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和東海協議：失敗的中國外交

伏波

中國對于與日本之間的領土爭議采取的一貫態度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理由是，目前這個問題解決不了，那么就留待以后解決，而且“后代的人更有智慧”來解決之。對此，有人評論說，擱置主權是有勇氣的表現。問題是，假如中國的對手日本沒有擱置主權，假如后代的中國領導人比前代更加缺乏智慧，中國將何以自處？

筆者認為，所謂擱置主權與其說是有勇氣的表現，不如說是缺乏遠見更為貼切。原因有二：（1）如果中國擱置或回避主權爭議，對方卻不擱置，而是步步為營，不斷深化主權控制，時間久了，按照國際法通行的“實際控制有效”的原則，中國將失去對釣魚島主權的法理權利。（2）中國的擱置換取不了對方的善意，日本這樣的國家尤其信奉現實主義（realism）。從現實主義邏輯出發，日本并不認為中國擱置主權爭議是出于解決爭端的真誠愿望，而是因為中國目前的力量不夠，沒有收復爭議國土的能力；日本認為，如果將來中國國力上升到那一步，必然要通過武力或以武力為后盾，強行改變現狀，奪回爭議領土，對此日本必須未雨綢繆。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一廂情愿地擱置主權爭議，反而促使日本不動聲色加快實施主權化措施。此乃中國方面極大的失策。

但亡羊補牢，事情尚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國可以派出軍艦戰機進入海域為本國漁民、包括臺灣漁民提供護航，以強硬姿態宣示主權。這樣做并不會導致戰爭。因為國際社會都知道釣魚島屬于爭議領土，既然日本可以進入，中國自然也有權利進入進入。如果日本動用軍事力量驅逐中國船只，中國可以同樣以對，將日本船只悉數驅逐出去。日本難道因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向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核力量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軍艦開火嗎？可以肯定的講，這種現實可能性是極小的。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7月18日，中國某科學考察船進入了釣魚島海域，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軍艦攔截，中國科考船馬上急電國內請求支援，中國某沿?；丶纯坛鰟訑导茱w豹級戰斗轟炸機飛臨釣魚島上空，日艦被迫退出。

筆者強烈主張中國必須采取采取強硬措施維護主權，將日本的軍事力量逼退，拆除或炸毀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安置的燈塔，使我們的船只和軍事設施得以進入釣魚島領海，向世界宣告中國對此地“無可爭議的主權”。如果中國們不采取言行一致的維護和鞏固主權的行動，將來即便有力量徹底收回主權，也將付出難以想象的物質和道義代價。就現階段而言，中國（包括臺灣）確實沒有收復釣魚島的能力，但如果以此“有理、有利、有節”的切實行動維護了國家主權，打亂并中止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化進程，也將是了不起的勝利。

談到共同開發。中日兩國均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中國主張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同時依照大陸架優先原則，對350海里大陸架主張排他性資源獨占權，與法有據。按照公約的科學界定，日本的海洋經濟權利僅止于琉球群島西側20海里處的沖繩海槽，此處水深達2,000多米，是中國東海大陸架的自然終結點，是與日本沖繩群島之間天然的地質分界線。但日本根本不理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認為應當與中國共同擁有東海大陸架，進而擅自畫出了所謂“中間線”，企圖侵吞屬于中國的海洋資源。國家間開展經濟合作本無可非議，但必須明確主權和資源權的歸屬，否則不能進行所謂的“共同開發”，否則將造成既成事實的印象，為日后解決主權爭議平添無窮的麻煩。此次中日達成東海協議，完全體現了中國單方面“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意愿。中國同意日本參與“共同開發”即便是按照日本單方面畫出的中間線也完全屬于中國的春曉油氣田，這樣的讓步莫名其妙，中國又得到什么呢？

