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
楊鵬飛
美國金融危機正風聲鶴唳。橫行世界的五大投行,三家轉眼之間灰飛煙滅,另兩家改頭換面。向來以不干預市場為宗旨,并且常常以此教訓發展中國家的美國政府,卻提出8000億美元的救市干預方案,財政部長保爾森“下跪”向國會請求批準,否則政府就要收不起攤了。
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一般看法都認為,這場危機主要是金融監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那些貪婪無度的華爾街肥貓們(fat cat)鉆制度的空子,弄虛作假,欺騙大眾,闖下如此大禍。實際上,把責任完全歸結到華爾街,特別是那些公司經理們,似乎有失偏頗,這是因為,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不在華爾街,而是在于美國近三十年來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套以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理想,以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主要經濟政策目標的思潮。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其背景是70年代的經濟滯脹危機,內容主要包括:減少政府金融、勞動力等市場的干預,打擊工會,推行促進消費、以高消費帶動高增長的經濟政策等。
客觀而言,針對美國當時面對的社會經濟社會形勢,自里根總統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通貨膨脹率下降,經濟增長率回升,失業形勢得到一定緩解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嘗到甜頭的美國政府,把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推向極端,則必然會給社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威脅和破壞。美國當前面對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正是美國政府幾十年推行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走向極端的結果。
一、為推動經濟增長,鼓勵寅吃卯糧、瘋狂消費。
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歷來重視通過消費促進生產和經濟發展。亞當?斯密稱“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歸宿和目的”。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導源于一種以城市享樂生活為特征的高度世俗化”,也就是說,奢侈消費促進了生產。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將這些觀點發展到登峰造極。以降低利率、促進消費手段為例。自1981年以來,美國社會的利率水平一直呈下降態勢。在2001年美國遭遇“9?11”事件之后,為刺激經濟增長,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聯儲,將銀行利息降至1%,無限量向金融機構放貸。而當2002年美國經濟開始強勁復蘇時,格林斯潘卻遲遲不加息,直到2004年才逐漸加息。
與利息率趨勢相對應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社會的儲蓄率不斷下降。上世紀70年代最高,國民儲蓄率的平均水平為10.3%,80年代降至7.6%,1990年降為5.5%。2005、2006年居然為負數,2007年為0.5%。
在利率等經濟政策的支持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級家庭進入到一個超前消費、瘋狂消費的時代。傳統美國夢的內涵不斷擴展,住宅面積不斷擴大,汽車不斷換新,孩子要上私立學校,購物講究名牌,娛樂休閑支出大增,等等。但是,許多家庭得到這些享受,不是因為自己已經有巨大的財富,而是建立在依靠借貸、依靠未來經濟持續繁榮,收入會繼續增加,房地產價格將不斷上漲的幻覺之上。
在上述的經濟政策之下,雖然短期來看實現了經濟增長和繁榮,但是,美國政府、美國民眾卻背上了難以想象的沉重債務包袱。
二、社會分配關系嚴重失衡,廣大中產階級收入不升反降。
近三十年來,美國社會存在著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美國老百姓超前瘋狂消費,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收入卻一直呈下降態勢。據統計,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以后,美國的平均小時工資僅僅與35年前持平,而一名30多歲男人的收入則比30年前同樣年紀的人,低了12%。經濟發展的成果更多的流入到富人的腰包,統計表明,這幾十年來美國貧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美國經濟在快速發展,但收入卻不見增長,與80年代初里根政府執政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密切相關。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大重點是打擊工會,進而摧毀保障工人獲得合理分配的集體制衡機制。眾所周知,里根總統上臺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就是以鐵腕手段處理美國航空調度員的罷工,最終迫使罷工失敗。自那以后,在政治力量的持續打擊之下,美國的工人運動就開始了一個不斷衰敗的歷程,至今已經跌到谷底,目前美國私營部門的工會率不到8%,已經基本失去了對資方的制衡能力。
由于工會力量的衰落,勞動者收入必然得不到增加,那么,美國普通民眾又如何支持超前消費呢?根據美國學者的觀察分析,有三種辦法支撐。
第一種是婦女投入工作。70年代以前,美國婦女大多數仍然是固守家庭,不參加就業。80年代以來,為了支持家庭的開支,越來越多的婦女走出家門,進入職場,以獲得另一份收入補貼家用。據統計,自70年代以來,有學齡兒童撫養任務的母親的就業比例,增加了70%。第二種辦法是延長工作時間,以增加家庭收入。據統計,一個普通的美國工人現在的工作時間比30年前更長,比一個普通的歐洲人每年的工作時間要多出350小時,甚至比以勤勞著稱的日本人還要長。
由于婦女就業不穩定,而每個工人增加工作時間也有限度,美國人的超前消費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來源是:依靠借貸。
三、金融業嚴重缺乏監管,引誘普通百姓通過借貸超前消費、入市投機。
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解除管制,其中包括金融管制。自80年代初里根政府執政以后,美國一直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放寬對金融業的限制,推進金融自由化和所謂的金融創新。例如,1982年,美國國會通過《加恩-圣杰曼儲蓄機構法》,給與儲蓄機構與銀行相似的業務范圍,但卻不受美聯儲的管制。根據該法,儲蓄機構可以購買商業票據和公司債券,發放商業抵押貸款和消費貸款,甚至購買垃圾債券。
另外,美國國會還先后通過了《1987年公平競爭銀行法》、《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方案》,以及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等眾多立法,徹底廢除了1933年《美國銀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基本原則,將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投資行業的之間的壁壘消除,從而為金融市場的所謂金融創新、金融投機等打開方便之門。
在上述法律改革背景之下,美國華爾街的投機氣氛日益濃厚。特別是自90年代末以來,隨著利率不斷走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速度不斷加快,加上彌漫全社會的奢侈消費文化和對未來繁榮的盲目樂觀,為普通民眾的借貸超前消費提供了可能。特別是,通過房地產市場只漲不跌的神話,誘使大量不具備還款能力的消費者紛紛通過按揭手段,借錢涌入住房市場。
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是不可能牢靠的。從2006年底開始,雖然美國房地產價格的漲勢只是稍稍趨緩和下降,但是,經過金融衍生產品等創新金融工具的劇烈放大作用,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和危機就難以遏止地爆發出來。先是次貸危機,然后是金融危機,再到目前實體經濟社會的全面危機。
由上述分析可知,美國當前遭遇的,決不是一場簡單的金融、經濟危機,而是一場與美國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體制密切相關的社會大危機,是美國政府長期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由此來看,要解決這場危機,決不是美國政府提出的8千多億美元可以救得了的,它需要的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全面反思和改革。
毋庸諱言,由于新自由主義理論所實際產生的世界性影響,例如,全世界到處可見的混亂的所謂金融創新,失衡的社會分配關系,以及奢侈消費文化的泛濫,等等,美國的這場危機不僅對于美國自己,而且對于世界各國,對于全人類,都將是一次極為深刻的教訓和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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