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金融內爆與停滯趨勢

當前金融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停滯趨勢

陳弘國外理論動態

　　美刊《每月評論》2008年12月號發表了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 Magdoff)題為《金融內爆與停滯趨勢》的文章，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堅持主張當前金融危機和大蕭條一樣源于貨幣因素，這完全沒有認識到這場危機的本質。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從20世紀60年代未戰后繁榮結束以來，實體經濟中的生產和投資一直處于停滯趨勢，資本主義就通過使經濟金融化的方式來彌補停滯趨勢的后果，這使金融泡沫惡性膨脹并和實體經濟的表現越來越脫離，這最終導致了當前美國和世界的金融危機。該文以詳盡的材料和數據證明了這些觀點，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重演的危機
　　
　　1988年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斯威齊(Patti Sweezy)在《不可避免的危機》中預言，1987年的股票暴跌將再次重演，并會給經濟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一旦危機再度爆發，將造成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商業周刊》所言，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帶來了一個“金融業的冰川時代”。為了應對危機，美英等國家的權威金融人士以及七國集團國家紛紛表示，要通過部分國有化的方式改變主要銀行的股份結構，直接向銀行注入資本。同時擴大儲蓄保險限額。
　　盡管如此，金融體系的問題依舊在持續擴大，實體經濟的緊縮也已經顯現。盡管美國政府在2008年9月為美國汽車行業提供了2500億的低息貸款，美國的汽車制造業仍然面對著歷史上最嚴重的衰退；獨戶式住房建筑價格跌至26年來的最低點，消費水平的下降跌破記錄，大量工作崗位迅速消失。在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即使存在挽救企業破產的預案，目前彌漫的對金融崩潰的擔憂，也將導致與20世紀90年代日本類似的長期經濟停滯，甚至重演“大蕭條”般的經濟危機。
　　不斷惡化的金融危機使問題救不勝救。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抵押債券、消費債務、企業債務以及各種各樣為了分散風險設計出的衍生金融產品價值所剩幾何。在雷曼兄弟破產和美林被收購期間，金融產品價值下降到其原有價值的10－20％。此類資產價值的全面而迅速貶值導致金融資產凈值與償付能力大幅度下降，銀行開始借貸囤積現金。這一切會在幾十年內造成實際工資凍結和消費債務的不斷增加，從經濟根基上進一步惡化家庭的經濟狀況。
　　
　　最后貸款人
　　
　　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必須了解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最后貸款人”角色。“最后貸款人”要在危機期間為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要為金融機構直接注入資本或者在必要的時候直接對其進行國有化。盡管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脫離以產品與服務生產為核心的實體經濟邁入金融化，但給予金融體系以信心的“最后貸款人”職責仍然是國家承擔的首要責任。目前經濟局勢最令人擔憂的是，盡管美聯儲以及各國央行竭盡全力挽救金融體系卻不能阻止其進一步惡化——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對市場進行的強力干預并沒有使危機得到緩解。
　　金融危機的爆發展示了所謂“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的作用進程。1982年，以“金融不穩定假說”聞名的明斯基(HymanMinsky)提出了“大蕭條是否會重演”這個尖銳的問題。如明斯基自己所言，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容易；關鍵要看金融體制出現的問題是否會如同大蕭條時期那樣給實體經濟造成致命的打擊；“導致金融不穩定的因素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經濟中都不可避免，金融不穩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天然缺陷；但金融不穩定也并不意味著大蕭條必定重演”。
