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者者按：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新聞改革是極其虛假的。戈爾巴喬夫們一方面放縱反共、妖魔化社會主義的言論，另一方面對反思蘇聯改革、公正認識斯大林的言論則大面積封殺、封鎖。比如：1988年2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大談改革，發誓要與“社會主義的哭靈人”決裂。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技術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來信，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來信批評了社會中涌動的一股股“反思歷史潮流”，指出，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的蘇聯抹黑。這封信即刻在全蘇聯引發了軒然大波。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很快被一些州的報刊轉載，一些黨組織就社會上刮起的“反思歷史、翻歷史舊帳、丑化歷史”的現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所謂的“改革派”，則將其視為“保守勢力和蘇共舊勢力”的反攻倒算。蘇共中央政治局接連兩天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擊這股所謂的“反對改革的勢力”。結果戈爾巴喬夫將堅持馬列主義原則的、原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調整為主管農業，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報》于4月5日發表了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對安德烈耶娃給予全面反擊和打壓。

中國正重蹈蘇聯后輒。

輿論失控：蘇聯解體的催化劑

趙強 原載《求是》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0/201021/201010/t20101030_54269.htm

　　蘇聯解體對于西方來說是一場勝利，但對于利害切身的俄羅斯人民則是一場空前的國家災難。蘇聯演變和解體的原因很多，“新聞改革”、輿論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新聞改革是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公開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這種新聞改革走上了否定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背離社會主義新聞工作原則的邪路，最終導致輿論失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各類媒體逐步脫離黨的領導。黨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堅持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是黨性原則的核心。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不僅沒有堅持這一點，反而明令廢止對文化宣傳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不敢實施對所屬文化宣傳部門及其所掌握的輿論工具的領導，任其各行其是，各自為政。這在事實上拋棄了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放棄了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1990年6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新聞出版法》規定，國家機關、政黨、社會組織、宗教團體以及年滿18歲的公民“都有權利創辦輿論工具”，這為“自由辦報”開了綠燈，使反對派政黨團體辦報和私人辦報完全合法化。當年10月，已有700多家報刊，包括13個黨的報刊進行了登記，其中1/7屬個人所有，還出現了獨立通訊社?！缎侣劤霭娣ā飞Ш?，涌現出不少新的報刊，其主要的輿論傾向就是反對共產黨。有的報刊甚至刊登退黨者的文章，聲稱留在黨內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從而使退黨人數明顯增多，起了瓦解蘇共的作用。與此同時，《莫斯科新聞》、《文學報》及隸屬于最高蘇維埃的《消息報》等許多機關報刊都紛紛拋棄機關報性質宣告“獨立”?！断蟆飞踔灵L期批評蘇共和蘇聯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義者。
　　一方面，執政黨和政府自己辦的報紙、廣播、電視在輿論導向上出了問題，不僅不再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保持應有的戰斗力和社會責任感，反而站在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黨和政府工作進行不負責任的批評和指責。這種自己出錢辦報罵自己的現象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種反對派別也深知控制輿論的重要性，紛紛不惜血本辦起自己的報刊，這些報刊幾乎都以丑化蘇共、責罵社會主義為宗旨。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對此，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指出：“在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2.各類負面輿論借“公開性”之名充斥媒體。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開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動員報紙雜志就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思想問題進行公開辯論。他提出要實行“毫無限制的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并且明確表示“任何事件，不論是今天的痛楚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都可以成為報刊分析的對象”?！懊裰骰焙汀肮_性”成了策動全蘇聯各種反對派大肆聲討蘇共的總動員令，蘇聯媒體掀起了一場“公開事實（包括國家機器運作程序）和揭露歷史污點的大革命”。一時間，報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場營私舞弊、貪贓枉法、腐化墮落以及社會上酗酒、吸毒、婦女賣淫等現象的文章觸目驚心，嚴重搞亂了普通民眾的思想。同時，媒體還大量刊登否定蘇聯和蘇共歷史的文章，一些不曾報道過的事實和失誤被嚴重歪曲和無限夸大，一些媒體還以聳人聽聞的報道、荒誕無稽的假新聞乃至針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造謠、誹謗等等來吸引讀者，造成民眾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和國內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
　　閘門已被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當主流輿論千百次地重復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執政黨的威信也降到了零點。人們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否正確、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懷疑，蘇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擊。而面對敵對勢力利用“民主化”、“公開性”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動的猖狂進攻，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人不僅沒有及時給予回擊，反而姑息、縱容、欣賞，甚至自己也參與到這種大合唱中。

　　3.為西方意識形態的大舉進攻開放門戶。1987年1月，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指示，蘇聯停止干擾BBC對蘇廣播，不久又相繼停止干擾美國之音、自由廣播電臺等多家西方電臺的對蘇廣播，蘇聯民眾從此可以隨時聽到外國電臺的聲音。這些西方國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紹西方對蘇聯改革的態度和觀點，以西方的立場和視角評論蘇聯的政治局勢。這對當時正處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蘇聯人來說，其蠱惑性、煽動性不言自明。對此，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認為，“蘇聯停止干擾西方廣播，可能比戈爾巴喬夫決定從東歐撤軍50萬的允諾更重要。對美國來說，它為促進蘇聯社會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但是，蘇聯并沒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蘇聯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在國內公開出售。這進一步助長了西方對蘇聯的輿論攻勢。

     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使蘇聯經過幾十年努力構筑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想防線，短短幾年間就從內部土崩瓦解。有學者把新聞改革到政權喪失的過程概括為一個模式：新聞改革——媒體放開——外力介入——陰暗面曝光——群眾不滿情緒積累——反制無力——輿論徹底失控——政權喪失、國家解體。這個模式清楚地表明，輿論失控是蘇聯演變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聞媒體脫離黨的領導，是蘇聯輿論失控的關鍵。如學者所言，在改革進行的關鍵時刻，“俄羅斯媒體人成為推倒蘇聯大廈的最后一個操盤手”。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說得更明確：“正是新聞傳媒發起的揭露蘇聯歷史黑暗面和現存體制缺點的運動，直接動搖了這一帝國的根基”。而戈爾巴喬夫，這個親手搞垮蘇聯的人，卻獲得了西方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

