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之鏡
 紈與素
一、寫在智利的“911”三十一周年來臨之際

小時候看過一部巴西音樂片《生活之路》，好像是講兩個民歌手的故事。之所以有印象是因為那里面的歌曲好聽，其中有一首插曲叫作《相距遙遠也能相愛》。后來就幾乎再也沒聽過南美音樂，除了那首著名的印第安民歌《山鷹》（elondon
pass），可能很多人都聽過保羅西蒙和加豐凱爾由此翻唱的If I Could
。直到有一天，在維也納的一個小廣場，見到幾個身穿印第安式斗篷的秘魯小伙子，手持排簫——最大的將近半人高，最小的如一本雜志大小——排成半圓的隊形載歌載舞，行人紛紛駐足，有人禁受不住音樂的誘惑隨之手舞足蹈。于是我買下了平生所買到的最貴的一盤磁帶——他們自己錄制的專輯：純正的南美民間音樂——八美元，真不便宜，但真是物有所值。

那一次，我聽到了和以前印象完全不一樣的一首《山鷹》：節奏極富變化，由一開始弱起的低音排簫縹緲舒緩的慢板，到中部高音排簫的急促熱烈激情迸發，最后轉入中速的莊重行板，悠遠深沉中帶有一種隱隱的悲傷（但這份悲傷在保羅西蒙演繹的歌聲中找不到一絲痕跡），并加入豎笛、搖響器、吉他等樂器，配合著醇厚而略帶沙啞的人聲，音色上極其的豐滿。被這樣的音樂包圍，近距離地直視秘魯人在陽光下閃亮的深棕色皮膚，質樸、野性而善良的眼神，仿佛置身于安第斯高原之上仰望南美蒼茫的天空，一只山鷹，掠過頭頂。

然而，最近我才知道，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有一場席卷整個大陸、影響深遠的“拉美新歌運動”，它的出現，與當時拉美蓬勃興起的反帝反殖民運動、拉美乃至世界范圍內左翼力量的上升、古巴革命的勝利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拉美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思想勃興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的存在價值，早已超出了音樂甚至文化藝術的范疇，對整個拉丁美洲政治和歷史進程以及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在這場拉美新文化運動中，涌現出許多人民歌手、人民藝術家，他們為那些在新時代的殖民者及其幫兇欺壓剝削之下苦苦掙扎的窮人歌唱，鼓舞人民的反抗意志，甚至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2003年9月10日，智利政府舉行儀式，悼念1973年9月11日軍事政變時在保衛總統府戰斗中犧牲的前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殉難三十周年。與此同時，智利政府、各左翼政黨和民間也在大規模地舉行活動，悼念一位犧牲于“智利的911”的人民歌手——維克多•哈拉。

讀了供職于社科院拉美所的索颯女士的著作《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懷著對維克多•哈拉，這位美洲大陸的歌者、智利人民的兒子的敬仰，我開始有意識地關注拉丁美洲的歷史與現實，并且體會到，只有理解了拉美大陸的歷史，才能聽懂他們的歌聲。拉丁美洲，這片陽光鮮烈，草木蔥蘢、盛產歌與詩的大陸，無數的歌手與戰士生于斯長于斯、為之獻上歌聲、灑盡鮮血的大陸，幾百年來一直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大陸，蘊藏著豐富寶藏卻又飽含著深重屈辱的大陸，從未這樣清晰，從未離我這樣近。

而且，這種關注不僅出于人道理念或人類普遍具有的正義情感，還出于我們這個東方國度與遙遠的拉丁美洲在歷史遭遇和現實命運上的若干交集——浸透鮮血的白銀、漂洋過海的絨毛玩具和牛仔褲、毛澤東、卡斯特羅、墨西哥永遠失去的北方領土、大洋上的銀河號、梅內姆時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經濟部長卡瓦略、時下引起網民熱切關注的呼吁停止國企改制的郎咸平、改錐工業化、運十與中華之星、委內瑞拉的紅潮、急需支援的重慶與鄭州的工農同胞……

這是2004年的九月。三年前的那個911家喻戶曉，然而，有多少人會想起三十一年前的另一個911呢？在實力世界的天平上，兩個美洲大陸的輕重是如此的懸殊。兩個911的犧牲者們流淌的都是鮮血，失去的都是生命，但事實證明，有人從來認為，貧賤者的生命不過是一縷輕煙！

1992年，在也曾深受西方列強殖民統治之苦的中國，學者們亦步亦趨地跟在西方世界身后，熱熱鬧鬧、興致勃勃地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500周年，主流聲音是：“500周年的紀念活動不僅僅是紀念哥倫布的第一次遠航美洲，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把這次遠航作為象征東西半球諸文明大會合的一個歷史性起點來進行紀念。這樣才有可能對這次發生在500年前從西歐遠航美洲的壯舉，取得超越民族、超越國界、超越15－16世紀的時代局限性的共識，并對它作出具有當代世界歷史意義的新評價。”

