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左翼報告:工人黨神話的終結
陳泰
2002年10月,巴西工人黨(PT)領袖盧拉1當選共和國總統,次年1月上任。多年來,工黨自詡「奉行多元開放的黨內民主」,有別于親蘇左翼的官僚集中制;所轄州市的參與(participatory)預算名噪一時,受到各左翼圈子的關注。共運灰頭土臉的今天,實力雄厚形象親切的PT擁有大批海外仰慕者,被視為「巴西人民歷經資本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席卷之后,另尋出路的一種努力」2(臺灣全國產業總工會原副秘書長邱毓斌)。PT影響的群眾運動(從工會、農運到貧民社區改良),也是當地托派經營許久的基本陣地。
三年過去,工黨政績如何?前途怎樣?
2005年:黑金丑聞的總噴發
2005年6月,大資本政黨PTB主動「爆料」,揭露PT收受商界秘密獻金并向各黨(含PT)國會議員按月發放「謝禮」(Mensalao),換取后者支持總統的法律提案。 6月16日,涉嫌操辦「月謝」的盧拉親信José Dirceu辭職;稍后,數年前PT與圣保羅彩票業的黑交易也給捅了出來,Dirceu亦是局中要角。7月初,傳媒曝光PT秘書長S·Pereira與司庫D·Soares掌管黨內黑金庫,兩位高干悄悄走人;7月9日,PT主席J·Genoino自請下臺;7月13日,南里奧格朗德(Estado do Rio Grande do Sul)州工黨主席D·Stival承認黨內通行「兩本帳」接納地下贊助。8月11日,盧拉競選經理人D·Mendoza坦白PT隱瞞了部分政治捐款的來歷;8月18日原司庫D·Soares證實2002年工黨曾四處收買主流黨派,換取后者支持盧拉競選;同年8-9月間,五名收過「月謝」黑錢的PT眾議員(含原議長J·Cunha)請辭,以逃避更嚴厲的刑事懲罰。10月22日,PT全國理事會開除D·Soares出黨;12月初,副總統兼紡織巨子Jose Alencar與工黨的黑金往來浮出水面;12月中下旬,政府調查團宣布PT干部掌控的數個退休基金從事非法期貨交易。
工黨的骯臟家事,雖遠未見底,卻已震撼了全社會。有產政客群嘲罵PT「自命清高,實則虛有其表」(原巴西總統I·Franco);群運干部們無奈地總結「PT領導層實現了右翼的夢想:幾年內使工黨墮落瓦解」3(盧拉原國策顧問、解放神學活動家Frei Betto)。雖然工黨緊急動員忠貞分子護航,吹捧「盧拉極具魅力,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領袖」 4(群運組織CIMP協調委員María Vieira),卻難掩大廈將傾的頹勢。近三年來,PT及旗下工會CUT(會員約1800萬人)的高層確實忙乎著「打成一片」;但兄弟情深的對象并非工農大眾,而是有產國家機器——老盧登基后,已有45位工會高級官僚踏上仕途。「草根貴人」個個薪水豐厚5,更獲得融入主流的黃金機遇;工黨大員控制的系列退休基金——總資產數百億美元——榮任諸多財團的大股東,出沒于房地產和金融市場。
盡管親工黨的群眾團體——從CUT到無地農運動MST——拼命護犢子,自欺欺人地指責「統治精英企圖以(工黨的)腐敗丑聞向政府施壓,迫使后者滿足國際金融資本的索求」(聯名公開信《Carta al pueblo brasilero》)6,但盧總統一伙「蕭規曹隨」緊跟華爾街的勁頭,早把上幾屆右翼政府甩在后面,哪兒用什么「壓力」喲!拿一位黨內左翼元老的話說,「盧拉上臺后不但推行新自由主義,而且干脆充當舊寡頭集團的代理」7(原工黨眾議員Luciana Genro),蛻變程度令昔日戰斗伙伴頗有找不著北的感覺。有些群運干部恨恨地概括左翼的反應:2003年工黨執政前夕,他們「預計盧拉會兌現某些言過其實的小改良,會以各種把戲搪塞群眾。萬沒料到,內閣竟公開替新自由主義抬轎!」8(原工黨聯邦代表Plínio Júnior)。
盧氏政權的階級性質:「工人總統」與新自由主義
拜市場化改革所賜,90年代巴西普通無產者的收入下降約20%;貧富分化(五千最富家庭所得占國民總收入的3%)引發的政治不滿,是盧拉當選的主要因素。PT上臺初期,托派國際「聯合書記處」巴西支部「社會主義民主」(DS)一廂情愿地斷言「PT的勝利等于新自由主義的失敗,給巴西社會(各階級)力量對比帶來實質性變化」9(PT元老、DS全國協調委員Joаo Machado)。實情如何呢?
