，習慣于繃臉兒造。亨廷頓在1993年提出“文明沖突”論，只不過是將西方早已在干的事情公開點破提出，并加以理論化，相當于公開打出當代十字軍東征的旗幟。這樣，我們就可以懂得，現階段經濟全球化包括國際分工的地緣政治實質是全球范圍內的(剩余)資源和財富的再分配，是公開掠奪、轉移(掠奪的別名)世界資源和財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戰爭的實質都是爭奪世界石油和地緣政治空間，無限印刷美元是公開掠奪世界財富的戰爭，現行金融貿易機制包括匯率機制是轉移或巧取財富，美國強制性“攤派”債券則是豪奪，如此等等。

　　(一)當代國際分工與“文明沖突”

　　回顧戰后國際分工格局演變，愈來愈明顯地看出它與美國“文明沖突”和全球地緣戰略目標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首先，當代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分工愈來愈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有色人種打入“競次”的悲慘地位甚至絕境，這恰恰是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目標。當代國際分工決定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化，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以國際分工的結果突出表現為全球性資本過度積累和南方國家(近年來也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勞動人民在內)的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甚至沒有支付能力(坐以待斃)。從幾百年來的舊殖民體系來看，是工人生產，資本家消費和揮霍;或是黑人和有色人種生產，白人消費和揮霍;在殖民體系瓦解半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生產，發達國家消費，窮人生產，少數富豪揮霍;當代國際分工，仍然是有色人種為主的發展中國家處于世界產業鏈和食物鏈低端，許多民族勉強活著或瀕于死亡，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處于高端，坐擁大部分財富。與歷史上不同的是，歷史上西方殖民主義者也搞種族滅絕，但是有地域性，如對非洲黑人、南北美的印第安人、東南亞的華人，等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已經在“減少”世界人口和“文明沖突”掩護下將種族滅絕作為全球戰略，如俄羅斯格拉季耶夫教授所指出的，“休克療法”的本質是種族滅絕。廖子光先生也指出，美國人對中國購買了過多的美國債券和美國資本賬戶盈余視而不見，“他們帶著冷戰甚至一個世紀前的種族歧視敵意，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作為最新的替罪羊而大肆鞭撻。”(92)((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頁)他們設置陷阱，有意借(騙的別名)中國太多的錢，還不起，也不想還，反過來還嘲笑、侮辱中國，倒打中國一耙。“中美國”國際分工的本質，就是中國不僅要借給美國人錢花，還要為美國人打工賣命，被其敲骨吸髓，這種國際分工是將中國定位為殖民地，只是披著華麗的外衣，美其名為“中美共治”，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拒絕。

　　其次，幾百年來西方國家奴役、掠奪、剝削非西方文明國家，將其“分工”為西方宗主國的殖民地，對這些民族、國家和文明一貫表現出毀滅性企圖，也確實有許多民族和文明被西方文明“沖突”掉而滅亡了。而中國是其中既沒有被滅亡也沒有被肢解的少數大國。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國際分工服從于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分工”，特別是對西方文明認為是最難以同化的亞洲國家，在美元霸權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分工條件下，被集體打入向生存底線競爭的行列，這是發展中國家、亞洲包括東亞國家之間發生貿易摩擦的根本原因，發展中國家必須集體走出這條死胡同。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乃是一盤“大棋局”。