這“新評價”又是什么呢？哦，原來是“歷史本身便是如此，他從不以道德為旗幟替自己開辟路徑。”

然而，對于拉丁美洲人民而言，來自同是第三世界兄弟一樣的中國的這種聲音，無疑是一種可恥的背叛和出賣。

索颯女士告訴我們，就在1992年，在墨西哥城見到的不是節日的慶祝，而是拉美人民犧牲日憤怒抗議的浩浩蕩蕩游行隊伍，是地鐵站墻壁上書寫的“哥倫布是500年前一個走錯了路的流氓”，是響徹墨西哥城中心廣場的“正義！正義！正義！”
的呼聲。阿根廷哲學家杜塞爾說：“從來自外部的入侵者、壓迫者的角度看，那是一次發現、一次征服，從我們自己的主觀角度來看，那是一場浩劫、一場入侵、一場奴役。”

是我們某些中國學者缺乏歷史常識嗎？不，他們缺乏的是面對強權的骨氣和良心！所以，當《南方周末》在今年7月15日以《拉美化真的存在嗎》為題，質疑“拉美經濟是否真如國內某些人士所描述的那樣，已經淪為外國資本的附庸？遍覽國內媒體的報道，答案卻不甚了了。如是，中國經濟憂自何來？由‘拉美化’演繹而來的思辨是否壓根就是一個偽命題？”
時，當我看到某資深拉美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員、博導應邀為此專門撰寫的妙文時，如鯁在喉，脫口而出的是——而且只能是——無恥！

二、文明的野蠻，野蠻的文明
 
1492年的確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年份——從這時起，歐洲初生的資本主義借助侵略和劫掠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并奠定了其后五百多年在世界范圍內的強勢地位：以歐美為中心、其他地區為附庸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基礎。以至于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弗理阿諾斯將他上下兩冊的《世界通史》直接冠名為《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正是1492年的地理大發現，而不是自1800年代開始的歐洲工業革命，造就了今天看來似乎戰無不勝的現代資本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地理大發現，更適合的名稱應為“資本的大發現”。

1492年，在葡萄牙人首創的“海外冒險事業”激勵之下，受西班牙國王支持和資助、本來想去亞洲尋找黃金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加勒比海巴哈馬群島中的華特林登陸，他以為自己到了日本附近——但到了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宣布以西班牙國王的名義占領這塊土地，于是將其命名為圣薩爾瓦多，意為“救世主”。自此，哥倫布和他身后的“文明世界”“發現”了美洲大陸，開始了對美洲印第安人殘酷滅絕的“征服”。盡管近些年有人考證美洲的發現者是中國人，但從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實角度考慮，“偉大的美洲發現者”只能是哥倫布。不要忘記哥倫布的另一個身份——屠殺印第安人的兇手：1495年，哥倫布親自指揮并參加了對多米尼加印第安人的屠殺。

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埃爾南•科爾特斯（與哥倫布公款出征不同，科爾特斯是自費冒險）從古巴島出發，靠欺詐、挑撥離間和鐵器、火藥、馬匹的幫助攻入墨西哥帝國都城特諾奇蒂特蘭——這個當時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與北京一樣大的城市。他們闖進阿茲特克人的金庫，將黃金熔鑄成一個碩大的金球和整齊的金磚，然后縱火焚城，絞死了阿茲特克王夸烏特莫克。在隨后的幾年里，今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地區先后淪為西班牙殖民地。

1532年，另一個著名的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到達秘魯，將手無寸鐵前來拜訪他的印加帝國國王阿塔瓦爾帕扣留監禁，殺掉了國王的隨從，逼國王交出巨額贖金（占地寬22呎，寬17呎，高達七呎的一堆金銀）以換取自由。贖金交來了，皮薩羅卻背信棄義地將阿塔瓦爾帕殺害，隨后帶領軍隊攻入印加帝國都城庫科斯，洗劫了太陽神廟，征服了秘魯——黃金之國。我們熟悉的《山鷹》正是紀念這位國王的。

十六世紀中葉，巴西被葡萄牙人占領；到1580年西班牙人在阿根廷建成布宜諾斯斯艾利斯城時，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才基本停止，一個間雜著幾小塊荷蘭、英國、法國殖民地的西語葡語拉丁美洲的版圖基本確立。

