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危機與生態革命、社會革命
作者：劉春元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3期

摘要： 美刊《每月評論》2010年1月號發表了約翰·B福斯特題為《為什么要進行生態革命？》的文章，分析了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危機的極端嚴峻性以及進行生態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作者靈活運用《資本論》的基本原理，認為社會貧困問題和環境危機問題源自一個相同的機制：資本對工人勞動和自然資源這兩種廣義的自然財富進行控制和壟斷然后獲取利潤，最后又破壞了人類財富的來源——自然環境和工人。作者還根據生態危機的嚴峻程度提出了融生態革命和社會革命為一體的可能的新社會模式。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全球生態問題中的“危機”一詞有誤導之嫌，因為這個詞常常用在經濟領域。但是，當我們談到當今世界的生態危機時，我們指的是極有可能出現的終極危機——整個人類的死亡和人統治地球時代的結束。因為人類的行為而正在發生的環境變化有可能導致地球上大多數物種的滅絕和文明的結束，可以想像我們人類也將滅亡。

　　使目前的生態狀況變得如此嚴重的是，人類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所引起的氣候變化不是逐漸的、線性的過程，而是處于危險的加速狀態，正在朝著地球系統突然變化的方向前進。因此我們可以引用美國航空航天局戈達德太空研究所主任、世界著名氣候學家詹姆斯·漢森的話，把它稱為“通過放大反饋加劇形成的引爆點”。目前有4個重要的放大反饋：（1）北極海冰迅速融化，造成地球反照率（即太陽輻射的反射）的減少，因為黑暗的藍色的海水代替了光明的、能夠反射的冰，從而導致吸收更多的太陽能，增加了全球的平均溫度;（2）北部地區凍土的融化，釋放出被困在地表之下的甲烷（甲烷是一種比二氧化碳更厲害的溫室氣體），造成氣候變暖加速；（3）最近有跡象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世界海洋對碳的吸收效率一直在下降，原因在于海洋的酸化（其原因在于過去海洋對碳的吸收導致海洋中碳的積累），從而加快了大氣中碳的積聚，使氣候更加變暖;（4）氣候帶的變化引起了物種滅絕，導致依賴這些物種的生態系統的崩潰，從而使更多的物種滅亡。

　　由于氣候變化加速，我們采取行動來預防災害打擊和防止氣候變化失去控制的時間段已經變得非常短。2009年10月《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的執行秘書呂克·尼亞卡賈作報告說，按照目前的趨勢，到2025年近70%的地球陸地表面可能受干旱影響，而今天接近40%的地球陸地表面受到了干旱的影響。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已經警告說，喜馬拉雅山冰川可能在2035年完全消失。這些冰川所供給的河流目前在為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飲水。這些冰川的融化會帶來巨大的洪水，隨后引起嚴重的缺水問題。

　　與當前全球變暖趨勢密切相關的許多危險現已眾所周知：海平面上升，從而將吞沒全球各地的島嶼和低洼海岸線地區；熱帶森林消失;破壞珊瑚礁;引起“第六次滅絕”，它可以與地球歷史上的大滅絕相近；導致大量作物消失；引發極端天氣事件；饑餓和疾病四處蔓延。然而，事實上氣候變化只是世界生態危機的一部分。例如，除了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害之外，追逐利潤的直接結果是熱帶雨林被摧毀。由于目前農業綜合企業的做法，土壤不斷遭到破壞。有毒廢料正在向整個環境擴散。過度使用化肥所導致的氮溢出影響著湖泊、河流和海洋，造成缺氧的“死亡地帶”。

　　由于人類以復雜的、不可預測的方式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破壞，并影響到整個地球，可以想像將會有更嚴重的災難發生。一個日益令人關注的問題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斷上升，從而導致海洋酸化。在二氧化碳溶解之后會變成碳酸，從而加劇海洋的酸性。因為二氧化碳在冷水中比在溫水中更容易溶解，所以北極地區的冰冷的海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強其酸性。在十年之內，北極附近水域的腐蝕性會變得如此之強，以致于會溶解水生貝殼類動物的貝殼，并影響到整個海洋食物鏈。同時，海洋酸化似乎在降低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從而加速全球變暖。

