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大經濟規模掩飾下的脆弱經濟結構和較低的工業化水平，決定了中國不具備挑戰世界強國的實力，更不具備制定國際規則和領導世界的能力。中國要走出危機，實現工業化，則必須改變對國際體系的片面依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公然決裂。

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現實與展望

文/岳健勇

《南風窗》（獨家策劃）2009.4.22-5.5 第9期

本文為未經刪節的原文

      2009年4月初G20峰會召開前夕，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撰文，提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作為未來國際儲備貨幣，以取代幣值不斷下滑的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這一主張引起了海內外廣泛關注。周小川提出，IMF的特別提款權應當根據各國GDP的權重，以各自現有的外匯儲備規模為準備金來發行。然而，除了俄羅斯和巴西在會前支持中國的主張外，主要大國對此建議反應冷淡。美國、歐盟和日本均明確表示反對動搖美元的地位，歐盟甚至指中國提出的增加在IMF表決權的主張不切實際。鑒于此，中國建立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沒有進入此次G20倫敦峰會的議事日程。

中國在過去30年，埋頭于發展本國經濟，在國際事務中一向低調，此次高調提出改革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主張不同尋常。而且，中國提出改革主張的時機又恰逢西方資本主義面臨嚴重危機，全世界似乎都在翹首以盼一個崛起的中國拯救世界的時刻。但是，在超主權儲備貨幣之說無疾而終后，中國在G20峰會上沒有就挽救世界經濟提出任何可行的政策主張，因而完全沒有展現出與其經濟規模相適應的領導世界的能力。

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壟斷著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和相關國際組織的話語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只是被動接受，這種國際經濟秩序無疑是非常不合理的。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主張是否意味著中國有意圖挑戰美元霸權，以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NIEO）？

事實上，中國提出該項主張是源于對美國政府政策的不滿。中國擔心，美國政府通過印鈔方式回購國債，將造成美元的“無序大幅貶值”（余永定語），從而使中國在美國的外匯資產進一步縮水。但奇怪的是，中國政府一方面提出要改革國際儲備貨幣，另一方面卻在繼續增持美國國債。中國官員一再表示，購買美國國債是中國的唯一選擇，中國不打算改變現行的外匯儲備政策。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林毅夫也認為，中國并無意挑戰美元的霸權。那么，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上將扮演何種角色、并承擔怎樣的責任呢？

NIEO：失敗的挑戰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曾在1980年代支持和聲援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含義是構建民主的國際經濟關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建立公平的貿易體系，以及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投票權。舊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從二戰結束前的帝國主義時代延續而來的，在前殖民地國家戰后陸續擺脫宗主國的控制實現獨立，到1970年代初——聯合國大會發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時，占全球人口70%的發展中國家僅占有全球收入的30%，這種貧富差距被認為是一種不正義和不平等；而在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體系下，北方工業化發達國家與南方發展中國家之間財富分布不合理的狀況還在進一步加劇。因此，從1970年代初開始，發展中國家發起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運動，史稱“南方的挑戰”。

      發展中國家成功地把世界貧困問題納入了國際議程，但是南北方就貧困責任的爭論迄今沒有終結，究竟是發展中國家應當為自身的貧困負責、抑或發達的北方國家應對此承擔責任？無論如何，戰后國際政治的發展，特別是大批新獨立國家進入聯合國，使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能夠引起國際社會的適當關注。新的國際機構的建立，如聯合國貿發會議（1963年），無論在話語還是在國際制度上，都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構成了挑戰。

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設想深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它強調國家對經濟的主導作用，主張在世界范圍內推行全球累進稅制，要求發達國家建立全球發展基金，并無償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等等。著名的“依附論”則進一步豐富了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構想，“依附論”強調外部因素，即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制約，認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造成并強化了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國際分工，是導致發展中國家長期“不發達”的根源所在。基于上述理論，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必須爭取發達國家在國際制度和政策安排上進行調整，向發展中國家做出讓步；另一方面，必須部分隔斷與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聯系，通過組建區域經濟集團，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

      發展中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受到了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強烈抵制，但畢竟在戰后主權平等的時代，擁有豐富資源的發展中國家能夠通過組建國際商品同盟（卡特爾），提高初級商品的出口價格，改善貿易條件，并迫使發達國家做出一定讓步。例如，1973年歐佩克石油提價就直接沖擊了西方經濟。與此同時，戰后美蘇爭霸的兩極國際政治格局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和外交上提供了一定的空間。與社會主義陣營不同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并不相互隔絕，而是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經濟政治關系。但是在西方眼中，與蘇聯的競爭事關西方世界的存亡，因此，南北關系受制于冷戰的國際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從屬于東西方關系。在1970年代初美蘇關系出現緩和之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給予了一定程度的滿足，如放寬世界銀行的貸款條件，歐共體給予非加太國家普遍優惠制待遇等等。

