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1：阿明論阿拉伯地區政治動蕩的根源和未來 

摘要： 2011年6月，埃及左翼學者、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替代道路世界論壇主席薩米爾•阿明委托本刊發表其最新寫作的文章《2011年：阿拉伯之春？》，認為穆巴拉克政權放棄了獨立工業化努力，取消了社會平等和和諧的政策，支持反動的政治伊斯蘭而全面引進新自由主義，使埃及淪為發達國家的邊緣地區，從而導致埃及民眾特別是青年重新政治化、左派激進化和民主中產階級憤怒，最終使埃及陷入政治動蕩。阿明同時認為，美國將通過支持反動的宗教力量來阻擊埃及的真正民主化。作者同時指出，未來三大洲都可能繼續出現動蕩，而這和中心國家的衰落正好相遇，第三世界國家應爭取更民主的未來。文章內容如下。 
 
 
　　2011年伊始，阿拉伯世界接二連三地發生暴動。這場“阿拉伯之春”會帶來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覺醒嗎？還是如我在《第三世界的覺醒》一書中所提的第一次覺醒一樣，這些反抗也將止步不前、歸于失敗？如果前一種假設成立，阿拉伯世界的進步必將載入全球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光輝篇章；如果失敗，阿拉伯世界則會繼續徘徊在被主宰的邊緣地帶，無法成為重組世界的積極力量。

　　把這一地區泛稱為“阿拉伯世界”而無視各國客觀條件的差異是非常不合適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針對埃及——不可否認，它一直都在該地區的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埃及是資本主義邊緣地帶中第一個試圖“崛起”的國家。早在日本和中國之前，19世紀初，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就制定并實施了一項旨在振興埃及及其馬什里克（Mashreq）近鄰的改革計劃。這項偉大的實踐持續了三分之二個世紀，直到19世紀70年代伊斯梅爾總督（Khédive Ismail）執政后半期才停滯不前。分析失敗原因，當時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勢力英國的殘暴入侵不能不提：1840年入侵兩次，70年代控制財權，1882年軍事占領。英國鍥而不舍地要把一個現代化的埃及扼殺在搖籃中。

　　崛起中的埃及被打敗，又在被統治的邊緣地帶徘徊了近40年（1880—1920）。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其施加改造，以便服務于自身積累的需要。這種強制性倒退不僅打擊了埃及的生產制度，也破壞了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它還不斷強化保守反動的思想文化，以便把埃及控制在從屬地位。

　　但埃及從來沒有接受這種地位。因為這種執著的抗拒，接下來半個世紀（1919—1967），埃及出現了聲勢浩大的運動浪潮。它有三重目標：民主、獨立、進步。雖然它們的表達方式有時狹隘而混亂，但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隨著1919年華夫脫黨的成立，埃及半世紀解放斗爭的第一階段側重于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的）政治現代化。這一設想的民主形式使埃及在去宗教化方面取得了進步。“正常的”選舉不僅使科普特基督徒得到穆斯林的選票支持，更讓他們得以擔任國家要職。

　　但英國和由君主派、大地主及富農組成的國內反動集團合力阻撓華夫脫黨領導下的埃及民主進程。20世紀30年代，西德基·帕夏（Sedki Pacha）的獨裁統治（廢除了1923年民主憲法）遇到了當時作為反帝民主斗爭先鋒的學生團體的堅決抵抗。所以，英國使館和埃及王室支持以新“政治伊斯蘭”中最反動的思潮（原教旨主義）為理論根源的穆斯林兄弟會的成立（1927年）并不是偶然。

　　面對意大利占領埃塞俄比亞和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前景，英國不得不對民主勢力做出讓步：允許1936年華夫脫黨重新上臺執政，并于同年簽訂《英埃同盟》。二戰讓很多矛盾退居二線。1946年2月21日起，隨著學生工人聯合會的成立以及共產主義者的加入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斗爭浪潮再次高漲。受到英國支持的埃及反動勢力殘酷鎮壓起義力量，并且動用支持西德基·帕夏第二任獨裁統治的穆斯林兄弟會，但沒能使運動噤聲。華夫脫黨重新執掌政權，宣布廢除1936年的《英埃同盟》，蘇伊士運河占領區內的游擊戰爭也蓬勃開展，這些努力直到1951年“開羅縱火案”后才宣告失敗。

　　“自由軍官組織”1952年的第一次政變和1954年標志著納賽爾掌權的第二次政變終結了這一階段風起云涌的斗爭浪潮。納賽爾主義抹煞了1919—1952年的埃及覺醒史，只把“埃及革命”定位于1952年7月。當時很多共產主義者否認這一思想，認為1952年和1954年的政變旨在結束日益激化的民主運動。他們沒有錯，因為納賽爾主義直到1955年4月萬隆會議后才轉變為反帝綱領。它不僅“缺乏民主”（禁止民眾組織社團），也“取消”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由此產生的真空有利于政治伊斯蘭乘虛而入。1955—1965年的短短10年，這一綱領就失去了活力。埃及發展遲緩給了改由美國統帥的帝國主義可乘之機，它以以色列為軍事工具破壞埃及運動。埃及1967年的軍事失敗標志著它長達半世紀的運動高漲形勢正式結束。納賽爾選擇了向右妥協的道路（“向資本主義全球化”開放），運動浪潮轉入低谷。繼任的薩達特加重了右傾趨勢，把穆斯林兄弟會納入專制統治內。穆巴拉克也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

　　接下來的運動低潮持續了近半個世紀（1967—2011年）。受制于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美國戰略的埃及不再扮演地區和全球的積極角色。美國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占據了當地舞臺。以色列在埃及和一些海灣國家的默許下，在巴勒斯坦擴張殖民勢力。

　　納賽爾時代的埃及制定了一套雖有爭議但和諧統一的經濟社會制度。納賽爾大膽發展工業化，希望擺脫埃及棉花出口國的殖民地位。這一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對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有利，但也沒有使普通民眾陷于貧困。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卻摧毀了這一生產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企業最大限度追求利潤基礎上的極其松散的制度，而那些企業很大部分只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加工商。30年來備受世界銀行稱贊的所謂高增長率其實毫無意義，并且極端脆弱。與此同時，社會不平等加劇，失業率激增（年輕人首當其沖）。埃及形勢一觸即發；它也的確爆發了。