當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在拉美各地成為官方語言之時，美州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卻幾乎被滅絕殆盡。索颯女士曾問一個古巴人；“為什么你們國家沒有印第安人呢？”對方回答道：“難道你不知道古巴島上的印第安人全被殺光了嗎？我們都是白人和從非洲販來的黑人的后代。”今天的加勒比海諸國只有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人種，這一地區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已經悉數滅絕。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1970年）的作者，烏拉圭作家、記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據一份調查說明，哥倫布以前的墨西哥約有兩千五百萬到三千萬人口，在安第斯山區也有同等數量的印第安人，中美洲和安德列斯群島有一千萬到一千三百萬居民。外國征服者出現的時候，美洲印第安人總共不少于七千萬，也許還要多，一個半世紀以后就減少到總共只有三百五十萬。

德國左翼學者貢德•弗蘭克在其1996年的新著《白銀資本》一書中寫道，到1650年，中美洲阿茲特克和瑪雅文明的人口從原來的大約2500萬萎縮到150萬。安第斯山脈的印加文明人口從原來的大約900萬減少到60萬。北美的情況也一樣。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來之前，第一批歐洲來客帶來的病菌大約在1616－1617年就已經在大片土地上掃蕩了許多土著居民。關于歐洲對美國的根本影響，有一種估計是，土著居民從500萬減少到6萬，后來才重新開始增多。另根據有些人的估計，整個新世界的人口從1億減少到500萬。

殖民者自身的證詞也可以參考——1581年，西班牙國王費利佩二世在瓜達拉哈法庭斷言，美洲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已被消滅，幸存者必須為死者繳納賦稅。

如此高效率的消滅印第安人是怎樣做到的？想象力在這里失靈了，在閱讀過程中，我一次次因憤怒而合上書頁。
● 戰爭：集體或零散地屠殺
在一份名為《戰敗者的目光》的印第安古籍中，記載了一次對阿茲特克人的神廟大屠殺。那是1520年5月，阿茲特克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青玉米節”，在請示了西班牙人之后，慶祝活動被獲準進行。正當人們在在神廟里歌舞時，屠殺開始了：西班牙人先向打鼓的老人挑釁，扇他們的耳光，砍掉他們的雙手，繼而砍掉他們的頭；西班牙人堵住了神廟的出口，不放過一個想逃脫的人。被殺者的“內臟在地上流淌，一些人還在無望地奔跑：拖著拌腳的腸子”。在這場三個小時屠殺中，神廟內的600名貴族、年輕的武士和3000名平民全部被殺害。

西班牙人攻下墨西哥城之后，曾有幾個印第安學者帶著最珍貴的史書前來投降，他們對這些來自“文明”世界的征服者懷著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他們能珍視這寶貴的典籍，然而，西班牙人放出兇惡的狼狗把他們活活撕咬致死。

在戰勝者一方，也有鐵證如山的記錄。正直的西班牙修士拉斯•卡薩斯曾擔任古巴遠征軍的隨軍教士，他目睹了古巴島的大屠殺——從此走上為殖民地人民真誠呼號的反叛道路，他這樣寫道：“一次，印第安人帶著食品和禮物來到一個離大村莊10里之外的地方迎接我們。我們一到，他們就奉上大量鮮魚、干糧和其他食品以及他們所能拿出的一切。不料，基督徒突然兇相畢露，當著我的面毫無道理地用劍殺死了坐在我面前的3000多名男女老少。這一暴行是我親眼所見。”
（拉斯•卡薩斯《西印度毀滅述略》）
烏拉圭和阿根廷地區的印第安人是十九世紀被滅絕的，目的是不讓他們妨礙畜牧業莊園主兼并土地。那時管殺印第安人叫做“捕獵”，軍人每拿出一對睪丸
——毫無疑問，是印第安人的——就能夠得到賞錢。墨西哥索諾拉州的印第安人慘遭屠殺，是因為這樣就可以把他們的豐富礦產和肥沃土地賣給美國資本家。征服者的后起之秀美國人并不比他們歐洲的伙伴差，在北美的屠殺就不提了，僅十九世紀入侵墨西哥時，很多美國兵還認為印第安人是“可以隨意弄死的猩猩”。

罪惡甚至在近幾十年仍然繼續。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中披露，上個世紀中葉，美國以征服者的姿態撲向亞馬遜河地區，圖謀這里的釷、鈾、黃金、金剛石等重要的戰略性礦產。軟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資金為名，竟準許美國空軍在自己的領空航拍，獲取大量戰略情報。美國新教傳教團在巴西各地傳教、教英語，并大量向印地安婦女發放避孕藥以減少人口——盡管亞馬遜是世界上人煙最稀少的地區之一。美國的這種入侵，極大地煽動起巴西國內美國利益代言集團的貪婪之火，為了占有印第安人的土地開辟種植園，甚至動用直升機和輕型飛機向印第安人掃射，向他們的村子投下炸彈，給他們接種天花病毒，贈送摻了馬錢子堿的白糖和摻了砷的食鹽，這些罪行發生在巴西軍人獨裁者卡斯特羅•布蘭科掌權的1968年。

