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華研究員專訪

實習記者  呂莎

    潘家華，湖北枝江人，1957年生，1992年獲得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世界經濟、能源與氣候政策等。主要論著有《持續發展途徑的經濟學分析》（1996，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人文發展的概念構架與經驗數據》（《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Welfare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Editori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18, Issue 1, February 2008, Pages 8-11）。曾任職UNDP北京代表處（1996—1997年）、IPCC第三工作組（1998—2001年）。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保護母親河顧問團成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歐洲氣候論壇理事。

    從今年年初的北方大旱到去年年初的南方凍災，從澳大利亞的灼人熱浪到橫掃美利堅的颶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及其可能引發的生存威脅，正在得到全世界的深切關注。但與此同時，關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義務分擔的談判卻一直難以達成一致。
    正由于此，在2008年12月于波蘭貿易重鎮波茲南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中國學者潘家華的“碳預算方案”，甫一提出即引發了與會代表的強烈關注。這是一個旨在構建2012年后國際氣候制度公平基礎的方案，它秉承人文發展理念，具有公平內涵以及可量化的排放權分配。
    根據該方案，1900—2050年間全球碳預算大約為年人均2.33噸，排放量超出預算的發達國家，以支付轉移和累進碳稅等方式交換發展中國家排放額度的盈余。同時，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進碳稅、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對打破國際氣候談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日前，本報記者就“碳預算方案”的相關問題對潘家華研究員進行了專訪。

要有發展中國家自己的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報》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潘老師，您好，我們都知道，氣候變化問題正在成為影響全球發展的重大國際問題，越來越多的國家、國際組織和專家學者對這一課題予以關注。自20世紀90年代啟動國際氣候談判以來，國際上提出了很多關于減排義務分擔或排放權分配的方案，都包含了對公平原則的不同詮釋。但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比較弱。在這種情況下，您提出“碳預算方案”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潘家華：現在的背景是這樣：在整個國際學術界，西方學者在理論、方法和話語權方面仍然占有著絕對的優勢。關于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分配方案和承諾問題涉及一個國家的發展規模、發展水平、發展速度，所以它不單是一個現實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戰略問題，國際社會現在就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方案提了很多觀點，大部分是發達國家提出來的。
    發達國家的思路非常明確，他們講，要以現在的溫室氣體排放作為基礎“等比例減排”。我們來看，發達國家現在人均CO2排放量非常高，美國25噸，歐盟國家13噸，而一些最不發達國家還不到1噸，中國1990年還不到2噸，但是增長很快，現在已經5噸。如果按照發達國家所提的“等比例減排”，到2050年實現減排50%，那么美國就是12噸，歐盟國家還有6噸，我們減到2.5噸。最不發達國家的人民還活不活？這就是WTO談判中經常遵循的“祖父原則”，爺爺有多少權利，孫子就應該繼承多少權利。他們想把“祖父原則”延伸到溫室氣體減排上來，這是第一。
    發達國家提出方案的第二點是，發達國家排放量很高，減排所需成本也很高，發展中國家能源效率很低，管理不善，稍微提高一點能源效率就有作用，減排成本相對低很多。這一點是從經濟學角度考慮，從成本上考慮。
第三點，現在發達國家排放量正在減少，歐洲一些國家甚至已經負增長了，而發展中國家發展比較快，所以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在排放，發展中國家當然要參與減排。布什政府在2001年美國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的時候，有三條理由：一是科學上有不確定性，還不清楚人類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氣候變化；二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成本很高，美國承受不了；三是發展中國家不減排，為什么要求美國減排？
    發達國家提出的方案每一條看起來似乎都很有道理，但進一步看就會發現，每一點都在針對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很多學者在討論中也是跟著發達國家的思路走，結果只能是驗證發達國家學者的結論。但是，發展中國家的需求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我們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怎樣保護？我們要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來保障發展中國家權益，我們需要根據發展中國家實際，體現發展中國家需求，開發出一套有理論與方法論基礎、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方案。
    
