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教授戴維•梅森：“占領華爾街”觸及美國社會神經

    

    “占領華爾街”運動始于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紐約，試圖占領華爾街，他們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意圖反對美國政治中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不過，最初的兩個星期聲勢并不大，和美國其他小規模的游行示威并沒有多大區別。
    不曾料想，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這場運動迅速持續發酵，不僅席卷了美國100多個主要城市，美國以外國家的城市，包括布拉格、法蘭克福、多倫多、墨爾本、東京和愛爾蘭科克，也紛紛組織起了支持活動。
    英國《金融時報》非常犀利地描述了這一過程：“一個月前，人們還僅僅把他們看作一群心懷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做著年輕人通常做的事情。今天，只有傻瓜才會對一場反映出全世界各行各業普通民眾憤怒和失望情緒的運動視而不見。”
    由加拿大非營利雜志《Adbusters》（廣告克星）2011年7月發起倡議的這場運動，此后并未出現一種像樣的領導力量，參與抗議的人群盡管聲稱：“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占總人口99％的普羅大眾，對于僅占總數1％的人的貪婪和腐敗，我們再也無法忍受。”但其實，他們的背景各不相同，標語牌五花八門，訴求內容也多種多樣。再加上寒冷天氣即將到來，很多人開始懷疑它的持久力。不過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對這場運動表示了好感和支持，這一點在近期各項民意調查中都有所反應。美國《時代》雜志調查顯示，54％的受訪者對抗議有好感，僅有23％表示反對。與此類似，只有27％的人對茶黨運動有好感。
    2011年，從阿拉伯世界的突尼斯和埃及，到利比亞、敘利亞；再到歐洲雅典和倫敦的騷亂，社會動蕩接連不斷，“占領華爾街”運動無疑又給了2011年一條被稱為“憤怒之年”的理由。“占領華爾街”到底是一場什么樣的運動？它反映了美國社會怎樣的政治社會生態？和這一整年的世界風云又有何關聯？本報記者就此通過電子郵件采訪了美國巴特勒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世紀的終結》一書作者戴維•梅森（David Mason）。他對此的解讀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這種異常的政治氛圍，以及激進的民粹主義運動在左右兩翼都出現了，是對我們長時間深陷經濟危機做出的可預測的反應。”
    它抓住了在美國社會中彌漫開來的對抗不平等、公司貪婪、無節制和腐敗的情緒
    文匯報：“占領華爾街”無疑是目前全球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焦點事件。這場運動究竟怎么定性？是齊澤克所擔心的嘉年華，還是媒體秀？或者是一場反對金融寡頭獨占財富、抗議社會不公的社會運動？
    梅森：“占領華爾街”的這場運動非常難以定義。在目前階段，它是如此無組織、分散化，且沒有聚焦在一個主題上。我認為，這是一個還處于初期的社會運動，它抓住了在美國社會中彌漫開來的對抗不平等、公司貪婪、無節制和腐敗的情緒。像許多社會運動一樣，它的規模一開始非常小，但發展迅速，從數量、參與者的多樣性和地理范圍上都是如此。運動從紐約開始，已經擴散到美國其他許多城市，甚至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但是，至少目前，把這些抗議者看作是一股主要政治力量是不對的。平時，紐約的示威者大概1000人左右。大多數時候，在我所在的印第安納波利斯，華爾街的抗議活動甚至上不了報紙的頭版。
    你提到上個星期加入抗議者隊伍的斯洛文尼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齊澤克，其實在美國，除了非常少數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他的出現也沒有被大多數美國媒體提及。
    不過，我相信“占領華爾街”運動對美國而言仍舊非常重要，因為它將注意力重新聚焦到不平等問題上，這一問題在美國關注度并不高，但是它卻處于目前美國所面臨的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的核心。自大蕭條以來的70年里，美國目前的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狀況是最嚴重的，比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都更甚。
