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軍政府鎮壓致2000傷亡 軍方與美國政府關系密切

埃及沖突加劇軍政府壓力升級

　http://www.gmw.cn　2011-11-22 11:27:44　來源：華爾街日報

　　周一，埃及數千抗議者與安全部隊之間的沖突進入第三天，抗議者與執政軍政府之間的對峙越來越激烈。目前，距離埃及原定的選舉還有不到一周的時間，執政軍政府面臨著前所未有并迅速升級的不滿情緒。

　　圖片：開羅流血沖突隨著夜幕降臨首都開羅，在通往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彌漫著濃煙和催淚瓦斯的小巷子里，數十名失去知覺的抗議者陸續被拖走。解放廣場是今年初埃及抗議活動的中心，那次的抗議最終導致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辭職。據衛生部門官員說，自上周六早間以來，安全部隊與抗議者之間的沖突已經造成33人死亡，另有1,000多人受傷。這是自穆巴拉克讓位以來死傷人數最多的一次沖突。

　　埃及媒體還報道說，亞歷山大、蘇伊士和埃及其他城市的沖突規模不斷擴大，這一說法目前尚無法證實。抗議領袖呼吁周二在解放廣場舉行百萬人示威活動。

　　Associated Press

　　埃及數千抗議者與安全部隊之間的沖突進入第三天。安全部隊在開羅解放廣場使用了催淚瓦斯。本次沖突已造成數十人死亡，并已成為持續時間最長的對執政軍政府的挑戰。據埃及國有電視臺報道，埃及文人內閣周一晚間向軍方遞交了辭呈。這進一步顯示出埃及執政軍政府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大。目前尚不清楚軍方是否會接受內閣的辭呈。

　　周一，埃及最有實力的反對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說，他們已經因暴力沖突而暫停了所有重大選戰活動，但他們說仍致力于按原計劃舉行選舉。其他政治勢力呼吁推遲選舉，并呼吁軍方立即向文人過渡政府交權。

　　埃及軍方周一下午兌現了多周來的承諾，禁止犯有欺詐罪的官員競選公職，算是對抗議者做出的表面讓步。這一聲明并沒有能夠安撫抗議者，很多抗議者的要求是禁止前執政黨的所有官員競選公職。

　　截至周一晚間，解放廣場上聚集了約兩萬抗議者，很多人像今年早些時候的反抗活動中一樣豎起了標語、搭起了帳篷。

專家分析埃及沖突爆發:貧富差別懸殊民眾不滿現狀

　http://www.gmw.cn　2011-11-22 10:37:26　來源：南方日報

　　埃及近日來的抗議活動不斷升級，已經由和平示威變成“血淋淋”的悲劇。據埃及衛生部昨日說，首都開羅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持續沖突已導致22人死亡、至少1830人受傷。英國廣播公司(BBC)直接將這場暴亂定性為“近月來埃及當局者與示威者之間最惡劣的一次暴亂”。

　　相關專家在接受南方日報采訪時說，這些沖突是埃及累積的社會問題集中爆發的結果，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埃及人發現問題仍沒解決，現在將怨氣轉移到掌權的軍政府上。

　　原因國內貧富差別懸殊民眾不滿國家變弱

　　沖突的爆發，實際上是年輕人及普通民眾對埃及現狀不滿，對國家相對衰弱和國內積累問題的一種極端反應

　　此次沖突爆發的原因是，民眾要求埃及軍方盡快將權力移交給民選世俗政府，并撤回副總理塞勒米提出的賦予軍方更多權力的“憲法原則”文件。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1日報道指出，這一憲法修正案將使“平民百姓無法監督軍隊的預算，他們擔心軍隊發展成一個‘國中國’”。然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中東問題專家李偉建認為，政治問題倒不是主要的，是西方鼓吹的。“實質上這些沖突是逐漸積累的社會問題，包括經濟問題”。

　　李偉建告訴記者，他曾在埃及開羅大學做訪問學者，并多次去埃及考察，發現埃及貧富差別很大，少數人掌握大部分財產。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窮人是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思想活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他們看到世界在迅速發展，而埃及地位卻在不斷下降，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差別很大。這場沖突的爆發，實際上是年輕人及普通民眾對埃及現狀不滿，對國家相對衰弱和國內積累問題的一種極端反應。

　　李偉建說，埃及忙于發展外部關系，忽略了國內的轉型。他認為，埃及民眾由和平示威變為血腥沖突，“正因為社會壓抑了很久，反彈才會很大”。

　　影響選舉將如期舉行穆斯林兄弟會“看漲”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埃及軍方暗指“穆斯林兄弟會”是示威活動的幕后推手。更有分析指出，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將會是“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教派提升影響力的良好契機