      從根本上講，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取決于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成功。但困難在于，進口替代工業化受到國內購買力不足的制約，由此不可避免會造成資源的浪費以及失業等社會政治問題。解決需求不足只能依賴發達國家給予市場準入的特惠，同時被允許限制來自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進口，以便完成本國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和技術積累。但是，關貿總協定的最惠國條款否定了這種可能，雖然發展中國家在關稅減讓上爭取到一定的差別化待遇。東亞四小龍是唯一的例外，其國家主導工業化的“發展型國家模式”的成功，得益于美國對其單方面開放市場，以及提供大量資本援助和技術轉讓。這是美國的冷戰政策使然——即在中蘇等共產主義國家的周邊樹立起資本主義經濟成功的樣板。盡管作為冷戰特殊產物的東亞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義，難以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效仿，但東亞模式的成功大大降低了“依附論”的影響力，使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途徑上陷入迷茫。

      其實，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最終失敗還有更復雜的國內政治原因，如普遍的政治腐敗，管治能力低下等等。同時，發展中國家之間矛盾重重，缺乏共同利益，對發達國家提出的發展要求雜亂無章，缺乏連貫性。此外，發展中國家與大國的關系各不相同，甚至彼此間在外交政策上無法調和，因而形不成團結統一的共同體，而是分化成各懷心腹事的諸多小集團，從而便利了西方世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分化瓦解。

進入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爾的上臺預示著政治保守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在西方的全面復興，美國對蘇聯的態度日趨強硬，對發展中國家也采取了越來越不妥協的立場。此時，拉美等發展中國家陷入了嚴重的債務危機，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模式已告失敗。1991年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全球化隨著興起，美國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不再有任何障礙。1995年，世貿組織取代了關貿總協定，美國主導建立了更加嚴格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制度的規則框架，發展中國家遂面臨來自資本主義國際體系要求其全面實施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巨大經濟和政治壓力，在經濟發展和意識形態上處于全面劣勢的發展中國家謀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最終歸于失敗。

中國的角色和責任：搭便車還是另起爐灶？

冷戰終結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與西方資本主義相對抗的另類現代性選擇的失敗，還在于這種全局性的失敗使發展中國家，別無選擇地遵照西方經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原則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中國在21世紀初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實行激進的經濟自由化，這對于西方來說，不亞于在南北關系的“冷戰”上贏得了重大勝利。中國的經濟奇跡被國內外主流經濟學家廣泛引證為全球化（經濟自由化）的邏輯結果，但中國的經濟成就在發展中世界僅僅是個特例，撇除中國之外的全球基尼系數自1990年代以來大幅升高，表明除中國之外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后變得更加貧困。中國對于全球自由經濟制度（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的熱衷，使得支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說辭言不由衷，且流于空談。而且，即便對于中國來說，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沒有解決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中國的工業化自1990年代后半期以來就徘徊不前，眾多行業被外資牢牢控制，中國對發達國家技術和市場的依賴達到驚人的程度。

筆者曾多次以“無技術工業化”的概念闡述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質，“無技術工業化”是冷戰后西方對中國在發展戰略的自由主義取向上進行誘導和施壓，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高度政治化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所謂“中國模式”的本質，就是中國市場列寧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聯姻，即在國內強政府-弱社會的政治構架下，建立在對外依附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對內缺乏公平和正義的基礎上所取得的一種畸形經濟增長。中國在本世紀初正式放棄“反霸”目標，繼而提出“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和諧世界”的說辭，已清楚地表明中國無心挑戰造就了“中國奇跡”的現存國際體系，相反，中國希望能夠繼續搭乘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便車，通過與西方世界保持穩定和良好的經濟政治關系，維持既定的發展路線和利益分配格局。

然而，“無技術工業化”因制度性內需不足以及資源和市場的瓶頸，本身就醞釀著內生型的經濟危機，并隨時通過外部危機的輸入被進一步放大，從而使神話般的高速經濟增長難以持續。龐大經濟規模掩飾下的脆弱經濟結構和較低的工業化水平，決定了中國不具備挑戰世界強國的實力，更不具備制定國際規則和領導世界的能力。中國要走出危機，實現工業化，則必須改變對國際體系的片面依附。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公然決裂，那樣不僅嚇不倒西方，反而會使中國付出巨大的經濟、政治和外交上的代價，甚至可能大大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在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難度超乎想象，但是，中國作為經濟規模世界第四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著發展的機遇。這個機遇決不在于能否延續“無技術工業化”的發展路線，而在于，中國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對新興國家市場的激烈競爭，以自身大國規模為籌碼，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如西方經濟陷入嚴重危機之時，不失時機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提出對國際規則的修改，那將是代價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有效方式。

因此，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既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無法回避的前提條件，和必須爭取的外部環境，更是中國為自身長遠利益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所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和領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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