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10月20日最新消息，卡扎菲已被利比亞執政當局武裝擊斃。一代梟雄卡扎菲竟以這種國破家亡方式告別歷史舞臺，就不免令人不勝唏噓，極感震撼。如何評價卡扎菲時代的功過是非？沒有了卡扎菲的利比亞前景如何？這些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的。

    一、卡扎菲生平“蓋棺”仍未“定論”。評價一個政治人物，通常做法是“蓋棺論定”。但很多時候，“蓋棺”未必能“論定”。記得列寧曾說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換言之，評價歷史人物，要將其放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看這些人物比他們的前人有了哪些進展。而不能簡單地用現在的標準去衡量歷史人物，一味指責他們的缺點、弱點和錯誤。就筆者看來，評價政治領導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其上臺前國家所處狀態，與其下臺時國家所處狀態的對比。如果說國家總體狀況變好了，那么這個領導人就是功大于過，反之就是過大于功。而卡扎菲自1969年上臺至今，統治利比亞超過42年，使利比亞打上了鮮明的“卡扎菲制造”痕跡。當年卡扎菲接替伊德里斯王朝統治時，利比亞各方面情況都非常糟糕：國內有西方軍事基地，石油生產基本被西方石油公司壟斷，高級官員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多數民眾生活貧困，百姓怨聲載道。而到2011年3月利比亞陷入動蕩前，該國人均GDP達1.38萬美元，人均壽命超過77歲，民眾充分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甚至免費公派出國，富裕程度位居非洲第一。只要不帶偏見地看問題就得承認，卡扎菲領導這個大約六百萬人口的國家不僅擺脫了貧困，而且成為非洲最富裕的國家。當年正是卡扎菲率先發起石油國有化運動，才使過去長期被西方石油公司攫取的巨額石油財富，真正回流本國政府和人民手中。同時，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軍事基地被徹底趕出利比亞。可以說，沒有卡扎菲，利比亞政治經濟就無法擺脫歐美列強的控制。

而卡扎菲之所以毀譽參半，乃至最后“不得善終”，與其內政外交的遲鈍與失誤有關。在國內政治中，卡扎菲最終未能抵御權力誘惑、擺脫家族觀念窠臼，走上了終身執政和家族裙帶乃至子承父業的反潮流道路。據報道，卡扎菲八子一女，分別涉足石油、燃氣、酒店、媒體、流通、通信、基礎設施等產業，基本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由此引發不少民眾不滿和反抗。而在國際上，卡扎菲外交政策機會主義色彩濃重：其早期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在地區范圍內，一直策動推翻阿拉伯君主國；在國際上，則簡單地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反擊西方，結果四面樹敵，無論在地區還是國際上均處境孤立。近些年，他又主動投靠西方，自廢武功，背叛昔日陣營，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而西方對其就像《水滸傳》中朝廷對待宋江一樣，都是將其價值榨干后，一腳踢開。

當前，正是在內外兩股勢力的合力作用下，卡扎菲政權最終被推翻。在這個信奉“勝者王侯敗者寇”邏輯的時代，相信未來相當長時期，對卡扎菲的評價都面臨著被“污名化”處境。然而，歷史已然證明，對政治人物評價幾經反復的不在少數。因為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們會用不同評價標準去衡量領導人的功過是非。

在中東政治劇變中就存在這種情況。在伊拉克，在薩達姆被推翻數年后，由于該國安全局勢、教派沖突、基礎設施滯后、電力短缺、高失業等一系列問題日趨突出，不少民眾開始重新懷念薩達姆時代的種種好處。而在埃及，盡管穆巴拉克政權剛被推翻不久，但一些民眾因該國失業、貧困、通貨膨脹等種種問題依然如故，甚至反而日趨加劇，因此也開始懷念起穆巴拉克時代的種種好處。相信在利比亞，隨著時間推移，民眾對卡扎菲的評價也會更加客觀公正。

     二、“后卡扎菲時代”并不意味著好日子來臨。

無論從哪個意義上，利比亞戰爭都算不上一場正義戰爭。毫無疑問，如果沒有西方武力介入，利比亞反對派不可能贏得政權。就此而言，利比亞政局更替帶有強烈“西方制造”痕跡。而西方武力干預利比亞，有著明顯的“雙重標準”色彩：同樣是政府強力彈壓民變，也門薩利赫政府動用安全部隊鎮壓抗議民眾，阿曼政府武力鎮壓抗議者，以及沙特、阿聯酋派兵幫巴林鎮壓什葉派抗議，西方均“選擇性失明”，輪到卡扎菲武力鎮壓抗議民眾，英法等西方國家則跳出來大打出手。這些國家武力干預利比亞，顯然是“無利不起早”，借這場戰爭實現地緣和資源的雙重目標。地緣上，將利比亞納入法國幾年前設想的環地中海合作圈，使利比亞成為歐洲的資源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9月1日，利比亞戰火尚未完全平息，“利比亞之友”國際會議就在法國首都巴黎開幕，在戰爭中表現搶眼的法英意等歐洲國家開始積極謀劃布局，忙著瓜分利比亞石油市場。比及卡扎菲時代緊捂石油口袋、防止石油收益流向他國的做法，現在利比亞石油市場的亂相，對該國民眾絕非什么好事。

  從利比亞國內看，反卡扎菲勢力與卡扎菲間的較量，并非不少人認為的民主反對獨裁，而更多是不同部族間因利益和權力分配不公而進行的內部爭奪。卡扎菲的兒子曾說過，“利比亞是一個部落國家”。利比亞全國大大小小的部落有幾百個，中等規模的部落有20多個，其中較大的有三四個。當年政治強人卡扎菲曾嘗試加強國族建構，改變各部落間自成一體的傳統社會結構，但其最終還是未能擺脫部族政治窠臼。而當前這場突如其來的利比亞內戰，并非外人所想象的民主反對專制、自由反對壓制，而更多是因政治經濟權益分配不公平，而導致東部各部落最終奮起反抗，因此它帶有濃厚的“部落戰爭”的成分。而部落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贏者通吃”。因此利比亞政權易幟未必意味著該國走入“新時代”，而更可能是開始新一輪的歷史循環。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利比亞反對派主要靠西方鼎力支持才獲取權力，加上該派勢力內部有不少伊德里斯舊王朝支持者，因此，“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很可能推行與卡扎菲政策側重照顧中下層利益、實現社會公平的政策截然不同的內外政策。簡單說，就是對內推行新自由主義，對外奉行親西方外交。而這類政策只會使少數人受益，多數普通民眾利益受損，同時使利比亞喪失國家尊嚴，淪為西方大國附庸和跟班。因此，如果說當前戰爭已經使利比亞民眾飽受了戰火之苦的話，那么長遠看，利比亞當前的改朝換代，很可能使普通民眾“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如果說利比亞政權更替的最終結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卡扎菲之死無論從哪個層面上看，都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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