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研究會的米歇爾等三位經濟學家最近發表的《美國勞工狀況》雙年調查報告是當前對美國勞動市場統計做出的最優異的綜合和分析。它不僅提供了所有有關的數據而且對勞動市場走向等重大問題做出了回答。
失 業
該統計數字表明，最近30年來美國工人的狀況遠遠不及過去的“黃金時代”。但1995年至2000年期間是個例外，當時工資（以購買力計算的實際工資，下同）在停滯了20年之后在這5年明顯增長，然而好景不長，隨著2001年3月開始的經濟衰退和同年11月開始的“無就業增長的復蘇”，這些好處都煙消云散了。
綜合上述情況，三位經濟學家強調指出，失業率低時工人受益大，特別時底層收入人群受惠最多。
1995年至2000年間的經濟增長擴大了就業，失業率降到低水平，這有助于工人改善經濟狀況。但2001年3月開始的衰退減少了就業。小布什總統第一屆任期內的就業狀況是胡佛總統時期（1928—1932年）以來最糟糕的。2001年迄今，制造業的工作崗位已連續41個月減少，而自復蘇開始以來的21個月中全國共減少了110萬個工作崗位！自“二戰”以來的歷次復蘇中，本次復蘇的就業增長是最疲軟的。盡管過去3年來失業率有所下降，但勞動市場仍很不景氣，其主要表現或特征如下。1、經濟復蘇勢頭已很強，但平均失業期限長而且長期失業者多。2004年2月的平均失業期為20.3個月（當時失業率為5.6%），是1983年7月以來最長的，而當時的失業率是9.4%。在失業率相對低的情況下竟有如此長的平均失業期是非常少見的。長期失業者是失業27周或更長而仍在尋找工作者，2003年的長期失業者在全體失業者中占 22.1%，在當時失業率不算高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甚至到2004年年底，這—比例仍高達20.2%，遠高于過去40年來的每一個復蘇年。長期失業者中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年富力強的工人、白領工人以及專業人員。在2000年至2003年期間，長期失業者中人數增加最多的是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位的人、45歲及以上的人、從事經營管理和專門職業的人、在信息產業以及商業服務業中的男性白人。在最近一次衰退和當前的復蘇中，失業者的類別竟如此之廣泛實屬歷史上罕見。2、勞動力參與率下降，即勞動力（就業者和失業者人數之和）中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這意味著人們在退出勞動力隊伍，這在經濟復蘇中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2004年底的勞動力參與率是66%，比上一次商業周期高峰的2001年3月低一個百分點。如果2004年12月的勞動力參與率同2001年3月持平，則當時的勞動力應該增加近300萬人。設想這批人因當時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勞動力隊伍并假定他們現在重新進入勞動力隊伍，則現在的失業率應接近7.5%。
工 資
除公共雇員外，全國工人的工資總體上在1947年至 1973年間顯著增長，其后22年下降，1995年至2003年間又有所增長，其中1995年至2000年的年增長幅度是戰后“黃金時代”結束以來最大的。2000年以后經濟進入衰退和就業不增長的復蘇期，工資增長遲緩。進入2004年，經濟雖然升溫，工資卻下降了。
綜覽全局，在工資領域有如下幾個突出的問題。1、種族和性別之間的差距很大。在2003年，黑人工人的中位工資約相當于白人工人中位工資的73%，拉美裔工人則約為64%。（中位工資是居于最高和最低級別工資之間正中一級的工資，即有50%級別的工資高于這一級同時有50%級別的工資低于它。——原作者注）。仍以中位工資為基準，黑人女工和拉美裔女工的工資分別為白人女工工資的 86%和 75%。2、在美國這樣的富國竟有大量低工資工作。根據這些工作崗位的小時工資標準，即使全年都工作而且是全日工，其收入仍不足以供養貧困水平的四口之家。在經濟增長的20世紀90年代，在工資為貧困水平的就業者中，女工比男工受益較多而且黑人比白人受益更多。3、美國存在大量的工資收入不公現象，而且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一直在加劇。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迄今，高、中工資者之間的工資差距不斷擴大。中、低工資者之間的工資差距在20世紀90年代縮小。與上述情況相關的是受高等教育和受初等教育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自70年代以來其擴大的程度頗為可觀。法定最低工資的實際價值下跌和企業高層官員薪金的猛漲是工資收入不公的兩大重要方面。按購買力計算，聯邦政府規定的5.15美元每小時最低工資比1976年少了近25%，而公司執行官們的薪金則躍進式地增加。首席執行官僅薪水和獎金的現金收入自1989年至2003年間就翻了一番以上，他們的現金收入在1967年是工人平均工資的24倍，至 2000年則是300倍。
