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突然向紐約破產法院申請破產保護，該案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宗破產案。9月11日，象征美國光榮與夢想的世貿中心雙子塔在全世界的注視中轟然倒塌。如今，金融危機愈演愈烈，恐怖和反恐依舊是國際政治演進的一條主線。表面看來兩件事情毫不相干，但在曾旅居紐約的北大教授韓毓海的文章《曼哈頓的秘密》中，9·11和安然事件背后，都是強大的“資本”在起作用，如今經歷的一切，早就埋下了伏筆。

巨額保單剛生效，世貿中心就爆炸了

        帝國大廈建于1930－1931年的經濟大蕭條時期，作為刺激就業的凱恩斯主義危機應對政策之一，帝國大廈與同時開工的洛克菲勒中心為當時的幾十萬人提供了就業崗位，也創造了“十天建十層”的摩天大樓建筑史上的神話，但建成之后帝國大廈卻曾空置多年，直到1933年好萊塢大片里的金剛被攆得爬上去又掉下來，帝國大廈管理者終于找到了媒體時代里新的生財之道。由于位于華爾街入口處的世貿大廈已灰飛煙滅，帝國大廈依然是今天紐約的最高建筑，已接待了一億五千萬游客爬上爬下。

        當然，比建筑神話更神奇的事情，說出來只怕大家不信：好像事先接到了上帝、白宮或者拉登其中一個通風報信的秘密電話一般，世貿中心大廈的擁有者、超級大款Larry A Silverstein不早不晚，恰好是在9·11之前一個月——給世貿中心上了三十五億美元的巨額保險，也就是說，三十五億美元的巨額保單剛剛生效，這世貿中心就禍從天降般自我爆炸了。

        而與此同時，9·11發生前一天，美國航空股被大舉拋售，交易量比頭一天增加了十一倍，今天看來，甚至傻子也該在事后想一想，9·11發生前一天拋售航空股的先知如果不是上帝的話，那一定是另有其人。

        當然，絕大多數美國人民事后都沒有往這里想，而是輕而易舉地被布什總統的慷慨陳詞忽悠到伊拉克戰爭那個大泥坑中。這當然不是說世貿大廈就是開發商自己炸的，但如果要說曼哈頓的大款們連這點氣魄都沒有，那實在是看扁了美利堅。

        2002年秋天，我曾經在上海遇到過一位中國的超級富豪，他的一席話如今想來依然值得玩味。他說：從房地產商的角度看，毛澤東完成了“拆遷”，鄧小平完成了“征地”，剩下的就是“蓋樓、裝修”而已——搞房地產的都知道，拆遷比建樓難，因此，如果沒有毛澤東鬧革命造成的城市土地國有化，你就是在城市里動一寸土都得流血，更不要說搞什么奧運會了，所以今天搞房地產的，第一個最應該感謝的人就是毛澤東。這再次表明：書生——包括學院里的經濟學教授，眼光肯定高不過真正的資本家。

《資本論》“原文”，其實是個“殘篇的殘篇”

        紐約大學東亞系的老系主任羅伯特·摩西大概算是研究紐約現代藝術的鼻祖之一。摩西教授還是《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譯者，也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譯者。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主要該算是個“經學家”。第一次承他教誨，就是關于馬克思的著作版本問題——說出來大家也許還是不一定相信，今天我們看到的《資本論》其實應該叫《論資本》，它只是馬克思《資本論》的一個小部分，馬克思的《資本論》原本的寫作計劃是，第一部分叫《論資本》，第二部分《論地產》，第三部分《論工資勞動》，第四部分《論國家》，第五部分《論國際貿易》，第六部分《論世界市場及其危機》。而現在公開出版的三卷《資本論》，實際上僅僅是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部分即《論資本》的“編輯版”。馬克思活著的時候自己看著出版的，其實也只有第一部分的第一卷，后兩卷分別是由恩格斯和考茨基這兩位“親密戰友”，在馬克思身后爭作馬克思遺產代理人，通過整理、編輯馬克思的手稿而出版的。——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所謂《資本論》“原文”，其實只不過是個“殘篇的殘篇”，充其量僅僅只是全書的理論導論部分而已。