　　這一切都具有無數的不確定性。然而，相關證據都表明，目前的趨勢是不可持續的，即使在短期之內也是如此。唯一合理的答案是根本改變發展方向。而且，在某些引爆點即將來臨的情況下，時不我待。最多在幾十年內，地球系統就會發生不可逆轉的災難性變化。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其2007年的報告中指出，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不能超過百萬分之450的濃度，并暗示這是碳穩定的故障安全點。但是，這些研究結果已經過時了。漢森指出：“過去幾年的科學研究證明，從長期來看二氧化碳的安全水平不能超過百萬分之350的濃度。”而今天二氧化碳的濃度已達到百萬分之390。這意味著必須比原先所想的計劃更快、更大地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總體濃度。現實情況是：“如果我們燃燒盡所有的化石燃料，甚至僅僅再燃燒剩余儲量的一半的話，我們將使地球上的所有冰都融化，并使海平面比今天高出250英尺左右。大冰原完全解體還需要一些時間，但是這種變化將引起混亂的局面，我們的子孫后代將完全失去控制。”有80多個世界上最貧窮、最易受氣候侵害的國家已經宣布，必須把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降至百萬分之350以下，而到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不得超過1.5攝氏度。

　　一、否認危機的存在及其嚴重性的花招

　　因此，我們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是，制定一個社會戰略來解決全球生態危機。不僅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必須足夠大，而且必須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在全球范圍內推行這種解決方案。必要變革的速度和規模是指必須進行一次革命，這個革命既是生態革命，又是社會革命。然而，占主導地位的反應不是承認危機的真正根源并得出適當的結論，而是竭盡全力去避免對其社會性質的質疑，并轉而采用這樣或那樣的技術修復或市場機制。

　　我們日益被引導著去相信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答案主要在于采用新能源技術，特別是提高能源和碳在生產和消費方面的利用效率。在這個意義上講，技術通常被抽象地當作救星，既與物理定律（即熱力學第二定律）無關，也脫離了技術應用的特定歷史條件。關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經濟體制之下，能源效率的提高通常將導致經濟生產規模的擴大，實際上抵消了在資源利用效率和碳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這個問題被稱為“杰馮斯效應”。正如威廉姆·斯坦利·杰馮斯在19世紀所說，每一個新的蒸汽機在煤炭的使用效率方面都比前一個要高，然而這并沒有阻止整體燃煤量的增加，因為效率的提高只會導致蒸汽發動機的增多和生產總量的增長。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經濟的效率和規模之間的這種關系已經被證實。

　　關于環境問題的技術拜物教也往往伴隨著某種形式的市場拜物教。這種拜物教極為普遍，即使像《自然的終結》的作者比爾·麥吉本這種激進的生態學家也在最近指出：“只有一個大杠桿足以使我們制度的變革速度滿足其要求，即市場的力量。”

　　綠色市場拜物教主要表現在所謂的“排放限制與額度交易”——該口號是指通過政府創建一個碳交易和“碳抵銷”的人工市場。重要的是要知道，實踐證明，“排放限制與額度交易”已經失敗了。雖然它是作為實施《京都議定書》的一部分而在歐洲頒布的，但是它在減少排放量方面并沒有發揮人們所期望的那種作用。事實證明，碳交易計劃充滿著各種漏洞。“碳抵銷”允許對排放沒有效果的各種可疑的交易形式的存在。實際上，碳交易計劃真正有效的唯一方面在于促進了投機者和企業獲得巨額利潤，因此投機者和企業總是支持碳交易計劃。最近，“地球之友”發表了一個題為《是次級碳嗎？》的報告，指出在排放限制與額度交易協議之下出現了以碳交易為形式的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場。所有這一切促使漢森把排放限制與額度交易稱作把我們的子孫后代鎖在災難之中的“魔域奇兵”。

　　與全球變暖的主要應對方法相關的假面舞會表現在美國眾議院在2009年6月下旬通過的氣候法案。據說，該法案如獲通過將會在2009年到2020年期間使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17%，使美國的全球溫室效應污染水平與1990年相比減少4%—5%。這仍然沒有達到《京都議定書》所確定的到2012年使富裕國家把溫室氣體排放量相對于1990年削減6%—8%的目標水平，而這個目標也只是應對全球變暖的第一個很小的步驟，而在當時人們認為這個問題還不太嚴重。即使實現了美國眾議院法案所提出的目標，也是遠遠不夠的。