　　美國本質上是政治型商人，從英國那里繼承下地緣政治學遺產，有政治眼光，以霸權玩生意，所以經商往往先設局，且有“大手筆”。當代國際市場上最大手筆的生意，就是戰爭，也是地緣政治博弈，如冷戰勝利，美國不僅收回投資，而且回報極其豐厚。美國善于將生意與政治結合起來，還表現在采用衍生品市場手法的地緣政治游戲。美國是拿世界政治經濟當作一個復雜的期貨合約，一會做多，一會做空，在此處做多，在彼處做空，加以到處玩套利、對沖，來回洗劫世界財富，時刻不忘服務于獨霸全球的地緣政治目的。日本抓住19世紀的地緣政治機遇，強行搭上西方的便車，成為列強中唯一一張黃色的臉，并非為其所樂見。戰后美國出于冷戰需要，扶植了日本和亞洲“四小”，讓他們著實過了些年好日子，名利雙收。美國搞垮了蘇聯東歐國家以后，以為中國也已經入甕，冷戰行將結束，日本和東亞國家的地緣政治地位下降，美國回手就聯合西歐制造了日元的“廣場協議”和東南亞金融危機，前者搞得日本至今沒有走出危機，又遭到這次特大地震引發的地緣政治災難，重創國運和地緣政治地位，后者則洗劫了東南亞國家幾十年積累的財富。日本也是商業性國家，但卻是技術型商人，被稱為“經濟動物”，缺乏戰略思維能力，屬于《曹劌論戰》中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一類，玩不過地緣政治型商人美國。日本被美國坑得經濟蕭條了二十多年，至今沒有希望走出危機，卻在美國挑唆下再度與中國較勁，是不是“未能遠謀”?許多東南亞國家長期以來追隨美國，卻遭此洗劫，又恨又怕，正不知今后向哪里舉步，向西還是向東?正在東盟“10+3”發展出現喜人勢頭之時，2009年希拉里跑到東南亞高喊：“我‘胡漢三’又回來了”，竟也有些效果，并不奇怪。東南亞小國多，在大國之間難處，不難理解。但是某些東亞國家，對西方往往抱有政治上的幻想，也不懂得亨氏“文明沖突”論的真義和美國地緣政治戰略的目的，更忘記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東亞古訓，一廂情愿地跟著美國跑，實為一場危險的賭博，也是東亞國家的悲哀。

　　再次，當前，農業問題和食品安全問題空前嚴重，發展中國家亦即非西方文明國家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世界農業問題主要是由不公平的農產品貿易條件造成的，特別是由西方國家高額的農產品價格補貼制度造成的。近年來國際上關于食品安全與“種族清洗”的輿論四起，首先威脅發展中國家，中國更是首當其沖?！蛾P稅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第一次就農業問題進行跨國談判，世界農業的巨頭公司如美國嘉吉公司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都作為美國政府的代表參加談判，隨后簽訂的《農業協定(AOA)》的主要目的是農業商品貿易自由化。中國有必要根據已經取得的經驗和現實情況，重新審查加入WTO的有關條款，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包括食品安全。從地緣政治學看，美國的國際分工特征是：占據資本-技術密集型高端行業——最賺錢的行業;金融“服務”業——巧取豪奪和轉移國際財富的行業，用巴菲特的話說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也是世界最大的糧食、種子供應商，是掐住人類脖子的行業的壟斷者;美國又是最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生產者，擁有最現代化的軍隊和遍布世界七百多個軍事基地，連美國生產的糧食和種子都被懷疑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生物武器;如此等等。這種國際分工使得美國在“文明沖突”中占據的極為有利的地位，占有先機、主動和優勢。

　　幸好，世界并不由美國一家說了算，而且隨著世界各國的政治覺醒，世界體系也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根本改變。發展中國家只有加強南南合作，提高在解決南北問題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進行持續有效的斗爭，舍此沒有活路。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占有特殊地位，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雖然經濟總量大，綜合實力已經空前提高，但是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仍處于劣勢。中國正在迅速成為地區經濟格局和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中心角色，如何發揮中國巨大的地緣政治潛力，不斷加強和提升在國際分工體系和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有效地應對美國發動的這場來者不善的“文明沖突”，是本世紀上半葉面臨的一場最嚴峻的考驗。

　　(二)經濟全球化加劇了“文明沖突”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游蕩著一個西方種族主義的幽靈，背后是盎格魯-撒克遜的全球地緣政治戰略，無論其如何難以令人接受，這是一個難以否認的基本事實。所以，對于非西方文明國家而言，盤點經濟全球化必須建立地緣文明的視角。由此觀察，也不難看出這一輪經濟全球化存在以下幾個特征和趨勢。

　　(1)總體上表現出白種人強者恒強，有色人種弱者恒弱的馬太效應

　　近代西方海外擴張以來，幾百年中全球有色人種慘遭西方殖民者屠戮和掠奪，許多文明、民族包括人種遭到滅絕，殖民主義實為白人種族主義的別名。2011年全球70億人口中，發達國家大約為10億，40億以上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20世紀殖民體系瓦解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種族主義統治，這被美國認為是威脅“(自由)世界安全”。但實際上，有色人種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并沒有根本改變，即使在美國，占人口30%的拉美裔和27%的黑人仍處于貧困線以下，(93)((美)勞倫斯·哈里森：《文化為什么重要》，亨廷頓、哈里森主編，程克雄譯：《文化的重要作用》緒論，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有色人種至今