    文匯報：我們注意到，有不少人拿這場運動與1968年席卷全球的運動相比。但很明顯，“占領華爾街”運動缺少明確的領導力量，缺少比較明確的政治訴求，缺少時間表，也缺少可參考的解決方案。所有這些會不會削弱它的現實力量？
    梅森：當前的運動和1968年的運動有相似之處，比如運動都主要開始于年輕人。我們還可以比較發生在埃及解放廣場的抗議活動，1950和1960年代發生在美國南部的民權運動，以及1989年發生在東歐的“天鵝絨革命”。
    缺乏領導力量，缺乏運動的聚焦點和一些具體要求等，的確會削弱其潛在的影響和力量。也許這將導致它的崩潰。但上面提到的很多類似的社會運動，也基本上是缺乏領導的，起碼一開始是這樣。其中一些運動的要求，包括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解放廣場的示威活動，都是非常散亂和籠統的。但是所有這些早期運動，就像現在一樣，觸碰到了更廣泛社會的神經，并最終帶給整個社會顯著的甚至革命性的變化。
    文匯報：參與“占領”運動的多是年輕人。一直以來，美國年輕人總被賦予“一代”的定義，一戰后被稱為“迷失一代”，二戰后被喻為“垮掉一代”，如今，又會否因“占領”運動被冠以“覺醒一代”？
    梅森：雖然“占領華爾街”運動開始主要是年輕人參與，但它現在已經普及和成長，變得更多樣化。提出的問題幾乎影響到每個人，口號也日漸具有普遍性：“我們是99％。”我不認為這像1968年那樣主要是一代人的革命。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大概占全國的20％，并掌握了全國財富的1／3，這一數字超過了底層90％人口所擁有的財富。
    文匯報：和此前其他運動不一樣，新媒體如Facebook、Twitter等在這場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它們恰是以華爾街金融創新為原動力發展起來的，這是否是極大的諷刺？
    梅森：作為現代社會所具有的功能，我不認為這是諷刺。的確，現在社會運動和革命加快了，但這和現代生活的其他東西是一樣的。社會媒體與電子通信使突尼斯和開羅的運動更便利，那么，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美國和其他地方。
    文匯報：冬日將至，對于這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結局，您怎么看？最好的情況會是什么？最壞的情況又可能是什么呢？
    梅森：惡劣的天氣可能會阻止運動，至少會阻止最明顯的示威活動，即對紐約自由廣場的占領活動。但是我們已經親眼目睹運動擴展到了其他許多城市和國家，所以在我看來，這一運動已經取得了推進力，而且我懷疑它不會很快消失。當然，它要發展成一場真正的社會運動，還需要一些組織結構。這將是對它持久力的一個早期考驗。在前一個周末，已經可以看到一些跡象，證明這種潛力的存在。報道顯示，華爾街占領者已經募集到了30萬美元。
    美國的繁榮表象掩蓋了這個國家以至于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擴大化
    文匯報：抗議華爾街的貪婪，是這場運動的最直接訴求之一。但是，難道不正是華爾街的金融創新，給美國在近20年的全球科技金融競爭中取得了領先地位嗎？
    梅森：在我看來，“金融創新”對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幾乎為零。事實恰恰相反。美國戰后令人驚嘆的經濟、全球實力和影響力的增長，是建立在下列因素的基礎之上，如爆炸式增長的制造業、技術創新、快速提高的生活水平和消費、快速發展的生產力、全球貿易擴張等。銀行和金融機構在其中充當了重要的工具，它們的安全與穩定而不是任何金融創新，對其他因素的發展極其重要。
    過去20年金融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是我們當前經濟危機以及美國國內經濟和國際影響力下降的主要原因。20年來，制造業占美國經濟的比重逐步萎縮，金融服務業的比重穩步增加。但金融服務在本質上對經濟的貢獻幾乎沒有。金融家們主要做的是讓資本流動，他們靠的是債務的不斷累積。銀行和貸款公司鼓勵美國消費者貸款，哪怕這么做并不明智，但是那些機構可以在交易中牟利。
    到2008年，突然變得很明顯，經濟中的這個大部門成了一個空殼。但是它太大，一些金融機構像AIG、花旗銀行、美國銀行等都大到不能倒，使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否則會帶來整個經濟的崩潰。
    然而現在，很多機構又開始興旺了，它們的首席執行官又在接受價值數千萬美元的補償金。與此同時，失業率卻高達9％，美國普通工人的實際收入，經通貨膨脹調整后，并不比他們20年前的收入多。這是華爾街占領者一個主要的不滿。的確，這惹惱了大多數美國人。
    文匯報：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改革美國金融業的呼聲就一度十分高漲，奧巴馬也是打著金融管制牌上臺的，但他就任后為何一直難以推出其管制金融業的措施？