　　但并不必定重演意味著可能重演——只要金融體制崩潰以及持續的不穩定超越了政府的反應能力，大蕭條就會重演。理論上，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控制著世界貨幣的美國具有轉移危機的能力；但經濟學家憂心的是費舍爾(Irving Fisher)描述的“債務性通貨緊縮”出現。如果這種“債務性通貨緊縮”出現，每一美元債務都將演變成更高數量的債務，快速積累起來的債務將使債務清算趕不上資產價格的下降——債務人出售其資產償還債務導致資產價格下降，資產價格下降意味著必須以支付更高的貨幣價值才能償還未清償債務。這將導致更多的債務拖欠、更低的資產價格水平的惡性循環。
　　“債務性通貨緊縮”的幽靈若隱若現。2008年10月，研究智庫——資本經濟學(Capital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艾斯沃斯(Paul Asworth)警告，“資本市場混亂、失業率快速上升等諸多現象都預示著通貨緊縮的到來”，《經濟學家》雜志甚至直言“發達國家已經遭遇了溫和‘債務性通貨緊縮’，住宅價格下降和信貸緊縮已經迫使債務人削減開支出售資產，這將促使住宅等資產價格進一步走低；如果同樣的現象在消費品市場上出現，經濟局勢必定更為艱難。”
　　“經濟問題從根本上說是貨幣問題，貨幣問題總是可以通過貨幣手段解決”，這一邏輯的結論是美國今天的經濟問題是政府“最后貸款人職能”的問題；因而篤信這一邏輯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才會宣稱“不要相信美國會通貨緊縮”。伯南克認為，盡管金融的不穩定性在增長，但美國有充分的手段保證通貨緊縮不會發生——美國具備依照美國需要幾乎無成本發行貨幣的能力；提高美元的流通量，甚至僅僅威脅提高貨幣流動量，美國政府就能夠減少美元的價值。
　　作為一個對大蕭條有著深入研究的經濟學家，伯南克深受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影響。按照弗里德曼的解釋，貨幣因素是大蕭條產生的原因，貨幣政策是大蕭條的治本之道。大蕭條過后，多數經濟學家認為，20世紀20年代投資過度膨脹、住房市場泡沫以及長期存在的消費不足等因素是導致大蕭條的原因；許多研究者針對大蕭條期間名義貨幣利率長期接近于零這一事實指出，通過貨幣政策挽救深度蕭條無異于緣木求魚。但伯南克堅決反對將蕭條根源歸結于實體經濟，認為貨幣因素是導致大蕭條的惟一原因，貨幣因素也是應對“債務型通貨緊縮”的惟一的手段；產能過剩等實體經濟因素對于危機的影響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根本無須考慮明斯基提出的資本主義金融體制不穩定的假說——因為投機狂熱等經濟非理性行為完全背離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行為模型。
　　2002年美國股市危機期間，有研究者建議美聯儲對資產泡沫可能導致的經濟災難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打擊”。對此伯南克認為，“先發制人的打擊”毫無必要，因為我們根本無法預計泡沫什么時候成為泡沫；主動刺破泡沫無異于面對經濟災難自投羅網，正是美聯儲20世紀20年代末遏制泡沫的行為才造成了大面積的銀行破產并最終導致了大蕭條。伯南克的結論是：“無論理由看起來如何充分，面對經濟泡沫，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最佳選擇是恪守最后貸款人的職責。”
　　在住房市場泡沫達到頂峰之時，伯南克聲稱，“盡管住房價格兩年內提高了25％，某些地區也存在投機行為上升的趨勢，但就全國整體而言住房價格的上升，是市場對就業良好、工資上升、低水平的抵押利率以及部分地區住房供給不足的正常反應”。2006年，住房市場價格開始下降；這時美聯儲正在提高利率控制通貨膨脹，結果是住房市場與抵押貸款證券市場同時陷落。面對200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竭盡全力增加美元發行量的伯南克很快沮喪地發現其政策毫無效果——再充足的流動性也不能挽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免遭破產。即便受到壓力，銀行也拒絕重新安排到期貸款，寧愿持有現金也不愿意發放貸款推動金融體系恢復正常——隨著金融危機的迅速惡化，那些危機爆發之前信譽良好的優質貸款客戶幾乎全部因無力清償貸款而處于破產的邊緣，銀行發放貸款的風險如火箭般躥升。
　　凱恩斯告誡我們，在流動性陷阱之中開足馬力增加流動性只會助長更多的貨幣囤積而不會刺激經濟蕭條復蘇。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應該從實體經濟中生產與投資的停滯中尋找。
