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　，美國民眾發起了名為“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和平示威活動，打響了美國人民及世界人民反對金融寡頭奴役及帝國主義壓迫的“第一槍”！就在美國隆重紀念“九一一”十周年（中國居然同樣如此）的一個星期后，在作為西方資本主義核心象征的華爾街出現此次史無前例的美國人民民主運動，無疑是遭受金融寡頭集團政治壓迫及經濟剝削的廣大西方民眾的歷史性“大覺醒”。俗話說“十年人事幾番新”，從“九一一”至“九一七”，美國終于發生了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新變化”（可惜這并非奧巴馬所愿見到的‘CHANGE’）；而這個“新變化”，其實淵源于至今已持續十多年的“反全球化”國際抗議運動。毫無疑問，正是“全球化”催生了“反全球化”。　　

1985年，美國經濟學家萊維（T.Levy）首先提出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關于此一日后大行其道的新概念，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于1996年召開過一次題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討論會，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國際共識：“全球化是世界各國在經濟上跨國界聯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強的過程，運輸、通訊和信息技術的迅速進步有力地促進了這一過程”。事實上，二戰結束后，大發戰爭橫財的美國憑借戰后重建的有利時機，通過“馬歇爾計劃”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所確立的美元優勢地位，其金融資本及工商產品如潮水般迅速涌向西方各國，同時亦迫使北約各國向其出讓了部分政治、經濟及軍事主權。而金融寡頭和跨國公司出于控制全球資源及開拓國際市場的戰略需要，自然將這一波經濟擴張運動不斷擴展至亞非拉地區，因此逐步出現了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跨國投資的大幅增長、全球資源的自由流動、信息交流的日趨便捷、生產活動的國際分工和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等諸如此類的“全球化”現象。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和中國開放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基本上覆蓋全球，一個世界統一大市場逐漸形成和擴大，終于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名副其實的“經濟全球化”。有見及此，法國學者雅克·阿達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或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深刻地指出其本質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 。　　

然而，這種由西方壟斷利益集團及新自由主義思潮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初期固然能帶來一定的經濟繁榮，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發展，因財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層出不窮，其非正義本質亦隨之日益暴露無遺，終于催生出各種“反全球化”力量，并不斷匯聚、增強而成為一種蓬勃發展的“全球化現象”。1995年，有組織的反全球化抗議活動開始出現；　1999年11月30日　，世界貿易組織第三屆部長會議暨“千年回合”談判在美國西雅圖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4萬反全球化人士云集西雅圖進行抗議，搗毀了被視為全球化象征的麥當勞快餐店，并與警察爆發大規模沖突，此次史稱“西雅圖風暴”的群眾抗議活動遂被公認為反全球化運動興起的象征。　2000年2月14日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在泰國曼谷召開，反全球化示威者譴責WTO、IMF和世界銀行，要求國際金融機構立即采取行動分擔發展中國家由于全球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2000年4月16日　，IMF和世界銀行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反全球化示威者要求建立一個沒有“公司的支配”的“工人的社會”，全球正義動員組織發言人表示，這次抗議活動旨在反對跨國公司接管世界，“我們的政治制度已愈來愈變成一小撮跨國公司集團的工具···只照顧跨國公司的利潤”。2002年11月上旬，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了一次反全球化運動史上規模空前的百萬人大游行，在游行隊伍中有小學“童子軍”、大中學生、工人、農民、演員、醫生、教師、學者、失業者、自由職業者、中小企業主、反法西斯老戰士、議員、政黨領袖，這些示威者分屬于各類工會、民間社團、左翼政黨以及和平組織、環保組織、人權組織、無政府主義組織等等。這次為期五天的大游行的主題是“反對戰爭、捍衛和平”，人們高呼“堅決反對美國發動對伊戰爭”、“反對美國稱霸世界”、“反對新種族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等口號，使人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反美情緒和對當今世界總體秩序的不滿。這一連串的反全球化抗議運動終于引起了各國人民及國際輿論的極大關注，也令到各種國際經貿會議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回應姿態。此后，每當西方集團及國際組織主辦召開各種經濟峰會，反全球化的抗議者例必如影隨形，世界反全球化浪潮可謂愈演愈烈。　　