　　美國吹噓的“制度穩定”建立在龐大的警察機器上，這導致了粗暴執法、罪行頻發。帝國主義宣稱：這一制度可以避免埃及成為伊斯蘭國家。這只是一個粗鄙的謊言：這一制度已經把反動的政治伊斯蘭納入政權體系，給它教育、司法和國家電視廣播的管理權。美國的表里不一正是為其目的服務的：對政治伊斯蘭的實際支持摧毀了埃及社會應對世界現代化挑戰的能力；對它“濫用職權”（如殺害科普特基督徒）的偶然揭露又證明了美國以“反恐”為名進行軍事干涉的合法性。在窮人和中產階級能夠大規模移民到石油國家的情況下，這一體制似乎還可容忍；但當亞洲移民取代阿拉伯移民的勞工位置時，反抗活動就重新開始了。2007年的工人罷工，因為土地資本化而導致有可能被剝奪地權的小農的頑強抵抗，中產階級內部民主抗議社團的形成（如凱法雅運動[Kefaya]和4月6日運動），預示了革命的爆發不可避免。我們由此進入了解放斗爭高漲的新階段。

　　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

　　埃及這場聲勢浩大的人民運動包含三支活躍力量：“重新政治化”的青年、激進的左派和民主中產階級。

　　青年（100萬左右）是運動的先鋒。激進左派和民主中產階級隨后迅速加入。最初四天呼吁抵制游行的穆斯林兄弟會（以為游行很快會被鎮壓）在發現運動吸引了1500萬民眾后才參加進來。

　　青年和激進左派有三個共同目標：恢復民主（結束軍警制）；制定有利于民眾的經濟社會政策（不再屈從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實行獨立的國際政策（不再屈從于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它控制全球的軍事部署）。他們呼喚的民主革命是反帝的、社會的民主革命。

　　中產階級的團結基本以民主為唯一目的，對當下的“市場”機制和埃及的國際關系并不一定持否定態度。

　　三大力量發出的游行號召很快得到了全埃及人民的響應。政府最初幾日的瘋狂鎮壓（1000多人死亡）并沒有使青年及其盟軍退縮。他們的勇氣帶動了1500萬城鄉民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這一聲勢浩大的場景改變了局勢：希拉里和奧巴馬意識到他們應該放棄支持穆巴拉克了；軍隊領袖也打破沉默，拒絕參加鎮壓，并最終舍棄了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幕僚。

　　運動的普及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因為各個階層遠沒有形成“和諧的陣營”。工人階級的加入（500萬勞動者）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他們通過一次又一次罷工不斷完善2007年構建起來的組織形式。全國已有50多家獨立工會。小農階級因為取消土改有可能被剝奪地權，也進行了頑強抵抗，加劇了運動激化的趨勢。還有數量眾多的“窮人”，他們積極參加了2011年2月的示威游行，又往往在街區的人民委員會中任職以“捍衛革命”。競賽由此展開：是兄弟會及其伊斯蘭盟軍還是民主聯盟能與這些不明方向的民眾結成有效的同盟？

　　在民主派與勞動者構建統一陣線方面，埃及取得的進步無法忽略。五個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埃及社會主義黨、人民民主聯盟、勞動者民主黨、革命社會主義者黨、埃及共產黨）已于2011年4月組成“社會主義力量聯盟”，為共同目標而奮斗。與此同時，參與運動的各個政治與社會力量（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各個民主黨派、獨立工會、農民組織、青年社團、社會機構等）組成了“國民議會”。穆斯林兄弟會和右派政黨拒絕加入該議會，再次證明了它們反對運動深入下去的立場。國民議會大約有150名成員。

　　反對民主運動的反革命陣營

　　正如過去斗爭的高漲階段一樣，這次的反帝社會民主運動也遇到了強大的反革命陣營。

　　反動集團由埃及的資產階級領導。他們不是世界銀行口中的成千上萬個“創新型企業家”，而是與國家機器相勾結大肆斂財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屬于買辦勢力。他們積極支持埃及融入當代帝國主義全球化中，是美國的絕對盟友。在它的陣營里，有軍隊和警察的將領，有與國家和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緊密相聯的“文職人員”，還有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會的所有領導人都是億萬富翁）。當然，也有作為中小企業家的資產階級存在，但他們已經成為買辦資產階級詐騙制度的犧牲品，往往處于加工商的地位，受到地方壟斷集團的控制，而地方壟斷集團又是外國壟斷勢力的傳送帶。這部分由真正企業家組成的資產階級對民主運動抱有好感。

　　農村的反動勢力也不容小覷。它由富裕的農民組成。這些富農是納賽爾土地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取代了之前的大地主階級。納賽爾時期的農業合作社把小農和富農結合在一起，因此運行時主要對富農有利，但納賽爾的體制還是設置了限制富農壓迫小農的預防措施，是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在世界銀行的建議下廢除了這些措施，使得富農得以加速淘汰小農。富農在現代埃及歷史上總是充當反動角色，現在更是變本加厲。他們是保守伊斯蘭教在農村的主要支持者，并且憑借與政權及宗教代表的緊密關系，主宰著農村的社會生活。此外，城市里的中產階級很大一部分直接來自富農階層。

　　這一反動集團擁有為之服務的政治工具：軍隊、警察、國家機構、特權政黨（薩達特創立的民族民主黨）、宗教機構、政治伊斯蘭流派（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美國給予埃及軍隊援助（每年15億美元）從來不是為了增強埃及國防，恰恰相反，是為了借助腐敗消除它國防強大的危險。憑此“援助”，軍隊高層得以掌控買辦經濟的重要環節。因此，負責執掌過渡時期的軍隊領袖并不是“中立的”，雖然他與鎮壓行動劃清界限，希望保持中立形象。他執掌下的“文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阻止運動深化的反動措施，例如，反對罷工的法律（借口恢復國家經濟），嚴格限制成立政黨的法律（目的是只讓因受舊制度支持而組織完備的政治伊斯蘭派別有機會參加選舉）。但是，雖然如此，軍隊在最后關頭的態度依然無法預測。因為雖有干部貪污，也不是每個人都沒有民族感情。此外，軍隊實際上一直被排除在有利于警察的政權之外。加上運動明確表示不希望軍隊進入國家領導層，軍隊最高統帥很有可能在將來退居幕后，放棄推出人馬參與競選。