　　
　　從金融膨脹到金融崩潰
　　
　　基礎性經濟的停滯是近年來的金融膨脹和最近發生的金融崩潰的核心因素。而為數眾多的經濟學家對此視而不見，短視地解釋正在發生的這場危機——對金融體系的監管不足、2000年“新經濟”泡沫期間美聯儲過低的利率、住房市場泡沫、次級抵押貸款過度發放給無法負擔債務、也并不了解抵押條件的借款人，等等。
　　對這場危機的技術層面質疑無疑是正確的——抵押貸款產品何以能夠打包后再切分出售給全世界的機構投資者；那些明擺著根本就是一場騙局的金融詭計得以暢通無阻地實施表明，資本主義的體制存在根本的制度性缺陷。而住房市場泡沫的破裂以及隨之而來的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的拖欠和倒帳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后那根稻草；貪婪的金融機構極力推動的對金融監管的放松才導致了這場危機。
　　然而根本的問題是實體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與金融膨脹的對立；資本在實體經濟增速不足之時通過擴大負債謀求投機利潤，尋求以“杠桿”的方式釋放實體經濟遇到的問題。因而債務飆升成為了過去40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的最突出特征(參見表1)。
　　
　　圖1進一步說明了與20世紀60年代相比目前私人債務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急劇上升的狀況。金融行業債務在GDP中的比例在20世紀60-70年代開始上揚，經歷了80年代的加速后在90年代中期迅速攀升；家庭債務在GDP中的比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上升然后在90年代進一步加速；盡管非金融行業投機性較少，但其債務比例在這一時期也呈上升狀態。如果再考慮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這一問題將更為嚴重；將所有債務合并計算，全美債務總額在GDP中的比率從1959年的151％令人震驚地上升到了2007年的373％。
　　
　　借債對經濟、特別是金融行業產生了極大的刺激力量；它創造了巨額的金融利潤，促使了金融資本主義的成長，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重心從產品生產轉移到了金融服務。圖2清楚地反映了這種狀況。以1970年金融與非金融利潤在GDP中的比率為100，70年代初期兩類利潤以同比率上升。但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飆升的金融利潤顯然完全脫離了相對停滯的國民收入增長制約，成為了一場杠桿倍率越來越大的游戲；只要債務處于安全的范圍之內，這種放大的杠桿倍率就是金融業賺取巨額利潤的魔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這種情況的嚴重性已經非常清晰地顯示出來。麥格多夫和斯威齊在1987年股市泡沫破裂時指出，“在金融統治經濟的今天，剩余價值的增長遠遠不能滿足貨幣資本積累的需要。缺少剩余價值，資本積累就有名無實；這種狀態下的資本積累來自于紙資產并假定資產價值一直處于上升的狀態之中。換句話說，這種資本積累得以成功的前提條件是投機者堅信其持有的資產價格必定上升，但1987年10月股市大跌表明事實遠非如此。股市大跌不僅顯示了‘資產價值上升遠未結束’謬論的可笑，也無情地展示了經濟的非理性內核”。一年之后，他們再次強調，盡管無人能夠準確預計時間與方式，但一場將會壓垮央行“最后貸款人”職責的嚴重金融體系危機必定出現。
　　
　　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此類與投機泡沫有關的矛盾反復出現以至它成為了資本主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這種特征在“二戰”后顯現得更為突出。馬格多夫和斯威齊、明斯基一直在強調，高額的債務累積必定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缺少重度蕭條形成的債務貶值調整，政府任何防范金融體系崩潰的救助只會造成下一個高漲時期更多的債務累積和更大的損害”，“沒有危機和債務性通縮對風險投機熱衷的顛覆，只會造成進一步的價格虛高和更高程度的經濟金融化”。
　　主流經濟學家并非沒有看到此類問題，但他們從未嚴肅認真地思考此類問題。盡管金融投機高漲使他們偶爾緊張不安——比如格林斯潘對過度投機形成“非理性繁榮”的擔憂，但債務和投機的增長最終被他們確定為金融市場創新的結果，是革命性新風險管理技術支持下的可持續經濟結構變遷。正是癡迷于“新經濟”的格林斯潘促進了經濟的金融化進程，2004年格林斯潘撰文聲稱，“不僅私人金融機構具備抵御基本風險因素的能力，整個金融體系的抗擊風險的能力也是樂觀的”。直到這場始于2007年的危機持續到2008年無所緩解并日益惡化時，我們才發現正是這種認識導致了金融體系的崩潰。