　　但是該法案的限制性附屬細則使得這個極小的目標也無法實現。煤炭工業被給予的時間是在2025前實現該法案的污染減排任務，也可能在2025年之后延期遵守。就象漢森所指出的，該法案贊同建立新的燃煤發電廠。同時占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四分之一的農業綜合企業被完全豁免了規定的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義務。眾議院法案中的排放限制與額度交易條款每年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額給予美國各地約7400個企業，其中大部分是免費分發。這些污染配額將一直增加到2016年，而且公司被允許無限期地“儲存”這些配額以供日后使用。到2027年為止公司能夠通過購買與污染控制項目相關的“碳抵銷”來履行所有義務。更糟糕的是，眾議院通過的法案目前正在參議院審議，無疑參議院中反對該法案的議員將更加保守，從而將給予企業更大的讓步和更多的碳抵銷。即使國會通過了這個法案，那么用漢森的話來說，最后的法案“將更加糟糕”。

　　類似的情況發生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氣候談判之前的準備期，美國在其中扮演著破壞者的角色，即使最有限的自愿協議也遭到了美國的阻撓。美國堅持只能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辦法，例如排放限制與額度交易。

　　因“蓋亞假說”而聞名于世的地球系統科學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認識到世界大國在扮演古代羅馬城發生大火時皇帝尼祿的角色。（公元64年羅馬城發生大火，而皇帝尼祿卻在遠處邊彈琴邊觀賞這場大火。——譯者注）他認為，大規模的氣候變化和人類文明的毀滅現在可能是不可逆轉的。然而，他的“解決方案”是在世界各地大量建設核電廠（他看不到這一過程所伴隨的巨大危險），或者使用大量飛機向大氣的平流層噴撒二氧化硫來阻擋部分太陽光、減少到達地球的太陽能，通過這種地球工程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另一種常見的地球工程方案是向整個海洋傾倒鐵屑，以加強海洋的碳吸收的特性。

　　理性的科學家認為，地球工程計劃所設想的大規模干預地球系統的方案（例如，阻擋陽光）本身具有巨大的、無法預見的后果。這些計劃也不能解決這一危機。即便是把大量的二氧化硫大量傾倒到平流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不解決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這個根本問題的話，那么就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越來越多地向平流層傾倒二氧化硫。此外，它不可能解決與二氧化碳大量排放相關的其他問題，如海洋酸化問題。

　　因此，以技術修復和市場機制為重點的應對世界生態危機的主導方法是在否認危機的存在及其嚴重性，是為那些受經濟安排變化影響最大的企業的既得利益服務的。戈爾在其新書《我們的選擇：一個解決氣候危機的計劃》中列舉了否認危機存在及其嚴重性的主要形式。戈爾認為，答案在于創建一個“可持續的資本主義”。但是，他并沒有完全無視現行制度的缺點。他把氣候變化形容為“歷史上最大的市場失靈”，譴責當代資本主義的“短視”觀點、“市場必勝主義”以及與環境有關的“根本缺陷”。然而，他無視這一切，向讀者保證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的“優勢”來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新制度。

　　二、不可持續發展的制度

　　事實上，可以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不可持續發展的制度。為了理解這一點，求教于馬克思是非常有用的。馬克思整個思想的核心在于批判不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及其對人類和自然造成的嚴重后果。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是一個廣義的商品生產體系。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也曾有過商品市場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社會，但是只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整個系統完全是以商品生產為核心的。“商品”是為了在市場上出售、換取利潤而生產的產品。我們稱之為“產品”，是因為它具有使用價值，即它通常能夠滿足我們的一些需要，否則就沒有必要生產它了。但是資本家唯一關心的是它的交換價值，即它所能帶來的貨幣收入和利潤。

　　馬克思所說的“簡單商品生產”是一個理想化的經濟形態（這常常被認為是在描述我們的社會），其交換結構是，體現一定使用價值的某種商品被用來交換貨幣（貨幣僅僅是一種交換手段），隨后貨幣又被用來換取另一種商品（即另一種使用價值）。在這里，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交易過程可以稱作C—M—C。在這一過程中，商品交換僅僅是物物交換形式的一個變種，而貨幣僅僅便利了交換的進行。交換的目標是某種體現為質量的具體的使用價值。這種使用價值通常會被消費，從而結束了這個交換過程。