　　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媒體失控導致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一步步瓦解、摧毀了蘇聯意識形態大廈的根基，掏空了蘇聯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步伐。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歷了持續10年的動蕩和衰退，使當年的超級大國淪落為一個備受西方擠壓的國家，多少俄羅斯人反思起來為之痛心疾首。頗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韋杰夫治理下的俄羅斯，出現了西方所批評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但卻帶來俄羅斯經濟的強勁復蘇和政局穩定。這一切，對于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闊步前進的中國而言，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F在有人攻擊中國的新聞制度，鼓吹媒體民營化，這恰恰證明我們的制度是正確、有效的。他們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讓中國走蘇聯的路。前車之鑒不遠，我們不會上當。

附文1：

第3集 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

全文見：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3/135989.html

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工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讀者來信，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信中尖銳地指出，社會上涌動的一股股所謂“反思歷史思潮”，實則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逆流。她還說，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只能使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的蘇聯抹黑。文章提出了當時輿論界許多不正常的現象：如國內外敵對勢力支持的各種非正式組織的空前活躍，各種媒體和研討會上拚命鼓噪的西方議會制多黨制、徹底否定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惡毒攻擊蘇聯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論調，等等。
這封信即刻在全蘇聯引發了軒然大波。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很快被一些州的報刊轉載，一些黨組織就社會上刮起的“反思歷史、翻歷史舊帳、丑化歷史”的現象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所謂的“改革派”，則將其視為“保守勢力和蘇共舊勢力”的反攻倒算。
蘇共中央政治局接連兩天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目的就是要制止和反擊這股所謂的“反對改革的勢力”。結果戈爾巴喬夫將堅持馬列主義原則的、原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調整為主管農業，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
在雅科夫列夫的直接授意下，《真理報》于4月5日發表了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對安德烈耶娃給予全面反擊和打壓。
《真理報》將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稱為“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稱為“改革的敵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保守派、機關官僚、黨的權貴代表”。
此后，各種攻擊、謾罵蘇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紛紛出籠，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泛濫，整個蘇聯歷史都被描述得一團漆黑。由此，已經被撕開裂口的蘇共思想和意識形態工作的大堤，急劇滑向崩潰的邊緣。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他是二戰后蘇聯第一批被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四名學生之一。
1985年7月，戈爾巴喬夫提議雅科夫列夫為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候選人。過了幾個月，雅科夫列夫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并開始負責大眾傳媒工作。
雅科夫列夫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似乎有著特殊的仇恨。他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建設的成就。在他的眼里，蘇聯有的只能是罪惡，能獲得的只能是詛咒。
雅科夫列夫后來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說：馬克思主義在“現實生活中是站不住腳的”[1]；十月革命“踐踏了通向民主的運動”，在蘇聯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那么，雅科夫列夫要退到哪里去呢？他對資本主義贊不絕口、頂禮膜拜。他說，“資本主義帶來了實用主義的倫理。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體現了崇高的理想主義，它依據的是清醒的、腳踏實地的現實考慮?！盵2]
戈爾巴喬夫讓雅科夫列夫這樣的所謂“改革派”進入蘇共的領導核心，并掌管意識形態工作，難道僅僅是用人不當和失誤嗎？
蘇共主管的意識形態的閘門向反共反蘇勢力開放，是從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的那一刻開啟的。
“公開性”一詞是列寧開始使用的，其本意是為了進一步密切同群眾的聯系渠道，及時了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愿。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里，其本意和性質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986年初，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的口號。
1986年3月，戈爾巴喬夫邀請大眾媒體批評蘇聯黨政機關。他對新聞媒體說：“在當今社會發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了改革舊體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開性”和社會變革的“民主化”。
所謂的“公開性”，再加上所謂的“民主化”，便成為策動全蘇聯各種反對派大肆聲討蘇共的總動員令。
閘門一旦被打開，形形色色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
戈爾巴喬夫所謂的“公開性”和“民主化”的實質，是要對親西方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勢力和思潮“公開”、“民主”，而對安德烈耶娃這樣表達了捍衛蘇聯共產黨、蘇聯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的言論和思想則要進行“專政”和毀滅性打擊。
“公開性”首先引發的最主要的思潮是所謂的“反思歷史”。
1987年1月，戈爾巴喬夫提出，在蘇聯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
結果，重新審視乃至全面清算蘇共和社會主義蘇聯歷史的風潮蓋地鋪天般地掀作開來。
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如死灰復燃，洶涌成勢。他們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肅反中被殺害的人數，成幾十倍地夸大當時被錯殺的人數有上千萬，甚至幾千萬人之多；他們把斯大林搞的國家工業化貶損得一無是處；他們把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的失誤肆意歪曲、擴大，甚至否定衛國戰爭的勝利是蘇共和斯大林領導的結果。[3]
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開始，到1988年達到高潮。批判的矛頭由針對斯大林個人進而指向了20年代至50年代蘇聯的社會制度，把曾經造成蘇聯歷史輝煌的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4]
1989年以后，對斯大林的批判，逐漸轉變為對十月革命對列寧主義和列寧本人的批判與否定。1989年，蘇聯有關部門頒布命令，取消學校中馬列主義這門必修課，中學的馬列主義課程，改為《社會與人》。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斯大林的錯誤實際上與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乃至列寧本人有著直接的聯系。
在官方鼓勵下，意識形態領域的這場批判，進而像一股巨大的龍卷風席卷整個社會，而且越刮越猛。
一些對“反思歷史”特別激進的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公然打出向資本主義方向“改革”的旗號。
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歷史、暴露“隱蔽”材料，刊登所謂的反思小說等，發行量劇增——
《人民友誼》雜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說《阿爾巴特大街的兒女們》，這部被稱為“文學炸彈”的作品一經刊登，發行量即突破了100萬份。
《新世界》雜志1989年借刊登索爾仁尼琴反映勞改營和流放地的小說《古拉格群島》，發行量從42萬份猛增至250萬份。
此后，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登臺，蘇共報刊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
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
1990年6月12日，《蘇聯出版法》正式頒布，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
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失去了主導權，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惡果——
蘇聯共產黨的思想被搞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被搞亂了：斯大林成了惡魔，列寧成了無賴，整個蘇共和蘇聯的歷史除了罪惡還是罪惡，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帶來的只是災難，而資本主義則成了人們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遠，要求回到沙俄時代的君主制。
1994年，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回顧這一時期的情景時說：“在 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不僅報刊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電視臺也不甘落后。反對派極力擠進電視臺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擺脫控制和剪輯。幾位年輕記者在電視一臺創辦了直播政論性節目“視點”、“第五車輪”，公開抨擊和批判蘇共。
1989年春天，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全蘇進行人民代表選舉。反對派抓住競選活動這個機會，通過電視直播，合法地將各種反蘇反共的聲音傳遍全國。
蘇共的黨代會和后來全程電視直播的人民代表大會也成為反對派的重要舞臺。
實際上已呈壟斷之勢的所謂開放傳媒和自由競選運動，進一步加劇了蘇共的信任危機，并由此成為政治上和組織上全盤否定蘇共的開端。
蘇聯知識界也呈現出一片混亂——
原先所謂“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反對所謂“極權主義”的斗士；蘇聯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激進思潮”急速蔓延；大學里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全國眾多的科學共產主義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傳播西方政治學的基地。相當一批人文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頂禮膜拜，對俄羅斯的歷史和現狀心存不滿；其中少數的知識精英成了瓦解蘇共、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鋒隊”。
1988年中期，蘇聯出版了一本由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主編、以倡導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為主旨的政治論文集《別無選擇》，當時在蘇聯被稱為“改革力量的宣言書”。這部風行一時的文集的作者都是當時蘇聯知識界的名人，他們中有經濟學家波波夫，政治學家布爾拉斯基，哲學家弗羅洛夫等。
這些知識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蘇聯的制度和體制，把從西方所謂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過來，推進著蘇聯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遠。
那些僅能說出英文或幾句晦澀難懂西方辭藻的人，往往被捧為知識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體的推崇，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實驗室主任一躍成為人民代表乃至部長、副總理。
莫斯科大學經濟學教授波波夫，以炮擊“蘇共官僚機構”和徹底否定蘇聯舊體制著稱。他后來當選首屆蘇聯人民代表和首任莫斯科市蘇維埃主席，與葉利欽、薩哈羅夫等人共為“民主派”的領頭羊，并和雅科夫列夫、葉利欽等人同被稱為所謂的俄羅斯“民主之父”。
葉戈爾•蓋達爾，市場改革派核心人物，莫斯科大學經濟學研究生畢業，崇尚資本主義制度。1986年，他和一伙意氣相投的經濟學家在列寧格勒郊外組織了一次經濟學研討會，并形成了一個政治團體——青年改革派。這是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年輕學者。
蘇共多年精心培養的理論隊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間掉轉了槍口，同一些黨政官員、經濟管理干部、灰色經濟勢力以及犯罪黑勢力一起成為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掘墓人！
蘇聯思想戰線上出現這樣情況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從蘇共在意識形態領域解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封印開始的，結果便放出了毀滅自身的魔鬼。
思想的陷落使蘇共面臨滅頂之災。
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革命年代，布爾什維克和革命的工人、士兵們，滿懷創造一個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滿懷對黨的領袖的信賴，奮不顧身地投入血與火的斗爭。
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歲月，英勇的蘇共黨員、紅軍戰士和蘇聯人民，高喊著“為了斯大林”、“為了祖國”，冒著法西斯的槍林彈雨、陷陣沖鋒，不惜流盡最后一滴血。
等到1991年，當主流輿論千百次地重復蘇共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的，當各種媒體把黨的領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團，當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把這些謊言和謬論誤認為真理之后，面對敵對勢力宣布解散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危急時刻，還會有誰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
對于一個馬列主義執政黨來說，強有力的思想意識形態工作就是它凝聚黨心、凝聚民心、率領自己的黨和人民，統一步伐、邁步前行的理想、意志和號角。當它的號角被奪取、當它的理想和意志被摧垮的時候，這個黨還能夠存在嗎？

