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美國主權信用降級、西方社會抗議不斷、小城血案震驚世界……錯綜復雜的2011年，似被迷霧籠罩，令人迷茫。

“貪婪是好東西”——電影《華爾街》中的這句經典臺詞，恰似霧中的現實。隨著危機的不斷深入，曾經盛極一時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受到挑戰，一向為人稱道的福利資本主義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有論者認為，美歐資本主義體制，遇到了“機能故障”，正演變為“民主危機”、“政治意志危機”……國內外五位知名學者，將為您透視美歐等國暴露的制度性問題。

自由資本主義的復合性危機 /沈丁立

資本主義正面臨深刻危機。2011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進入了復合性的嚴重危機階段。

這種危機完全來源于資本主義體制內部。資本擴張的內生涌動與全球化帶來的擴張機遇之結合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嚴峻挑戰，資本主義社會隨著投資者財富的擴大，正陷入產業空心化以及產業工人相對貧窮化的境遇。

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普遍困境，本身并非全球化之錯。資本主義社會當前面臨的真正危機是：在國家財富增長的同時，其全體國民是否同步取得經濟機會？或是深化了富者愈富、貧者更窮的兩極分化？現實的答案指向后者。西方社會出現的金融危機，鮮明地指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端。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環境中，即使是個人理性經濟行為的無規交集，仍有可能產生整體無序的非理性后果，這就需要政府予以指導和規范，通過適度監管既規避大規模風險，又懲戒惡意行為。

然而，這恰恰為這次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金融市場所稀缺。長期以來，美國社會信奉小政府，少監管。在這種政治理念的主導下，美國行政當局讓金融放任自流，這已經成為其資本主義制度的痼疾。美國金融管理高層的嚴重貪婪，直接吞噬著這個國家的財富，威脅著美國普通大眾，并造成國內的嚴重分化。最近美國城鎮普遍出現的“占領華爾街”的群眾運動，就是來自基層的對社會經濟不公的反彈。

美國的高失業和高國債還同美國對外行使霸權主義密切有關。美國對伊拉克開展的軍事行動，除了給伊拉克帶來十多萬軍民死亡，美軍自身也死亡4000多人，耗資上萬億美元。連同阿富汗，對外作戰對美國國家財政造成沉重負擔，并造成國際形象受損、國債快速攀升、主權信譽降級，而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國資本主義周期性對外動武，在歷史上已成慣性，根本上正是資本主義的利益驅動作用所致，無法在當下制度設計下較好防范。

目前美國在道德價值、對國際體系的尊重上已全面滑坡，體現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在這個國家的積重難返。改變這種局勢，需要美利堅民族拿出足夠的勇氣反思和行動。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刻意異化的問題根源 /曲星

2011年，世界經濟險象環生，西亞北非動蕩不已，國際熱點此起彼伏，西方社會風潮涌動。人們注意到，正在肆虐的全球經濟危機發源于西方，而未來最大不確定因素仍在西方。民眾已不僅是對某項改革政策不滿，而是對整個西方制度提出質疑。

西方常夸耀其政府通過民眾普選產生，因此最能代表民意。實際上，在西方式民主體制下，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多是零和博弈。執政黨執政越成功，民眾滿意度越高，反對黨上臺的概率就越低，因此反對黨的政治前途寓于執政黨的失敗之中。朝野零和博弈以損害公共效率為代價。為取悅選民，政客盲目許諾，造成社會公共開支增長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政府信貸盲目擴張、民眾負債超前消費等諸多問題，最終引發了金融和經濟危機。要走出危機就必須執行緊縮政策，而緊縮財政意味著減少公共服務，觸碰既得利益。政府若認真執行緊縮政策意味著政治自殺，這里面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

西方經常夸耀其媒體享有完全的新聞自由，媒體在法律規定的自由范圍內監督政府、反映民情、預警社會。但在現實中，作為一種逐漸被壟斷資本掌控的產業，媒體為了自身生存并謀求利益最大化，功能逐漸異化。財團對其麾下的媒體有潛移默化的“政治熏陶”，每個媒體都清楚本集團的“政治紅線”。西方新聞自由最鮮明的特征、即媒體上經常出現的對政府或政治家的攻訐，不過是不同財團為自己的政治代表造勢而攻擊其政治對手而已。

西方國家議會經常會有非常激烈的辯論，但在國際事務中，明顯違反國際法基本原則、干涉別國內政、以強凌弱發動戰爭的錯誤動議，卻往往能在議會得到通過。這是因為涉及別的國家，特別是與自己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不同的國家的事務時，西方政客本能地拒絕接受別國政府的立場，又本能地相信“異見人士”提供的資訊，因此西方議會涉及外國問題的辯論經常是膚淺的，通過的決議往往偏頗。

一些西方國家把與自己價值觀和治理方式不同的國家視為異類，并通過各種手段在這些國家改朝換代。一旦這些國家的民眾與政府形成街頭對峙，西方必然向示威者傳遞支持信息，對這些國家的政府施加高壓，結果往往使游行示威演變成動蕩，動蕩演變成沖突，沖突釀成流血,流血為國際干預提供了依據，形勢由此進入惡性循環直至爆發戰爭。實際上,今年美歐也發生了大規模游行示威和騷亂，倫敦警方曾一天拘捕1000名示威者、紐約警方曾一天拘捕700名示威者。如果當時國際輿論也鋪天蓋地地譴責歐美政府，也一邊倒地支持街頭民眾,那么倫敦和紐約的法律秩序一定不會那么快就得到恢復。