● 苦役與自殺：另一種戰爭
還有很多人是被極其繁重的勞役活活折磨死的。殖民地的掠奪經濟制造了比戰爭更為巨大的死亡數字。
在馬匹很少的十六十七世紀的拉美，運送貨物或搬運行李的牲口是印第安人，殖民者們用他們取代了承重能力差的大羊馱。這些印第安人吃的是狗剩下來的東西，和狗睡在一起，只能跪著和白人說話。他們要背著近百公斤的貨物行走，但西班牙人怕他們中途跑掉，將他們用鎖鏈串起來。一次，4000名印第安人中只有6個人活著回來，其余都累死在路上。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但還不是最令人發指的。途中，那些由于負載過重而虛弱不堪或饑餓交加而生病的人要逐出隊伍，可是，解開鐵鏈是很麻煩的，會影響行進速度。西班牙人是多么聰明：他們干脆一刀砍下那些人的腦袋!

礦山吞噬了更多的人命。玻利維亞的波托西現在沒有白銀了，但它在可供開采的三個世紀里消耗了800萬條生命。印第安人攜家帶小被趕到礦上去，惡劣的工作條件讓每十個人當中就有七個再也回不來。外面天寒地凍，礦井里卻熱死人，印第安人活著進去，常常是死的抬出來，或是頭打破了，四肢摔斷了。用汞來提煉白銀使工人和他們的家屬都中了汞毒：頭發牙齒脫落，全身控制不住的發抖、發軟。失去了勞動能力的工人卻被西班牙礦主踢出門外，匍匐在地上乞討，很快默默死去。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后來，在加勒比海地區，從事淘金的島嶼居民都不再納稅了，因為他們都在非人的強度勞動中死光了。

畜牧莊園和種植園，聽起來像田園詩，卻是殖民者打造的人間地獄。以占領土地為目的的屠殺留下了一些幸存者，他們被送到莊園里當奴隸。在二十世紀初，五十名龍舌蘭種植園大王總共擁有十多萬名印第安亞基族奴隸，盡管他們都是經過挑選的身強體壯者，但三分之二還是在進行奴隸勞動一年后就死去了。當然奴隸主也有憐惜奴隸的時候，比如對待犯了錯誤的女奴，在鞭打她之前，先在她要趴下的那個地方挖一個坑，讓她把肚子放在凹處，這樣就不會傷了肚子里的那個物品
——那個未來的“人力資源”。
現代拉丁美洲人種的來源之一，是從非洲販運來的黑奴。他們的命運一點也不比印第安人強。古巴的甘蔗種植園里，奴隸每天的勞動時間是二十個小時。在美洲種植園里，在那些橡膠、蔗糖、棉花、香蕉、咖啡、可可的根系之下，掩埋著無數黑奴的尸骨。也有很多黑人還未抵達美洲及死掉了。比如非洲皇家公司在
1680年到1688年裝船的七萬名黑奴中，有兩萬四千人是在船上死去的：病死、餓死或絕食而死，用鐵鏈將自己勒死，跳海而死。還有很多黑人是不堪殘酷壓榨參加起義而被殺死。十七世紀，逃居荒野的黑奴在巴西東北部建立了帕爾馬雷斯黑人王國，在幾十年中遭到荷蘭和葡萄牙軍隊的數十次圍剿。一次，一位葡軍隊長炫耀他的戰利品，竟然是一個裝了3900對黑人耳朵的口袋。

拉斯•卡薩斯修士寫道：“古巴島的印第安人與西班牙島的百姓一樣，淪為奴隸，備受折磨，為了不白白送命，人們紛紛逃進山里。有的夫妻沒能逃走，絕望之極，在扼死自己的孩子之后，雙雙懸梁自盡。僅由于一個西班牙暴徒（我認識他）的殘暴行為，就有二百多人上吊自殺。此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人以同一種方式死于其他暴徒之手。”

然而，與拉斯•卡薩斯同時代的西班牙官方史學家卻誣蔑印第安人的自殺是由來已久的習慣，乃是出于“娛樂和逃避勞動”。甚至到了1970年代，歐洲還有人把這樣的話當作學術解釋，認為古巴人繼承了這樣的基因。