　　仍被視為“白種人的負擔”。

　　(2)加劇了全球“黃金十億”內部以及白人與有色人種之間的兩極分化，

　　美國和西歐共有十億人口，大體上是盎格魯-撒克遜為首的白人世界，自稱地球人口的“黃金十億”。20世紀五六十年代資本主義殖民體系崩潰，但是新殖民主義卷土重來，白人統治和有色人種被統治的格局仍未從根本上改變。美國以移民國家著稱，本質上自始就是猶太-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共濟會是其秘密聯盟)統治，也是經合組織中社會最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從20世紀60年代起美國的基尼系數就不斷上升。1991年占美國人口1%的最富裕階層擁有國家40%的財富，2007年美國收入最高家庭占家庭總收入的47.3%和家庭凈資產的84.7%(后者為2004年數字)。“這種不平等來自勞資之間，管理人員和普通人員之間，標準和非標準職業之間，以及大公司和轉包商之間的相當大的收入差距。正是壟斷資本的活動拉大了這些差距。”(94)(同上)“里根將國家債務平均分配給全國民眾，而克林頓把所有財富分配給富人。”(95)((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頁)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改變了美國的社會結構，這方面美國具代表性，其它發達國家的情況大同小異。

　　這種情況發生在新自由主義政策背景下，原因主要是：第一，20世紀70年代蘇聯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衰退導致世界政治天平向西傾斜，這種趨勢直接損害了發達國家乃至全球勞動對資本的政治地位。這個原因具有根本性。第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制造業通過對外投資和外包，大規模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資本可以靈活運動，選擇投資地點，勞動者選擇就業卻受到極大限制，加以失業率上升，即使極其有限的跨國就業也很難找到好的機會。這就進一步削弱了勞動對資本的談判地位。第三，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放松對金融業的管制(有利于資本)同時，對勞動力市場自由放任實為放任資本對勞動的壓迫，“勞動力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影響到勞資雙方的權利平衡，其方式與工會的瓦解如出一轍。”(96)(同上)這是指美國等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則成為各種資本和冒險家的樂園，由于寬松優惠的法制、政策環境非常有利于資本，資本對勞動的掠奪也就更加野蠻和肆無忌憚。第四，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期造成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分化、政治意識蛻化，甚至失去政治意識，加以工會瓦解，使其在資本的進攻面前一盤散沙，軟弱無力。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南北分裂，不僅拉大了南北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加劇了南半球人民的貧困。1981-2005年，全球日生活費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口有所減少，但是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卻明顯增加。2008年房地產泡沫崩潰后，約有一億人長年面臨饑荒和慢性饑荒。此外，新自由主義政策也使得發展中國家更難以解決國內貧困問題，世界每年死于饑餓的人口就有1500萬人。(97)(Caroline Thomas,Global governance,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the challenge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Pluto Press,2000,p.9.轉引自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在世界70億總人口中有超過30%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美元。(98)(同上，第4頁)這是世界經濟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窮人生產太多而無力消費，富人利潤太多而消費有限，所以世界只有更加公平地消費才有利于從根本上擴大消費，這就需要將所有制結構改造、充分就業和提高工資作為全球經濟政策的社會目標。托馬斯·弗里德曼鼓吹全球化會為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帶來好處，區別只是“先富后富”，事實證明是蒙人和扯淡。所以，國際公認令人絕望的貧困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和一些非西方文明國家選擇不對稱戰爭甚至尋求發展核武器的經濟根源。