        對老摩西來說，真正的“馬克思秘密”，就是那些據說被封存在德國一個小城博物館中的大批馬克思從未出版的手稿——關于這個世界，關于資本主義的最終命運，馬克思究竟寫了什么？是什么迫使某個強大的勢力對這些殘稿如此恐懼，從而不得不將其長期囚禁封存？在摩西看來，這個強大的勢力既包括馬克思的敵人，也包括馬克思的繼承人，特別是他的思想的整理者、編輯者和遺產管理人。“人們通過編輯馬克思的方式埋葬或者掩埋了馬克思”——老摩西說。于是，當前保衛馬克思遺產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打破“馬克思的著作和遺產已經客觀全面地存在那里了”的假相，回到斷章殘簡的馬克思，回到馬克思那些“未完成的著作”。

        老摩西最近在寫一部重讀毛著的書。在他座無虛席的“重讀毛澤東著作”課的講壇上，老摩西先從“發展”與“平等”這現代世界的兩大主題——或者說先從這兩個詞的起源和歷史沿革說起：自由、平等和博愛是啟蒙的理想，而“發展”卻是1945年之后才出現的新目標。盡管如此，1945年以來，人們卻普遍相信平等與發展并行不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為例，就是相信“越平等就越發展”，而后三十年中國人則是相信越“發展”就越“平等”，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今天，是“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要求我們去重讀毛澤東主席的著作，特別是要求我們回到毛澤東那些“未完成的著作”，包括發掘和重讀毛主席未發表和未經整理的談話、文稿和“殘篇”。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是“尊馬讀經”、“尊毛讀經”而不是什么“尊孔讀經”，——而不“讀經”怎么尊馬？離開了馬克思的原著，我們又到哪里去尋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所謂“讀經”，就是考訂文本，解釋文本，一個字一句話，老老實實讀下來，以這樣的方式與馬克思和毛一起思考下去，因為“揭發這個世界的秘密”與“破譯導師們的殘章”實際上是一個同步的過程。

        毫不夸張地說，對于我這個初來乍到者而言，進入紐約大學東亞系位于百老匯大街的教學大樓，特別是進入東亞系老系主任摩西、現任系主任張旭東、歷史學家麗貝卡·卡爾座無虛席的課堂，第一感覺仿佛就是回到了延安時代的“抗大”和“馬列學院”一般。

        最令摩西老頭不忿的一件事，是紐約大學的中國中心邀請某前中國文化高官演講，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蓮花謳歌林肯、華盛頓之余，終沒忘記口吐白沫大罵毛澤東為秦始皇，老摩西忍無可忍，當場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諒您對林肯、華盛頓一竅不通，但不可原諒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澤東就是您自己的華盛頓和林肯！勃然退場的老摩西還沒忘了交代：演講結束后絕不準用公款請此前高官吃飯。

        聽了這番教誨，誰還敢跟老頭子理論馬克思、毛澤東？更別提講什么林肯、華盛頓了。

中印兩國從根本上還并沒有走出鴉片戰爭

        下面要說的這位和摩西教授一樣有趣的老頭名叫皮大衛（David M Pidcock）。認識了許多年，我的感受是：和老摩西這種人混才知道學問少，聽皮大衛“爆料”方知道資本主義水深。

        皮大衛是一位特殊的銀行家，號稱能夠“玩轉資本主義”的高超的投資人，一頭專挖華爾街和倫敦股票市場墻角的老鼴鼠。皮大衛皮老頭創立的“理性經濟研究所”分別在英國倫敦和印度新德里設有分支機構，而該機構的工作中心，就是揭發資本主義運作的核心秘密，尤其是專門分析和揭發金融市場上的黑幕。

        皮大衛出身銀行世家，他的祖上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重要股東，參與了對印度的殖民活動和對中國的鴉片戰爭。關于1840年前后那段歷史，皮大衛查查家譜就能明白許多咱們不了解的真相。

        在皮大衛看來，鴉片戰爭當然不是中英兩國之間的戰爭，而是中國與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主導的倫敦金融市場之間的戰爭。