拉丁美洲人民當然不接受這樣的解釋，他們認為，自殺是“用永久的罷工和無止境地逃到另一個世界”
來表示無援的反抗。狡猾的奴隸主們將自殺的人分尸拋尸，因為這樣一來，來世復活的人就將缺頭少腳，缺心少肺，或者沒有生殖器，從而使一些奴隸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只能繼續忍受殘酷的勞役為奴隸主創造利潤。后來古巴島上的黑人就不再自殺了，他們常常感到有一根“有魔力的帶子”在天上飛起來，飛呀，飛呀，跨越煙波浩渺的大洋，帶他們返回自己的非洲故鄉——此時，我終于明白了為什么拉丁美洲能產生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明白了為什么古巴共產黨人卡彭鐵爾能成為魔幻現實主義之父。然而，這是一種多么辛酸的醒悟！

● 細菌和傳染病：“文明”的幫兇
來自海上的歐洲人帶來了各種疾病：天花、破傷風、各種肺部和腸道疾病、性病、沙眼、傷寒、麻風、黃熱病、齲齒。從未接觸過大陸以外人種的土著居民對于這些細菌和病毒沒有任何抵抗力。一個印第安人這樣描述著水痘：“西班牙征服者進駐特拉斯卡拉，于是傳染病蔓延開了。咳嗽，像燃燒著的火燙的水痘。”、
“傳染的、頑固的、難以治愈的水痘使許多人喪生。”巴西人類學家達西•里貝羅估計，美洲、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島嶼上的土著居民中有近一半是在首次接觸白人后被傳染上疾病而喪生。

每一個土著居民死于非命——因屠殺、因苦役、因疾病—－都是嗜血的殖民者樂于看到的，這意味著他們“繼承”了死者的財富。
令人不勝感慨的是，在印第安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犧牲時，“文明世界”在精神、人格和文化上對他們的侮辱從來也沒有停止過。舊殖民時代一位總督認為，沒有比在礦山勞動能治愈印第安人“天生的劣根性”更好的辦法了。人類學家胡安•希內斯•德賽普韋爾達認為，印第安人現在的處境是罪有應得，因為他們不信上帝。伏爾泰認為，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又懶又笨，在美洲，連獅子都是無毛的、怯懦的。培根、孟德斯鳩、休姆等人則拒絕承認美洲“卑賤的人”與自己是同類。盡管1537年教皇保羅三世宣布印第安人也是人，但其后幾百年中仍有許多神學家并不相信這一點。甚至在拉丁美洲，很多人的民族意識和人的尊嚴意識也被幾百年的殖民統治毒化了，那些本身受著國內外權勢者欺凌的人，又欺凌著最底層的印第安人，直到1957年9月，巴拉圭最高法庭才通報全國：“印第安人同共和國其他居民一樣也是人”。

在《西印度毀滅述略》中，拉斯•卡薩斯講了一個故事：“古巴島上一位反抗西班牙人的酋長名叫阿圖埃伊，西班牙人抓到了他，要把他燒死，一個方濟各會的修士希望他臨死前接受基督教的洗禮。酋長說‘基督徒都是壞人，我為什么要成為基督徒？’修士說‘像一個基督徒那樣死可以進天堂，天天看見上帝，并享受安逸。’酋長又問‘基督徒進天堂嗎？’修士回答‘好基督徒才能進天堂’。最后，酋長表示他不愿進天堂，因為天堂也是基督徒要去的地方。”這位中世紀富于正義感、捍衛信仰、對印第安人懷著真誠同情的傳教士和歷史學家，甚至在西班牙教廷的辯論會上大聲疾呼，印第安人寧可下地獄，也不愿與基督徒為伍！

弱者的抵抗看來總是無奈的，然而這是歷史的鐵律嗎？

三、舊殖民時代歐洲的“引進外資”（上）

沒有錢怎么生存？沒有資本怎么創業？很簡單，去偷！去搶！去騙！只要你有膽量和身手，沒問題，世界就是你的！難道這不是與契約社會、法制社會、文明社會相悖的強盜哲學嗎？是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至終貫穿著這一強盜主題，不管時至今日它在形式上變換了怎樣美麗誘人的包裝，而且，它從來都是和資產階級所宣稱的契約社會、法制社會、文明社會共生共榮——偷、搶、騙是合情、合理、合法、合乎上帝旨意的。

十六世紀，在急于商業擴張、其產品在亞洲又沒有市場的歐洲缺乏資本和貨幣之時，美洲“極低成本”的白銀與黃金滋養了歐洲新生的資本主義。
當西班牙人闖進美洲時，印加帝國正處于全盛期，勢力范圍包括今秘魯、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全境，哥倫比亞和智利的一部分，甚至延伸到阿根廷北部和巴西叢林地帶。在墨西哥一帶，阿茲特克文明表現出農業社會高水平的生產力。在中美洲，瑪雅人的燦爛文明惠澤了后幾代人民。三大文明在天文歷法、計數、建筑藝術、農作物培育、水利工程、勞動組織與分工方面表現了令人尊敬的水準。但是，美洲大陸的居民沒有鐵器、火藥和馬，文字還處在原始階段。