　　(3)加劇人類生存危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即有色人種的生存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施的地緣政治戰略，實際上將種族滅絕作為戰略目標，“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作為西方的地緣政治工具，實為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它極大地扭曲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掠奪了這些國家的財富，惡化了它們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狀況。在這一背景下，在撒哈拉以南出現了一批(大約有四十個)所謂“第四世界”國家，西方稱之為“失敗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上缺乏生存能力，外資無利可圖，被資本主義世界“遺忘”。所謂被“遺忘”，就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下被國際分工所排斥，其貿易地位急遽下降，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死角。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短短幾年中，非洲次大陸的人均收入就下降了30%。目前非洲在國際分工中最后一席之地的脆弱地位僅靠原料產地維系，一旦這個地位喪失，則整個非洲大陸都面臨被國際壟斷資本排擠出局的危險，這意味著近代幾百年來非洲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的全部歷史命運的終結，實為被“開除球籍”。當代經濟全球化已經是成批地將一些弱國排擠出局，搞得不好，可能會有更多國家和人口淪為“第四世界”，前引數字，世界每年死于饑餓的人口就有1500萬人，在世界近70億總人口中有約30%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美元，也就是瀕于死亡的，都是發展中國家的有色人種，而這正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所需要的。不要以為這種情況與地球上的其他人無關，或者以為離我們很遙遠，實際上這是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延續至今的，一種曾經在20世紀得到遏制，但并未根本扭轉甚至有所逆轉和惡化的全球地緣政治趨勢。從全球化更廣闊的背景，必須看到美英等西方國家堅持“文明沖突”來者不善，殺氣騰騰。歐盟和北約東擴已經“撈過了界”，進入亞洲;美加墨的北美一體化正在發展，美國更是以我為敵，八方包圍上來;隨著國際政治失衡，國際斗爭越來越回到殖民地時代，越來越帶有血腥味。著名旅美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曾指出，在電腦時代，一個橫跨大西洋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為龍頭的英語白人民族共同體正在迅速興起，這種“講英語的‘純白人民族主義’(Pure White Nationalism)”與希特勒的“亞利安民族主義(Aryan Nationalism)”已經有所不同，是囊括猶太民族的。(98)(參見(美)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1卷，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頁)西方人不僅公開叫板，而且已經打到了中國大門口，大兵壓境。另一方面，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西方要吞沒中華文明和通吃世界，實不可能，但中國也需要加速覺醒。

　　第二，加劇破壞生態環境、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主要對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損害和威脅。當代全球化條件下農業產業鏈拉長，單一種植傾向和農產品加工業長足發展，出現了高度機械化和資本密集化的農業活動。高度工業化的農業生產和運輸，消耗巨量的化肥、地下水和礦物燃料，特別是化學農業和石油農業導致這種工業化農業難以可持續發展。傳統農業的種子，經過千百年種植優選而來，適應本土氣候，所需要的水資源很少，也不需要化肥和除草劑。而產業化農業是以化石燃料、化學肥料和殺蟲劑、除草劑為基礎，其水資源消耗是傳統農業的10倍。更讓人心驚肉跳的是，目前中國產業化農業消耗的化肥和殺蟲劑是美歐國家的3倍以上，中國工業種子需要消耗的水資源已占到中國需要消耗的全部水資源的75%以上。(99)(劉軍洛：《被綁架的中國經濟多角世界的金融戰》，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中國人均占有的水資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怎么辦?南水北調工程是成就，更是迫不得已，而且一旦臨戰，如何應對?據報道，日本、沙特阿拉伯、阿聯酋等國已經開始推進海外農田和水資源購買戰略。啥叫“購買”戰略?就是開始搶購海外資源了，特別是日本，為了挽救自身的地緣政治危機，已經確立新的擴張戰略，這叫先下手為強，后下手遭殃，不下手滅亡。至于轉基因農業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難以控制的生物侵移以及對人類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潛在的危害，這些事件在許多國家都有發現和報道，近年來在中國也引起日益強烈的社會反響。