　　不同于其他國家機器（新領導依然是舊制度下那批人），警察機構保持完好（沒有對警方負責人提起任何訴訟），民族民主黨的確在暴風驟雨中消失不見了，最高法院已經宣布了它的解散。不過，相信埃及資產階級很快就會讓它的新政黨以這樣或那樣的名字重新誕生。

　　政治伊斯蘭

　　穆斯林兄弟會是國家政權不僅容忍其存在、并積極支持其發展的唯一政治勢力。薩達特和穆巴拉克讓它管理教育、司法和電視三大基本機構。穆斯林兄弟會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溫和”，更談不上“民主”。它的領袖是自封的，整個組織建立在對領袖命令的服從和執行上，不允許任何討論。領導層完全由極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阿拉伯、也就是美國的金融援助）組成，外圍是中產階級中的蒙昧主義者，基礎是宗教協會通過慈善服務招募的平民（同樣由沙特阿拉伯贊助），至于打擊力量則是從流氓無產者中雇用來的非正規軍。

　　穆斯林兄弟會贊同以市場為基礎、完全依賴外部的經濟體制，它實際上是買辦資產階級的組成部分。它反對工人階級大罷工和農民為保留地權進行斗爭。穆斯林兄弟會只在兩方面“溫和”：它拒絕提出一個經濟社會綱領，所以不反對反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實際上接受美國在全球和該地區的軍事控制部署。它是美國的有效盟友。（美國還有比沙特阿拉伯更好的盟友嗎？而它正是兄弟會的幕后老板。）

　　但美國不能承認它在該地區的戰略是建立“伊斯蘭”政權，它必須假裝伊斯蘭勢力讓它“感到害怕”，這才能賦予它“長期反恐戰爭”的合法性。而這場戰爭的實際目的是：軍事控制全球，保證美國—歐洲—日本獨享世界資源。這種兩面派手段還有另一優勢：引發民眾的“伊斯蘭恐慌癥”。歐洲對這一地區并沒有特殊戰略，只是日復一日追隨著美國的腳步。目前最急迫的是揭穿美國的兩面派手段——它有效地操控了民意，讓民眾上當受騙。美國（以及尾隨其后的歐洲）最害怕的是埃及真正實現民主化，因為一個民主化的埃及必然質疑經濟自由主義和美國及北約的侵略戰略。美國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阻撓埃及民主化，并以此為目的，不遺余力地支持穆斯林兄弟會。

　　帝國主義與政治伊斯蘭在埃及的勾結既不新鮮也不特別。穆斯林兄弟會自1927年創立以來，一直是帝國主義和當地反動陣營的有利盟友，也一直是埃及民主運動的兇暴敵人。政治伊斯蘭同樣是美國及其盟友北約在穆斯林國家的戰略伙伴。美國為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資金，在他們反對“共產主義”人民政權時（蘇聯進攻阿富汗前后）形容他們是“自由戰士”，在他們關閉“共產黨”創立的女子學校時宣稱應該“尊重傳統”！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支持。原教旨主義者是極端分子，制造了很多起謀殺科普特基督徒的罪行。沒有國家機器、尤其是司法體系（主要由兄弟會掌控）的默許，這樣的行動是很難想象的！這種奇特的分工有利于穆斯林兄弟會裝出溫和的嘴臉；美國方面也假裝相信這一點。但埃及伊斯蘭教派內部對未來的走向還有激烈的斗爭。埃及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伊斯蘭教派是蘇菲派，現在擁有1500萬信徒。蘇菲派開放、寬容，強調個人信仰而非宗教儀式。它一直受到政府的猜忌，但胡蘿卜與大棒并用的政府又避免直接卷入針對該派的戰爭。海灣地區的瓦哈比教派與此相反：因循守舊，提倡儀式，把持異見者視為敵人。瓦哈比派發動了旨在消除蘇菲派的戰爭，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今天的蘇菲教徒已經去宗教化，他們號召政教分離，是民主運動的盟友。瓦哈比主義20世紀20年代由拉希德·里達（Rachid Reda）引入埃及，1927年后受到穆斯林兄弟會的推崇，但直到二戰后海灣國家石油收益大增從而獲得更多資金援助才活躍起來。

　　美國的策略：巴基斯坦模式

　　1967—2011年，主宰中東舞臺的三大力量是美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它們是非常親密的盟友，都不愿意看到一個民主埃及的崛起，因為一個民主的埃及必定反對帝國主義，拒絕自由主義全球化，降低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地位，重振阿拉伯人民的團結，迫使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國。

　　埃及是美國控制全球戰略的絆腳石。美國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埃及的民主運動流產。為此，它們愿意看到由穆斯林兄弟會領導的“伊斯蘭政權”的出現，這是永久控制埃及的唯一方法。

　　為了讓兄弟會政府合法，大家一直談論土耳其模式。但這仍是障眼法。因為位居幕后的土耳其軍隊雖然并不民主，還是北約的忠實盟友，卻可以有效保證國家的“世俗化”。華盛頓方面公開宣布的計劃來源于巴基斯坦模式：（“伊斯蘭”）軍隊位居幕后，（“文職”）政府由一個或多個“選舉出來的”伊斯蘭政黨負責。很明顯，這種設想下的“伊斯蘭”政府不會反對自由主義，不會推翻有利于以色列領土擴張的所謂《和平條約》，只會致力于實現“國家和政治伊斯蘭化”，并繼續殘殺科普特基督徒！沙特阿拉伯自然會千方百計（從財力上）支持這一計劃，因為它想擁有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霸權，就必須把埃及削弱到無足輕重的地位。