　　斯威齊早就認識到，大規模金融投機與經濟停滯根植于同樣的經濟困局之中。他指出，實體經濟的停滯意味著經濟生活日益依賴金融業務擴大貨幣資本積累；但金融業務根本無法脫離實體經濟的約束持續擴張；脫離實體經濟基礎的投機泡沫必定破裂并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巴蘭、馬格多夫、斯威齊等學者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反復強調，政府支出(特別是軍費開支)、商業促銷、重大創新的刺激等都是吸取剩余的有效方式，但這些吸取剩余的方式不足以實現充分就業等宏觀經濟目標。金融化以及債務的增長為經濟提供了大量需求，但這種依靠金融投機和借債支撐的需求必定遭受清算；資本主義之所以走向金融化，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內部要彌補經濟停滯損失別無他途。
　　
　　
　　回到實體經濟：經濟停滯問題
　　
　　巴蘭、斯威齊、馬格多夫等人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除非某些特殊歷史因素起作用，經濟停滯是資本主義的常態。在他們看來，造就20世紀50－6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是一系列暫時性的特殊歷史因素：戰爭期間積累的消費儲蓄、美國的第二波小汽車化建設浪潮、歐洲和日本的戰后重建、冷戰期間的軍備競賽和亞洲戰爭、美國廣告業大規模促銷手段的興起、金融、保險和地產業的擴張、美元統治地位的確立，等等。而一旦這些因素耗盡，資本主義經濟就會重歸停滯——緩慢的經濟增長、攀升的產能過剩以及失業和隱性失業。于是大規模的軍費開支、債務和金融投機成為應對停滯的刺激經濟手段；但這些飲鴆止渴的手段不僅根本不足以制止經濟停滯重現，還會使問題隨著時間的變化變得越來越嚴重。
　　表2顯示了過去80年來美國經濟的停滯狀況。20世紀30年代的低經濟增長速度是大蕭條中深度停滯的反映；之后40年代美國經濟顯著的經濟增長是“二戰”推動的結果。在1950－1969年期間，在前述特殊歷史因素的影響下，美國經濟經歷了“和平時期”強勁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但“黃金時代”的經濟增長是短暫的例外，在推動“黃金時代”高速增長的特殊因素耗盡之后，經濟增長率從70年代開始迅速下滑；隨后的經濟增長率變動與其說是經濟復興毋寧說是緩慢的下降。
　　
　　非正統經濟學家里卡爾多·貝羅菲奧雷(Riccardo Bellofiore)和約瑟夫·哈利維(Joseph Halevi)強調，20世紀70年代實體經濟的滯脹催生了肇始于80年代的“新金融資本主義”這種依賴資產泡沫拉動需求的“金融凱恩斯主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使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得以扮演“世界有效需求催化劑”的角色；美國也因此成為了全球資產市場泡沫的第一推動者。但金融化并不是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有效途徑；金融泡沫一旦開始破裂，被金融發展掩蓋的實體經濟停滯必定展現出來。
　　工資在GDP中份額的下降是理解金融化無法克服經濟停滯的關鍵。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停滯使資產階級發動了一場擠壓工人階級利益、提高利潤的戰爭，結果是幾十年不平等的持續增加。圖3顯示了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工資在GDP中的份額急劇下降。盡管這一時期利潤水平和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但以1982年美元價值衡量，美國非農業工人的實際工資從1972年的最高每小時8.99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8.24美元。
　　而這不過是一場超大規模的向頂級階層轉移社會財富運動的一部分。自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由低到高排列美國90％的人口每增加1美元收入，0.01％的最高收入階層就增加162美元；而在1990年至2002年期間，總計由1.4萬個家庭構成的0.01％的最高收入階層，在這90％人口每增加1美元收入之時增加的收入高達18000美元。2001年美國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超過全美80％家庭收入總額的2倍；以金融資產數額衡量，這最富有的1％家庭則高出全美80％家庭資產總額的4倍。在1983年至2001年，美國最富裕的1％家庭占有了國民收入增額的28％，凈財富所得的33％，金融財富增額的52％。