[1] [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頁。
[2] 同上，第339頁。
[3] Б.Г.Соловьев， В.В.Суходеев： ПОЛКОВОДЕЦ СТАЛИН ） ЭКСМО ，2002 г.
[4]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莫斯科1990年版，第88頁。
 

附文2：

20年來俄羅斯社會歷史觀的嬗變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8/175513.html

張樹華

《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0年第4期

　　[摘要]　1991年，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嚴重挫折。蘇共的失敗被認為是蘇聯解體這一悲劇的直接根源。而蘇共的失敗首先從思想領域開始，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等領導人極力推動“反思歷史熱”、借“反思歷史”大搞政治清算和社會復辟，使錯誤的歷史觀橫行社會，導致社會思想混亂、蘇共自身喪失信仰，最終蘇共在內外敵對勢力的進攻下轟然崩塌。普京上臺后，俄當局通過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整頓歷史教材、成立總統直屬委員會反擊篡改和歪曲歷史等措施，力圖重新認識蘇聯歷史，在思想領域“撥亂反正”。

　　大約20年前，也就是1989、1990、1991三年間，蘇聯東歐國家相繼發生了一系列政治突變。這些突變直接導致共產黨下臺、國家政權更迭、發展道路改弦易轍、社會制度改變顏色。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嚴重挫折，給國際政治思想領域造成混亂，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與蘇聯共產黨的命運密不可分。蘇共自身變質、蘇共內部瓦解是導致國家分裂、蘇共垮臺的直接原因。今天，以蘇共為代表的蘇東共產黨的興衰歷史仍然是我們的一面“鏡子”。為保持我們黨永久的執政地位和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必要進一步深入研究蘇東劇變和蘇共敗亡的深刻歷史教訓，總結國外政黨“掌好權”、“執好政”的經驗教訓，以防止重蹈覆轍。
　　如今，多數俄羅斯居民認為，蘇聯的解體是一場歷史性的大悲劇，而導致這場悲劇的直接根源在于蘇共的失敗。蘇共的失敗首先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蘇共后期部分領導人縱容或直接鼓吹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導致黨內思想混亂，為敵對勢力和西方思想的滲透打開了大門。蘇共內部的叛徒與西方敵對勢力“里應外合”，“相互策應”，導致蘇共喪失了信仰、迷失了方向、丟掉了靈魂，成為“泥足巨人”，最終在內部瓦解和外部侵襲下轟然倒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社會隨即又深陷葉利欽“西方化、自由化”泥潭，在對國家歷史“挖墳掘墓”的同時，社會變成一盤散沙，社會道德和文化急劇倒退。1986～1991年，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改革”的這15年，如今被稱為“大混亂、大失敗”的15年。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1991年俄聯邦議會上