殖民者對美洲的征服粉碎了這個獨特的、年輕的大陸文明：礦業經濟摧毀了集體耕作制，大量的人口被迫向礦山遷徙導致耕地荒蕪；奴隸種植園的開辟需要燒荒，于是大片的森林和物種消失。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談到：“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
亞當•斯密在事實層面上顯然也承認這一點，只不過他是站在贊賞的立場上——他認為，美洲的發現“把商業體系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燦爛光輝的水平”。

一位學者認為，到1660年為止從美洲搶來的金銀的價值，1650年到1780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印度尼西亞獲得的戰利品，十八世紀法國買賣奴隸所獲得的盈利，英國在安德列斯群島使用奴隸勞動的收入及50年間從印度掠奪來的東西統統加在一起，其總數超過了到1800年為止歐洲的工業總投資額。這是舊殖民時代歐洲的“引進外資”。這筆巨額資本為向歐洲投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刺激了“企業精神”并直接用來建立大大推動了產業革命的工業。但是，有利于歐洲的國際上財富的大規模集中，卻妨礙了被掠奪地區跳躍到積累工業資本的階段。

● 拉丁美洲的金銀滋養了歐洲新生的資本主義
玻利維亞的波托西是安第斯高原上一座海拔5000米的山峰，曾經蘊藏著豐富的白銀，作為財富的象征在《唐吉訶德》中成為一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西諺
——“價值相當于一個波托西”
；波托西是一座城市，是十六十七世紀美洲殖民生活的中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曾經有過銀磚鋪就的馬路，裝飾豪華的教堂、劇院、沙龍，僅舞蹈學校就有十四所，城里聚集著大量的西班牙商人、妓女、賭徒。當然，這銀光耀眼的財富不屬于美洲人，更不屬于那800萬葬身在礦山的“國外無產者”。

如今的波托西是一座被耗盡的、貧瘠的山峰，連一點銀渣都沒有剩下：西班牙人撤走時，把五千個礦洞用小掃帚打掃地干干凈凈。這個著名窮國中最貧窮的城市，人口比四個世紀前少了三倍。

同樣命運的還有晚一些被發現的墨西哥瓜納華托和薩卡特卡斯銀礦。加萊亞諾據十八世紀德國旅行家亞歷山大•馮洪堡提供的材料估計，從1670年到1809年的近半個世紀里，由于出口白銀和黃金，墨西哥外流的經濟款項就相當于五十億美元（按1970年計算）。

另一組數據是據交易所的記錄整理的，從1503年到1660年，有18.5萬公斤黃金和1600萬公斤白銀運到西班牙塞維利亞港——這還不包括走私的數額——是歐洲白銀儲備總量的三倍。但西班牙只不過是美洲金錢的中轉站，通過進口貿易和償還巨額債務，白銀流入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英國的商人和銀行家的口袋，并通過他們流向亞洲和非洲以便在那里獲取好處。“美洲是一宗歐洲的買賣”。

還有黃金。
葡語美洲的領地巴西發現黃金比較晚，但這并不妨礙十八世紀巴西的黃金產量超過西班牙人在西語美洲兩個世紀內所開采的黃金總量。黃金熱使巴西的經濟中心由北方轉移到南方，在一個世紀之內人口暴增了十倍——大量的葡萄牙移民和黑奴。著名的黑金城被稱作“黃金的波托西”，礦工絕大多數是被稱作“西印度的貨物”的黑人。礦主們挑挑揀揀，和安哥拉班圖族黑奴相比，他們更喜歡來自幾內亞海濱的黑人，因為他們更強壯——盡管再強壯的黑奴大多也干不滿七年就累死了。在這里，女黑奴還是一味藥，礦主們認為，“有一種病白人才會得。這是一種在血液和男性器官中的病。得了這種病的人只要和黑女人睡覺，就能把病傳給她，自己很快就痊愈了。”所有的礦主都有黑女人作性奴。

鼎盛時期的黑金城同時存在著最奢侈和最簡陋的生活方式。葡萄牙人對上帝的熱情似乎不亞于對黃金的熱情，一次宗教活動能持續一個多星期，人們騎著馬，穿著化妝服，或乘坐用絲綢和黃金裝飾的馬車在街上巡游。世俗生活中，晚宴、舞會和各種戲劇歌舞演出常常通宵達旦。另一方面，土匪常常提著因活不下去而逃跑的奴隸的人頭換取黃金的犒賞；暴動的奴隸則被絞死、分尸，運氣好些的被投入礦山開辦的監獄或被流放。那些沒有激烈反抗的礦工只能相信宿命。