當權力的相互制約異化為朝野的零和博弈，受損的就是公共服務的效率；當民主由崇高的目的異化為爭權奪利的工具，割裂的就是社會民眾；當新聞媒體異化為無孔不入的利益集團，傷害的就是公民的知情權和隱私權；當“人道主義干涉”異化為發動戰爭的依據，為了保護一部分人就要造成更多人的傷亡，為了避免所謂的“人道主義災難”就要造成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當享受生活異化為超過償還能力的借貸消費，經濟崩潰就是遲早的事。如果把文明沖突視為必然，把異己文明視為異類，企圖用一種價值觀來統治整個世界，用武力來強加治理模式，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戰爭和貧困，人類的思維在自然的挑戰面前就會越來越僵化和貧乏。這正是西方國家和當前國際社會許多問題的根源之所在。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變革未觸及結構性問題 /高祖貴

2011年國際政治中最為重要的事態之一，就是美歐等西方國家繼續深陷金融經濟危機而脫困乏術。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效果正在加快向西方政治和社會領域擴散、滲透和發酵，催化各種潛在矛盾相互聯動和相互激蕩，彰顯美歐等西方國家各種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和政治制度的弊端弱點，危機的綜合性和深刻性日顯突出。

西方國家內部政治對立的局面加重。朝野為了各自黨派的利益展開惡斗而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民眾游行抗議示威的規模擴大。這種發展態勢導致西方發達國家內外進一步深入反思，開始討論政治領域的西方民主制度乃至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和發展前景，甚至開始再度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比較的角度來看待和思考，促使人們翻新觀念和認識。

經過反思和檢討，西方著力以變革求振興，對外積極維護并充分利用作為國際體系主導者的優勢取得幫助和轉嫁危機，對內調整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競爭力。美國更加注重發展制造業，同時積極尋求新的技術創新，特別是力圖發揮其在互聯網領域的優勢，通過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來打造支撐美國競爭優勢和全球領導地位的技術產業支柱；歐盟一方面制定和實施教育、科技、產業、社會等方面的中長期規劃，另一方面力圖通過締結新的同盟條約，推進一體化建設。

然而這些改革并未深入觸及前述西方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和弊端。對這些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美歐實際上更需要改革財政稅收制度，縮小貧富差距，緩解不斷凸顯的社會矛盾；改革選舉和網絡輿論管理制度，為多種政治力量和公眾力量提供施展空間；改革文化、教育和移民管理制度，在確保社會安全的同時，提供有利于多元文化和外來人才發揮創造力的寬松環境；在國際體系的變革調整中，給新興市場國家更大發言權以發揮更大作用。

目前，西方仍具有較強的調整適應和自我矯正振興的潛力。一旦條件適當，仍可能在變革中再度釋放生命力和彰顯強勢。但危機已經將它們的問題和劣勢充分暴露并逐漸催化，如果它們在經濟脫困的基礎上，推進前述制度性變革，西方國家有可能再獲持續發展，否則就可能墜入新的危機。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

道德資本的消解 /程恩富

對于世人來說，2011年是對資本主義反思的一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此起彼伏的罷工、示威和抗議聲中度過了失落的一年，留下的是混亂、矛盾和衰退。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經濟復蘇乏力，沒有從深陷的經濟困境中脫身，還面臨著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危機，昭示著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深入展開。

更多的人已經開始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無力從根本上解決其內在的矛盾。“失效的經濟政策”導致經濟危機持續蔓延，而“失敗的政治制度”是過去一年西方國家留給自己的最佳標簽。

美國的民主體制曾被廣泛效仿，但美國在這一體制上長期積累的道德資本，在過去短短一年中幾乎被消耗殆盡。在以形式民主之名、行資本專制之實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下，歐美等國政府不是積極削減不合理經費開支，而是通過消減民眾福利等措施不斷向民眾轉嫁危機后果，甚至直接祭起強力部門的大棒干預代表99%人利益的抗議活動。由于西方民主政治謊言的破產，在“占領華爾街”及其國際運動中直接出現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口號，并提出要用真正的人民民主替代虛偽民主外衣掩蓋下的大公司統治等具有深遠影響的政治改革訴求，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社會運動的歷史上較為罕見。

在社會層面，過去一年中西方社會結構的失衡開始加劇。其主要表現是，各種群眾性罷工和抗議活動愈益頻繁，社會分化苗頭凸顯。“占領華爾街”傳導至全美及世界80多個國家的城市，裹挾了各階層人群；英國爆發了32年來最大規模公營部門大罷工，抗議“付出更多、工作更久但獲得更少”。抗議范圍的擴大和活動的持續，昭示著西方社會中生產資料的資產者和無產者間的鴻溝進一步加深，表明西方社會結構在危機的持續沖擊下正發生裂變和分化。

文化地位的衰落，是西方社會面臨的新問題。在其內部，由于西方國家對華爾街金融資本家和下層民眾呼聲的不同態度，催生了民眾的普遍不信任感，削減了西方文化對國內民眾的凝聚力。“占領華爾街”讓世人聽到了普通美國民眾“反對債務奴役！”、“我們是革命的一代！”、“我們需要工作，我們需要革命！”等強烈呼聲，極大地沖擊了美國民眾的文化價值理念。在其外部，西方國家對西亞北非民主政治和民眾權利的兩面干涉手法，顯露出其崇尚自由等文化價值觀的虛偽性，也在相當程度上削減了西方文化對他國民眾的吸引力和親和力。

值得警惕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混亂和矛盾，也將給未來世界發展帶來更多的變數。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慣于從政治手段尋找克服體制危機的出路，因此，未來國際政治領域的分化和重組進程將加快，外交爭端、貿易爭端、金融戰乃至局部的軍事斗爭，都有可能激化。同時，在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沖突和普通大眾的壓力下，西方社會中超越各種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而指向社會主義的那些建言或替代計劃，可能被提上日程并逐步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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