　　
　　一、20年前的歷史虛無主義是蘇共垮臺的思想禍根
　　
　　人們常說，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社會歷史同樣也不是單一的色調。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常常會有主流和支流之分。世界如此，蘇聯一俄羅斯也概莫能外。一定時期一國的社會思潮往往是一幅立體、多維的畫面。人們對歷史常有不同的解讀，這多是取決于相異的歷史觀和階級立場。對于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講，如何正確對待黨的歷史，如何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特別是領袖人物的作用和功過是檢驗一個黨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
　　反思歷史，絕不能心血來潮、一轟而起，或只強調陰暗一面，不去全面歷史地看問題。大搞全盤否定過去，這就迎合了某些人的需要，實質上是重復了過去的錯誤，不僅是有害的，也是可恥的。
　　1987、1988年之后，也就是蘇共垮臺的前夜，在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極力推動下，一些人在蘇聯掀起了一股“反思歷史熱潮”。一些作家、記者和編輯熱衷翻歷史舊帳、強奸歷史記憶，鼓吹“去蘇聯化、去紅色化”，大搞歷史翻案和社會復辟。他們借反思歷史之名，乘機詆毀蘇共，懷疑十月革命，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借用西方“極權主義”概念，污蔑蘇聯，懷疑和歪曲列寧，全面否定斯大林，將蘇聯歷史妖魔化，實際上是把蘇共推上歷史審判臺。否定歷史導致了社會思想混亂，為從思想上瓦解蘇共打開了大門。
　　蘇聯的歷史，自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史學界的政治教育運動以后，特別是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經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變的框框和解釋。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借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后，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又對赫魯曉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評。被稱為“二十大產兒”的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發起公開性和民主化運動，號召“新的思維方式”，多次鼓吹“蘇聯歷史上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和空白點，不應該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問題”，強調“不論是今天的痛處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都可以成為報刊分析的對象”。在戈爾巴喬夫的鼓動下，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思想文化領域一些極端勢力掀起了一股“歷史反思熱”。這場“歷史熱”來勢洶涌，引發了激烈的思想沖突和政治對抗。
　　1　20年前那場歷史反思熱潮是由戈爾巴喬夫等人一手策劃的，是其全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的輿論先導
　　當今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在評價戈爾巴喬夫時期掀起的“反思歷史”運動時寫到，改革初期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號召填補“空白點”、反思歷史等并非是對歷史問題感興趣，而是表現出很強的政治性和思想傾向性，主要是為推行自己的政策制造輿論，實現其政治目的。
　　1986年11月，在全蘇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指責蘇聯歷史教科書存在著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他要求重新編寫歷史教科書。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之后，戈爾巴喬夫多次向新聞界下令，說“歷史問題上不應遮遮掩掩”。為保證新聞輿論思維“正確”的宣傳口徑，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經常在蘇共中央與新聞界領導人“對對表”。
　　1987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與新聞界和藝術創作領導人座談會上談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應被原諒和饒恕。1987年蘇共召開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會前，由雅科夫列夫等人精心策劃和起草了戈爾巴喬夫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報告以列寧的名義為掩護，對斯大林主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戈爾巴喬夫后來得意地回憶，這個報告的創新之處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轉到批判斯大林體制”。戈爾巴喬夫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實行的是40年未變的一種行政命令體制，實際上是新斯大林主義。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聲稱繼續60年代未完的事業，恢復歷史公正。據雅科夫列夫坦言，這份名為《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的報告實際上是他直接策劃的，目的是推出“新思想”。雅科夫列夫在紀念大會的吹風會上對記者講，不應把此次紀念大會上對歷史的分析視為最終的結論，不應將報告中的一些結論教條化、固定化，進而繼續煽風點火，為全面否定歷史的勢力加油、打氣。
　　1988年2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大談改革，發誓要與“社會主義的哭靈人”決裂。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了列寧格勒技術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來信，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來信批評了社會中涌動的一股股“反思歷史潮流”，指出，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的蘇聯抹黑。當時戈爾巴喬夫不在莫斯科。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由《真理報》維·阿法納西耶夫親自組織批判。4月5日，《真理報》發表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將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稱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稱為“改革的敵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保守派、機關官僚、黨的權貴代表”。4月11日一18日，戈爾巴喬夫返回莫斯科后又主持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安排對安德烈耶娃來信的反擊和打壓。