　　此次沖突的時機非常敏感，因為埃及人民議會選舉將于本月28日舉行——這是埃及自穆巴拉克2月下臺以來的首次民主選舉。而這次選舉早已引發埃及政壇對權力分配的較量。埃及政府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20日宣布，保證議會選舉如期舉行，并認為目前緊張局勢的原因是“有人企圖阻撓選舉正常進行、阻礙新的國家機構形成”。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埃及軍方暗指“穆斯林兄弟會”是示威活動的幕后推手。更有分析指出，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將會是“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教派提升影響力的良好契機。

　　中國政法大學中東問題學者曹興強調，“穆斯林兄弟會”被西方及埃及前政府壓抑太久，肯定會通過議會選舉爆發。它在埃及國內政治中的勢頭“看漲”。但是在國際環境中，它依然會受到約束和打壓。

　　李偉建也有相似看法，他說，穆斯林兄弟會是埃及最早的反政府組織，影響非常大，遍布中東地區，在底層民眾中有影響力。然而，西方本能地對伊斯蘭有一種恐懼和排斥，尤其是“9·11”發生后，美國將反恐與伊斯蘭聯系在一起，對一些宗教勢力進行打壓。而穆巴拉克利用這一點，將穆斯林兄弟會及其領導的示威活動“鎮”下去。

　　為依法參加本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作為埃及最有影響力的宗教政治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早在5月已組建“自由與正義黨”，并宣布“該黨將在選舉中參與角逐45%到50%的議會席位”。李偉建對此解釋為“伊斯蘭在改變策略，有與時俱進的一面”。

　　隨著穆巴拉克被推翻，伊斯蘭勢力復興，埃及國內權力格局出現變化，美國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態度也由鎮壓變為默認。國務院發言人馬克·托尼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政治黨派(穆斯林兄弟會)想要通過民主和平的方式參與選舉，我們對此沒有異議。”實際上，前美國駐埃及與以色列大使沃克爾6月就稱，考慮到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的影響力，美國不得不決定與他們打交道。

　　利弊有助社會轉型或成爭斗借口

　　埃及國內派別存在矛盾，而且隨著權力分配期的到來，其矛盾會不斷加深。這些紛爭可能會脫離本來轉型的意義，成為教派、部落爭斗的借口

　　隨著議會選舉的逐漸臨近，各派在沖刺階段，為“爭權奪利”所爆發的流血事件，讓外界懷疑“阿拉伯之春”未給埃及帶來有序和民主，而是無休止的暴力。李偉建將這種各派“互掐”解釋為發泄怨氣。他說，在埃及革命初期，示威者各種各樣的訴求有共同的發泄點，就是埃及前領導人穆巴拉克。然而，穆巴拉克被推翻，問題仍沒解決。尤其是軍政府年初掌權后，亦未能處理這些問題。現在民眾將怨氣轉移到軍政府頭上，希望找到新的面孔來掌權。

　　李偉建認為，埃及這場運動對推動社會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同時提醒，即使把軍政府推翻了，也不能一蹴而就地解決長期累積的問題。埃及國內派別存在矛盾，而且隨著權力分配期的到來，其矛盾會不斷加深。這些紛爭可能會脫離本來轉型的意義，成為教派、部落爭斗的借口。

埃及抗議沖突引發二次革命擔憂

2011-11-22 11:29:32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11月21日，在埃及開羅解放廣場，一名示威者在與警察的沖突中大聲喊叫。新華社發

　　據埃及中東通訊社報道，11月21日上午，埃及軍警繼續使用催淚彈驅散開羅解放廣場上的示威者，而后者則用石塊進行還擊，雙方你進我退的攻防戰持續多時。埃及衛生部最新的消息稱，解放廣場的暴力沖突已經造成22人死亡。受流血沖突事件的影響，埃及證券交易所股指已經跌到了近6周以來的最低點，民眾對于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信心明顯下降，對于即將舉行的選舉充滿擔憂。

　　埃及此次大規模沖突始于18日，當天，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團體發起“保衛民主”大游行，要求取消此前發布的被指為“延續軍隊干預政治生活并享有特權”的“憲法原則”文件，并要求副總理塞勒米下臺，軍方盡快交權給民選政府等。但從19日起，埃及軍方開始使用武力清除聚集在解放廣場上的示威者，雙方遂爆發沖突，并蔓延至全國。

　　20日午夜，記者驅車前往解放廣場，一路上車輛稀少。在距離解放廣場不遠的開羅大學橋上，救護車接二連三從記者身邊飛馳而過。當晚，廣場中央又支起了16個帳篷，在軍警撤離之后，示威者又占領了解放廣場。他們告訴記者，現在的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與前總統穆巴拉克的行為毫無區別，以前埃及民眾能用18天讓穆巴拉克下臺，現在仍可以再來一次。