80年代初的階級戰爭之火,讓工黨一度誓言「為以下目標而奮斗:所有經濟與政治權力必須由工人行使,這是唯一結束剝削壓迫的形式」10;但工會談判與代議選舉的流水作業,使無數干部的斗志消磨于無形。21世紀初的PT專心「以恢復經濟增長為絕對中心,使它變成創造工作崗位與分配社會財富的手段。通過工業增長這一主要機制,打破(國民經濟的)惡性循環:外債高筑、高利率與匯率紊亂導致債務的繼續增長」11,承諾「竭盡全力減少對外(金融)依賴,改變窒息民族制造業的高利率」12;民族市場的狹小鉗制著本土資本的升級,促使PT疾呼「不消除饑餓與不平等,就談不上持續性實質經濟增長」13(Jose Dirceu)。就職典禮上,盧拉進一步申明自己的階級和諧觀——「我們需要真正的社會契約以改造國家。需要萬眾同心的民族鐵盟,使勞動者與制造業資本團結起來!這種團結是(創造)民族基本財富的發動機」14。一句話,工黨主張的實質是拓展內需扶持制造業,追求勞資妥協而非工人革命。
類似的改良主義濫調毫不新鮮,但PT的當家實踐走得更遠——老盧治國數年,勞資互利的大餅沒烙幾張,有產者棒打工農的招數卻層出不窮。上任伊始,「工人總統」接受總商會FIESP的推薦,吸收一批大資本的代理入閣:央行交給北美金融代表(FleetBoston銀行高管H·Meirelles)打理;工業、農業兩部由L·Furlan(大商人)與R·Rodriguez(農業壟斷巨頭)分別主持;財長A·Palocci全盤引進上屆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班底15。秉承國際金融機構的指示,盧拉啟動減稅、調升基準利率、緊縮社會開支和銀行私有化,發起削減福利的退休金改革16。
滿身痼疾的巴西資本主義擁有強大現代農業(世界頭號肉類出口國),卻從未解決工農溫飽(半饑餓人口超過兩千萬)。總統競選期間,PT忙不迭向有產富豪交心「(執政后)不改變既定(商業)合同的條件,不修正已有游戲規則」17;為了選票,盧拉倒也許愿終結「百年饑荒」。上臺后,總統頒布「零饑餓」(Zero Hunger)計劃,向數百萬戶貧民發放食品補貼(Bolsa Familia)18;上馬「經濟適用房」工程,三年興建面向窮人的百萬套國家公寓;還以「扶貧微型信貸」鼓勵失業者做小生意19。
總體來看,工黨對壟斷資本的馴順極大限制了改良效果。截止2005年1月,巴西人口的25.08%(4480萬人)仍處貧困線以下(月入不足60美元)20,另有2500萬「踩線」的準貧困人口;兩極分化無甚改觀[截止2005年1月,人口總數10%的最富人群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4.7%,而占人口總數50%的最貧困人群的收入占總收入的14.1%(見聯合國雙年度報告《2005年社會形勢-不平等問題》)21。施以點滴恩惠的背后,當局把負擔轉嫁給工業無產者——退休金改革被描繪成「節流濟困」的必要關節(預期30年節省180億美元預算花銷);激勵工人勒緊褲帶之余,盧拉按期償還內外債(含利息)22,2005年相關支出達「零饑餓」同期撥款的20倍,可謂商業利潤的忠誠守望者。全國閑置住房達五百萬套以上[ 僅圣保羅市就有42萬套閑置住房。],部分征用即可滿足全國貧民的需要;總統四處替國家公寓籌款之余,公開痛駁征用閑置房的提議,可謂私有產權的鐵桿捍衛者。毫不奇怪,盧政權多次贏得國際金融界的褒獎——「堅定而明智的宏觀經濟政策,為長久復蘇、減低通脹與擴大就業奠定了基礎」23(IMF執行經理Rodrigo de Rato)。