　　這種伊斯蘭化模式是否可行？也許吧，但代價將是慘痛的暴力沖突。爭論集中在舊政權憲法第二條：伊斯蘭教法是國家立法的來源。這是埃及政治史上的新事物：無論是1923年憲法還是納賽爾憲法都沒有提到這一點，是薩達特在美國（“尊重傳統”）、沙特阿拉伯（“《可蘭經》取代憲法”）和以色列（“以色列國是猶太國”）的三重支持下把這一條款加進了他的新憲法。

　　穆斯林兄弟會希望建立神權政治（它對薩達特/穆巴拉克憲法第二條的擁護可以證明這一點），最近又提議設立“伊斯蘭學者委員會”，負責審查所有法案是否與伊斯蘭教法相符。那時，唯一的宗教政黨把持政權，所有要求世俗化的政黨變成“非法”，非穆斯林信徒（如科普特基督徒）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盡管如此，美國和歐洲還煞有其事地鄭重對待兄弟會最近“放棄”神權政治的聲明——

　　一個機會主義的欺騙性聲明（根本沒有修改綱領！）。難道中情局專家不懂阿拉伯文嗎？結論很明顯：美國希望建立兄弟會政權而非民主派政權，因為前者可以保證埃及依然留在美國懷中，而后者很可能質疑埃及的從屬地位。新近成立的“自由正義黨”只是兄弟會的工具。兄弟會還轉守為攻，成立了“工會”、“農民組織”和各種名目的“政黨”，唯一目的就是分化工人、農民和民主人士正在構建的統一陣線，為反革命陣營服務。

　　埃及民主運動能在將來的新憲法中廢除這一條款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頭審視一下現代埃及史中出現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爭論。

　　我們發現，斗爭高漲時期，公開表達的觀點層出不窮，“宗教”問題退居二線。19世紀從阿里到伊斯梅爾的三分之二個世紀便是如此：“現代化”問題占據了歷史舞臺。1920—1970年同樣如此：沖突主要在“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共產主義者”之間進行。納賽爾主義廢除了這場爭論，代之以民眾主義的、泛阿拉伯的、現代化的思潮。這一制度的矛盾為政治伊斯蘭的回歸開辟了道路。與此相反，斗爭低潮時，言論多樣性消失，伊斯蘭復古主義在政權授意下把持了話語權。1880—

　　1920年，英國通過流放埃及現代主義思想家和行動家構建起這種復古態勢。受其影響，里達在該時期末寫出了極其反動的文章，班納加以利用，創建了穆斯林兄弟會。1970—2010年同樣如此。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政權的官方言論實際上也是伊斯蘭主義的，證明就是“伊斯蘭教法”被寫入憲法，穆斯林兄弟會被授予實權。我們不能低估這一時期去政治化的危害。

　　目前埃及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所面臨挑戰的“文化”（實際上就是伊斯蘭）內涵。積極的現象是：幾周自由討論之后，“伊斯蘭教解決問題”的口號就在所有游行中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有關社會變革的具體要求（自由發表意見，自由成立政黨、工會和其他社會組織，擁有工作權、土地權、教育權，拋棄私有化、實行國有化……）。但對手同樣知道對“民主危險”組織反擊：由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挑選的伊斯蘭主義者組成的委員會對憲法做了無關痛癢的修改，然后匆匆忙忙在4月的全民公投中批準通過，但這些修改根本沒有涉及第二條款。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預計2011年9月/10月舉行。民主運動還在努力爭取更長時間的“民主過渡”，以便自己的主張可以真正為不知所措的普通民眾所知道。但奧巴馬在暴動第一時間就作出選擇：過渡簡短有序（即不動搖國家機器），舉行選舉（讓伊斯蘭主義者獲得期望的勝利）。無論是在埃及還是在別處，“選舉”往往不是奠定民主的最好方式，卻是終結民主進步活力的最好方式。

　　最后一點關于“腐敗”。“過渡政府”強調會揭露腐敗，威脅對相關人士提起訴訟。這一言論自然廣受好評，尤其是很大一部分天真的民眾。但只要分析一下深層次原因就會明白：“腐敗”是資產階級發展中必不可少的有機成分。這不是埃及的特殊情況，而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與國家政權相勾結是買辦資產階級崛起的唯一方式。

　　風暴區

　　毛澤東沒有錯，他說資本主義沒有給亞非拉人民帶來任何好處，發展中國家由此成了“風暴區”——反復斗爭的地區，這些斗爭有可能（但僅僅是可能）帶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革命進步。

　　“阿拉伯之春”就處于這樣的現實中。它是有可能實現制度轉變的社會斗爭，可以載入社會主義的發展藍圖。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能容忍其發展的原因。它會動員所有不穩定因素，施加經濟和財政壓力，甚至進行軍事威脅。它會根據情況，或者支持法西斯或親法西斯的解決方案，或者支持軍事獨裁政權的建立。帝國主義三巨頭（美國、西歐和日本）領導人的話語中永遠充滿了兩面性。

　　這篇文章里，我不想仔細分析阿拉伯世界的每一項運動（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因為各國運動的組成部分不盡相同，它們融入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方式及它們的現行體制結構都各有差異。

　　突尼斯政變打響了第一槍，是對埃及人民的極大鼓舞。突尼斯運動的優勢在于：布爾吉巴開創的半世俗化制度可能不會受到從英國流放回來的伊斯蘭主義者的排斥。但突尼斯運動似乎沒有能力改變本國已納入自由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外向型發展模式。

　　利比亞既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它們各自的敵對雙方沒有任何相通之處。卡扎菲一直都像小丑，從《綠皮書》就可以看出他毫無思想。自由主義加劇了社會困難，為最終的爆發提供了條件，而這種爆發又立刻被該國的政治伊斯蘭和地方分裂勢力所利用。利比亞從來就沒有以一個民族的形式真正存在過。從地理上看，它位于馬格里布和馬什里克的交界處，兩者的分割線正好從它中間穿過。昔蘭尼加歷史上屬于希臘，后來歸為馬什里克；的黎波里有拉丁淵源，現在屬于馬格里布。因此，利比亞一直存在滋生分裂勢力的土壤。目前還不知道班加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有哪些成員，可能有民主人士，但肯定有伊斯蘭主義者，最糟糕的是還有地方分裂分子。利比亞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武裝反抗的形式，而不是平民示威游行。此外，它馬上向北約求援，為帝國主義軍事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機。它們的目標肯定既不是“保護平民”，也不是“實現民主”，而是控制石油、獲取重要軍事基地。當然，自從卡扎菲接受“自由主義”，西方就已經控制了利比亞的石油。但有卡扎菲在，我們永遠不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更嚴重的是，卡扎菲從1969年起就要求英美撤出二戰后建在該國的軍事基地。美國最近需要把位于斯圖加特的“非洲司令部”（美國全球軍事部署的重要一環）轉移到非洲，但非洲聯盟拒絕接受，而一個馴服的利比亞自然會無條件接受美國及北約的一切要求。

