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是一個迷人的大陸。它有豐富的資源、美麗的風景、優美的探戈、香濃的咖啡和雄偉的瑪雅金字塔。就在我寫下這幾個字的時候，巴西人和其他拉美人正在為巴西足球隊再次獲得世界杯冠軍而興高采烈。

　　　　　　

    然而，從另一方面說，拉美在世界上出名的除了60年代和70年代頻繁發生的軍事政變、80年代的債務危機和90年代的多次金融危機以外，還有長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財富集中。在巴西的里約，我曾應邀到一富人家作客。主人的房子建在海邊，腳下就是海水和巖石。站在寬廣的陽臺上，遠眺大海，心曠神怡。而同樣在里約，我也看到了擁擠、雜亂、骯臟的貧民窟。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訪問時，我曾叫陪同我的當地司機帶我去最富的和最窮的居民區。在富人區，我看到的住宅（應該說是豪宅）的外表與我在美國和加拿大的富人區看到的完全一樣。而在貧民區，

　　　　　　　

    應該說，收入分配不公不是拉美國家特有的現象。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但是，現代拉美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公之嚴重性，卻是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更加突出。正如本書指出的那樣，拉美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占總人口30％的窮人僅獲得國民收入的7.5％。這一比重為世界之最低（其他地區平均為10％）。

 

    在拉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占總人口5％的富人獲得了國民收入的25％，而占總人口10％的富人則擁有國民收入的40％。這樣的收入分配不公情況只有在人均收入水平只及拉美一半的若干個非洲國家才能看到。而在東亞的一些國家，占總人口5％的富人獲得了國民收入的16％（發達國家的這一比重為13％）。

　　　　　　

    無論從道義上來說，還是從經濟角度來看，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收入分配不公使窮人難以增加儲蓄和投資，難以擴大在教育、營養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消費，也很難使他們對農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需求。這一切顯然是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開發，也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如，收入分配不公無法強化社會的凝聚力，無法消除社會動蕩和政治沖突，從而使政府無法為吸引外資和加快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1994年1月爆發的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農民暴動是一個典型的例子。90年代中期，在17個拉美國家進行的民意調查表明，在收入分配較為公平的烏拉圭和哥斯達黎加，80％以上的人信奉民主制度。而在收入分配更為不公的厄瓜多爾、巴拉圭和危地馬拉等國，大多數人認為“民主或非民主的政府無多大差別”。

　

　　無論在拉美還是在其他地區，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我國學者在論述拉美的收入分配時，經常提到的原因涉及稅收體系、重視教育的程度、與工業化模式息息相關的勞工政策以及政府在處理分配與增長的關系時采取的政策，等等。在本書中，美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家還從自然資源稟賦和地理位置、金融市場、政府的規模、社會保障體系和家庭等領域入手，分析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在上述原因中，我認為，將自然資源稟賦和地理位置與拉美的收入分配不公聯系在一起這一觀點是頗有新意的。他們發現了拉美國家的三個特點：一是人均土地占有量較大的國家與那些人均土地擁有量較小的國家相比，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非常突出。二是嚴重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國家，較之其他國家的收入分配更為不公。三是離赤道愈近的國家，其收入分配愈不公平。

　　　　　　

    那么為什么自然秉賦和地理位置也與收入分配有關？美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家認為，以下幾個因素十分重要：首先，與溫帶農作物相比，熱帶農作物明顯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特點，因此，土地的高度集中就變得更加必要和有利可圖。這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為什么土地所有制高度集中的狀況在中美洲地區非常普遍。然而，美洲開發銀行的經濟學家也指出，就上述“規律”而言，東亞是一個例外。盡管一些東亞國家（地區）鄰近赤道，但它們并不存在土地所有制高度集中的特點。這主要是因為“東亞社會的基礎是水稻種植業，而這一種植業不像甘蔗、棉花或煙草等熱帶作物那樣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

 

    所以，“盡管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東亞的相對公平的收入分配與大米文化留下的經濟、社會和體制結構有著很大的關系”。其次，礦產資源和某些種類的土地開發具有資本密集型的特點，因此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而言比較小。這一特點對于資本比較匱乏而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會提高資本的相對價格，降低勞動力價格，最終使收入分配得不到改善。此外，由于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一般來自制造業或非資源依賴型工業的發展，因此，嚴重依賴自然資源的國民經濟難以得到長期性的可持續發展。這同樣是不利于收入分配的。第三，鄰近赤道的國家，由于受到氣候條件的影響，一般說來工人的勞動條件比較差，傳染病也比較多，因而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不易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就無法提高，而“發展前景遇到的這一不利狀況會加劇不平等，因為經濟發展對（改善收入）分配來說常常是有利的”。此外，由于鄰近赤道的熱帶國家的農村地區勞動生產率低，發展水平低下，生活條件差，因此，工業化就會在勞動力市場的“買方”市場條件下進行，從農村進入城市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也就難以得到較高的工資，最終使收入分配得不到提高。

　　　　　　

　　美洲開發銀行成立于1959年，是一個致力于加快拉美經濟發展的地區性多邊機構。該機構最初的成員有19個拉美國家和美國。后來，又有8個西半球國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加入。自1976年起，有18個非美洲國家加入。今天，它的成員已多達46個。應該說，美洲開發銀行通過向拉美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咨詢等途徑，有力地促進了拉美的經濟發展。必須指出的是，美洲開發銀行的學術研究也非常出色。1990年夏天，我曾對該行設在華盛頓的總部進行過短暫的訪問，耳聞目睹了各個部門的經濟學家的研究工作。例如，該行的前任執行副行長N. 伯索爾和前任首席經濟學家R. 霍斯曼（這兩位都曾訪問過我所），都是在國際學術界比較著名的經濟學家。

　　　　　　

    在國際上，論述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專著很多。本書的特點是：（1）融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于一體。換言之，本書既有大量的數據和資料，也有豐富的理論研究，從而使讀者對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看得更深更透。（2）除了分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以外，本書還為拉美國家提出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對策。因此，本書對學者來說是一本學術專著，對決策者來說則是一種很好的決策指南。

 

    美洲開發銀行基本上每年出版一本論述拉美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的主題一般是與拉美的發展息息相關的大問題，如經濟改革、社會保障、經濟的動蕩性、農業發展、投資與儲蓄、社會服務、競爭力，等等。本書是1998－1999年報告的中譯本。本書的出版得到了美洲開發銀行的資助。我們在此向該行研究部的首席顧問愛德華多·洛拉（Eduardo Antonio Lora）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