首先絕不可能是日本在主權上的讓步，因為主權已然被“擱置”起來了。其次，處在非法的“中間線”西側，從任何意義上都完全屬于中國的油氣田憑什么讓日本開發？！日本要求參與開采中國春曉油氣田的理由是所謂存在“虹吸現象”，即中國的春曉油氣田吸走了位于中間線東側“屬于”日本的海底油氣資源。中國接受日本“共同開發”春曉油氣田的主張，很難不被人理解為是對日本說辭的認同，那么對所謂“中間線”的原則立場實際上就變得含糊不清了。由此可見，中國在春曉油氣田上的讓步并不僅僅具有象征意義，而是很容易被認為是對日本所主張的“中間線”原則事實上的默認。換句話說，按照中國對外談判中一貫奉行的所謂“互諒互讓”的原則，在日后的中日談判中，中國雖然口頭上依然不見得會承認日本單方面畫出的中間線，但很有可能基于“對歷史和現狀的考慮”，準備“以‘中間線’為基礎”與日方談判并達成協議。這也正是允許日本開發春曉油氣田的危害所在。

中國政府對自己做出的讓步顯然并不理直氣壯，否則不至于要求日本方面對協議文本嚴加保密。這種做法本身就足以令人生疑，而且，這種僅僅是用來蒙蔽國人的做法，絲毫無助于促進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東海協議是中國外交的勝利，有什么不能夠向國民公開宣示之處？！從中日雙方透露出的有限信息中，看不出日本方面做出了什么讓步。而且從技術上講，即便日本有所謂的讓步，比如從中間線稍作退讓，中國的損失也是實質性的。這是因為，中國從未提出超出國際法依據的過分主張，而日本則是強詞奪理，試圖把毫無法律依據的中間線強加給中國；即便日本方面有所后退，其主張仍然是過分的、與法無據的。

當然，中國似乎也不是一無所獲，而是通過自身利益的重大讓步，把東中國海建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改善了中日政治關系。作為回報，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欣然決定出席今年8月北京奧運會開幕儀式。中日關系是因中國付出利益上的重大代價從此改弦更張？至少官方控制下的媒體是在刻意向國民兜售中國“外交成就”將實現的愿景。如果中國官方把這樣的外交面子工程也當成切實的外交成就來大肆吹噓，那只能說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聞，也是對中國人民智商的侮辱。難怪有評論認為，中國是得到了面子，而日本是得到了里子。

事實上，未來的兩國關系是否將如中方所愿，其實尚在未定之天。可以肯定的說，日本絲毫也不會在釣魚島問題上讓步；在東海資源分界問題上，日本依然會持強硬立場。中國試圖通過改善中日政治關系，以分化日美同盟，其戰略考慮上有其合理之處。但中國如果想通過經濟利益上的讓與換取日本的戰略合作則完全是打錯了算盤。中國目前的做法只會引起日本對中國的蔑視，日本這樣的國家怎么可能跟一個經濟上依附西方的，外交上沒有什么道義原則的機會主義的中國結成戰略同盟？！

中國要想在戰略上拉近日本，只有也必須依靠自身力量的壯大，實現技術自立，建成真正讓日本敬畏的、政治上高度文明的強大的工業化國家。在那樣的條件下，日本就會顧慮與一個獨立自主的強大中國對抗將付出的可怕的代價，轉而考慮與中國實現戰略和解的可能。所以事情總是辯證的，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邏輯并不完全適用于東亞社會。因此，當前，中日雙方一方面應盡量通過平等交流對話，緩和政治關系，另一方面，中國在主權問題上則必須態度強硬，寸步不讓；在海洋資源問題上，中國可以和日本談判，但必須以沖繩海槽為基礎，徹底否定日本的中間線原則。如果談不下來，就擱置談判。如果日本采取行動侵犯中國海洋資源，中國可以向國際法院控告日本。既然中日均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那么均應受此國際法約束。如果國際法院偏袒日本，中國則宣布不再接受這個沒有公平可言的國際體系的約束。這將給謀求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把中國改造成所謂“對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大國”的西方資本主義提出一個大難題。如果因為不能平等對待一個具有高貴的自尊、對國際安全承擔重大責任的中國，如果因為漠視中國的合理利益而“逼反”中國，這對于世界和平意味著什么？屆時誰應當為此承擔責任并付出代價？