失業居高不下;貧困現狀依舊24;九百萬童工的厄運沒變;饑餓魔神遠未真正降伏;土改有名無實——懷揣如此社會成績單,工黨諸公繼續替工商精英打拼未來。早在1975年,奠定工業自強基礎的軍政府揚言「巴西擁有在世界列強中謀取一席之地的所有條件」25(Carlos Mattos將軍);30年后,曾領導底層抗暴的工人領袖帶頭高呼「努力爭取世界上屬于我們的空間」26(盧拉),令財界甚感欣慰。執政前,PT已自覺視本黨為有產國家的一翼,謀劃著如何捍衛「民族戰略利益:保持我國主權獨立與(工業)競爭力,建設巴西民族的自主未來」27。90年代巴西當局玩兒命禍害老百姓(私有化、社會服務產業化),同時倡導「南美基礎設施一體化」,替民族資本的地區滲透打前站;老盧掌權后對「一體化」抓得極緊,投資甚巨。工黨喜唱環保高調,2001年上屆政府出臺的亞馬遜開發計劃「Avanca Brasil」28卻由新總統照單全收,毫不顧忌生態NGO的抱怨。
正如本文開頭所講,PT與各類托派有很深瓜葛。作為工黨的內部派別(嚴格說是黨中黨),「聯合書記處」巴西支部「社會主義民主」(DS)曾主持「參與預算」的管理嘗試;2005年9月,PT主席選舉中,DS主要領袖Raul Pont得票14·7%(43190票),顯示了DS樹大根深的黨內影響。PT撕去「民主多元社會主義」假面后,黨內亂得人仰馬翻——抗議、分裂和出走不絕于道;多批工運老干部另起爐灶,宣判工黨及CUT「不再是團結工人的階級自衛組織。……它卷入的系列黑交易說明(工黨和CUT作為左翼工人組織)大勢已去」29(CUT活動家Jose Almeida)。激流易變之際,DS的一干「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自處,是左翼工運留意的重大話題。
「聯合書記處」巴西支部:工黨蛻變的同路人
1990年7月,PT全國大會聲稱「黨沒有官方哲學,不同意識形態系統以辨證的方式互相聯系,由此形成(工黨)政治(實踐)區域充滿動力的綜合」30。借助上述可任意詮釋的含糊字句,工黨領導層堅決回避了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與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必要性。話說回來,工黨畢竟來自80年代初巨浪蜂起的工人斗爭,擁有一批先進無產者(尤其是眾多托派工人);很長時間,它至少表面對改良主義持否定態度:「今天,社會民主主義無法提供實際的戰勝資本主義的歷史替代。過去,他們(陳泰注:即各國社民黨)錯誤地以為可通過選舉、借助政府與其它官方機構實現社會主義,回避群眾性底層參與。他們以為國家是中性的,以為資本主義可以與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并存」31。隨著工運直接行動的冷卻凝滯,PT日漸適應主流規則;口頭的獨立階級立場跑調變腔,直至與老板群狼徹底合流。
與工黨按部就班的腐爛過程相呼應,「聯合書記處」巴西支部完成了自身蛻變。Raul Pont本人便是DS墮落史的一面鏡子:60年代起,Pont投身學運,于獨裁時代從事地下斗爭;70年代參與復蘇的左翼工運,后長期任PT全國理事會成員及司庫;90年代Pont奔波于各類選舉,1997-2000年間任(「參與預算」發源地)阿雷格里港 (Porto Alegre)市市長。1999年,Pont聲言「把群眾性民主、女權、反種族歧視、環保(運動)與社會主義陣營聯系起來的(統一)陣線,替工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戰略建立了社會基礎。這一戰略綱領符合多數民眾利益,它既已在市、州范圍(選舉)上臺,也就能執政全國」32。這番話的實質,是替PT駁斥過的「選票社會主義道路」翻案。既然選舉能向社會主義過渡,Pont「同志」及朋黨也就當仁不讓地引導群眾盲信「國家是中性的,以為資本主義可以與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并存」,對盧政權寄托不切實際的幻想。