        1830年以后，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通過公司股票和期貨交易，重新組織了一個聯系英國－印度－中國－美國和美洲－非洲的新的世界經濟結構和世界貿易體系，這個體系中的棉布－茶葉－白銀－棉花－奴隸貿易，都是由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的股票、期貨交易所支配的，也就是說：在這個體系里面，除了英國是“管賬的”之外，其余的各位全是“跑腿的”。表面上看中國是被英國的武力打敗了，而實際上是整個亞洲經濟貿易體系被英格蘭銀行主導的新的世界經濟體系徹底征服和邊緣化了。軍事技術的欠缺使中國和印度被武力收編進英國主導的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之中，但更為重要的則是：軟實力的欠缺使得中國和印度無法形成強有力的貨幣信用制度，從而在跨國的區域性貿易中不能形成獨立的區域性貨幣，轉而就不得不依靠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的匯票和股票，這才是亞洲衰落的真正原因所在。

        皮大衛的結論是：西方最厲害的不是大炮，而是銀行——是股票、匯票、期貨等有價證券這一系列信用工具，而這個東西其實就叫“資本”。

        在皮大衛看來，無論今天的中國和印度是否完成了軍事上的革命，無論這兩個國家是否正崛起為世界經濟貿易大國，而只要他們在亞洲和世界貿易活動中還不得不依賴美元和歐元，只要中印依然還是所謂的“金磚四國”的主要成員，中國還是擁有美元最多的國家，那么它們的命運就必然依賴于紐約華爾街和倫敦股票交易市場，他們就依然還是被剝削的對象和西方國家轉嫁經濟危機的基本目標，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印兩國其實從根本上還并沒有真正走出鴉片戰爭（所造成的世界體系結構）——除非它們有朝一日，能夠在亞洲各國之間形成一種不同于美元和歐元的區域性共同貨幣——而這又談何容易。

安然背后站著五角大樓和美國財政部

        皮大衛在9·11之后點的第一炮針對的就是安然公司。按照他后來的說法，安然破產案才是當前美國金融海嘯的真正先聲。

        安然公司是美國的能源巨人，其自有資產為九百億美元，每年經營收入過千億美元，這個1985年成立于布什總統老家得克薩斯的小公司，利用美國政府1980年代后期以來的能源開放（即將能源私有化）、解除管制（即股份化）的政策，迅速壟斷了美國能源（包括電力、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并將能源供應引入股票和期貨交易市場。在十年的時間里，安然公司迅速暴發，其業務遍及美國和全世界，公司股票由數美元上升為八十九美元每股，這種令人嘆為觀止的股票增值，不但在知識經濟的泡沫時代壓倒諸IT企業而獨領風騷，而且，在9·11之后美國經濟低迷的狀況下，安然更是一枝獨秀。吸引大批股民在9·11之后追捧能源類股。

        安然迅速崛起的秘密究竟何在？皮大衛得出的結論是：安然的經營實際上近乎一塌糊涂，它暴發式崛起的真正秘密不在于產品的先進性和經營理念的創新，而在于它背后無堅不摧的關系網：安然這個私營的能源巨人公司其實是美國政治經濟統治的工具，在所謂“自由市場”背后，安然的守夜人就是CIA、五角大樓和美國財政部。

        按照皮大衛搜集掌握的材料，安然公司CEO“雷總”本人系五角大樓官員，在越南戰爭期間供職于此。而安然董事局另一個重要成員“魏總”的老爹，即CIA前總負責人“老魏總管”，換句話說，“小魏總”其實是與小布什總統同為一個CIA大院里玩大的“干部子女”。而與此同時，“小魏總”還身兼多職——他同時還是美國保險業巨頭AIG的董事局成員，而AIG的軍方背景有目共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扮演的角色，包括與中國國民黨四大家族之間的財務聯系，均有據可查。還有，美國前財長魯賓作為花旗集團的“獨立董事”，更是安然“雷總”的多年至交，而因為這層關系，安然與花旗集團、AIG成了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的表兄弟，而且安然的“表兄弟”企業還不止這幾個，更為著名的則是切尼副總統旗下的哈里波頓公司——眾所周知，連美國打伊拉克的大兵的吃喝都是這家公司操辦的。

        “四大家族”背后站著五角大樓加CIA，用咱們偉大的《紅樓夢》里那個包打聽小門子的話來說：無論你是奧巴馬還是奧巴牛，其實都不過是個新上任的賈雨村，如果你啥都沒整明白就想搞什么大民主——那你就算是活得不耐煩了。人家壟斷了能源，更掌握著兵權和秘密警察機構，順理成章地想搞誰就搞誰，既然能把你“民主”上來，同樣也可以把你“民主”下去。