　　在這種背景下消費的持續上升就尤為不同尋常。20世紀60年代，家庭消費占GDP的比率為60％強，2007年時這一數據上升到70％；而顯然推動消費持續上升的并非更高的工資。推動消費上升的是更長的工作時間、更多的兼職工作、不斷增加的貸款消費。人們被鼓勵貸款購房，特別是住房價格不斷攀升時期消費者可以借助所謂的“財富效應”以新債還舊債；邏輯上，這種“財富效應”可以持續到泡沫突然破裂、住房市場價格下降之前。圖1顯示的美國家庭債務占GDP的比率從20世紀60年代的40％提高到2007年的100％，清晰地顯示了借債對刺激美國市場需求的關鍵作用。
　　以住房貸款信用擴張為基礎的消費增長是美國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盡管美國幾十年內實際工資沒有提高，但住房抵押貸款支撐起了住房市場的繁榮泡沫；但是這樣繁榮起來的市場一旦缺少足夠的后續貸款購房者，住房價格就必定下降；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必將更缺少貸款購房者，導致住房市場的惡性循環。于是銀行開始為平衡資產負債表而限制新貸款發放，消費下降、失業上升、投資不振等一系列互為因果的問題開始呈現。
　　30多年以來社會經濟剩余一直被控制在企業手中。保險公司、退休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將大量剩余投入到難以控制的金融產品之中，對實體經濟的投資僅僅能夠保證適應新技術不斷出現條件下的簡單再生產。實體經濟產能利用率處于長期下降趨勢，而社會需求越是不足，就越缺乏有利的投資機會。于是，金融部門產品創新吸引資本牟利的能力越強，攫取利潤就越來越遠離在實體經濟中擴大投資、增加產能這樣傳統的方式，資本也就越多地涌向金融投機。這種情況并非為美國獨有而是一種全球性現象。2005年伯南克在論及“全球性儲蓄充斥”時指出，全世界尋求更好投資機會的資本涌入美國，全拜美國在全球金融領域執牛耳的領袖地位。圖4顯示了這種金融化中利潤與投資的嚴重不對稱：一方面是近年來凈非金融投資在GDP中的比率下降，另一方面是利潤的大幅度上升——錢可以生錢但與生產無關。這顯然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生產是利潤的惟一源泉的基本原理而演化成為純粹的金融點金術。
　　金融化是資本應對實體經濟停滯的措施，金融化的危機不過就是實體經濟停滯的外化。盡管削減近幾十年來累積的巨額債務必將導致危機的進一步惡化，但這次輪到被金融化捕獲的金融壟斷資本“別無選擇”了。可以預計，即使資產貶值可以使危機穩定下來，低增長、高失業和產能過剩等問題也將持續相當一段時期。
　　在全球金融企業越來越多遭遇清算停業的環境中，美國消費以及財政赤字的變動對其他國家產品的有效需求更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對于一些國家可能是災難性的。那些“新興經濟體”和不發達經濟體不僅會陷入美國需求下降導致的諸如出口減少、商品價格下降等困境之中，也要承受高度金融化的中心國家的新帝國主義行徑對它們的掠奪、壓迫和給它們帶來的經濟動蕩。
　　而中心國家自身也自顧不暇。因過度金融化而陷入金融崩潰困境的冰島就是預示金融危機惡果的那只“礦坑中的金絲雀”。在由極端保守的獨立黨聯盟與中間派的社會民主黨組成的右翼政府主政冰島的17年中，冰島全面采納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經濟全面金融投機化。這一時期冰島銀行與金融業總資產超常規增長，銀行業資產從2000年末占國內GDP的96％增長到2006年占GDP總額的9倍。而今天金融化的失敗使其深陷危機之中，普通百姓長期積累的養老基金蕩然無存，對此毫無責任的納稅人不得不以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為代價替過度投機行為買單。
　　
　　回歸政治經濟學范式
　　
　　在古典經濟學時期，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斯圖爾特·穆勒以及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稱作“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清晰地表明了階級基礎與國家政權對經濟的影響。盡管斯密以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替代了封建君主那只“看得見的手”，但斯密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家對政治與階級因素的分析滲透在其經濟理論之中。