　　埃及《第七日報》21日的頭版頭條題為《埃及回到了原點》，該報總編輯哈里德·薩拉赫認為，埃及軍方在此次行動中“犯了大罪”，他們以持續的暴力舉動對待示威者，與前政權如出一轍。

　　開羅美國大學國際關系教授馬赫迪認為，埃及發生的暴力沖突無異于“二次革命”，這是始于今年1月份推翻穆巴拉克政權事件的延續，目的在于從政治生活中清除前政權殘余的影響力，并致力于奪回對國家的財政掌控權。他認為，埃及在穆巴拉克下臺后暴力活動滋生，搶劫、盜竊、武器泛濫嚴重，民眾嚴重缺乏安全感，此次沖突只不過是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

　　截至記者發稿時，埃及官方已經正式表態，不會因為近日的沖突事件推遲原定于11月28日舉行的議會選舉，而此前示威的主力軍穆斯林兄弟會及薩拉菲派的成員也已撤出了解放廣場。有分析認為，沖突不會一直持續下去，最終雙方有可能在一個折中的方案下平息對抗：那就是軍方承諾按期交權，不論哪個派別上臺都尊重選舉結果；穆斯林兄弟會則放棄一些相對極端的要求，“另找時機再提變革埃及為宗教國家的主張”。

　　(本報開羅11月21日電)

