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貴族是19世紀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與普通工人相比，他們的工資相對更高些、生活更有保證，工作中的待遇更好些，并更有能力控制他們的工作組織，同時他們有著與眾不同的“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當時的人們與歷史學家一直借助勞工貴族這一概念去描述19 世紀工業社會中財富與權力的不平等，并使用這一術語來說明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產生的廣泛的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勞工貴族這一概念從若干緣由上說是非常重要的，它強調了不列顛工人階級內部的復雜性、不平等性與差異。這一特權階層對于解釋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之間的社會穩定非常重要。而在此之前的50年則是社會權威受到各種極端的、根本性的挑戰時期，這些挑戰來自于潘尼特（Painite）激進主義、歐文主義（Owenism）、極端而又非法的工聯主義和憲章主義（Chartism）。這些解釋認為，技術工人從自由貿易及不列顛對世界貿易的統治所帶來的經濟繁榮中獲得了利益。這些利益促使技術工人接受了資本主義的關系、約束他們自身的政治行為，以確保在現存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內那有限的所得。因此19世紀30年代歐文式的生產合作社便被一批接受了市場機制學說的小零售商合作商店取代了。過去的憲章派在新的自由黨（the new Liberal Party）中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并在格拉斯頓（Gladstone）執政時期與城市中產階級和貴族化的輝格黨（Whigs）融為一體。無論是工會還是雇主，雙方都同樣在尋求使工會在法律的限度內以仲裁和懷柔的手段來取代雙方的沖突。

階級合作？

對這一變化所作出的各種解釋之中，勞資糾紛的加強與工人的受賄是被重點強調的問題。[1]恩格斯是最早對這一問題做出論述的人之一，他認為技術工人的特權來自于他們在勞資糾紛中所占據的優勢。恩格斯承認，技術工人所獲得的這些利益由于勞資沖突而得到保證，但他總結說，這種情況的結果卻造成了工人階級的分裂，使得工人階級背離了他與馬克思在19世紀中葉所預言的革命的角色。在另一方面，列寧相信雇主與資本家利用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的帝國主義統治所帶來的超額利潤收買工人，從而確保資本家與勞工貴族之間結成聯盟，進而利用這一聯盟首先來對抗那些缺乏技術的工人，其次用以對抗別的國家。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把勞工貴族視為是一個“居于封閉的、自私的工會之中并與大多數無產階級隔絕開來的”技術工人群體（哈利•庫爾奇， Harry Quelch，1913）。這種收買與結盟的手段最終有助于社會主義者解釋為什么歐洲的工人群眾會在1914年支持了本國領導人的帝國的、工業的權力，而在戰爭中自相殘殺。勞工貴族并非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作家獨有的財富。勞工貴族是與稱之為“值得尊敬的”的行為方式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而“受人尊敬的”行為方式又是階級、工廠、家庭乃至性別關系的核心。

1954年，著名學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2]勾勒出了有助于確認一個人為勞工貴族的六點特征，即：收入水平與定期收入；他們的社會保障程度；他們對工作流程控制的性質與程度；他們與其他社會階級的關系；他們總體上的生活水平；以及他們對自身及其家庭社會成就的期望度。到了19世紀60年代，不列顛工人周工資高于28先令（約合1.4英鎊）的人數剛剛超過10%。這10%的人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成年男性。這些人包括正在快速成長的、領取技術性勞動工資的勞動者，諸如技師、造船工與煉鋼工等群體；同時還包括從事傳統行業的印刷工、制瓶子工及制作馬車的工人；在這一階層中也還包括部分諸如裁剪、制鞋等技術性要求很高的行業中的工人。在這一精英階層中，對于部分群體地位的認定還是有些爭議的，諸如煤礦工、成年男性紡紗工、石匠及其他從事建筑行業的工人。自19世紀中期以后，勞工貴族作為一個社會與經濟集團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為1850年前后那幾十年間，工資勞動在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越來越占據了支配地位，并逐漸取代了分包制、獨立的手工工匠、家內生產和師傅的作坊生產。幾乎沒有幾個擁有熟練技術的人能指望在他們的一生中能夠自然地從學徒成長為幫工再晉升到師傅。他們現在要指望諸如“技師聯合會”（Associ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這樣的工會來保證他們能成功發達。