　　然而，馬克思堅持認為，在現實生活中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是完全不同的，交換采取M—C—M′的形式。在這里，貨幣資本（M）被用于購買商品（即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以生產另一種可用于銷售、賺取更多貨幣（M′）的商品。其中，M′=M+Δm（或稱剩余價值）。這個過程一旦啟動就不會自動停止，因為它沒有天然的盡頭。相反，剩余價值（即利潤）被再投資于下一輪循環，目標是獲得M″，隨后再次循環往復，直至無窮盡。

　　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自我擴張的價值，不斷地進行積累，沒有止境。資本總是無窮無盡地超越限制它的各種障礙。否則它就不是資本（即一種能夠自我生殖的貨幣）了。因此，資本將自然、自然規律以及人的一切變成其自我擴張的手段。結果是產生了一個迷戀利潤和積累的指數增長的系統。“積累啊，積累啊！這是摩西和先知們！”

　　若想弄清剩余價值（或利潤）從何而來，就必須深入到交換過程的內部，研究勞動力和生產的領域。在這里，馬克思認為，工作日所產生的價值可分為兩個部分：（1）用于再生產勞動力價值（即工人工資）的部分，從而這部分的勞動構成必要勞動；（2）在工作日剩余部分付出的勞動，可稱作剩余勞動，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稱毛利潤）。因此，利潤被視為剩余，包括支付工資后所剩下的，每個商人本能地都理解這一點。馬克思指出，剩余勞動（即無償勞動）與必要勞動（即有償勞動）的比例就是剝削率。

　　這個過程的邏輯是，被資本家所侵吞的剩余價值的增加依賴于對人類勞動力的有效利用。這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實現：（1）工人在同樣報酬下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由此增加了總工作時間，從而增加了工作日的剩余部分（馬克思稱之為“絕對剩余價值”）；（2）在更短的時間里生產勞動力價值，也就是與工人工資相同的價值（這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從而增加了工作日的剩余部分（馬克思稱之為“相對剩余價值”）。

　　因此，資本主義在不斷地追求更多的相對剩余價值的過程中，依賴于使生產資料革命化，目的是提高生產力、減少工作日中有償的那一部分。在生產或積累的無窮無盡的跑步機上，這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多的生產革命和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積累的邏輯把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和權力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并產生了一個失業者的龐大的產業后備軍。

　　與此相伴隨的是勞工的進一步異化，人們的創造潛能被剝奪，并破壞了對勞工生理再生產至關重要的環境條件。馬克思說：工廠制度變成了對工人在勞動時的生活條件系統的掠奪，也就是對空間、空氣、陽光以及對保護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系統的掠奪。

　　對于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以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來說，自然被明確稱作給予資本的“免費禮物”。因而，自然并不是直接決定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因素，而交換價值構成了私人資本積累的基礎。不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也認為，自然構成了社會財富，因為自然等同于使用價值。它不僅包括稀缺的東西（例如交換價值），而且包括本來就十分豐富的東西（如空氣和水等）。

　　從這些差別中產生了后來所謂的勞德代爾悖論，這與勞德代爾第八世伯爵詹姆斯·梅特蘭的思想相關。他在1804年指出，擴大私人財富（交換價值）的一個方法是摧毀社會財富（即使用價值），即把昔日豐富的東西變得稀缺。這意味著擴充個人財富的方式包括：地主壟斷井水，對原先免費的東西開始收費；或者通過焚燒農作物（這是自然的出產）來產生稀缺性，從而獲得交換價值。即使是空氣本身，如果它變得稀缺并能夠為它定價的話，也可以用來擴大私人財富。勞德代爾把這種人為地創造稀缺性的行為看作那些私人壟斷土地和資源的人在掠奪社會的真正財富。

　　先是李嘉圖，后有馬克思，都十分贊賞勞德代爾悖論及其對私人財富和社會財富之間的反比關系的批評。馬克思強調，在廣義的商品生產體系下，自然淪為送給資本的免費禮物，因此自然被掠奪了。事實上，工作日中的無償勞動時間為資本家帶來了剩余價值，這意味著人的勞動力遇到了一個類似的情況，而人的勞動力本身就是一種“自然的力量”。雇傭工人只有為資本家（因而也為同資本家一起分享剩余價值的人）白白地勞動一定的時間，才被允許為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勞動，就是說，才被允許生存；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中心問題，就是用延長工作日，或者提高生產率，增強勞動力的緊張程度等等辦法，來增加這個無償勞動。自然和工人的無償勞動以類似的方式被當作給予資本的免費贈品。