　　1988年6月28日一7月1日蘇共召開第十九次代表會議。戈爾巴喬夫認為這是“重新理解社會主義的轉折點”。他決心要完全否定斯大林建立的那種體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自此，蘇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蘇聯歷史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1989年以后，蘇聯首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1990年3月蘇共中央全會建議取消憲法第六條“關于蘇共領導作用”。3月12日～15日蘇聯人民代表第三次非常大會選舉戈爾巴喬夫為蘇聯首任總統，自此標志著他實質上走上了社會民主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同年7月，在蘇共二十八大上，戈爾巴喬夫周圍的親信公開慫恿他“將蘇共一分為二”。二十八大是蘇共的最后一次黨代會，這次代表大會雖然勉強避免了蘇共公開分裂，但一年后，也就是1991年7月，戈爾巴喬夫計劃秋天召開蘇共第二十九次非常代表大會，將蘇共一分為三：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及自由黨。
　　2　借“反思歷史”大搞政治清算和社會復辟
　　1988年初，蘇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肅反受害者平反委員會，后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雅科夫列夫親自掛帥，對一些歷史事件重新審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據戈爾巴喬夫的建議，蘇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在莫斯科為斯大林時期被迫害致死的數百萬人建立紀念碑。
　　與此同時，所謂民間的“歷史平反”活動也在蘇共最高領導人的默許下開展起來。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舉辦了大規模群眾性“良心周”活動，隆重紀念斯大林時代的受害者。與此同時，蘇聯建筑家聯合會、電影家聯合會、《星火》畫報和《文學報》共同組織了名為“紀念”的歷史教育協會。該協會的目的就是在全蘇范圍內促進平反歷史案件，還歷史真相，為蘇聯歷史受害者建立紀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歷史”的激進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真面目，即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改變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著他們設計的道路進行。
　　1990年以后蘇聯社會中的激進勢力利用各種“歷史問題”大做文章，大搞“去蘇共化、去紅色化、去蘇聯化”，一些做法登峰造極。全蘇過去矗立著各種各樣的列寧塑像，一夜間，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與蘇共有關的歷史象征也遭此命運，博物館中陳列的“紅色”展品也被搬出。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風潮。地名、街道、刊物紛紛改頭換面，努力丟棄與原共產黨、社會主義有聯系的名稱。一些原蘇共領導人急忙扔掉“黨證”，以示“洗心革面”。而沙俄時期的陳跡得到吹捧，末代沙皇被重新供奉。蘇聯人民的理想破滅，人們心中的“偶像”坍塌，社會思潮極度情緒化。否定歷史引起了社會思想的混亂，社會猶如失去了“路標”，這加速了蘇共意識形態崩潰的進程。
　　3　新聞媒體等充當了“歷史翻案”的急先鋒
　　20世紀80年代末期掀起的這場“歷史反思熱”，專業的歷史學家很少參與其中。而一些非歷史專業的文人、寫手等卻充當了“急先鋒”，部分新聞媒體和文學電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正如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H.B.沃羅比耶夫在1989年初指出的：“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的，不是我們職業歷史學家，而是政論家、作家、經濟學家。正是他們把歷史變成它現在這種社會力量。至于職業歷史學家，除極少數人積極卷入這項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數。”
　　這股反思歷史潮流的目的是改寫蘇聯歷史。1988年6月，蘇聯有關部門做出決定，取消這學期的中小學歷史課考試，今后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需要重新編寫。在蘇聯官方的鼓勵下，以揭露歷史真相為主要內容的“歷史熱”，像一股巨大的龍卷風席卷整個社會，而且越刮越兇猛。
　　面對歷史領域的混亂狀況，許多史學家都深表憂慮。1989年10月3日，蘇共中央召開了歷史學家座談會，會議由蘇共中央書記瓦·梅德韋杰夫主持。他在開場白中辯解：“當前的社會政治氣氛取決于對歷史的看法。不應維護那些應當受到揭露的東西。良心不能交易。對過去錯誤的清算必須進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參加此次會議的蘇聯歷史學界的權威、蘇聯科學院院士格·斯米爾諾夫、尤·庫庫什金、德·科瓦里欽科等紛紛發言，對“歷史熱”表示憂慮。格·斯米爾諾夫院士提出，他不贊成對包括衛國戰爭、戰后恢復在內的蘇聯歷史一概抹黑。尤·庫庫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論準備，很難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著歷史虛無主義和非意識形態化的旗號，大眾傳媒和一些極端勢力不能強迫歷史科學非意識形態化。尤·庫庫什金院士和蘇聯科學院歷史學部學術秘書德·科瓦里欽科院士要求蘇共中央應該有自己的原則立場。面對院士們的發問，身為中央書記的瓦·梅德韋杰夫輕描淡寫、一語帶過。之后，此次蘇共中央的座談會便不了了之，沒有了下文。
　　4　錯誤的歷史觀是導致蘇共垮臺的思想禍根
　　自蘇共二十大之后，蘇聯社會始終潛伏著一股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這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推動下，如死灰復燃，很快成蔓延之勢。有針對性和選擇性地公開斯大林時期歷史文獻檔案，借一些所謂歷史冤假錯案為全盤否定斯大林做準備。例如，在1987年6月，由蘇共異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畫報。第26期披露了列寧的戰友拉斯科爾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給斯大林的公開信，信中嚴厲譴責斯大林逮捕和殺害無辜的軍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等等。