保障基本需求，依人配額

    記者：我們注意到，“碳預算方案”的一大亮點是秉持人文發展的理念，強調滿足人的基本需求，促進低碳發展，遏制奢侈浪費。
    潘家華：是的。有印度血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提出過一個人文發展理論，強調必須要保證人文發展的基本權利，比如營養、教育、健康等等。森被稱為“窮人的經濟學家”，他的這套理論西方國家學者不可能提出來，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會有發展中國家的基本權利這樣一個概念，根本不會理解發展中國家還有人吃不飽飯的現實。而我們知道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和實際需要，我們的感受肯定和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
    根據森的人文發展理論，我們提出了人文發展基本需求的碳排放這樣一個概念。很多發展中國家CO2排放才1噸多，而發達國家十幾噸、二十幾噸。顯然，發展中國家的排放屬于一種基本生存排放，而發達國家屬于奢侈浪費的排放。這是有根據的，從經濟學上講，一個人餓的時候，吃一點東西就很滿足，吃飽了再吃就是一種奢侈浪費了，這就是經濟學上的邊際效用理論。就像華西村老黨委書記吳仁寶說的，家有金山銀山，一個人一天就吃三頓飯；家有千頃萬頃良田，一個人只睡一張床。選用了這個理論以后，我們做了一個匡算，認為一個人衣食住行大約只需要排放4噸至5噸CO2就夠了。
    記者：有了落腳公平的人文發展理念，也要有具體的操作方法才可行。請您具體談一談“碳預算方案”中排放額度是如何分配的？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方案中的數字又是如何量化出來的？
    潘家華：在“碳預算”這樣一個概念中，有兩個公理。第一，人作為生物學個體，基本需求是有限的，欲望是無限的。我們認為，基本需求是人的權利的一部分，必須得以保障。第二，地球空間是有限的，地球的物理極限是一種剛性約束。在這兩個公理下，我們說，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空間是有限的，人類的碳預算總量是一定的，這就涉及分配的問題。我們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人人都應該有份。
    既然是按人來分配，那么，是按過去的人數，還是按現在或是將來的人數？我們認為，按現在的，以2005年為基年，以基年人數來分配。以前歐美學者的方案都是以國家為單位分配的，因為眾所周知，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多很多，而我們提出要以人為單位，因為需求是人的需求，每個人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
    地球的物理極限是碳排放的剛性約束，這個碳排放預算總量是多少？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做出了這樣一個估算，即到2050年我們溫室氣體排放的數量必須比當前的水平減少一半，否則將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F在的排放量可以測知，到2050年減少50%的量也能計算出來，這樣總量就能夠知道了。
    這又涉及一個問題：是按一年的量還是按一個時間段的量來分配？我們說，是按一個時間段的量，因為發展是有階段的。比如中國現在處于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階段，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高速鐵路、高速公路、城鐵地鐵這些基礎設施，包括我們每年新增幾億平方米的住房面積，這些都是靠能源燒出來的。而英國，他們現在住房面積夠了，高速公路也都建起來了，整個發展過程在一個延續階段，不需要再大規模建設。從工業革命1750年開始，到2050年就300年了，可是我們經過計算發現，從1750年到1900年，碳排放量微乎其微，一是因為一個國家工業革命的能量沒有那么大，另外因為CO2在空氣中時間久了經過半衰，慢慢就沒有了。從1900年到2050年，一個人的累積排放總量大約是350噸，平均下來，每人每年2.33噸，這個就是碳預算量。但是每個國家和地區具體情況不同，有的地方熱，得用空調，有的地方冷，要用暖氣，有的地方地廣人稀，有的地方人口密集，因此，我們根據地區的不同從氣候因素、地理因素和資源稟賦三個方面進行了相應調整，最后得出每個國家具體的碳預算額度。
    