歷史經驗早已雄辯地證明，綏靖妥協絕非實現和平之道。中國如果喪失釣魚島，喪失大批海洋資源，將造成戰略上徹底的被動。1943年，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曾問蔣介石：“沖繩你要不要”？蔣答曰：“不要”。沖繩的前身是中國的屬國琉球國，19世紀下半葉被日本吞并，當時琉球國王尚泰派專使急赴北京向大清政府求援，但清政府腐敗無能，在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實力遠勝日本的情況下，卻懼于和日本對抗，接受了列強的所謂調停，不但坐視琉球國滅亡，更向毫無道理的日本賠款50萬兩白銀，以補償日本軍費。清廷本意也是出于“和為貴”，用現在的話說，就了為了其洋務運動的發展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但中國的軟弱綏靖極大地鼓勵了列強其后對中國屬國越南和朝鮮的吞并行動，從而對中國的安全形成致命威脅，中國的和平發展也遂成“黃粱美夢”。事實上，日本吞并琉球一直沒有得到國際承認，這就是為什么戰后沖繩被置于美國托管之下，卻并沒有立即“交還”日本的原因。蔣介石作為一個政治家，無論有多少客觀理由為其“不要”琉球開脫，但拒絕接受琉球，將之納入中國版圖的戰略后果是災難性的。在列強爭霸的19世紀，琉球國并不具備獨立的國際人格，東亞朝貢體系依然有效。如果中國在戰后接收琉球為自己領土組成的一部分，或至少支持琉球復國，將是功德無量的偉大戰略安排。相比之下，精明的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為重納琉球（沖繩）做了理論上的充分準備，在國際法和外交實踐上均作出創新。日本提出了“剩余主權”(remnant sovereignty)的概念，被美國所接受，以至于美國在1972年將沖繩主權“交還”給日本。由于臺灣國民黨當局對于釣魚島問題提出異議，美國即宣布置身事外，表示釣魚島主權問題由有關當事國談判解決，美國僅僅是向日本移交了釣魚島的行政權。日本正式接收了釣魚島后，即有條不紊地實施主權化措施，將其主島及附屬島嶼或劃歸為大藏省的國有土地，或將之賣與私人家族開發，并都做了土地登記。釣魚島列島中的赤尾嶼還被日本租與美軍做武器試驗靶場。

大清腐朽沒落，導致中國失去琉球，今日之中國決不能再失去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否則無法向子孫后代交待。此次臺灣派出軍艦首次進入釣魚島，為保釣船護航，這是劃時代的壯舉，值得高度贊揚。反觀中國大陸，號稱迅速崛起，國內生產總值已壓倒德國，不日將超日趕美，卻噤若寒蟬，無所作為，令人齒冷。臺灣以一孤島之力，加之安全上依賴美日安保體系，其孤軍保釣行動必難以持久。大陸、臺灣至今不能統一，以致在國際上相互算計，為他人所利用，實乃中華民族之大不幸。假若兩岸顧念民族大義，聯合保釣，其勢豈是日本所能阻擋。況且從策略上講，在臺灣漁船被日艦撞沉之際，中國大陸迅即宣告并即刻派出軍艦進入釣魚島海域威懾日本，進而為臺灣后續進入釣魚島的漁船提供護航，這將激蕩多少臺灣同胞的心，一切政治歧見都將相形見絀。正如臺灣在SARS期間，中國大陸如能積極幫助臺灣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正式成員（中國政府為此可要求世衛組織與時俱進將接納機制修改為“成員方”（member）而不是“成員國”（member state），以體現中國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以便讓臺灣及時獲得國際機構的援救，將大大贏得臺灣的民心。中國堅決有力的保釣行動從站立上也有利于分化日臺關系，有利于國家統一。但中國的出發點主要不是為了利用臺灣的弱點，而是為了民族大義。所謂“兄弟鬩于強，而外御其侮”，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點有史為鑒。1974年，中國西沙群島被南越占領，中國東海艦隊需馳援南海，為此必須經過被國民黨海軍封鎖的臺灣海峽，蔣介石得知此情后，嘆息道：“南海戰事緊啊”！旋即命令國民黨海軍為東海艦隊的軍艦放行，并打開探照燈為東海艦隊行進前方照明。此情此景令人感佩不已。反過來看，此次中國不作為的效果和后果又是什么，毋復多言，實是有目共睹。

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中國的發展業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樣也積聚了巨大的矛盾和沖突。中國正處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如何把握歷史的契機，把中國引向輝煌和偉大的巔峰，需要中國領導人在內政、外交上有大政治家的氣魄、眼光和睿智。中日之爭只是冰山之一角，國人對中國外交表現之失望和憤怒之情溢于言表。此非國家之福，勢必加劇國家的內部危機。知微見著，大權在握的執政者們當從虛驕自大中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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