　　鑒于這一傳統批判的性質（馬克思把其發展到最高水平），作為該制度辯護士的后來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既反對傳統的價值理論，又拒絕接受勞德代爾悖論，這是不足為奇的。在19世紀后期出現的新邊際主義正統經濟學拋棄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財富與價值之間在經濟學中的各種形式的區分。處于支配地位的經濟理論認為自然對財富沒有任何貢獻。然而，少數異端經濟學家堅持認為，否認自然對財富的貢獻只會助長對共同資源的浪費，而這種浪費是這個制度的特征。這些經濟學家包括亨利·喬治、凡勃倫和弗雷德里克·索迪。凱恩斯在關于以金融為動力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書中寫道：“在會計師的滑稽的惡夢中，我們有能力切斷太陽和星星，因為它們不支付股息。”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對自然的掠奪具體表現在資本主義在地球的新陳代謝中制造了一個裂縫，即自然條件的再生產受到了破壞。他用生態的術語為勞動過程下了定義，把它稱作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代謝作用”。隨著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業產業化的發展，人類與地球之間的天然的新陳代謝產生了裂痕。走數百英里、有時甚至數千英里路把糧食和纖維運往城市，意味著土壤養分的喪失，如氮、磷和鉀，最終導致城市的污染，而土壤本身的“組成部分”被掠奪。這造成了“土壤持久肥力所需的永恒自然條件”的破壞，要求對這種新陳代謝進行“系統性恢復”。盡管自然科學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例如賈斯特斯·馮·李比希的化學），但是對于資本主義來說，在這方面理性地應用科學原則是不可能的。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同時破壞了“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生產體系，其最終根源在于它的“先決條件”，即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基礎。這些都是可以從“原始積累”或者對公地（所有人的習慣所有權）的剝奪的歷史中找到的，從而也可以在工人本身的謀生手段被剝奪的過程中找到。正是這種剝奪為工業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把土地變為私人財產，變成一種純粹的積累手段，同時就為破壞人類與地球的新陳代謝打下了基礎。

　　掠奪第三世界使這一進程具有更大的規模和更嚴重的破壞性。在這里，奴隸貿易與對全球土地和資源的掠奪為英國和其他地方的工業廠房提供了勞動力和原料。所有大陸（或者至少是歐洲殖民主義能夠滲透的那些地區）都被毀壞了。這個進程現在還沒有完成，在邊緣國家里農業綜合企業的擴張導致其農民被剝奪生產資料，這是當今一種主要的社會破壞和生態破壞的形式。

　　因此，馬克思的整個批判表明，資本主義是一種不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其根源在于不斷地對人類和自然力進行剝削和掠奪。正如馬克思所說：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他在《資本論》中嘲弄地說，在德國人改善了風車之后（荷蘭人隨后模仿了這種形式），腓特烈一世皇帝、貴族和神職人員徒勞地進行過斗爭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誰是風的老板？”如今，這個關于把空氣商品化的早期企圖的評論在今天更加具有諷刺意味——戈爾自己所謂的“次級碳資產”正在推動產生一個關于地球大氣層的投機泡沫。

　　三、走向生態革命

　　如果上述說法是正確的話，那么人類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我們面臨著滅絕性的危機，威脅著地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人類文明以及子孫后代的生存。另一方面，有人試圖通過技術修復、市場魔術和“可持續的資本主義”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想法純粹是在否認生態問題的存在，因為他們忽視了資本主義這個不可持續發展的現行制度所固有的破壞力。這表明，唯一合理的答案就在于生態革命，而且這種革命必須同時是社會革命，旨在創建一個公正和可持續的社會。