碳預算要實現兩次轉移支付

    記者：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發達國家發展早，速度快，CO2的排放量在歷史上肯定要大大超過發展中國家，那這筆賬要怎么算？
    潘家華：經過計算，到2005年為止，我們發現，發達國家歷史上的碳排放已經嚴重透支，而發展中國家歷史上碳預算有大量的盈余，為了保證總量的平衡，我們就必須用發展中國家大量的盈余去填補發達國家大量的虧空。這就是碳預算的第一次轉移支付。發展中國家補貼發達國家，實現全世界碳預算的平衡。到2050年，盡管發達國家在碳預算的歷史上已經出現赤字，但是發達國家的人民也有滿足基本需求的權利，未來仍然需要用發展中國家的盈余來填補，這是發展中國家第二次向發達國家進行碳預算的轉移支付。發展中國家把自己的碳排放空間出讓給了發達國家，相應的，發達國家也應該有財政上反向的轉移支付。
    經過歷史和未來的兩次轉移支付，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就大大高于了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經過轉移支付，已經超過了7噸/人/年，歐盟國家也接近7噸/人/年了，日本6.5噸，發展中國家，比如印度，才不到2噸。按人口密度算，發展中國家擁有占全世界80%的人口，理應占有80%的碳預算，但是經過這兩次轉移支付，發展中國家只占有了60%的碳預算，發達國家占了40%。發達國家經過轉移支付仍然不夠，這就需要買，買了仍然不夠，為了限制奢侈浪費，我們就提出了一個懲罰機制，叫做碳排放的累進稅制，超出的部分就多交一點稅，再超出，再交更高的稅，這個稅的上限是可再生能源的價格。這樣算下來，歷史上第一次轉移支付，保證未來需要的第二次轉移支付，用于市場購買碳預算額度的資金，再加上累進碳稅的支付，一共四次，形成一種“市場交換”性質的資金機制，實現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在資金上的一種轉移支付。因此，現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其實可以看成是一種補償、一種等價交換，而不是施舍，用資金來交換碳排放空間，這個是公平的。
    
中國必須走低碳經濟發展道路

    記者：您曾說，“碳預算方案”并不是一個特別優惠中國的方案，相反對中國未來發展還是一個緊約束。如何平衡工業化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之間的關系，走好低碳經濟發展道路，將是我國未來十年保持經濟發展和控制氣候變化的雙重課題。您對此有什么建議或者期許嗎？
    潘家華：我國是后發者，近些年來發展很快，目前人均年碳預算已經超過了2.33噸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進一步增加。經過我們估算，中國歷史和未來的碳預算幾乎剛好平衡，既沒有多余的出讓給發達國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國家購買額度。有人說，中國是世界工廠，以產品出口的形式承擔起了一些發達國家的碳排放量轉移，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發展中國家，考慮到這個問題，可以適當增加8%碳預算。
    從將來發展來看，中國必須搞低碳經濟，如果走高碳奢侈浪費的路，碳預算肯定不夠。我的建議很簡單：第一，從生產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第二，開發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第三，我們一定要從消費著手，不能引導高浪費的消費方式。現在廣告里動輒“尊貴”“奢華”，這不足取。中國人要有全球意識、環境意識、氣候意識，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費的話，再來五個地球也不夠用?。?/p>

發展中國家要通過學術爭取自身權利

    記者：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對“碳預算方案”的反響如何？您認為有多大的可行性？畢竟這個方案和之前發達國家提出的思路有很大不同。
    潘家華：去年，在波茲南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我們提出的這個方案引起了很大反響。路透社、法國《世界報》、美國《科學美國人》，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等國家的媒體均作了報道，原則上肯定碳預算的理念。英國的政府文字中也曾經引用碳預算的概念，這個概念是我們2006年第一次提出來的。我們就這個理論在國際上做了很多演講，國際上很多人也都在用這個思路，涉及基本需求排放、奢侈浪費排放、發展權利、存量排放、流量排放等等。
    當然，具體操作中間可能有些內容還需要調整。比如，我們在哈佛大學演講的時候，他們提出兩點意見。一是1990年以前并不知道碳排放影響氣候，不知者不為罪，1990年以前的排放和1990年以后的排放應該區別對待；第二個問題是，1900年排放的CO2跟現在排放的CO2對全球的增溫效應是不一樣的，這個是科學問題。這些都不無道理，都是可以調整的。我們的基本框架已經被廣泛認可，美國、歐洲、日本、印度等國家和地區都在試著接受我們的方案。
    目前，我們只是從學術角度提出這樣一個方案，變成國際協定還要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談判過程。實現這個方案有兩種辦法：一是方案中的某些重要元素被吸收進國際協定，比如基本需求必須得以保障，比如存量、流量的概念，比如碳稅制度，這些都能夠為國際協定所用，這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二是方案整體被接受。這些都需要時間一步一步來。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正在變得強大，已經認識到要保護自己的發展權利。在這個進程中，我認為，發展中國家會拿我們這樣一種學術上的思路來爭取自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