    梅森：2010年夏天，奧巴馬總統力促國會通過一項改革金融監管制度的重大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法案包括建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消除銀行和信用卡公司許多不好的做法，避免讓消費者繼續負債累累。多德－弗蘭克法案獲得了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兩院通過。但最近的國會選舉讓共和黨獲得眾議院控制權，自此之后，任何朝這個方向邁進的新措施都被共和黨人否決，他們反對幾乎任何加強政府作用的提議。
    文匯報：金融體系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堅實構架。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占領華爾街”運動不可能動搖這一基本構架。是不是正因此，導致全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面對現實世界提不出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
    梅森：正如我前面說的，我不同意現代經濟的核心就是金融體系。銀行和金融機構是發展現代經濟的一個基本工具，但它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穩定和安全，讓經濟交易和貿易能夠順利運作。
    問題是，金融服務業現在扮演獨立角色，通過金錢流動生產財富，時常使用復雜、愚笨的投資工具如對沖基金和信用違約互換。許多金融機構非常沉迷于這個賺錢游戲，它們忘記了自己的主要價值是提供穩定和安全給顧客、投資人、生產者和政府。
    文匯報：針對這場運動，有人認為，追求效益和利潤的自由主義已經主宰世界大半個世紀了，歷史的時針也該擺向追求公平正義一邊了。您同意這樣的觀點嗎？這場運動真的能為全球帶來新的社會想象嗎？
    梅森：的確，新自由主義主導世界已經長達半個多世紀，因為在這一時期，美國一直是全球的主導力量，美國證明、展示和推動了這個發展模型。不可否認，美國的模式在很多地方取得了成功。二戰后的50年，全球財富和福利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增長，其中很大部分是由驚人增長的美國經濟、消費和美國繁榮所推動的。
    但在經濟增長背后，也有陰暗面，而且從1970年代開始，它變得日益明顯。美國的繁榮表象掩蓋了這個國家以至于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擴大化。過度消費導致巨額債務增長，包括政府和家庭債務。在對利潤和消費品的追逐中，我們越來越忽視社會產品，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和環境。所有這些現在都處于嚴重的困境中。
    就某種意義而言，現在是時候恢復平衡了。我們應當更重視公平、正義和平等。這些一直是美國理想和美國夢的核心，但近幾年卻退居次席。我相信，這也是推動華爾街占領運動最主要的訴求之一。
    政治的極端化、政治家不情愿妥協，也傷害了這個國家
    文匯報：對于這場運動，美國兩黨態度迥異。民主黨人近期都對“占領華爾街”的動機表示理解或同情。而共和黨則截然相反，稱示威是“把矛頭對錯了目標”。如此迥異的態度會否導致這場運動被不同政治力量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
    梅森：確實，“占領華爾街”運動一直為民主黨政治家和學者接受，并遭到大多數共和黨人拒絕甚至取笑。然而，我相信，“占領華爾街”運動有潛力吸引不同政治戰線的支持者。我有兩點理由。
    首先，輿論調查表明，絕大多數美國人對華爾街抗議抱有好感。《時代》雜志調查顯示，54％的受訪者對抗議有好感，僅有23％表示反對。相比之下，只有27％的人對茶黨運動有好感。另一項由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開展的調查，顯示37％的受訪者“傾向于支持”華爾街運動，18％的人“傾向于反對”。“占領華爾街”運動已經觸及美國社會的神經，因此它有可能變成更大的運動。
    其次，“占領華爾街”和茶黨運動有大量共通和重疊的地方。雖然它們植根于人口中的不同類群，有不同的議程，但是兩個運動都屬于民粹主義，反對現有權力機構；都是反抗集中化和權力濫用，反對對普通美國人的認知忽視。雖然，很多茶黨人士對在華爾街抗議的“嬉皮士”心存懷疑甚至抱有敵意，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仍舊會同意華爾街運動參與者們的訴求，包括反對政府支持富人的政策、政府的銀行救助計劃以及金錢對政治體系的影響。
    文匯報：當人們像“進步時代”一樣將期待的目光轉向政府，卻發現政府已為根深蒂固的政客金融寡頭利益共同體綁架，被日益極化的兩黨政治所摧殘，就連奧巴馬總統也發出“寧愿國家輸，不愿對手贏”的哀嘆。就此而言，“占領華爾街”運動是否成了“制度困境”下“民主的無奈”？