附文：美國與埃及軍方

節選自馬耀邦《中東劇變與美國、新自由主義》 2011年6月

  中東劇變最引人注意的兩個熱點是埃及和利比亞。這兩個國家體現了中東劇變進程背后最重要的兩個變量：美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引起動蕩，然后美國插手力圖繼續主導。
    實際上，穆巴拉克政權的穩定一直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紐約時報》坦率地表示：“30年來，特別是由于埃以和平條約，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國在這一動蕩區域的政策支柱。美國官員擔心，一個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會或其他伊斯蘭組織控制的政府，可能不會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爾•薩達特在1979年簽訂的該條約。”
    根據1979年的戴維營協議，以色列將其占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但它并未滿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該條約引發了未來更多的沖突，因為以色列在與該地區的主要強國之一埃及實現和平共處之后，能夠集中其軍事資源，用于對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戴維營協議符合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因為埃及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關鍵所在。作為對每年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報，埃及向國外投資開放，其工業和市場成了西方跨國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戰略上，美國收獲了一個處于從屬地位的新“盟國”。埃及充當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碼。埃及軍事喪失了獨立性，日益依賴于美國的軍需品和訓練。因此，“埃及政府認為，巴勒斯坦會妨礙其融入美國和以色列主導的區域安排。如今，埃及與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時又參與以色列、美國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會談。為此，以色列安全官員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奧馬爾•蘇萊曼作為埃及副總統”。
    結果，面對穆巴拉克政權的倒臺，美國非常擔心示威游行最終轉化為一場革命運動。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告訴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各種勢力在活動，尤其是在一個面臨各種挑戰的社會。為了實施自己的日程，這些勢力試圖破壞和超越社會進程。這是我為何認為，遵守埃及政府——實際上是由副總統奧馬爾•蘇萊曼領導的——宣布的過渡進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蘇萊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總統、前情報總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開羅的主要聯系人”。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開始，蘇萊曼作為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首領，制定了“非常規引渡計劃”。根據該計劃，“美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謂恐怖分子嫌犯，戴著頭罩和手銬被送往埃及，旨在進行刑訊逼供”。
    盡管蘇萊曼先生在國內外臭名昭著，奧巴馬政府還是選擇他作為“一位過渡性人物”。隨著形勢的發展，華盛頓以一種“穆巴拉克必須下臺”的姿態與開羅進行對話。這清楚地表明，埃及實際上已經淪為美國的殖民地。私下里，“埃及政府開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元帥坦塔維前往解放廣場，表面上是檢閱軍隊，但其實主要是為了結交抗議者”。然而，在團結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過渡的同時，奧巴馬政府明確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變都是無益于事的。美國之所以強烈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只因為它發現，這個傀儡已經成為一種負擔，不再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歷史上，美國曾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扶持過許多像穆巴拉克這樣的獨裁政權。一旦民眾動亂挑戰這些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跡象時，美國就采取一種三軌政策來應對：一是公開批評侵犯人權的現象，主張民主改革；二是私下里發出信號，繼續支持當政者；三是尋找一位可以替代當權者、保留政府機構和經濟制度并支持美帝國戰略利益的精英。華盛頓害怕社會巨變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猶豫地暗殺了南越的吳庭艷等獨裁者，只因為吳庭艷在南越存亡問題上竟敢違背美國的指示。
  華盛頓已經承受過太晚干預的教訓。在古巴革命中，它無法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圖塔政權。同樣，索摩查政權被推翻時，華盛頓持觀望態度而未予以幫助，其結果是美國企業被國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現了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它推動了過渡時期的協商式選舉，圓滑的新自由主義政客當選，取代了獨裁者。這些政客承諾，維持現有的政府機構，保護國內外精英的特權，支持美國的區域和國際政策”。
    從而，埃及暴動使奧巴馬政府陷入極端的困境，因為它需要找到“一種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讓穆巴拉克下臺，又能保持和強化國家機構的政治權力，同時融入民選方式來作為平息和瓦解群眾運動的手段”。華盛頓這項計劃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埃及武裝部隊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軍。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在埃及的腐敗政權中受益匪淺。
    自戴維營協議簽署以來，華盛頓一直培養與埃及軍方的密切關系，美國每年提供價值14億美元的軍備，以收買他們。結果，埃及軍方發生了變化，“由保衛埃及邊界和本地區利益的軍隊，轉變為主要職能是操控人民和保護美國所支持政權的軍隊。埃及軍方的軍火儲備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數目都被維持在最低限度，以確保埃及無法同以色列開戰”。過去30年來，埃及軍官都曾經在美國防務學院接受過培訓。埃及暴動期間，在埃南中將（Sami Hafez Enan）的帶領下，20多位埃及高級軍官在五角大樓召開會議、舉行酒宴和就餐。在華盛頓期間，美國敦促埃及高級軍官們在對待抗議者時要保持克制，因為奧巴馬政府不希望埃及軍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軍方“將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權的行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軍方宣稱，他們不會對抗議者訴諸武力。埃及軍方“發表聲明，將抗議者的要求描述為‘合法的’，并半心半意地呼吁抗議者回家，承諾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級軍官自稱站在抗議者一方，逐步為軍事政變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釋放出與穆巴拉克徹底決裂的信號。當軍事政變既成事實，埃及軍方又發表聲明，“稱贊穆巴拉克是一名為祖國做出巨大貢獻的領導人。它暗示，軍方不會長期掌權，并表示，軍方是不會取代合法政府的”。
    軍事政變之后，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員會現由穆罕默德•侯賽因•坦塔維元帥（Field Marshall Tantawi）領導。自1991年以來，坦塔維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總理和埃及空軍前司令艾哈邁德•沙菲克將軍（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擁有權勢的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最高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奧馬爾•蘇萊曼。
    事實上，軍事政變之后，埃及局勢并無改善，埃及實際上是以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告終。對奧巴馬政府來說，保持現狀是最合意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對此非常高興，它立即宣布，繼續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作為回報，埃及軍政府宣稱，它會遵守1979年與以色列簽訂的和平協定，將繼續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制裁。
  為了延續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華盛頓試圖通過顏色革命的過程，就如同我們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所見證的那樣，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這種體制之下，選舉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為操控。因此，美國公開宣稱，它將向新的埃及政黨提供資助。這是明目張膽地侵犯一國主權和干涉一國內政。在埃及軍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華盛頓“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對派，并將其自己的所謂反對派人物安插入抗議運動”。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華盛頓選中的反對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辭職，同時建立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巴拉迪是在美國受的教育，大多數時間生活在西方，他代表著華盛頓的利益，反對革命性的變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范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劃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里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么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愿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斗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并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丑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志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后，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范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于結構改革措施的協議。結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劃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數據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于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于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于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系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小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于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并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贊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于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于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平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劃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劃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2004年至2008年期間，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于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松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圣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后，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意大利銀行——圣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丑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劃，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于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平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道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并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谷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后，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平，同時放松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于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于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杠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后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并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里（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飚升。一年后，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平，似乎在玩一場魔術。”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于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于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制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絡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谷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采取一種不干預的政策。由于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蕩和糧食危機。因此，隨著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已經信譽掃地。對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后塵并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埃及暴力沖突死亡人數達35人示威者要求軍方交權[高清組圖]

摘要：11月21日上午，埃及軍警繼續使用催淚彈驅散開羅解放廣場上的示威者，而后者則用石塊進行還擊，雙方你進我退的攻防戰持續多時。埃及衛生部最新的消息稱，解放廣場的暴力沖突已經造成22人死亡。受流血沖突事件的影響，埃及證券交易所股指已經跌到了近6周以來的最低點，民眾對于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的信心明顯下降，對于即將舉行的選舉充滿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