20世紀70年代所做的三項主要的研究都對這一階級合作的情形給予了較為詳盡的闡述。

雇主們的收買與文化沖擊

通過對18世紀90年代到19世紀60年代棉紡織與機械制造城鎮奧爾德姆（Oldham）情況的較為詳盡的研究，約翰•福斯特（John Foster）確認當時的確發生過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運動，該運動通過排斥異己并與中產階級激進分子結盟，而于19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主宰了當地政府的主要部門。濟貧法、警察政策以及議會代表的選擇，是按照在謀求利潤的貨幣經濟范圍內對占主導的雇主權威的意識形態加以挑戰的形式實行的。工業社會的經濟與權威結構不僅受到非法的工會的行為的挑戰，而且在意識形態上遭到了長期的批判。這一工人階級的潛在力量在19世紀50年代被福斯特所稱的“自由主義化”的進程瓦解了。福斯特試圖證明“奧爾德姆的資產階級有意識的利用他們的工業力量（以及大企業對人們在經濟上和心理上的影響的力量）來分化工人力量并且收買工人中的上層以取得他們在政治上的默許”。[3]

在這一進程中有兩個主要的因素。首先，在三個主導工業部門中，工人力量被重組，造就了一個特權階層，這些人轉而幫助維系雇主的權威。在平息了1852年技師罷工后，技師的行業自治就被一種新的管理制度所代替，而在這一新的制度內，大部分較為簡單的預備工作都由18歲以下的男孩們來完成。變化的第二個因素便是對工人群眾文化機構的大規模沖擊。主日學校強調宗教教育而非世俗教育；通過注冊制度，互助會進一步受到政府的控制；地方法官利用許可證制度來控制公共住房、工人階級集會場所；而大量的由中產階級發起的文化機構則被提供給了工人群眾使用，這些文化機構都強調市場經濟中工作倫理、節儉、文雅和宗教等諸方面的美德。

工廠中的家長制

隨后的許多著作對上述觀點做了大量的修正。通過對像普雷斯頓（Preston）這樣工廠規模比奧爾德姆大得多的地方的研究，表明棉紡織工人的工會在使沖突制度化方面還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越來越多的雇主愿意與工會打交道，雖然這并沒有阻止更為激烈和長期的罷工的發生，但它卻的確將沖突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圍之內，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它使沖突背離了政治的方向。其次，對布賴克本（Blackburn）和蘭開夏郡（Lancashire）其他工業城鎮[4]的一項重要研究表明，棉紡織工業中起作用的權威與工人階級中的某一孤立的階層并無關系，而是與工人的年齡和性別有關。這種等級制度是與“受人尊敬的工人階級”的價值觀、工人一生中指望勞動工作地位的上升等種種因素聯系在一起的。關于男人的權威高過女人、成年人的權威高過兒童的種種觀念，都被用來支持雇主的權威。最后，非常明確的一點便是，蘭開夏郡的工廠主是把工人作為一個整體來打交道的，并在工廠內部重建了一種家長制結構。工廠主與勞工的關系又被格拉斯頓自由主義與奧蘭治托利主義在政治上的一致性所加強。這種聯系同樣被通過小恩小惠、工廠主租給工人住房以及提供公園等社區資源、為成年人提供教育等形式所加強，其中最為重要的形式便是為工廠主家庭成員一生中重要的經歷而在工廠舉行的各種慶祝活動。這部分文獻非常清楚的顯示出，作為工人階級獨立階層的勞工貴族的發展，不僅僅是由于1850年之后階級關系不斷穩定這單一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收入豐厚的精英

對愛丁堡（Edinburgh）與倫敦的肯特人居住區（“Kentish” London） 的兩項研究考察了明顯存在著工人階級上層的社區的情況。1850—80年間是收入相對豐厚、工作有保證的技術工人精英階層產生的時期，這些人受雇于格林威治（Greenwich）、德特福德（Deptford）和伍利奇（Woolwich）的機械制造業、造船業、軍需品制造業以及建筑業中。[5]在愛丁堡，印刷工、技師、石匠甚至制鞋匠工資收入的水平與固定性均高于那些無技術的工人。愛丁堡的證據表明，從繳納的房租、最終在濟貧院里去世的來自不同職業的人數以及這些人的孩子們的身高情況，可得到一個明確的結果。[6]