　　目前為止，敘利亞起義派還沒有宣布綱領。也許復興黨接受新自由主義、面對以色列霸占戈蘭高地毫無作為是民憤爆發的根源，但不能排除中情局的介入（聽說有軍隊從約旦進入德拉）。穆斯林兄弟會幾年前挑起了哈馬和霍姆斯的暴動，這次估計也不會與美國的陰謀毫無關系。美國的目的是終結敘利亞和伊朗的聯盟，因為它是對黎巴嫩真主黨和加沙哈馬斯的有力支援。

　　“阿拉伯世界的反抗”并不是“風暴區”內部不穩的唯一體現。

　　曾有一波“革命”浪潮掃除了亞洲（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非洲（馬里）的一些獨裁政權（由帝國主義和當地反動集團建立），但帝國主義勢力又扶植了接受新自由主義、符合它們外交利益的政府，以保證主要形勢不變。

　　南美解放運動取得了實際進步，主要體現在：國家與社會民主化；繼續采取反帝立場；實行進步的社會改革。

　　媒體喜歡把第三世界的“民主革命”與柏林墻倒塌后終結東歐“社會主義”的革命相提并論，這是赤裸裸的欺騙。因為無論當時東歐革命原因如何，革命前景都是該地區被西歐帝國主義吞并。事實上，之后淪為發達資本主義歐洲“邊緣地區”的東歐國家也將迎來自己真正的革命。前南斯拉夫就已經有信號發出了。

　　預計三大洲都會發生可能帶來進步的運動，成為前所未有的“風暴區”。但進步要變為現實，這些運動必須克服諸多障礙：一方面，克服運動自身的軟弱，找到各組成部分的共同點，制定并實施有效戰略；另一方面，挫敗帝國主義三巨頭的干涉（包括武力干涉），即使打著“人道主義”旗號也應摒棄，因為帝國主義不可能希望看到這些國家的進步與民主，它干涉成功后設置的傀儡政府將依然是民主的敵人。

　　國際輿論號召實行《國際法》：如果一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踐踏，原則上同意外來干涉。但向此方向努力的條件并不具備。“國際社會”并不存在，代表它的是美國大使以及緊隨其后的歐洲大使。難道需要列出長長的單子說明這些干涉帶來的后果是多么慘痛甚至殘忍嗎（例如伊拉克）？

　　第三世界人民的春天和資本主義的秋天

　　被我稱為第三世界人民第二次覺醒浪潮的“阿拉伯之春”（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反攻下失敗）具有多種運動形式：或是矛頭直指獨裁統治的民憤爆發，或是新興國家對國際秩序的質疑。“阿拉伯之春”與“資本主義之秋”（全球化、金融化的壟斷資本主義正在衰落）恰好重合。和上世紀一樣，這些運動的出發點是使位于制度邊緣的國家和人民重新獲得獨立。所以，它們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僅僅潛在反對資本主義。如果這些運動與帝國主義內部勞動者的覺醒相結合，全人類社會主義的曙光就可能出現了。不過，這不是白紙黑字寫下的“歷史必然”。資本主義的衰落可以開啟向社會主義的長期過渡，也可以帶領人類走上野蠻之路。美國及北約軍事控制全球的計劃，帝國主義中心國家民主的衰落，正在反抗的第三世界國家希望民主拒絕復古的態度，都對未來的走向發揮著作用。在人類解放與普遍野蠻兩種前景相互較量的現在，世俗民主化的斗爭具有決定意義。

補充閱讀：

　　Hassan Riad，LEgypte nassérienne，Minuit，1964.

　　Samir Amin，La nation arabe，Minuit，1976.

　　Samir Amin，A life looking forward，Memories of an independent Marxist，Zed，London 2006.

　　Samir Amin，L veil du Sud；Le temps des cerises，2008.

　　Gilbert Achcar，Les Arabes et la Shoah，Actes Sud，2009.

　　Samir Amin，La crise，sortir de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ou sortir du capitalisme en crise?；Le Temps des Cerises，2009.

　　Samir Amin，La loi de la valeur mondialisée；Le temps des cerises，2011.

　　Samir Amin，Pour la cinquième internationale；Le temps des cerises，2006.

　　Samir Amin，The long trajectory of historical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New York，february 2011.

　　Gilbert Achcar，Le choc des barbaries，Ed Complexe，Bruxelles.

　　（高璐：中央編譯局）
 

文2：佩里•安德森論2011年阿拉伯地區政治動蕩 

摘要： 《新左翼評論》2011年3—4月號刊登了該刊主編佩里•安德森題為《論阿拉伯世界的級聯性政治動蕩》的社論，全面論述了阿拉伯世界一系列相互引爆的政治動蕩的歷史和現實根源，并對未來的發展趨勢以及左翼應該采取的政治議程都做了闡述。作者從多重視角獨特地解剖了阿拉伯世界政治動蕩這一復雜問題，值得參考。文章內容如下。
 
關鍵詞： 
 
 
 