　　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開始，到1988年中達到高潮。批判的矛頭已由斯大林主義指向蘇聯20～50年代的社會制度。否定蘇聯體制，認為斯大林代表的蘇聯體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體制，不是社會主義，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1989年以后，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逐漸轉變為批判布爾什維克主義、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與斯大林實際上有著直接的聯系。
　　1988～1989年蘇聯意識形態領域最有影響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學博士亞·齊普科在《科學與生活》雜志上發表的長篇文章《斯大林主義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源頭的掩蓋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認為，十月革命是俄國激進主義的產物，中斷了俄國歷史的正常進程。文章將“好”的列寧思想與斯大林“壞”的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間蘇聯激進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是當今社會的重要障礙。雖然此文邏輯混亂、敘述繁瑣，但由于年輕的齊普科是在蘇共中央機關工作，特殊的身份使得此文當時在思想界影響巨大。
　　隨著“歷史熱”的深入和“禁區”的不斷被打破，列寧的形象遭到諷刺和丑化，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也遭到置疑。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歷史，必然導致美化沙俄統治、迷信西方文明。錯誤的歷史觀導致了社會思想混亂，蘇共喪失信仰、迷失方向。歷史根基的丟失和思想的混亂成為蘇共瓦解、蘇聯解體的先兆。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對這種數典忘祖的行徑，毛澤東等幾代中共領導人曾有深刻的認識。他們先后一針見血地指出，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之流丟掉了“刀子”，實際上是主動丟掉了“旗幟”、背棄了“理想和信仰”、拋棄了“歷史和傳統”。這樣，短短不到6年的時間，蘇共這樣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手”和“先鋒”，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進攻下，喪失了戰斗力、吸引力和號召力，被攝去“靈魂”，變成了喪失頭腦、轟然崩塌的“泥足巨人”，必然逃脫不掉分裂、垮臺的命運。
　　
　　二、20年后俄羅斯重編歷史教科書、重新認識蘇聯歷史
　　
　　歷史滄桑，星移斗轉。世紀之交，普京掌管俄羅斯。普京在經濟領域開展治理整頓的同時，在政治思想領域也試圖“撥亂反正”。2001年底，普京在西伯利亞地區視察時指出，他對“過去10年間的‘破壞’深感痛心”。當選總統后不久，普京便提出，俄羅斯應當有統一的歷史教科書，歷史學特別是歷史教材應當團結社會，而不是羅列各種不同的觀點。
　　1　樹立正確的歷史觀，以愛國主義思想來團結社會、鞏固國家
　　2000年普京就任總統以來，多次表達對歷史教材和歷史教育的不滿，號召“認真思考俄羅斯歷史”。2001年普京提出，俄羅斯應當有統一的歷史教科書，歷史學應當團結社會，而不是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和場所。2003年底，普京在國家(列寧)圖書館同部分史學家座談時指出，過去史學家過于強調歷史污點，造成書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糟粕和泡沫，必須剔除這些糟粕、去偽存真。普京講話一個月之后，他親自指示俄羅斯科學院，要對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進行“鑒定和篩選”。在2004年7月召開的一次最高國務委員會議上，普京再次表示，許多參加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向他表達對學校歷史課程的不滿。普京為此專門指示：“各個社會組織和青年團體應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不應該只做一些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工作。”
　　普京號召加強對青少年愛國主義的教育，學習和珍視自己的歷史包括蘇聯時期的歷史，這與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極力“抹黑”和“割裂”蘇聯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2000年3月，在《頭號人物·訪談錄》一書中，普京曾自豪地說：“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是蘇聯愛國主義教育的成功典型。”在2000年12月有關國家標志問題的一個講話中，普京總統建議國家杜馬用蘇聯國歌作為俄羅斯的國歌，并用紅旗作為俄羅斯武裝力量的軍旗。他呼吁人們記住肖洛霍夫、加加林等著名人物在歷史上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記住俄羅斯歷史和蘇聯衛國戰爭中的偉大勝利。進入新千年前后，有關列寧遺體是否安葬到故鄉的話題一度被炒得沸沸揚揚。在一次回答記者提問時，普京明確表示，他反對安葬列寧遺體，因為在蘇聯時代“許多人把自己的生活與列寧聯系在一起，安葬列寧就意味著他們是為了—種虛假的價值觀奉獻了一輩子，……他們虛擲了一生的光陰?！蓖瑫r，這種做法也是“妨礙公民安寧和社會團結的事情”。在普京的心目中，蘇聯時期的歷史和文化科技成果是俄羅斯民族精神象征的一個組成部分。
　　2001年和2005年，俄羅斯政府先后批準出臺《俄聯邦公民愛國主義教育綱要》，填宗旨在于發展和培養俄羅斯公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意識，培養其成為具有國家自豪感與公民尊嚴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時刻準備保衛祖國、遵守憲法的公民和愛國者。
　　20年前，戈爾巴喬夫等蘇共領導人鼓吹公開性、新思維，有意識地通過“反思歷史”、尋找“歷史空白點”等活動丑化蘇聯歷史，為根本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服務。葉利欽時期則全面引進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企圖通過實施資本主義制度，進入“西方文明世界之列”。在歷史領域，肆意貶低蘇聯歷史，美化沙皇制度，迷信西方文明，大搞政治清算和社會復辟，對歷史教材放任自流。如今，普京當局準備從改革歷史教學和重編歷史教科書入手，從青少年抓起，教育國民珍惜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形成“俄羅斯民族思想”。
　　2　從整頓歷史教材入手，強化學校歷史教育
　　2007年6月18日～21日，普京當局在莫斯科召開全國社會科學教師會議，專門研討教科書及歷史教學等問題。來自俄羅斯各地的一線教師、人文社科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和科學院等相關負責人到會。這是繼2003年俄教育部公開取消一部抹黑歷史的教科書資格和2004年重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之后思想文化領域的又一重大舉動。