收入與財富
美國的收入和財富狀況有如下兩個突出的現象。1、美國存在大量貧困人口。官方的貧困線門檻定得很高，為農業部規定的最低食品支出金額的3倍。這在 2003年為18660美元。根據這個標準，全國的貧困人口為3500萬，占全國人口的12.5%。但官方的貧困線完全不能反映人們真實的經濟困境，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應將官方貧困線降低一半才符合實際，據此，貧困人口應為8800萬。不同族裔中的貧困率差異很大，2003年在白人、黑人和拉美商人中貧困率分別為10.5%、24.4%和22.5%（根據官方貧困線，下同）。在1995—2000年經濟增長期，上述各類貧困率都顯著下降。2000年全國貧困率為 11.3%，黑人為 22.5%，拉美裔人為 21.5%。但這一積極趨勢隨后出現逆轉。2、收入和財富分配十分不公。無論是絕對地還是相對地，都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整塊蛋糕一直是越做越大，但由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帶來的收益絕大部分歸資本占有者所得，處于收入底層的群體得到的份額實際上縮小了。過去30年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甚至勞動人民受惠較大的1995—2000年經濟迅速增長時期也未能扭轉這一趨勢。一些家庭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加主要是因為工時延長了，而且有更多的家庭成員就業。但在最近一次的衰退中，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人的中位家庭收入都下降了。現在已達到了靠延長工時和增加成員就業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極限。在1995—2000年增長期，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家庭收入增幅大于白人，但在此以后，少數族裔家庭收入的減幅也大于白人。目前的情況同過去一樣，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家庭收入仍遠不到白人家庭收入的65%。
在1979年至2000年間，以資本為收入來源的最富有的1%住戶攫取了總收入的38.4%，最貧窮的20%住戶僅得到0.8%。前者每戶平均收入為后者的48倍。
財富（全部資產的貨幣價值）分配的不公更甚于收入分配的不公。2001年，最富有的1%住戶占有全部凈資產（總資產扣除總負債）的33.4%，底層90%的住戶僅占有28.5%，17.6%的住戶的凈資產為零或負數，30.3%的住戶的凈資產不足1萬美元。如按族裔劃分，2001年13.1%的白人住戶的凈資產為零或負數，在黑人住戶中則為30.9%；黑人中位住戶擁有的金融財富（股票、債券及現金等）僅為1100美元，白人中位住戶則有42100美元。2001年，最富有的1%的住戶擁有44.8%的普通股（不含養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底層80%的住戶僅有5.8%的股票；年收入低于 1.5萬美元的住戶持有 1.1%的全部股票；年收入25萬美元或更多的住戶則持有40.6%的股票。另一方面，貧窮戶中負債的多而且債務負擔重。2001年，有 27%年收入低于 2萬美元的住戶須以40%或更多的收入償還債務；年收入為9至10萬美元的住戶只須以2%的收入還債。
在此必須指出，近十多年來在格林斯潘和聯邦儲備系統的鼓勵下先后出現了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這種資產價值的大幅上升大大有利于富人，他們擁有的大量資產因價值的上漲而可以購置更多資產以加強他們對經濟以及政治制度的控制。他們是以狡詐而不易為人覺察的方式進行階級斗爭。