 
　　2011年阿拉伯地區的起義屬于罕見的歷史事件：一連串的政治動亂，一起引爆一起，蔓延至整個阿拉伯世界。此前只發生過三次類似的事件：1810年至1825年的拉丁美洲解放戰爭，1848年至1849年的歐洲革命，1989年至1991年蘇聯及東歐國家的解體。每次事件對于當時當地都有其歷史特殊性，阿拉伯地區的這次動亂也不例外。每次事件持續的時間都在兩年以上。這次動亂的導火線是去年12月在突尼斯點燃的，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烈火蔓延至埃及、巴林、也門、利比亞、阿曼、約旦、敘利亞。任何關于這場風波的預測都為時過早。此前的三次政治動蕩中，最激烈的那次卻在1852年以完敗而告終，另外兩次取得了勝利，雖然結果總是很苦澀：可以肯定，遠不是玻利瓦爾或伯萊所希望的結果。阿拉伯地區這次動亂的最終命運也不外乎這兩種，但必定有其獨特性。

　　一

　　有兩個特征造成中東和北非長期游離于當代政治格局之外。第一個特征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西方帝國對該地區長期控制的時間之久、程度之深，是獨一無二的。一戰前，從摩洛哥至埃及，整個北非都在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海灣地區也是英國的保護領地，亞丁灣是英屬殖民地印度的前哨。一戰后，整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落入英、法之手，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約旦地區也落入歐洲列強之手。后來，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區正式進入殖民統治時期。在美索不達米亞及地中海東部成為殖民地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東南亞和南亞次大陸早就是歐洲殖民地，更不用說拉丁美洲了。然而，與任何這些地區不同的是，在后殖民時期帝國主義實質性的不間斷的一系列戰爭和干預一直伴隨著這個地區的去殖民化進程。

　　二

　　這始于英國遠征軍于1941年在伊拉克重建傀儡政權。此前，英國在1938年至1939年鎮壓了巴勒斯坦動亂，后來在其廢墟上建立了一個猶太復國政權。從此以后，英國成為一股不斷擴張的殖民勢力，時而作為合作伙伴，時而充當代理人，更多的是作為地區侵略活動的始作俑者出現。它與美國在該地區的出現聯系在一起，后者代替英國和法國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霸主。自二戰以來，每隔10年就會發生一起宗主國或占領者引發的暴力事件。上世紀40年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發動侵略戰爭。50年代，英國、法國、以色列襲擊埃及，美國侵占黎巴嫩。60年代，以色列持續六天襲擊埃及、敘利亞和約旦。70年代，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游擊隊發動贖罪日戰爭，反擊以色列，美國最后掌控了局勢。80年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并鎮壓了巴勒斯坦起義。90年代，爆發海灣戰爭。在本世紀之初，美國侵占伊拉克。這次，也就是2011年，北約轟炸利比亞。并不是每一次軍事行動都起源于華盛頓、倫敦、巴黎或特拉維夫，本地引發的軍事沖突也很常見：60年代的也門內戰，70年代摩洛哥侵占西撒哈拉，80年代伊拉克襲擊伊朗，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是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西方勢力的插手或縱容總是存在。該地區的任何微小變動都受到西方勢力的密切關注，必要時后者還會動用財力或武力予以干涉。

　　三

　　歐美對阿拉伯地區特別警惕，插手也多，其原因很簡單。一方面，該地區石油儲備量最大，這對西方能源密集型經濟至關重要，鑒于此，歐美建立了一系列具有戰略意義的基地，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基地弧，東邊以伊拉克為前哨，沿波斯灣建立了海軍、空軍和情報基地，往西深入至埃及、約旦、也門和摩洛哥的安全機構。另一方面，以色列被安插在這個地區，需要受到保護，因為美國是猶太復國主義游說團的大本營，猶太移民在美國的實力極強，沒有哪一位總統或黨派敢得罪他們，而歐洲又一直對大屠殺心懷愧疚。由于以色列在這個地區屬于占領國，同時還要依靠西方勢力的保護，其西方保護者自然成為伊斯蘭組織報復的對象，就像當年伊爾根和勒伊為光復猶太國在地下從事恐怖活動一樣，這使得西方帝國對該地區的控制越盯越緊。世界上沒有其他地區像該地區這樣如此吸引西方列強的長期關注。

四

　　阿拉伯地區的第二個顯著特征是，自從去殖民化發展以來，當地各種獨裁統治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程度深。在過去的30年，“自由之家”所倡導的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東南亞國家廣泛傳播。在中東和北非，類似的政體并沒有出現。在這里，形形色色的暴君長期掌權，并不為時間和環境的改變而有什么變化。沙特家族——更合適地說是西西里家族，自羅斯福與其加強了聯系之后，一直是美國在這個地區的戰略要地——已經統治該半島近百年，而其權力不受任何監督。英國通過與海灣國家簽署休戰條約扶助海灣小國和阿曼的建立，這些國家的統治者認為沒有必要聽取臣民的意見，但有必要與相鄰的華盛頓的伙伴協商。約旦哈西姆王國及摩洛哥阿洛伊特王國首先是英國的工具，后來是法國殖民主義的受惠者，已經持續三代控制著皇帝的寶座，議會至多在表面上用手勢做個表決而已。酷刑和謀殺在這里很常見，而這些政府是西方國家在本地區最好的朋友。

　　五

　　這一時期的政權都打著共和國的名義，實際上一個比一個獨裁、專制，大多數王朝不比君主帝國好多少。而且，這一地區的統治者在位時間之長，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卡扎菲在位41年，阿薩德父子40年，薩利赫32年，穆巴拉克29年，本阿里23年。唯有阿爾及利亞是像巴西一樣由軍隊首腦輪流執政，但除此不同外，其他處處都是專制統治。從外表看，這些政體對西方霸權的屈從也表現出不完全一致。埃及的獨裁政府只是在美國的幫助下，才從1973年的軍事潰敗中死里逃生，自然就成為華盛頓的忠實爪牙，也沒有沙特王國那樣在行動上比較獨立。也門統治者之所以有討價還價的能力，是因為在反恐戰爭中提供了服務。突尼斯政府在歐洲，主要是法國，但不限于法國，培養自己的靠山。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政府通過出口自然資源獲取巨大收入，如果更加全面地屈從，會有更大的自主空間，例如阿爾及利亞要求西方允許對伊斯蘭反對派實施屠殺，利比亞要求免除過去的罪過并在意大利投資。能夠堅持不讓步的國家只剩下敘利亞，因為以色列的阻攔，敘利亞一直無法收復戈蘭高地，也不情愿充滿寶藏的黎巴嫩被沙特收買或落入西方情報機構之手。然而，縱使敘利亞有些特殊，也很容易被編入“沙漠風暴行動”的隊伍之列。