但是，葡萄牙人在精于算計方面不敵英國人，因此巴西黃金更多是贊助了英國的發展。因為葡萄牙酒類在英國市場得到了好處，作為回報，葡萄牙人向英國開放了國內和葡屬殖民地的市場。當時英國的工業發展水平高于葡萄牙，開放市場意味著葡國內工業的破產：酒類的產量和價格是有限的，于是葡萄牙只能用巴西黃金來換英國的紡織品，在這一過程中，葡萄牙的紡織業癱瘓。同時，也消滅了它的殖民地巴西工業發展的萌芽：1715年葡萄牙王國禁止煉糖廠開工；1729年宣布在礦區開辟新的交通線違法；1785年下令燒毀巴西所有織布機。廣闊的殖民地對于工業產品有巨大的需求，而宗主國葡萄牙卻變成了一個純粹的中間商，是英國人提供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所需物品的三分之二份額，連巴西礦井上干活的黑奴都穿著英國制造的衣服。

三、舊殖民時代歐洲的“引進外資”（下）
● 蔗糖: 從皇后的陪嫁到帝國大廈的磚瓦
加萊亞諾指出：“一種產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場的青睞，它帶給為生產這種產品而作出犧牲的拉美人民的災難也就越大” 。
從十五世紀末到二十世紀，西班牙人，然后是英國人，再后來是美國人，先后“進入”拉丁美洲。在這些新老殖民主義者明火執仗地掠奪下，拉丁美洲始終處于極不平等的卑屈的附屬地位，成為殖民者資本積累的源泉、工農業原料的產地和倉庫、工業品傾銷市場和廉價勞動力基地。為了富國的發展，拉丁美洲幾乎傾盡所有：金銀、銅鐵、石油、蔗糖、肉類、棉花、水果、咖啡、可可、糧食，這豐饒的物產不再是財富，反而成了宰割拉美人民的屠刀，握刀的黑手則是殖民帝國。

哥倫布第二次到美洲時帶去了甘蔗，此后三百年中，拉丁美洲的蔗糖成了歐洲市場最重要的農產品，中世紀的歐洲蔗糖珍貴到只在藥房論克出售，以至于成了皇后的陪嫁物。像金銀一樣，蔗糖也有力地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荷蘭、英國和美國的工業發展。

凡是參與世界市場——所謂“世界”，從來只是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為主導、所控制的那個“世界”——的地區，都有一個繁榮的周期，然后，由于代用品的競爭、地力的衰竭或出現了條件更好的地區，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巴西東北部曾是最富有的的蔗糖產區，后來卻成了世界上動亂叢生的最貧困地區之一：為了服從宗主國及世界市場的需要，原本可以生產養活人民的糧食的土地全部變成了單一作物種植，糧食幾乎全部靠進口，這里變成了饑餓的集中營。在這里，主要食物是菜豆，由于缺少礦物鹽，孩子們本能地吃土以補充鹽分——歐洲人高傲而輕松地將其譏諷為“非洲惡習”——大人只好給孩子們帶上牲口才用的口套。

古巴在十八世紀本來有一些工業基礎，擁有拉美第一家造船廠，但殖民新霸主英國對它的一度占領使其產業發展轉向了蔗糖種植。從此，糖廠吞噬了一切，工業荒廢了，畜牧業荒廢了，糧食、水果、煙草種植荒廢了，森林、牧場消失了。英國人運進大量黑奴來生產世界市場上除了奴隸貿易之外最能盈利的買賣，大量剩余價值由帝國主義和他們在古巴的代理人集團所享有。古巴，成了“世界”的蔗糖工廠，也確定了自己作為這個“世界”的附庸的地位。

古巴大資產階級很滿意這種附庸的角色，他們享用著專門從巴黎空運來的定制晚餐，在世界上最大的夜總會觀看舞女的表演，他們從不在乎全國五分之三的農業勞動者所掙的工資僅僅是實際生活費用的三分之一。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卡斯特羅的馬埃斯特臘山游擊戰士大多是蔗農和糖廠工人，而在1961年的豬灣，受美國慫恿支持的登陸軍隊中不僅有巴蒂斯塔時期的舊軍人舊警察，還有擁有37萬公頃土地的地主們、近一萬所房產的房產主、七十家工廠、十家糖廠、三家銀行、五座礦井和十二個夜總會的古巴老板們。