        也是根據皮大衛的調查，1998年，安然公司通過老布什總統的關系，說服小布什總統，強迫阿根廷政府將修建一條天然氣管道的合同包給安然，而作為回報，布什家族的一個密友當上了這個項目的總裁。1993年，布什政府成員、安然前財務部主管托馬斯·凱利迫使科威特政府將重建舒艾拜（Shuaiba）電廠工程的訂單交給安然，盡管安然的報價要大大高于其他公司，科威特政府也只能照單認宰。1991年，安然拿下了印度大柏（Dabhol）電廠工程，成千上萬的當地居民因家園被毀而上街抗議，而安然公司的回應是雇傭印度軍警大肆鎮壓民眾示威，“世界人權觀察”對這種由美國政府背后支持的鎮壓大聲抗議，但布什政府對此充耳不聞。1992年，安然在大選中兩頭提供政治獻金——而結果證明它大筆的金錢沒有白花，克林頓政府上臺后，立刻積極說服印尼蘇哈托家族將印尼最大的能源項目交給了安然。同年，也是在克林頓總統的親自說合下，安然拿下了由俄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管道的建設工程項目，于是，美國借助安然公司掌握了連接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能源通道，這合同一簽就是十年——鬧得普京今天想給天然氣管道改線根本就做不到。——而1998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安然“雷總”撫今追昔，壯志凌云地展望公司前景說：“我們對發生在蘇聯、東歐、中亞地區迅疾的市場自由化腳步樂觀其成，市場自由化將在能源和電力貿易方面為我公司和整個世界提供更為誘人的發展機會，我堅信：中國隨后就會趕上市場自由化的步伐，如果它不想自外于世界的話。”

        這企業家的口氣簡直比布什還大，但也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官商勾結的精英利益集團本質，這其實就是安然在短短十年迅速崛起暴發的秘密。

安然破產案，才是美國金融海嘯的真正先聲

        不過，正是對安然的長期調查和跟蹤使得皮大衛認識到：安然的前景不妙，安然向全世界擴張的增長神話是靠它背后的社會關系來維持的，而維持這種社會關系則耗費了安然巨大的開銷，導致了大量的隱形財政支出，這使得安然的財務體系即使不是一塌糊涂，恐怕也是黑賬假賬一大堆，難得一見天日，而且，安然不但長期向民主、共和兩黨支付政治獻金，同時更要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制定提供強有力的輿論支持，這就需要供養研究所、提供所謂“非政府組織”基金、支持包括“達沃斯論壇”這種資本家的喇叭，安然旗下的“民間機構”包括美國企業家協會、美國政策創新協會、美國“結構融資實體”，這些智庫既是安然和美國政府開拓世界市場的軟力量戰車，而隨著其分支機構遍及世界，其花銷和支出也日益龐大——用皮大衛的話來說，隨著安然不可告人的秘密越來越多，它為了保護這些秘密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來越高。他斷言：安然的財務報告必定不實，無論它怎么遮掩，總會有露兜走光的那一天。

        而且問題還不止這些，當皮大衛將目標盯住了安然的財務總監Andrew Fastow之后，令人震驚的一面出現了。表面上看，安然的這位財務總監安德魯·福斯托（Andrew Fastow）——我們簡稱其為“福總”——是個行事格外低調的人物。這個四十歲的律師，兩個兒子的父親，將主要的業余時間用于充當兒子的體育教練，或徜徉于紐約的現代藝術畫廊，資助各種學術機構。他社交圈甚廣，但唯獨商界中人對他最為陌生，盡管養著一大堆媒體，這個大款的主要特點卻是從來不上電視——即使是安然事發之后，作為主要責任人，福總的律師依然援引回避法案，使他得以免除面對電視鏡頭的曝光。但是，皮大衛的調查發現，如果說“雷總”等人代表著安然公開的一面的話，那么正是“福總”這個神秘人物構成了安然見不得人的另一面。這位神秘的“福總”實際上長期負責將公司財務變成董事局主要成員的個人金庫，并負責偽造公司業績報表，而通過這樣的手段，安然公司上層所分的不是公司的盈利，而是股民和銀行的貸款——所謂無利不起早，安然的董事局成員當然一天都不會給資本主義白忙活。