　　普京在出席這次會議的講話中強調，俄羅斯的教科書、教學工作和教師培訓都落后于時代的要求。歷史教育和教材的混亂源于缺乏統一的標準。缺乏標準造成頭腦中“一鍋粥”：社會一鍋粥，老師腦子里一鍋粥。普京嚴厲斥責了一些不良的教材編者，拿外國基金會的錢，完成他人的訂貨。普京指示，出版社不單單是印刷廠，而應發揮社會教育功能，要求強化國家特別是俄教育與科學部對教材出版的調控。
　　俄羅斯學校文科教材特別是中學和高校的歷史教材成為此次會議的熱點話題。據參加會議的教師代表反映，蘇聯解體前夕，特別是近十年來俄羅斯在歷史和社會科學領域充滿矛盾和混亂，許多教師對此已經感到厭倦。2/3的教師要求結束教科書特別是歷史教材的混亂局面。會議透露，截至到2007年初仍有一大半的教科書有明顯的低級錯誤或虛假信息。不僅教材內容相互矛盾，俄羅斯教材市場也是混亂不堪。普京對參加座談的教師和教材編寫者說，至今俄羅斯沒有一部深入、客觀地反映當代俄羅斯歷史的教材，沒有自己的歷史敘述體系。多數歷史和社會知識教材還是停留在上世紀90年代。當代俄羅斯史的許多教材中，或寫得過于抽象，或是矛盾百出。
　　與會者達成共識，要改變教材領域的混亂局面。今后，歷史教材只有經俄羅斯科學院和教育科學院的專家鑒定委員會認可后才能取得教科書的推薦資格。會議要求重編新版教學參考書，強化對教師的要求，抓緊改善教師培訓，出臺第二代教學標準。
　　在俄羅斯教育和科研部門加緊整頓教材秩序的同時，俄羅斯“統一俄羅斯”黨也已經通過立法的形式，防止“思想上不可靠”的教科書進入學校。俄國家杜馬前不久通過了《教育法》修正案，賦予教育主管部門有權推薦教科書，有權選擇出版社出版教材?！敖y一俄羅斯”黨的領袖、俄國家杜馬主席格雷茲洛夫說，俄羅斯需要全新的歷史教科書，特別是在一些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極力篡改歷史的背景下尤為重要。教育部門應具有責任心，對學校教材要嚴格把關。
　　近幾年，在普京的一再要求下，俄羅斯一反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時期隨意抹黑蘇聯歷史的做法，重編歷史教材，重新認識蘇聯歷史，重新評價蘇共領袖人物的作用。此次會議上推出兩部教師參考書：《當代俄羅斯史(1945～2006年)》和《社會知識：21世紀全球化的世界》。其中《當代俄羅斯史(1945～2006年)》一書與過去否定蘇聯歷史的教材明顯不同。此書寫道，雖然蘇聯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也曾有輝煌顯著的成就，特別是在科學以及文化藝術等方面，蘇聯歷史絕不單單是肅反和勞改營。新編歷史教學參考書中指出“斯大林是最成功的蘇聯領袖，建造了一個偉大的國家，贏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勃列日涅夫的“內部穩定政策”有其積極作用，而戈爾巴喬夫對西方過多的讓步到頭來卻一無所獲。新編教材對葉利欽的“軟弱和親西方政策”提出批評。普京在會議上表示，這兩部中學教師參考書出版后，新學年即將大規模推廣。在此基礎上編寫供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并且很快應該面世。今后政府將加大對優秀教師的獎勵，更新學校教學設備，將教材編寫和出版列為國家“全民工程”的重要部分。新編歷史教材以及普京對歷史教學的談話引起了俄羅斯上下和西方世界的廣泛關注。
　　普京提出，復興俄羅斯需要人文社科等基礎性科學。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和實用技術同樣重要。目前，俄羅斯必須加強史學、哲學、政治學的研究。沒有鮮明的、深刻的、基礎性的理論知識準備，特另0是對當代俄羅斯歷史的認識，就很難理順中學、高校的教學工作。普京談到，過去俄羅斯史學、法學、哲學流派曾享有世界聲譽，有過不少經典之作。而如今，俄羅斯學術界缺乏對重大問題系統性的闡述，缺乏新的學術隊伍和流派，不能提出宏大的理論或學說，不能夠正確地闡述歷史和現實。普京號召俄羅斯理論和教育界要振作起來，迎頭趕上。
　　普京在此次會議上講到，俄羅斯必須抵制國外教師爺的干涉。誰也無權剝奪俄羅斯民族歷史傳統和特性，俄羅斯也有不少值得其他國家和民族學習的地方。普京談到，任何國家歷史上都有過不光彩的一頁。俄羅斯雖然有1937年的一頁，但俄羅斯從未使用過核武器，也沒有使用過化學武器，特別是未曾向越南這樣的小國扔下7倍于二戰的炮彈，更沒有出現納粹法西斯。境內外一些教科書任意彎曲歷史進程，特別是二戰的歷史，這是不能容許的，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侮辱。
　　可以看出，普京希望結束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思想混亂，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和媚外思想，拒絕俄羅斯原罪意識，反對把俄羅斯特別是蘇聯歷史描繪成一團漆黑，認為蘇聯不是“歷史的黑洞”，而是整個俄羅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3　維護俄羅斯歷史傳統，應對西方思想攻勢
　　人們注意到，俄羅斯新編教材的出版正值普京即將完成自己的總統任期的時刻，正值俄羅斯與西方外交和思想沖突日益激烈的時刻。西方媒體十分關注普京的“主權民主論”，他們害怕普京恢復蘇聯傳統，擔心俄羅斯懷念斯大林。2003年以來，在積極支持和策劃俄羅斯鄰國的“顏色革命”的同時，西方輿論界掀起了一股批判俄羅斯的浪潮，紛紛指責俄羅斯壓制人權和自由、背離西方民主道路、滑向獨裁和專制。歐洲議會通過所謂批判共產主義的決議，美國華盛頓設立所謂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支持格魯吉亞設立蘇聯恐怖博物館，縱容東歐和波羅的海某些國家在歷史問題上對俄羅斯進行挑釁等等，這些均給俄羅斯造成強大的思想和輿論壓力。對于俄羅斯重編歷史教材、重評蘇聯歷史的舉動，西方媒體也大肆渲染。英國《泰晤士報》則稱，這是普京在宣傳自己的歷史觀。美國《華爾街日報》稱“這是在改寫歷史”。美國《新聞周刊》認為這是“重新回到蘇聯”。
　　面對來自西方強大的思想攻勢，俄羅斯一方面積極準備外交上的應對，另一方面加緊統一思想、與西方展開思想文化上的較量。兩部教學參考書的編者之一、俄羅斯高級經濟學院社會政治學教研室主任列·波利亞科夫談到，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國內外局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盛行的那些西化自由派論斷和概念已經失去了道義及存在的理由。1990～1991年，俄羅斯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放棄了作為科學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實際上是在自我矮化。俄羅斯不再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體系斗爭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引進了一些抽象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全人類價值，學會了“民主、自由、市場、全人類價值、人權、公民社會”等詞語。像小孩子一樣，接受人家遞給的一些帶英文字母的積木，但老師并不告訴怎樣搭建積木。至今俄羅斯仍像幼兒園的孩子一樣擺弄這些人家給的積木。而別人卻可以像老師一樣檢查和教導我們：你們不是放棄了共產主義了嗎?你們不是要建設民主嗎?我們要看看，你們怎樣建設民主、什么時候建成民主。隨便什么人、比如來自“自由之家”組織的人，都可以拿著尺子給俄羅斯畫勾或打分。無論怎樣努力，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人家卻說，俄羅斯的民主只是排在世界的第161位!