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為什么會出現貧富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哈佛大學的馬丁•費爾斯坦等主流經濟學家將之神秘化，米歇爾等三位經濟學家則指出不難找出原因。1、進一步實行了稅率遞減的征稅制度：對高收入者及最大的公司降低征稅率。這樣就把窮人的錢轉給了富人，加劇不公。例如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就是把99%的住戶全部稅后收入的0.8%輸送給了頂端1%的住戶。2、工會組織率顯著下降，工會力量顯著削弱。2004年，就業工人中僅12.5%的人是工會會員，而21年前則是20.1%。2004年，私營部門的會員率為7.9%，跌至19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甚至公營部門的會員率也從2003年的37.2%降到36.4%。印第安納州和密蘇里州的新任共和黨州長下令州政府雇員不得再進行集體談判，致使他們的工會名存實亡。工會會員的工資和福利歷來高于非會員，2003年二者工資等報酬的差距為15.5%（黑人工人和拉美裔工人則分別為 20.9%和 23.2%）。由于勞動力隊伍中非會員人數相對地不斷增加，平均工資勢必下降。此外，由于工會給黑人和拉美裔人相對于白人帶來更多的收益，——這也同樣適用于藍領工人相對于白領工人、教育水平較低的工人相對于教育水平較高的工人、工資處于底層的工人相對于頂層的工人，因此隨著工會會員的減少，白人工人同少數族裔工人之間、藍領工人同白領工人之間、高中畢業的工人同大學畢業的工人之間以及低工資工人同高工資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也拉大了。3、最低工資的購買力下降。國會決定長期不增加最低工資，因此物價每上漲一次便降低一次固定不變的最低工資的購買力。鑒于婦女占全體最低工資工人以及每小時工資高于最低工資不超過1美元的工人的60%，這一決定的主要受害者是貧困的婦女，它大大加重了對底層工資收入者的不公。
三位經濟學家估計，拉大了的工資差距中約有1／3應歸因于工會的削弱和最低工資購買力的下降。
他們也否定了主流經濟學家關于對勞動力技術水平的要求提高即對其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乃是技術工人、高學歷工人同非技術工人、低學歷工人之間工資收入差距拉大重要原因之一的論點。事實是當90年代技術迅猛發展，工作場所也快速使用計算機時，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工資差距卻在縮小，但同時以企業高級經理為主的處于工資分配頂層的人其工資卻迅速增加，遠遠高于所有其它的人。因此，勞動力技術含量的多少是工資差距拉大的原因這一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實際情況是不論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快還是慢、是使用高科技還是低科技、經營得好還是不好，其首席執行官和他們的直接下屬們的工資都是照樣增長。
主流經濟學家還認定“自由”貿易顯然對勞動人民有利。實際上國家之間的貿易基本上不是自由貿易，因此必須對自由一詞加上引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其它類似的貿易協定給工人帶來的是災難。它們導致大量進口用于制造業的設備以及消費品；促使以美國為基地的生產企業將很多工作機會轉移到墨西哥和中國等低工資國家；使雇主們能脅迫工人并壓低工資；使技術工作和非技術工作都被大量外包出去。其后果就是制造業的工作崗位大量流失、低技術和低學歷工人的工資下降、計算機程序編制員等高技術工人大量失業。三位經濟學家估計，拉大了的工資差距中約有另外的1／3要歸因于國際貿易帶給工人的負面效應。
他們三人沒有掌握外包流失的工作崗位的數字，凱特•布朗、范布倫納等兩位研究員最近為美中經濟安全評審委員會所作的調查披露，僅2004年第一季度外包的工作崗位就多達10萬個。
天下的工人都受同一種勢力的壓榨，不能因美國工人的工作由于外包流失到低工資國家便責怪這些國家的工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給墨西哥工人帶來的弊遠大于利，美國的廉價玉米在墨西哥市場泛濫成災，迫使墨西哥農民放棄土地到墨西哥和美國的城市找工作。現在許多工作崗位從墨西哥外包到中國，如果后者的工資提高則其工作崗位又將外包到別處。