    梅森：的確，金錢在美國的政治體系中發揮著巨大且有害的作用。游說者和金錢利益在選舉和決策中扮演了不相稱的角色，損害了普通公民的利益。這是華爾街占領者的主要抱怨，也是右翼民粹主義者比如茶黨，所關心的話題。
    政治的極端化、政治家極不情愿妥協，也傷害了這個國家，抑制想要去解決更重要問題的努力。這種異常的政治氛圍，以及激進的民粹主義運動在左右兩翼都出現了，是對我們長時間深陷經濟危機做出的可預測的反應。人們的工作、家庭、生活、經濟保障等都面臨危險，這會導致恐懼和焦慮。正常的政治，或是政治妥協，都很難在這樣的氛圍中出現。
    文匯報：您在《美國世紀的終結》一書中也曾說過，“美國例外論”使美國堅信貧窮與富有更大程度上同個人的缺點或成就相關，而與制度無關。這場運動，能否把人們思考的觸角，引到制度這個層面？
    梅森：幾年前，我領導了一個更大的國際輿論調查，結果表明，美國人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都更相信個人的富有或貧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才干或工作，而不是出于經濟或社會制度。美國人傾向于認為，如果一個人很努力工作，就會成功，任何人都可以變得富有和成功，即使是背景很差的人。
    但事實上，和前一代人相比，目前美國的社會和經濟流動少了很多。貧困和不平等在過去幾十年的增長是原因，也是結果。在貧困街區（尤其是在城市）的孩子經常去條件不好的學校，因此更容易接觸毒品和暴力。這阻礙了他們接受良好教育，而教育是在工作中獲得成功的必要因素。
    我認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目前為止最重要的成就，是將人們的關注點聚焦到美國出現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問題，使人們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面對這個問題，人們會開始更系統地了解不平等問題。主流新聞報刊如《時代》雜志和《紐約時報》，也越來越多地涉及貧富不均的話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回應。
    文匯報：您的《美國世紀的終結》一書表達了對美國未來的極度悲觀。但我們也看到，美國的科技、軍事、金融依然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比如，每年的全球大學排行榜表明，作為綜合國力競爭優勢的標志之一，美國的大學依然在全球名列前茅。情況是否并沒有那么悲觀？
    梅森：我在書中提出，幾乎在每一個層面，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及國際上，美國都已經失去了它的領先或主導地位。我列舉了一些數據證明了這種下滑。我認為，債務的爆炸性增長對美國而言是個大麻煩，國家注定會經歷一個持續的和深層次的經濟衰退。它將不再像二戰后的50年那樣，依然能夠擁有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軍事和全球力量。
    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作為一個富有和強大的國家正在消失。即使回到我們在1970年代的生活水準，美國仍然是這個地球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美國模式讓這個國家度過了很多危機。
    在我看來，這對美國意味著，它必須調整以適應一個不同的全球環境，在這個環境下，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主導，同時，美國還應當適應一個增長速度降低、開支減少、期望降低的時代。這種心理調節比任何東西都重要，也因此更加難以實現。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應對還不是那么好。
    文匯報：您應該是美國知識分子中的左翼了吧？像您這樣的知識分子，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是多數還是少數？
    梅森：我寫和說的事情，特別是認為美國在許多領域不再是主導了，這樣的觀點可能會嚇到許多人。美國人通常樂觀、驕傲、歡快。他們不喜歡聽，而且經常拒絕聽不那么積極的消息。但我認為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認識到，美國正處于嚴重的麻煩中，這種看法也慢慢傳遞給了一般的公眾。“占領華爾街”就是其中的表現形式。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16期，摘自《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