　　波利亞科夫認為，今后俄羅斯必須改變自己的理論模式，必須有自己的話語體系。然而遺憾的是，至今俄羅斯許多教科書仍沿襲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模式。俄羅斯理論界和整個教育界都落入了別人的“圈套”。俄羅斯成了永遠長不大的小學生。整個社會都落入了一個可悲的思維怪圈。在座談會上，波利亞科夫向普京總統提出，俄羅斯需要自己的國家意識形態體系。雖然俄羅斯1993年憲法規定不許有統一的主導意識形態，但俄羅斯應當有公民愛國主義思想，俄羅斯應有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4　俄羅斯成立總統直屬委員會，反擊篡改和歪曲歷史的行為
　　蘇聯解體后，隨著北約的東擴和歐盟的東擴，一些東歐國家和部分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紛紛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投靠西方，并日益拉開與俄羅斯的距離。在歷史上以各種“去蘇聯化、去社會主義化、去蘇共化、去紅軍化”事件來凸顯“政治自主”和“西化”。一些東歐國家和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政治勢力有意詆毀蘇聯和蘇軍在二戰期間的歷史作用，甚至把蘇聯紅軍與納粹占領相提并論。波羅的海三國認定二戰后是“被蘇聯占領”而非從納粹鐵蹄下“解放”。2007年4月27日，愛沙尼亞發生了從首都塔林市中心拆除和遷移蘇軍解放塔林紀念碑的事件。2008年，立陶宛政府堅持要求俄承認蘇聯侵占的事實并賠償高達280億美元的損失。同年年底，烏克蘭也向聯合國大會提交議案，要求審理20世紀30年代蘇聯曾在烏克蘭制造的“大饑荒”，并要求將此定性為“種族屠殺”。2009年2月4日，拉脫維亞也出現了褻瀆蘇軍烈士紀念碑的事件。上述這些言行嚴重損害了俄羅斯與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關系，也對俄羅斯的國際聲譽造成了不良影響。
　　在此背景下，2009年5月15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梅德韋杰夫簽署第549號總統令，成立俄羅斯聯邦總統下屬的反擊篡改歷史、損害俄羅斯利益委員會，目的是協調各聯邦機構、各級權力機構及各類組織，共同與篡改俄羅斯歷史、損害俄羅斯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其工作任務包括：針對以損害俄羅斯聯邦的國際聲譽為目的的篡改歷史事實的事件，進行資料匯編和分析，甄別歪曲歷史事實和詆毀俄國家形象的現象與行為，編寫有關報告提交給俄羅斯聯邦總統；制定反擊和解決篡改歷史事實、損害俄羅斯利益事件的戰略規劃：針對篡改歷史事實、損害俄羅斯利益的行為，向俄羅斯總統提出對策建議；組織和協調俄羅斯聯邦各權力機構、政府機關、科研機構等，對企圖篡改歷史事實和損害俄羅斯利益的事件加以反擊。
　　2009年5月，為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4周年，梅德韋杰夫特別發表講話指出：“每年的‘勝利日’都富有新的意義。但不幸的是，這些含義并非總是慶祝的。我們已經越來越感到，這段歷史開始被篡改。”2009年5月8日，梅德韋杰夫在其個人網絡視頻博客上講到：“篡改歷史的行為越來越猖獗，充滿惡意和具有挑釁性。”梅德韋杰夫強烈譴責某些國家企圖重寫二戰歷史的做法。他說：“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擊法西斯的貢獻不容貶低和篡改。我們決不會忘記我們的國家蘇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所做出的決定性貢獻。正是我們的人民摧毀了納粹，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至少2 700萬蘇聯民眾為此獻出了生命，衛國戰爭才取得了勝利……我們將始終捍衛和堅守這一事實，任何人都不應對此有所懷疑?！彼J為，上世紀40年代發生的一切并非僅僅是書本上那幾頁薄薄的紙，無論今天某些人多么處心積慮，歷史也決不容許其重寫或者篡改。因為這些歷史對具有軍國主義野心、種族矛盾和任何企圖重構世界版圖的行為起著威懾的作用。
　　針對近幾年來出現的歪曲篡改歷史的事件，俄羅斯當局除成立總統直屬委員會外，還采取多種思想文化措施，力圖恢復社會的歷史記憶，弘揚歷史功績。如加大文化輿論宣傳，弘揚優秀歷史傳統，還原歷史真相；于2009年2月3日成立專門機構對二戰中蘇聯所遭受的損失進行核算；在伏爾加格勒市舉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紀念活動；提議關注衛國戰爭老戰士的生活狀況等等。
　　不僅如此，俄當局還考慮通過法律手段將歪曲篡改蘇聯二戰歷史的行為視為犯罪進行懲處。對此，俄羅斯權力部門也紛紛予以配合，獻計獻策。俄羅斯國防部和外交部早在2007年就提出，根據1993年1月14日通過的《關于永久保護衛國戰爭死難者紀念碑》的法案，必須調動俄羅斯權力執行機構以及所有相關機構的積極性，永久保護在國外的衛國戰爭死難者的蘇軍紀念碑。時任總統普京曾用紅筆做出了這樣的批注：“應把這一工作作為一項重要的對外政策、軍事愛國主義和歷史教育活動的組成部分予以重視與落實?！蹦壳埃@一計劃正在穩步進行。根據有關資料，為完成此項任務，俄外交部先后在2008年聯邦預算中劃撥出了4492.5萬盧布(折合160萬美元)、2009年劃撥出170萬美元用于完成此項計劃。不僅如此，在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俄決定從2010年二戰勝利65周年之際起每年追加500萬美元來完成此項計劃。
　　目前，俄羅斯正準備出臺“關于反擊在獨立的原蘇聯國家境內為納粹主義、納粹罪犯及其幫兇平反活動”的法案。根據這項法律，對于蘇聯在二戰中的貢獻進行任何形式的詆毀都將被視為與鼓吹法西斯同等罪行。法案對歪曲、篡改歷史的行為做出一系列懲罰性的規定。觸犯法律的俄羅斯人或外國公民都將有可能受到3～5年的監禁，同時罰款10萬～50萬盧布。法案還對歪曲或篡改二戰歷史的國家提出了外交和經濟制裁意見。對于觸犯國，俄羅斯將有權驅逐其大使或與其斷絕外交關系，有權對其實施全面的運輸和通訊封鎖。此外，新法案還擬定禁止某些外國組織在俄羅斯境內組織活動。
　　俄聯邦委員會會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奧·潘杰列耶夫認為，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最大的犯罪就是自己的居民侮辱自己的國家。這種行為比一般的犯罪行為更為危險。歪曲歷史事實就意味著對國家的侮辱。俄自由民主黨主席弗·日里諾夫斯基認為，歪曲篡改歷史是一種新冷戰的形式。
　　面對蘇聯周邊國家在歷史和文化領域的“反俄”、“去蘇化”行為，俄羅斯社會各界痛心疾首。一些有識之士指出，如今俄羅斯所面臨的外交和文化困境，實際上是蘇聯解體的“后遺癥”，是20年前由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等人發動“抹黑歷史、否定歷史”運動的結果。20年前，正是蘇聯社會對自己“挖根、掘墓”，割裂蘇聯歷史，否定蘇共領袖人物，才導致今天的“自欺欺人”和別人的“忘恩負義”。
　　如今，梅德維杰夫就任總統一年多以來，事關重大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立場和觀點還比較鮮明，但同時也存在著自相矛盾以及與普京總理的不同之處。特別是在圍繞斯大林的歷史作用以及如何看待蘇聯時代等問題上仍搖擺不定，不能自圓其說，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思潮也意見不一。可見俄羅斯社會歷史思想領域的探索和斗爭仍會持續下去。俄羅斯主流思想還沒能完全走出“歷史的迷?！?，這是源于歷史的困惑，還是發于現實的困頓?我們將認真觀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