　　六

　　本地區長期受美帝國主義的支配，長期缺乏民主制度，這兩個特征一直是互相關聯的。這種關聯并非簡單的相互衍生關系。一旦美國及其同盟認為民主可能威脅到他們的利益，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民主，正如摩薩德、阿本斯、阿連德以及目前阿里斯蒂德的命運所表明的那樣。反之，當獨裁制度重要時，必定會得到很好的維護。依賴部族施舍和對外來勞動力的剝削建立的阿拉伯專制統治，是美國的戰略齒輪，為保護這種專制統治，美國五角大樓隨時都將插手。無論是帝制還是共和制形式的獨裁政府，是一種方便的、策略性的制度。所有這些專制政體并不是由美國建立或強制建立的，美國主要是援助和支持它們。不管華盛頓如何對它們百般呵護，它們仍然是本地土生土長的專制政府。

　　七

　　列寧有一句名言，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理想的政治外殼。自1945年以來，西方決策者或戰略家無不同意這個觀點。歐美帝國原則上更愿意與阿拉伯民主派而不是獨裁者打交道，只要他們同樣尊重西方的霸主地位。80年代以來新近成立的民主政體已經證明這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為何同樣的過程在中東和北非就行不通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及其盟友有理由擔心公眾的情緒不會讓選舉給他們帶來令人安慰的結果，因為這個地區受帝國主義迫害的歷史太長，受以色列的強征暴斂也太多。在刺刀威逼下通過羅致選票選出一個代理政權，如伊拉克，是一回事。而更加自由的選舉完全是另一回事，如阿爾及利亞的將軍政府和法塔赫強人發現的。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一旦面對在西方看來對自己不夠馴服的伊斯蘭力量將取得民主勝利，歐美就會鼓動取締或予以壓制。帝國主義和獨裁主義邏輯依然相互交織著。

　　八

　　這就是阿拉伯起義最終爆發的背景，該地區兩大文化紐帶——語言和宗教——使得這次動亂一起接著一起，形成級聯效應。動亂以大規模游行為主，參加示威的人員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他們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紀律堪稱楷模，雖然處處都面臨著催淚瓦斯、水槍乃至子彈的打壓。要求政府下臺的呼聲從一個國家傳向另一個國家。各個國家廣場上、街道上的示威人群無一例外都要求政治自由，消除暴政。盡管人們對民主這個詞并不陌生，各國政府實際上也盡力利用它，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并沒有體驗過。民主很少被看作是一套明確的制度形式，它的魅力更多是來自對現狀的否定——只要專制不是的它就是。懲罰舊政府高層官員的腐敗要比關心新體制下的具體細節問題更有吸引力。起義的動機已經很明確，他們的目標是最古典意義上的純粹政治性的：自由。

　　九

　　那么，當局的可憎面孔頑固地堅持了幾十年，一直沒有引發大規模的反政府暴亂，為什么動亂發生在這個時候？起義的時機不能從起義的目的中去尋找，也不能完全歸結為新的傳媒方式：半島電視臺、臉譜（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使公眾溝通很方便，但不可能建立起新的起義精神。引發動亂的導火索暗示了答案。這一切始于突尼斯一個窮鄉僻壤的小鎮上一位貧窮的菜販在絕望中的死亡。阿拉伯地區動蕩的背后隱藏著隨時導致火山噴發的社會壓力：貧富兩極分化，食品價格上漲，住房緊缺，在世界獨一無二的人口金字塔中青年人（包括受過教育和未受教育的青年）的大批失業。沒有其他地區隱藏的社會危機像這里這樣尖銳，也沒有其他地區像這里這樣如此明顯缺乏令人信服的發展模式，因此未能成功地把新生代力量融入社會之中。

　　十

　　然而，至目前為止，更深層的社會根源和這次動亂的政治目標之間存在較大脫節，這正部分反映出這次革命是以偶發事件為主。在大城市里（麥納麥除外），總的看來，涌向街頭游行示威的人群并非窮人，工人持續的大規模的罷工仍然還沒有出現，也很少有農民參加。這便是幾十年來警察壓制的結果，無產階級的各種集體組織被消滅。重新組建需要一段時間。但是，這種脫節也是意識形態退化的結果。在這里，幾十年來，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不被信任，激進的懺悔主義被閹割，只剩下褪色的伊斯蘭教義被奉為萬能。在這種專政造成的環境中，起義的詞匯只能集中于政治意義上的專政及其倒臺，僅此而已。

　　十一

　　但是，自由需要與平等重新結合起來。如果不把二者結合起來，動亂很容易退化成舊秩序的議會化，無法對社會矛盾和能量的爆發作出反應，最后只不過是下一次革命來臨前墮落的寡頭統治而已。阿拉伯地區重新組建新秩序的戰略首先是消除革命者之間的裂痕，力爭建立允許社會各派實現最佳表達的政治自由。這意味著，一方面，要呼吁完全廢除各種緊急法令，解散執政黨或取締家族統治，清除舊體制中各種無實效的國家機構，將舊政府中相關的領導人物繩之以法。另一方面，一旦舊體制被清除，就意味著需要面臨新體制中新出現的許多問題，需要認真考慮各種細節，并以書面形式確定下來。這里一些要求至關重要：任何公民或工會都有言論和結社自由；未被扭曲的選舉制度，即按比例而不是領先便獲勝的選舉制度；避免總統大權在握；防止媒體壟斷，無論是國家媒體還是私人媒體的壟斷；享有最低公共福利的法定權利。只有在這種公開的制度框架之下，起義爆發時提出社會公正的請求才可以在集體自由中呈現，這些請求也需要集體自由來找到實現的途徑。