　　赫德森揭露說，美國的世界糧食戰略是“兩步走”：第一階段，大力鼓勵發展中國家建立城市工業基礎設施以及以出口為導向的開采業和運輸業，但是卻(誘導其)完全忽視農業的相應發展，從而使大批未經培訓和難以管理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農業被荒廢甚至放棄。這個過程，美國則通過向這些國家廉價出口糧食和灌輸自由貿易理念將問題長期掩蓋起來，中國是否正在被納入這個過程，亟需檢討。第二階段，當發展中國家愈來愈多的人口涌向城市，農業、農村愈來愈薄弱和蕭條，而脆弱的出口導向戰略導致向底線競爭，以及社會分化導致社會政治動蕩時，美國就會操縱國際糧價大幅上漲。這時，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競爭將由于社會分化、糧食短缺和政治動蕩出現內戰甚至種族滅絕沖突，轉化為大規模地緣政治災難，以往的經濟繁榮和現代化成就將在轉眼間灰飛煙滅，人口急遽“減少”。這就是美國糧食戰的地緣戰略，其基本思路是：“這些國家的人口必須與他們的礦產日益迫近的枯竭同步減少”。(100)((美)邁克爾·赫德森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筆者研究經濟史發現，馬爾薩斯理論源于歐洲中世紀由大規模饑荒、瘟疫和戰亂造成的長達兩百年的地緣政治災難，導致人口大規模減少，那是自然歷史過程發生的地緣政治災難;歐洲殖民者在北美以屠殺和生物戰爭手段滅絕印第安人的歷史經驗，則是人為推動的地緣政治災難;當代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受到歷史啟發，以當代最先進的科技手段人為地制造全球地緣政治災難，達到“減少”世界人口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有色人種的目的，這在當代發展中國家和俄羅斯已經得到證明。赫德森說：“現在處于依賴地位的各國人民想擺脫這種命運，但這不是世界銀行也不是美國政府及其附庸政權所想要的結果。”(101)(同上)只有從全球地緣政治角度，才能夠深刻理解美國長期對本國農產品實行高額補貼，而且長期在國際農產品貿易談判中拒絕取消這一補貼的原因。

　　第三，經濟全球化摧毀了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在造成無數農民破產的同時，加劇了農業工業化趨勢。而大量事實和研究表明，農業工業化是不可持續的，農產品加工業也不能為人民的食品提供安全保障。此外經濟全球化加速破壞生態環境，損害自然環境和物種多樣性一體化，進而威脅人類生存。(102)(同上)近年來這些問題已經威脅到許多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安全，在中國也正在日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第四，經濟全球化威脅普通人的生存。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壟斷資本擴張和統治，將發展的大部分好處歸于自己，還為企業減稅并大力推動全球公共項目私有化，迫使民族國家和政府難以維持公共服務。“《世界貿易組織協議》優先考慮的便是與公共項目有關的商業決策?！斗召Q易總協議》為大型公司逼迫當地政府對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私有化大開方便之門。《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確保壟斷資本有權把活的物種如種子和遺傳信息據為私人財產。”(103)(同上)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國家(更不必說地方政府和消費者個人)越來越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和跨國公司的囊中物。日本經濟學家Yasuo Fukuda對全球的觀察其實也適合某些中國地方的情況，例如近年來國際壟斷資本和跨國公司對中國一系列產業的控制，對農業種子的控制，對某些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如自來水供應的控制，等等。經濟全球化標榜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其結果是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日益喪失自由和生存權，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俘虜和人質，證明全球化的本質與民主背道而馳。而跨國公司正在超越民族國家，力圖成為國際政治的主體，這意味著跨國公司已經攫取到人類社會的某種控制權。一般人迷信自由主義宣傳，如喬治·弗里德曼所說的：全球化會使各國先后受益。中國也有“先富后富”，問題在于“先富帶后富”是有前提條件的，即必須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和強大的上層建筑的保護，這兩條沒有了，就只剩下兩極分化一途了。在筆者看來，即使發展中國家先富的一些人，其實也有不測之憂：窮人(勞動者)不過是被資本“先吃”，富人(民族資本)不過是被國際壟斷資本“后吃”，總之是小魚吃蝦米，大魚吃小魚，遲早被吃;這是資本的邏輯，此外還有“文明沖突”的邏輯，有色人種無論貧富，都在劫難逃。所以，中國人無論貧富，要想避免被吃的命運，只有靠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靠全民族團結一致，以及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保護。

　　以上幾點只是擇要而論，管中窺豹。將經濟全球化的消極后果聯系起來加以政治經濟學和地緣政治學分析，不難看出經濟全球化既有世界生產力發展趨勢的一面，但好處卻被國際壟斷資本“偏得”了，總起來說發展中國家是輸家，這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全球化的必然后果。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成為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工具，其后果與美國的世界霸權和“減少”世界人口的戰略相一致。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已經將人類社會帶上懸崖，好在全球政治覺醒時代已經到來，中國需要順勢而為，乘勢而起，否則，恐怕如廖子光先生所言：“中國如果將自己的未來寄托于脫軌的全球化和即將崩潰的全球體系，如同登上一艘即將沉沒的船。”(104)((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國如何突破美元霸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頁)

　　(本文系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三章“當代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分析”的一個目，該書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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