圖9  1904年愛丁堡布勞頓學校兒童平均身高差距比較

     資料來源：根據格雷（Gray）一書[6]第97頁圖表制成。

兒童的身高反映出他們家庭生活水平長期的差異性。1904年慈善組織曾測量過這些兒童的身高，并通過與布勞頓學校（Broughton School）同一年齡段兒童的身高加以比較，證明這些兒童存在著身高上的不足。這一現象適合說明小店主與職員家庭的生活情況，也適合說明手工匠與工人家庭生活情況。

本文中所說的artisan這一術語是19世紀上半葉產生的習慣用語，指的是各個行業中擁有技術的體力勞動者，這些人隨著小工場生產的發展而已經或剛剛失去其獨立性，也隨之失去了一生中從學徒上升為師傅的可能性。

兩項研究通過考察不同的社會—經濟群體之間婚姻的程度，均證明了勞工貴族是與其他工人階級“隔絕”開來的這一說法。來自愛丁堡的數據對新郎與新娘父親的職業情況作了比較。而來自倫敦的數據則比較了新郎與新娘雙方父親的職業情況（數據表明，如果想達到向上爬的目的，就要減少技術工與非技術工家庭之間的通婚。）

圖10  1865-9年愛丁堡岳父們的身份分布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格雷（Gray）一書[6]第112頁圖表制成。

圖11 1851-75年倫敦肯特人居住區岳父們的職業分布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格雷（Gray）一書[6]第112頁圖表制成。

結果顯示了不列顛階級結構的幾個特點（見圖10與11）。技術工與他們的兒子更愿意與其他技術工家庭聯姻，而不愿與非技術工家庭聯姻。這種關系只是一種可能。勞工貴族并不是一個排他的階層。的確，倫敦的數據表明從事非體力勞動的中產階級更愿意在他們這一階層內部聯姻（盡管他們只是一個很小的集團），而不愿意與技術工人家庭聯姻。在工人階級中，不同的出身對于婚姻的類型非常重要，但并非像社會階級的區分那么重要。

文化與經濟的獨立性

兩項研究發現，被認為是勞工貴族與資本家“相互勾結”的文化證據決非像想象的那樣直接而簡單。愛丁堡的勞工貴族的修養表明，他們與幾十年前的職業傳統并沒有完全決裂。1850年后的那一代手工匠仍舊借助互助會、喝酒習慣與手藝自豪感等工場亞文化而聚在一起。這可以通過他們舉行地方分會會議與上街游行時打的標語和標識體現出來。這些不僅僅歌頌他們的領袖、更歌頌工人運動的大標語，到現代的工會運動還被繼續使用。愛丁堡的石匠、印刷工與技師利用了所有的勞工貴族機構，包括零售合作社、儲蓄銀行、文學會、禮拜堂甚至是手藝人志愿者公司。所有的上述組織都維護著同樣的價值觀：強烈的獨立感、節儉、嚴謹、良好的行為舉止以及嚴格的家庭倫理道德。

在倫敦與愛丁堡的證據中幾乎沒有什么收買或合作的跡象。保持獨立性仍然是手工匠中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在整個不列顛，勞工貴族主要的社會經歷便是雇主不斷試圖通過勞動的再分工、技術革新、雇臨時工和短工、使用婦女和兒童來削弱他們的力量，減少他們的特權。勞工貴族與雇主之間為爭奪工廠權威進行著長期與激烈的斗爭。勞工貴族通過罷工、控制學徒和工作時間，維護其對工作流程的操縱。