　　十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動蕩中還缺少另一樣東西。在所有的級聯性起義中最著名的1848年至1849年的歐洲革命是三種最基本要求，而不僅僅是兩種要求相互交織：政治的、社會的和民族的。這次阿拉伯世界的動蕩中，民族要求是什么呢？到目前為止，今年的群體運動還沒有發生單一反美或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動。其中一個原因應該是因為埃及納賽爾政策的失敗導致阿拉伯民族主義歷史性地得不到信任。另一個原因是，敘利亞、伊朗、利比亞政府雖然隨后一致抵制美帝國主義，但這些政府與那些親美政府一樣，并沒有改變原有的政治體制。而且令人驚奇的是，反帝國主義是那只在帝國主義最明顯的地方一直沒有或者還沒有發出喊叫的狗。會一直這樣嗎？

　　十三

　　到目前為止，美國對這一系列事件完全有資本持樂觀態度。在海灣地區，巴林起義本來對美國海軍總部構成一定威脅，但這次起義很快按1849年的傳統方式被武裝鎮壓下去，王朝的統治反而得到了鞏固。沙特和約旦哈西姆王國政權已經很牢固。也門反對沙拉菲主義的堡壘看上去遙遙欲墜，但獨裁者也不一定非要當權。在埃及和突尼斯，統治者已經下臺，但開羅軍方因為與美國五角大樓關系密切，至今沒有任何損失。每個國家注定要出現的一支最大的平民力量，將是本國的伊斯蘭主義。早些時候，穆斯林兄弟會或者其地方分支機構有可能組建新政府，這令華盛頓一度很警惕。但是，西方國家目前在土耳其已為阿拉伯地區的規劃找到了一份有說服力的藍圖，這將提供令西方最滿意的世界政治版圖。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AKP）已經表明，一個虔誠的民主政府，同時搖晃著手中的棍棒和《古蘭經》，如何對北約和新自由主義忠誠，如何善于使用恫嚇和壓制這兩劑右派藥方。如果在開羅和突尼斯也能找到一個像埃爾多安這樣的領導人物，華盛頓會有各種理由表示，即便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下臺也會感到滿意。

　　十四

　　在如此前景之下，利比亞的軍事干預可以被看作是蛋糕表面上的一層糖霜，既擦亮了西方的民主旗幟，又消除了近期將它吸納入“國際社會”的尷尬。北約空襲來自法國和英國的積極主動，好像要重新開始蘇伊士運河的遠征，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要參與進來顯得陣容太豪華，所以沒有這個必要。巴黎再次引領其他國家，既澄清了薩科奇政府與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親密關系，又消除了導致他的民意巨幅下滑的根源；倫敦一頭陷進去，卡梅倫不斷表示要仿效布萊爾；海灣合作委員會和阿拉伯聯盟為動亂提供支持，低調地效仿1956年的以色列。但是卡扎菲不是納賽爾，這一次奧巴馬沒有理由害怕后果，他可以放開手腳，根據霸權協議的要求，美國是名義上的領袖，協調最終的成功，允許比利時和瑞典那樣的斗士展示自己的航空實力和勇氣。克林頓時期遺留下來的人道主義干預，在伊拉克屢遭挫折，這次可以重振，這是一份額外的獎賞。可以預見，法國媒體和情報部門為這次軍事行動能夠恢復法國的聲譽感到狂喜。然而，即便是在美國，犬儒主義也很普遍：適用于利比亞的規則很顯然不適用于巴林或其他地方。

　　十五

　　對世界霸主的警惕，對民族問題的專注，對利比亞反對派的同情，對早日結束動蕩的期盼，各種情感交織，面對西方國家最近的空襲的反應，卻是無聲狀態。然而，在以后的動蕩中，民族因素不可能完全與政治和社會因素隔離，因為在這次動蕩區域以東的穆斯林世界，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領土上的美國戰爭還沒有最終贏得勝利，伊朗這塊絆腳石要解決也是邏輯上必然之事；在中心地帶，西岸的侵占和加沙的封鎖依然繼續。即便是最溫和的民主政體也很難與這類帝國主義的橫行和殖民主義的兇殘擺脫干系。

　　十六

　　在阿拉伯地區，民族主義常常是被剪斷的流通貨幣。這個地區大多數國家（埃及和摩洛哥除外）都是西方帝國主義人為創立的。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之外的地區，殖民地的歷史并不妨礙后殖民時期身份沿著殖民者人為劃分的界限固定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的阿拉伯每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一樣，都具有很真實和很難改變的集體認同，但也存在差別。在經書中捆綁在一起的語言和宗教過去是、現在仍然很強大，也有不同點，正如其他的共同文化標志一樣，并不將一個阿拉伯統一民族（其被認定為是唯一的人類居住地）這一過高理念額外地強加給每一個特殊的阿拉伯民族國家。那種理念導致了共同的阿拉伯——并非埃及、伊拉克或敘利亞的——民族主義。

　　十七

　　緊接著出現了納賽爾主義和巴斯主義，它們興起、墮落，最后發展至失敗。它們不會在今天復活。但是，如果動亂發展成革命，它們背后隱藏的沖力必將在阿拉伯世界復蘇。自由和平等必須結合起來。然而，在這樣一個相互往來密切、卻又普遍飽受折磨的地區，如果沒有友愛，沒有兄弟情誼，他們會承擔更多苦難。自50年代以來，為了中東和北非的一點進步，各個國家的單獨行動所付出的代價都很高。阿拉伯聯盟保證的小國穩定并不是人們所需要的，這個聯盟的腐敗和背信棄義不亞于美洲國家組織，當時卡斯特羅稱它為美國殖民部，這是一個很公道的稱呼。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慷慨的阿拉伯國際主義，能夠設想在不久的將來，當最后一個傀儡政權倒臺之后，整個阿拉伯地區的石油財富是根據人口比例來平等分配，而不是現在這種少數權貴階層富貴奢華，絕大多數平民貧窮落后。顯然，當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聯合宣布薩達特與以色列簽署的卑下和約在法律上無效。這個和約甚至沒有給予埃及足夠的主權，埃及士兵在本國領土上都沒有隨意活動的自由；和約關于巴勒斯坦的框架協定本身也是不公道的，以色列甚至連假裝去遵守都做不到。恢復民主阿拉伯尊嚴的試金石即在于此。

（李翔：北方工業大學文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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