　　19世紀30－40年代開始，工人階級走上了歷史舞臺，資產階級替代了地主階級掌控了國家政權。而從這時開始，經濟學理論走上了只關注個人、消費、生產與利潤的純經濟分析之路，階級分析退出了經濟學理論；國家仍然被認為必須恪守不干預原則，但關于國家的分析研究成為了政治學這門新興學科的研究內容。從此，經濟學將經濟從社會階級與政治中脫離成為立場“中立”的“科學”。
　　這種保守的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展示給我們的，是大量脫離歷史背景的抽象概念、機械模型和數學公式；它不能反映現實經濟生活。今天秉承這一模式的標準經濟學理論完全沒有從大蕭條中汲取應有的教訓——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存在著根本的缺陷、實體經濟的問題根源于實體經濟之中而并非源自貨幣領域。事實上當前這場危機與大蕭條完全相同——孱弱的需求導致生產過剩。但伯南克卻如同他的導師米爾頓·弗里德曼一樣對此視而不見，篤信經濟自由主義，堅定地相信“穩住山崩的第一塊巖石”就足以避免致命的金融體系崩潰。
　　討論這場危機必須回到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之中。大蕭條爆發后的一個時期，凱恩斯及其追隨者、制度主義經濟學家以及以波蘭經濟學家卡萊茨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經復興并堅持了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但由“新古典綜合派”產生開始，“二戰”后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的分析范式之中；最后在20世紀70年代滯脹時期，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一系列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經濟學登上舞臺。經濟學就此再度告別了政治經濟學范式重回與階級、權力無關的自由市場經濟神話之中。
　　經濟從來就沒有擺脫與政治的關系；政治生活更隨處可見經濟力量的影響。盡管亞當·斯密將那只君主控制的“看得見的手”換成了由市場控制的“看不見的手”，但這只看不見的手絕對不是市場操控的，控制著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是隱藏在市場競爭面紗背后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每經歷一次重大的危機，都會將這層面紗揭開，暴露出階級力量對市場的影響。
　　2008年9月，財政部長保爾森請求國會批準7000億美元撥款救市。這一在昔日不可想像的政府干預“暴行”廣受贊譽。美國政府救市引發了這樣的質問——誰將為如此大規模的救市買單?顯然，資本主義置其引以為榮的市場機制不顧而動用政府干預將危機成本轉嫁給了最底層的社會公眾，將盈利的企業私有化、將虧損的企業國有化的游戲再度重演，社會公眾被要求緊縮消費為資本主義體制買單。
　　面對這場危機，社會進步力量最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場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體制自身而不是什么“自然災難”。盡管處于社會頂層的利益集團同樣因危機受到損失，但本應該為此承擔責任的他們，卻在竭盡可能利用資本主義制度的現有機制、以損害其他社會成員為代價彌補損失、獲取利益。這個最富有的階層理應為這場危機買單，這不僅僅是基于最基本的社會公平，更因為是他們以及他們的體制制造了這場危機。挽救危機的真正方法是滿足社會底層的基本需求，而不是耗費普通納稅人的財富為處于社會頂層的少數人打造“黃金降落傘”(golden parachutes)。
　　但私有市場經濟制度中政府支出首要目標是維護有產階級的利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政府不會實施可行的政策滿足公眾的基本需要：它們不會為包括無家可歸者在內的每一個人提供必要的住房、不會建立一個覆蓋全部人口的單一保險機構式的全國公共衛生體系來代替漏洞百出的醫療保險制度、不會大幅度削減支持帝國統治的大規模軍費開支、不會對富人征收更高的稅款向低收入者進行轉移支付、不會使全球環境得到更好的保護。
　　這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或許是一個歷史轉折點。深受金融投機傷害之后，人們或許能創造出一種更為理性的社會秩序。
　　
　　[陳　弘：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