被稱之為中產階級的行為方式，當技術工人也按此去行為的時候，往往具有迥然不同的含義。教育有助于手工匠跟上技術的變化，而對于印刷工人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儲蓄意味著手工匠在患病或貿易蕭條期間，可以抵御貧困潦倒的壓力。更為重要的是，儲蓄使得工資收入者在工資談判期間擁有了更可怕的罷工手段。勞工貴族攝取了中產階級的文化再將之融入到自己的傳統之中。值得受人尊敬與自主的價值觀使得大部分中產階級與技術工人階級之間產生了一致性與認同感。這些價值觀是自發產生的。技術工人政治上的“獨立”性意味著由中產階級與技術工人階級文化上的一致性所帶來的社會的穩定性中，仍舊包含著其自身的不穩定性因素。這種現象在倫敦的肯特人居住區表現得尤其明顯，19世紀60年代那里的手工匠愉快地加入了格萊斯頓領導的自由黨行列，但該黨接下來未能放棄其激進措施，也未能使這些具有政治意識的手工匠在地方黨團獲得決策者的地位。由雙方價值觀上的認同感所產生出來的種種預期令人失望。這些令人失望的預期恰恰成為了20世紀初這些有技術的勞工貴族們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關系中做出迥然不同貢獻的一個因素。

不斷變化的政治價值觀

在1880到1920年間，這種不穩定性表現得尤為明顯。到了19世紀90年代，曾經創造出勞工貴族的經濟與技術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對于技師們來說尤其如此。[7]新的半自動化的機械威脅到了他們控制工作流程的能力。被稱之為“泰勒制”（Taylorism）的管理方式自從在美國誕生后，隨著對這一管理方式的工作方法與所費時間的研究，以及這一管理方式的逐漸普及，加之不斷的勞動分工，同樣都威脅到了勞工貴族的地位。ASE（Associ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技師聯合會）認為高大的塔式車床、普通的鉆孔機與研磨機的應用，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高級技工即裝配工的人數。”這些變化以及在其他行業所發生的類似的變化威脅到了技術工人的道德經濟，特別是威脅到了他掙得“養活一家人的工資”的能力。隨著這些壓力的增加，技術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人開始表現出他們進一步的自由主義政治傾向、民主傾向、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以及通常所言的國際主義傾向，并且加入了到1918年時組成工黨的各個支部。

在所謂的勞工貴族通過與他人合作以謀求私利的價值觀中潛伏著的巨大的沖突，于1915年格拉斯哥（Glasgow）舉行的反對租金大罷工期間達到頂點。戰時的通貨膨脹，使得租金的上漲遠遠超過了快速增長的工資所能趕得上的水平。而最沉重的打擊莫過于幾個“士兵”的妻子被人從自己的家里趕了出來，而這與技術工人家庭從他們父輩那里繼承下來的交織著家庭價值觀、愛國主義與社會公正的感覺是背道而馳的。婦女是這次罷工的最初的領導者，因為她們傳統的角色便包括對家庭支出的管理。她們很快便贏得了來自技師工廠管事之人的支持，后者已經看到婦女與無技術的兒童對勞動力市場的“稀釋”已經對早先他們能用家庭工資來支付房租這種經濟力量構成了威脅。當時的政府通過《租金法》解決了眼前的危機，該法案破壞了經濟的能力，通過自由市場來提供低收入住房。這導致了技術工人對自由市場產生了最初的也是最為明顯的懷疑態度，而自由市場恰恰是19世紀中期他們所取得的威望的基礎。同樣是這些技術工人，連同他們加入婦女合作聯合會與獨立工黨的妻子、女兒一道，成為新的工黨中領導者與成員之間聯系的關鍵因素。他們的價值觀與經歷在工黨以后的歷史里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結論

歷史學家們已經搜集到了越來越多的表明勞工貴族的價值觀是從早期的手工業和工匠行業中自行產生的證據。對于更高的社會階級向他們提供的文化產品，他們有所選擇的吸收，并做出了新的闡釋。經濟上的優勢——這使得他們有可能過上受人尊敬的、依靠家庭工資的生活方式——通過談判力量的增強而贏得了勝利和保障。勞工貴族與中產階級價值觀的趨同，很容易讓人們忽視19世紀五、六十年代工資勞動者中許多固有的沖突，但在不列顛工業社會中一致性的增強仍舊包含著以后對統治者權威發起挑戰與沖突的因素。因此，勞工貴族的天性與經歷必將對20世紀不列顛階級與政治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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