令人深思的是，率先打出“反全球化”旗號的居然是西方各國的社團民眾。本來，與發展中國家人民相比，生活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民眾更能充分享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因而也最應該支持擁護資本主義制度及全球化進程。但現實卻恰好相反，擁有資訊自由優勢及良好民主傳統的西方民眾，更為敏銳地意識到資本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正如此次美國民眾首先發起的“占領華爾街”抗議運動，同樣是因為他們切身感受到西方金融寡頭一手造成的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實際傷害，并認識到美國政府所推行的內外政策所帶來的不公不義。這正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當初不被西方媒體看好、現在卻得到美國社會乃至世界各國一呼百應的深層原因。事實上，“反全球化”運動所揭露及反對的仍只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各種外在表象，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則顯示美國民眾已經認識到金融寡頭集團才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以及各種全球化弊端的幕后黑手，進而認識到美國政府只為華爾街寡頭利益服務的事實真相，抗議民眾因此將矛頭直指“華爾街那些吸血鬼”，喊出了“還我美國”、“終結資本主義制度”的驚世口號。筆者早前指出，“美國的國家性質已被篡改，國民所托付的公權力已被篡奪，導致美國淪為金融帝國主義的寄生體，成為一個完全體現金融奴隸主意志的極權國家”（見筆者《世界正處于金融奴隸社會》一文）。這一波由美國人民所發起的“占領華爾街”民主運動，恰好以無可爭辯的事實印證了筆者此一觀點。　　

另一方面，尤令世人詫異和不解的是，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社會主義中國，從政府、學界到社會各階層（個別左翼網站如‘烏有之鄉’等除外）卻始終對各種反全球化議題及其游行活動保持緘默，更從未參與其事。在今天這個“地球村”時代，在中國自身亦高呼“與國際接軌”的當下，卻唯有十三億中國人始終游離于“反全球化”及全球反戰運動之外，仿佛世上并無此事一般，這不能不說是21世紀的一大奇觀。而更為可笑的是，那些平日里在中國內地動輒高呼“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的右派精英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不僅從未對已經成為全球化現象之一的“反全球化”人民民主運動作出道義支持，反而不斷為美國的“反恐戰爭”及侵伊戰爭搖旗助威、大聲叫好（例如南方報系的有關社論）。面對此次由“99％的美國人民”所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革命運動，如茅于軾、徐友漁、賀衛方、鄢烈山等平日喜歡大發時評的“公共知識分子”，至今仍然不發一語（估計自稱‘為富人說話’的茅于軾壓根就瞧不上這些瞎折騰的窮鬼）。由此可見，他們所擁護的“普世價值”顯然只能“普及”到中國來，卻不能“普及全世界”，他們的有關言行一如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那樣“內外有別”，故其用心何在可謂不言自明。事實上，此次“占領華爾街”人民運動恰如一面照妖鏡，戳穿了中國那些“偽民主勢力”的虛假面目。　　

當然，囿于各種歷史與現實因素，此次“占領華爾街”運動既缺少一個能夠統一指揮的領導機構，亦沒有提出一個明確、完整的政治綱領，更未能與反全球化運動達致實質的政治聯合，這反映了此一運動在現階段所具有的草根性和不成熟，而存在被奧巴馬政府或各種西方政客利用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10月15日全球82個國家的“占領運動”示威者在遍布歐亞非拉各大洲951座城市同時發起示威游行，形成了“華爾街革命”的第一次大規模全球行動，顯示此一世界人民民主運動已從“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而席卷全球（中國除外）。另外，紐約警方針對此次抗議活動如臨大敵的阻撓乃至鎮壓，正是美國政府及西方各國所標榜的“民主自由”虛偽嘴臉的一次大暴露；同時西方主流媒體對此次抗議活動出現“集體失語”，既揭露了西方“新聞自由”的真實面目，亦表明了金融寡頭集團對西方主流媒體的實際操控。面對此一具有時代標志及歷史里程碑意義的世界人民民主運動，相信每一個仍然具有人類良知及是非辨識能力的中國公民，以及每一個仍然具有社會主義信念的中共黨員，都應該作出明確表態和提供積極支持，為追求人類公義與維護世界和平貢獻應有的力量。　　

                                                       1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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