蔗糖的繁榮與奴隸貿易緊密相連。英國、荷蘭是最大的奴隸販子，從中獲益最多，法國人在這樁生意上要稍為遜色一些。在奴隸貿易頂峰時期，一個英國人一年的生活費用大約是6英鎊，但一個奴隸販子每年的利潤卻達到110萬英鎊。當時一位經濟學家理直氣壯地說：黑奴買賣是“所有事務中基本和主要的原則，是使機器的各個齒輪得以轉動的主要部件”。這是事實，買賣黑奴的資金建設了英國西部的大型鐵路和石板加工廠等工業，瓦特的蒸汽機研發過程中也得到了黑奴販子的資助。獲得發展后的英國工業需要較大購買力的國際市場，因此在安德列斯群島推行工資制，于是英國就搖身一變為反奴隸制的主要推動者了——依然是為了利潤，利潤，利潤。

在北美，新英格蘭十三個自治領也從三角貿易中撈到了工業革命所需的資本。十八世紀中葉，滿載大桶甘蔗酒的船從波士頓出發駛向非洲，到岸后用酒來交換黑奴；滿載黑奴的船下一站是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的奴隸市場，到岸后總會賣個好價錢，然后用這些錢向種植園購買原糖；下一站是馬薩諸塞州，在那里糖被加工成甘蔗酒，等待著下一次非洲遠航。這就是一個以奴隸買賣為支點的完整的三角貿易的全過程。這中間的利潤有多大呢？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南北戰爭和實行廢奴政策前夕，一個奴隸用一枝舊步槍即可換到，而在古巴人肉市場可以賣到600多美元！

三角貿易的臟錢不僅使造船業等工業受惠，還直接作用于政治：布朗兄弟用販賣黑奴掙的錢修建了一個冶煉爐，向喬治•華盛頓提供獨立戰爭所需要的大炮。

新英格蘭的十三個自治領在上升，終于成為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其后，古巴雖然還是西班牙殖民地，但卻生活于未來的新帝國——美國的影響之下：它的蔗糖主要出口美國，而到港的船一半都飄著星條旗。當美國贏得世界歷史上第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美西戰爭之后，美國參議院已經著手討論國旗上再加一顆古巴星的問題了。

蔗糖對古巴而言不僅是一種產品，更是一種命運。1920年，古巴的糖每磅達到22美分，于是成為拉美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但就在這年的12月，由于主要出口地美國市場糖價下跌，古巴糖價跌到4美分。次年危機爆發了，美國趁機買下了古巴大量糖廠和所有的銀行，包括國家銀行；古巴政府則得到美國
5000萬美元的貸款，代價是克勞德將軍以監督貸款使用情況為名對該國的實際統治。1924年，在美國扶持下，馬查多獨裁政權上臺，隨之而來的是動蕩和革命。巴蒂斯塔1952年執政之后，嚴格按照華盛頓的需要來調節自己國家的糖產量，目的是為了使古巴糖價低于美國本地糖價以保護美國糖業；十三家美國糖廠擁有古巴全部甘蔗種植地的47％以上；鎳、鐵、銅、錳、鉻、鎢礦都掌握在美國人手里；全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固定工作，注冊妓女比礦工還多——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古巴革命勝利。自1959年開始，給拉美人民帶來無盡苦難的蔗糖在社會主義古巴開始了新的、重建生命的使命。

亞當•斯密曾經論述：“美洲的發現作出了一種更根本的（貢獻）。美洲的發現給歐洲各種商品開辟了一個無窮的新市場，因而引起了新的勞動分工和技術改進，而在以前通商范圍狹隘、大部分產品缺少市場的時候，這是絕不會發生的。勞動生產力改進了，歐洲各國的產品增加了，居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也跟著增加了。”

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歐洲中心論的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指出，“正是美洲造成了歐洲居民實際收入和財富的增長……正如波梅蘭茨在1997
年談到的那樣，歐洲人對土著奴隸和從非洲輸入的奴隸的剝削，再加上美洲的資源，不僅給歐洲的消費與投資提供了額外的資源，而且也減輕了歐洲本身資源稀缺的壓力。”
、“再有，正是美洲的金錢使歐洲人能夠從亞洲買到絲綢、棉紡織品和香料，而且使他們能夠通過參與亞洲境內的‘鄉村貿易’而賺到更多的錢。”
資產階級有人為此感謝美洲嗎？不，正如亞當斯密一樣，他們感謝的僅僅是“美洲的發現”。在他們那一套以強權構筑起來的話語體系中，美洲以及全世界所有受剝削的不發達地區，美洲勞動者以及全世界所有受壓迫階級人民，其生來的宿命就是以淚水、鮮血、生命為他們奉獻財富，成為帝國大廈上的一塊塊沉默的磚瓦。

屠戮遠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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