不再有“良性循環”
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經濟增長不能同“黃金時代”的繁榮相提并論。誠然，前者的資本投資和消費支出都有長足增長，但大量的投資都是在股市泡沫引起對經濟增長預期過高的情況下投放的，因而導致生產能力大量過剩；消費支出的增長則是受到股票價格的推動。因此2000年股市泡沫破滅時，投資和消費支出不再增長。更有甚者，這次經濟增長帶來的高收入完全沒有得到公平的分配，所以沒有“黃金時代”那種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廣泛消費。還有，政府的稅收因股票價格上升而大幅增加，但它卻不增加社會公益和社會福利支出，——這些本可以使工人生活得更健康、受到更多和更好的教育并且能夠更多和更好地生產，這些本來都是造福未來的積極因素。政府反而控制教育支出使之滯后于經濟增長，還制訂多項殘酷的刑事法津并且取消了給貧困婦女的社會福利待遇。
最后還要指出兩點。1、工會運動在這整個時期內不斷流失會員并失去了在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勢力。如果工會有昔日那樣強大的力量，工人本會從經濟增長中分享到更大的份額。2、大量經濟增長的收入因購買進口商品而流淌到國外。在整個90年代，繼續徹底取消對經濟的監管特別是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大量資金流向國外和把技術的與非技術的工作崗位都外包出去提供了便利條件。以上情況充分說明90年代后期的景氣完全談不上是一場“良性循環”，一個明顯的指標就是這次景氣過后工人的處境急劇惡化。再者，當前的經濟增長雖已長達3年，但工人狀況并沒有多少好轉，實際工資在下降，就業只是剛剛回到布什就任總統時的狀況。
三位經濟學家清晰地指出，資本拿走了當前經濟復蘇中的絕大部分收益：在公司部門，按通貨膨脹率調整后的資本收入比衰退或無就業增長的復蘇期高出32.2%，工人的實際勞動報酬（工資加福利）只增長了1.2%。情況很清楚，除了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一段短暫時期外，工人在就業時工作日益失去保障，在失業時生活日益失去保障。同樣很清楚的是，90年代后期的經濟增長不是一次“良性循環”，而是由股市泡沫和大量借債消費所催生的。因此泡沫破滅后，工人的生活福利繼續下滑。國家陷入伊拉克戰爭的困境、布什的減稅政策使巨額預算赤字和高利率長期保持下去、看不出對經濟進行明顯的需求刺激、堆積如山的債務限制了消費的長期增長、空前規模的外貿失衡使國家完全仰賴外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意愿以及繼續將工作崗位外包出去，所有這些都使人難以對工人的前景感到樂觀。更有甚者，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看來正在使國家的產出增長同就業的增長更加脫鉤。
美國勞工的狀況基本上是階級斗爭狀況的反映。盡管工資、工時、就業、失業以及勞動生產率等看來是由市場的變化和技術的革新所左右，它們實際上全都由工作場所和政治領域中工人同雇主間的斗爭決定。如果統計數字顯示勞動人民的經濟狀況惡化而同時雇主的狀況在改善，這證明資本家擴大了權力。要透過數字找出工人失掉權力的原因，這有助于制定相關的戰略戰術以利于工人奪回失去的權力。本文清楚地指出了，只有振興美國工人階級的權力才能使工人對未來的生活抱有希望。但要在完全不同于過去的基礎上實現振興，就必須徹底轉變觀念，認識到現行的制度盡管有十分充裕的時間履行其承諾，但它卻做不到這一點。因此美國的勞動者首先必須同世界各國特別是貧窮國家的工人聯合起來。例如，美國工人在處理工作外包和移民工人的問題上，決不能把其它國家的工人當作替罪羊。不應反對將工作外包出去，而是必須要求增加失業補償金、按受職業再培訓時領取金額工資、政府承諾實現充分就業。美國勞工不應助長反移民的歇斯底里傾向，而必須支持維護移民權利的斗爭，聲援對外移民國家的工人運動，并在要求徹底修改美國外交政策的活動中發揮先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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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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