        9·11之后，當全球都在追捧能源股的時候，皮大衛果斷看跌安然股票，同時，他將自己所搜集的安然的秘密寫成一本名為《下一場世界大戰》的“非法出版物”，四處散發，見誰給誰塞上一本——一開始大家以為他是錢賺多了吃飽了沒事干專門玩“惡搞”，始料未及的是，安然的命運不幸被他所言中。

        事后證明，安然假賬案的細節極其復雜，但總體思路卻相當簡單：首先，“福總”實際上手下管理著三十多個小公司，LJM只是其中之一，安然一方面將其虧損劃到這些小公司賬上，而另一方面再把小公司的盈利轉移到安然名下，而只有這樣，安然公司的財務報表上才能長期紅旗飄飄。而只要安然公司財務報表上紅旗飄飄，那么安然就可以大肆利用這種財務報表上的“紅旗飄飄”以換取超高的信用評級，有了高的信用評級，安然就可以從股市上圈來大筆金錢，同時再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從而再反過來不斷沖銷小公司的壞賬。

        實際上，從今天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安然所玩的游戲其實與2008年9月以來引發世界金融海嘯的華爾街上的大公司的所作所為一模一樣，但是，在當時安然卻僅僅被當成了一個個案來處理，沒有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視，這與其幕后力量的遮掩和“擺平”關系巨大。而玩安然這種循環游戲的關鍵在于是否有人去爆料，如果沒有人去揭發秘密，游戲或許將永恒繼續，而一旦有人嚷嚷，而且堅持不懈，終于嚷嚷得大家開始將信將疑，哪怕最終結果只是導致證監會象征性的“非正式的查詢”，則游戲立馬面臨終結。因為這里的關鍵是：哪怕只是美國證監會象征性地過問，那也必將導致安然公司在標準普爾、穆迪這樣的評級機構那里的信用評級下降，而一旦信用評級下降，則企業立即會面臨三大致命后果：一，公司不可能再低息從銀行貸款；二，此前的貸款將提前到期；三，危害投資者信心，公司股票下挫。

        而正是在資金鏈條斷裂、債務提前到期和資產縮水三重打擊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能源巨人安然就雪崩一般地暴露出巨大的壞賬和虧損，并使得任何妄圖挽救它的力量不得不望而卻步，最終不得不聽任其宣告破產。與此同時，安然的大筆盈利不翼而飛，而包括“福總”在內的公司高層全身而退，并沒有受到任何追究，只剩下大批悲慘的股民呼天搶地，只能自認倒霉。

“資本主義的生命在于信用，而美國資本家恰恰最不講信用”

        2008年9月13日是我來紐約的第二天，當晚皮大衛請客，酒足飯飽之后，同去哈德遜河散步。由于第二天就是中國的中秋節，背靠曼哈頓，面向新澤西，我看來看去，便說這美國的月亮還確實真是不圓。皮大衛卻在一邊冷笑道：你這中國佬初來乍到，還倒是有騷情看月亮，我估計啊——你這一回能否拿到自己的工資都是個問題哩。

        我說不會吧？皮大衛笑道：等著瞧吧——兩天之內，華爾街必有大事發生。當時我還以為他喝高了，再說華爾街關我個屁事，除了買菜我根本就不會去那里轉悠（曼哈頓的唐人街所在的Canal Street離華爾街只有一街之隔）。

        果然兩天后的9月15日，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當日美林證券和雷曼兄弟應聲倒下。人類歷史從此翻開新的一頁。

        一個月后再見，是在42街有名的中國菜館“唐亭”。皮大衛問我中國對金融危機的看法，我自然語焉不詳，只是據大家說這只不過是“信心的危機”云云。

        皮大衛則一臉假笑，我問他笑什么，皮大衛先是伸出一個手指頭：“第一，信用危機。資本主義的生命在于信用，而美國資本家恰恰最不講信用。”然后他又伸出第二個手指頭：“第二，階級斗爭。少數人卷走了大多數老百姓的錢，而且是以他們永遠也看不明白的方式。”

        好在多虧紐約大學當局的精明管理，我總算拿到了自己的工資，而我的美國同事們卻不幸損失了他們未來的保障——養老金。據說哈佛大學就沒有紐約大學這么幸運，因為他們的校董把學校的經費投入了華爾街的股市，而這再次表明，學院里的知識分子完全不是資本家的對手。

○文 韓毓海 摘編自《天涯》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