　　為了在目前嚴峻形勢下進行生態革命，就必須有一個短期戰略和長期戰略，兩者相互補充。漢森已經提出了一個主要針對工業國的短期戰略。他首先提出所謂的“地球物理的事實”是：余下的大部分化石燃料必須留在地下，特別是煤炭，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盡快降到接近零的水平。他提出了三項措施：（1）必須停止燒煤（除非能夠把碳回收，現在這在技術上是無法做到的）；（2）通過在能源生產領域逐步提高稅收來不斷提高礦物燃料消費的價格，并把其全部收入當作紅利，按月直接再分配給碳排放量較少的大眾；（3）發動大規模的全球性運動來阻止砍伐森林，并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活動。他認為，大多數人民的碳排放量都低于平均水平。如果能夠免除人民的能源成本的增加，他們將從碳紅利中獲得凈收益。因此，如果碳稅能夠直接造福于人民，那么它將贏得對變革的大量支持。這將有助于動員人民來支持氣候革命，特別是那些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漢森關于“收費和紅利”的建議顯然不會增加既得利益者的利潤。在這個計劃中碳稅的任何收入都要民主地運營，把收入和財富重新分配給碳排放量較少的人（即窮人），不能分配給碳排放量較大的人（即富人）。

　　漢森已經成為氣候斗爭的一個領袖人物，這不僅是因為他的科學貢獻，還因為他認識到問題的根源在于經濟權力制度，從而他日益激烈地挑戰這種權力。因此，他宣稱：“運載煤炭到發電廠的火車是死亡列車。燃煤發電廠是死亡的工廠。”他批評說那些向“排放限制與額度交易”投降的人注定要失敗，例如戈爾之類的人。他提出，當局不愿、也不能采取行動意味著必須采取孤注一擲的措施，因此他呼吁進行群眾性的“民間反抗”。在2009年6月，他和其他31個人因反對破壞環境的采煤而被逮捕了。

　　要制定出一個緊急應對氣候問題的戰略，關鍵是要認識到國家能夠通過政府監管和支出計劃等手段來直接干預氣候危機。二氧化碳可被視為一種可由法律管制的空氣污染物。可以要求電力設施越來越從可再生的資源中獲得能源。太陽能電池板可作為強制性建筑規范的一部分。國家要大力支持對公共環境基礎設施和計劃的重大投資，包括通過大量資助公共交通來減小對汽車的依賴性，例如城際列車和輕軌火車，并對城市發展和基礎設施相應地進行必要的改造。

　　從全球來看，這個斗爭必須考慮到經濟帝國主義和生態帝國主義的現實。作為世界體系中心的富裕國家進行積累的結果，大氣能夠容納的碳排放濃度已達到了極限。因此，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目前進一步受到為了整個地球的利益而限制碳排放的迫切需要的限制，雖然說在事實上不發達國家對于這個問題的產生沒有任何責任。南方國家受氣候變化的影響可能比北方國家要更早、更嚴重，而且它們比較缺少經濟資源來適應這種變化。這一切意味著非帝國主義的、更可持續的世界解決方案最初取決于所謂的“萎縮和趨同”——使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急劇萎縮（特別是富裕國家的），并使地球上所有國家的人均排放量趨同，維持在對地球來說可持續的水平。然而，由于科學表明甚至較低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從長遠來看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必須制定戰略使邊緣國家引進太陽能和可再生能源技術成為經濟上可行的選擇——即對社會關系進行必要的徹底的變革，使它們能夠穩定和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量。

　　《巴馬科呼吁書》提出，對于反帝運動來說，一個主要任務是加緊反對軍事開支的增加（2007年美國軍費達到10000億美元），并停止政府對全球農業綜合企業的補貼，目標是把這些資金轉移到保護環境和滿足最貧窮國家的社會需求等領域。富國欠貧窮國家一個龐大的生態債務，必須把這一點確立為世界正義的一個原則，因為帝國主義列強搶劫了全球公共資源，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掠奪了邊緣國家。

　　迄今為止，生態革命的主要力量來自南方國家的運動，表現在農民之路運動的發展；社會主義組織的壯大，例如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以及拉丁美洲和亞洲正在進行的革命，如拉美人民玻利瓦爾聯盟和尼泊爾的革命。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古巴一直在應用永久農業設計技術，把節能自然生態系統應用在其農業領域，創造了糧食生產革命。石油國家委內瑞拉由于歷史原因而在經濟上依賴石油的出售，但是它近年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逐漸變成一個以集體需要為導向的社會，并在糧食主權上獲得了巨大成功。

