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1月肇始于突尼斯、隨后蔓延到埃及和西班牙的抗議運動已經波及到了全球，抗議活動已經席卷了華爾街和美國各大城市。如今，全球化和現代技術使得社會運動如同思想一樣可以迅速地跨越國界。世界各地都是社會抗議運動的溫床：“體系”已經失敗的感覺、即使在民主國家，選舉也無法保證一切對頭的觀點，等等，都可以催生抗議活動——至少可以讓人們走上街頭施壓。

5月，我前往突尼斯抗議活動現場；7月，我和西班牙的“憤怒者”們交談；接著，我從西班牙啟程前往埃及，與開羅解放廣場上的年輕革命者面對面；幾周前，我又與紐約“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交談。這些運動有個共同點，即“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打出的簡單標語：“我們是99%。”

這一口號與我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的標題異曲同工：《成為1%，為了1%，依靠1%》(Ofthe1%,forthe1%,andbythe1%)。這篇文章描述了美國愈演愈烈的不平等：1%的人口控制著超過40%的財富，賺取著20%的收入。而這一撮極少數人獲得如此優厚的待遇，并非因為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更大——獎金和援助輕易地摧毀了不平等的合理性，而是因為(恕我直言)他們是成功(有時是腐敗)的尋租者。

我并不是否認這1%中有一部分人確實對社會貢獻卓越。事實上，許多真正的創新(絕非最終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浩劫的新奇金融“產品”)所帶來的社會益處遠遠超過了創新者自己所獲得的好處。

但是，放眼全球，政治勢力和反競爭行為(通常通過政治得以持續)已成為經濟不平等性愈演愈烈的主因。在我們的稅收體系中，像巴菲特這樣的億萬富豪所支付的稅收(以占收入百分比衡量)比他的秘書還少；把全球經濟搞得一團糟的投機客所支付的稅率也要低于勤勞致富者。這樣的稅制可謂助紂為虐。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公正是一個極其重要且已深入人心的概念。西班牙和其他國家的抗議者的憤怒可謂名正言順：在現行體系中，銀行家獲得了援助，而被他們玩弄的人卻得自力更生。更糟糕的是，銀行家現在躊躇滿志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賺著大多數工人一輩子都不敢想的獎金，而努力學習、循規蹈矩的年輕人卻面臨著失業的前景。

不平等情況的惡化是一個惡性循環的結果：富有的尋租者用他們的財富左右立法，以保護和增加他們的財富以及勢力。美國最高法院在其臭名昭著的公民聯合會(CitizensUnited)判決中授予公司隨心所欲地使用手里的金錢影響政治動向的權利。但是，富人可以動用手里的金錢來放大自己的聲音，可警察卻不允許我在街上用高音喇叭宣揚“占領華爾街”抗議者的口號。

過度監管的民主和不受監管的銀行家之間的矛盾并非沒人關注。但抗議者可謂別出心裁：他們回應著我急匆匆穿越人群時所說的話，這樣，所有人都能聽見我說什么了。此外，為了避免“對話”被掌聲所干擾，他們使用了給力的手勢來表示他們對我的贊同。

他們說，我們的“體系”出了問題，這是對的。放眼世界，我們擁有未曾使用的資源——渴望工作的人群、被閑置的機器、空蕩蕩的大樓——也存在為滿足的需求：比如消除貧困、促進發展、為全球變暖改變經濟模式等等。在美國，近幾年有數百萬房子被取消了按揭贖回權，我們有大量的空房，同時又有大量無家可歸者。

人們批評抗議者缺乏計劃。但這樣的批評沒有抓住抗議運動的重點。他們在表達對選舉程序的不滿。他們在敲打警鐘。

1999年的西雅圖反全球化抗議后把人們的關注點吸引到了全球化及治理全球化的國際機構和協定的失靈之處，并成為新一輪貿易談判的起始點。媒體在認真解讀抗議者的指責時，發現他們所說的不乏真理。隨后的貿易談判有所不同——至少在原則上，這些談判被認為屬于發展回合(developmentround)，補償了抗議者所提出的某些不足之處——而IMF后來也實施了重大改革。

與此類似，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引起了人們對美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注意。這一問題早已被克服，但奧巴馬總統的當選表明，這次抗議活動對美國產生了多大的推動力。

從某種層面上說，今日的抗議者并沒有提出什么過分要求：無非是想有個施展技能的機會，找到個收入不錯的體面工作，以及生活在一個更加公正的經濟和社會中。他們的愿望是漸近性的，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從另一個層面講，他們要求得很多：一個由人民而不是金錢說話的民主國家，一個能按人們意愿運轉的市場經濟。

這兩點是相互關聯的：我們已經看到，不受約束的市場會導致經濟和政治危機。只有受恰到好處的政府管制框架的束縛，市場才能最好地運轉；而這樣的框架只有在反映普世利益——而不是1%的人的利益——的民主中才能產生。能用金錢收買的最佳政府早已無法擔此重責了。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倫比亞大學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著有《自由落體：自由市場和全球經濟的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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