　　翻開歷史，值得回顧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代表，因為無產階級沒有什么可以失去，因此它代表著所有人的利益，它不僅要消滅自己所承受的壓迫，而且要消滅壓迫本身。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中現代社會的一切生活條件達到了違反人性的頂點。但是，如果它不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滅集中表現在它本身處境中的現代社會的一切違反人性的生活條件，它就不能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

　　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提出，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增長，“非人道的生存條件的焦點”從中心國家轉移到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保羅·斯威齊提出，雖然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的客觀條件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歐洲境況較好的工人的生活條件是不同的，但是它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中人口眾多的欠發達附屬國的群眾”的嚴酷的、不人道的生活條件是相同的。這有助于解釋“二戰”后的社會主義革命模式，例如越南、中國和古巴。

　　撫今追昔，我認為生態革命新時代的主要歷史代表和發起人要從極可能最早被即將來臨的災難所打擊的第三世界群眾中尋找。今天，生態的前線可能是恒河三角洲，以及印度洋、南中國海的低洼、肥沃的海岸地區，包括印度的喀拉拉邦、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他們與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的情況相同，在采取必要的激進措施來避免（或適應）災難問題上沒有什么可失去。事實上，隨著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和商品形式的普遍推廣，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最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侵害，例如低洼的珠江三角洲和從深圳到廣州的廣東工業區——有時兩者是相互重疊的。那么，這里可能構成新的環境無產階級的全球中心。

　　但是，我們現在陷入了真正的地球危機，這需要進行一次超越所有地理界線的世界起義。這意味著在第三世界進行的生態革命和社會革命必須激起全世界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反對破壞地球，并抵制無窮無盡的積累。嚴重的環境災難將超越所有的階級、國家和立場，并通過打破馬克思所說的“連續幾代的鏈條”而消滅時間本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從而有可能根本拋棄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破壞引擎，把人類和地球的新陳代謝新概念付諸實踐。但是，與往常一樣，真正的變化將來自那些受現有權力和財富制度最嚴重異化的人。目前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最有希望的是以青年為基礎的氣候正義運動的迅速崛起，它正在變成直接行動動員和挑戰當前氣候談判的相當大的力量。

　　顯然，全球生態革命的長期戰略是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即為了社會主義而斗爭。兩者不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還為彼此提供了核心內容。沒有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態革命；而所有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生態的。這符合馬克思本人對社會主義（或稱共產主義）的看法，他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

　　我們可以從查韋斯的“社會主義的基本三角形”（來源于馬克思的思想）的角度來理解生態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社會主義的基本三角形”包括：（1）社會所有制;（2）工人組織的社會生產；（3）滿足共同的需要。如果要維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三角形的三個組成部分都是必要的。“生態的基本三角形”（這個思想甚至更直接地來源于馬克思的思想）可以把這個思想進一步補充和深化，它包括：（1）自然的社會使用，而非自然的所有權；（2）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合理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代謝關系；（3）滿足當前和后代的公共需要，以及生活本身的需要。

　　正如劉易斯·芒福德1944年在其《人類的狀態》（Condition of Man）一書中所說的，人類所需的生態變革要求推動“基本的共產主義”，“把家庭的標準應用到整個社會”，“根據需要、而非能力或生產貢獻”來分配收益。這意味著首先把重點放在“教育、娛樂、醫療服務、公共衛生、藝術”、糧食生產、農村和城市環境以及一般的“集體需要”上。“基本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借鑒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真正平等的原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是芒福德在其最具社會主義色彩的詞語“靜止狀態”（stationary state）中，把這個思想與穆勒的觀點聯系起來。在這里，“靜止狀態”是一種不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經濟生產制度，其中社會的重點是集體的發展和生活的質量。芒福德認為，這要求培養一種新的“有機人（orgnic person）”——這種人只能在斗爭本身中產生。

　　21世紀這種生態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真正激進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們應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后傳給后代。

　　這種關于建立可持續的平等社會的夢想必須用以界定當前的社會斗爭，這不僅因為它關系著人類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生態環境，而且它是發展人類自由所必需的歷史條件。今天，我們面臨著進行一次有生命的新革命的挑戰，其中為了人類平等而斗爭和為了保護地球而斗爭正在合而為一。我們只有一個未來，即可持續的人類發展。

　　[劉春元：河南南陽師范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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