2002年底,PT邀請DS全國協調委員米·羅塞托(Miguel Rossetto)入閣充任(專職土改的)土地發展部長,羅某欣然就職。別看盧政權絕無剝奪有產富豪的打算,而各路托派(從「聯合書記處」它國支部到巴西友黨)對入閣決定的性質多有疑慮,DS領導層仍若無其事地自辯「Rosseto理應嘗試推動土改,這會有助于農業工人的自我組織」33。羅部長是否真地幫助農運提高組織程度與階級意識了呢?稍后我們詳細介紹;當下先把DS——資產階級政府的參政黨——的總體表現講完。
2003年3月,DS全國大會通過經濟改良一攬子文件,向工黨政權獻上條陳:重新取得經濟政策決定權的國家主權;恢復政府對經濟決策中心的協調能力,為此「必須減少金融資本對經濟的影響力」;容許國家企業發揮戰略性作用,「恢復國營企業的投資能力」34。DS的頭腦們惟恐與階級斗爭撇不清干系,鄭重聲明「從工商界、中產階層、商人、農場主,工會運動及廣泛民眾角度來看,采取上述措施具有相當合法性。因為這可減少金融投機的利潤、保衛經濟發展、增加財富和就業」35,即實現巴西資本主義的大團圓之夢。
同年11月,DS灰溜溜承認自己的改良提案已碰壁:「盧拉政府在建立一個吸引廣泛有產階級的(執政)系統,以推行極端保守的經濟政策」。同年12月,PT中央全會開除多位抵制退休金改革的本黨議員(含DS成員);DS雖表態抗議,理由卻是開除的決定「不具備任何民主合法性。這會把工黨從工人階級的骨干力量身邊一掌推開」36。換句話說,這班「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最揪心的并非工人斗爭或許因此受挫,而惟恐PT的幫兇嘴臉讓無產者徹底看穿。老盧上臺之初,DS呼吁「終止與IMF簽訂的(借貸)協議」37,受冷遇后換了口風:「我們不要求政府撕毀已有的國際金融協議以及停付(外債)」38(Raul Pont),更替盧政權百般開脫:「需要把握必要環節,一面推進實質變革,同時避免——會刺激市場紊亂的——沖突局面。說到底,巴西資產階級也需要避免不停的亂局,這對生意有好處」39。
誠然,利潤的穩定與安全需要平和的剝削環境,但資本逐利的盲目性永遠趨向于把剝削程度推向極至;只有大眾的猛烈反擊,才會讓資產者有所收斂。眼看盧政府大手大腳地揮霍PT的政治家當,黨內老臣苦諫中央恪守勞資妥協的底線——「使市政服務價格與民眾的支付能力相配,保衛符合文明生活方式的工資水平,縮短勞動時間。實現這些不必非與IMF和國際投資商決裂!」40(Raul Pont)。改良主義(無論外表涂抹什么油彩)的悲哀,在于有產者及國家的讓步從不抽象地取決于政客(包括工人組織的職業官僚)的清醒與睿智,而來自階級力量的具體對比。工黨頭目們心知肚明「沒有實際的群眾參與和民族動員,我們無法通過這些(改良)考驗」41(Jose Dirceu);工人與貧民的觀望態度,使得無人遏止PT暴發戶集團(包括許多上層托派干部)的狂歡舞會。煞有介事編寫改良大計的DS,于近年土改中扮演的卑劣角色,注定成為21世紀共運史的特別一章。
「托派土改部長」與無地農運動
土地高度集中是巴西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3 %的人口占有70%的可耕地。大農莊主、大牧主階層世代把持著無垠的荒地草場,與工商界構成你中有我的階級聯盟;債務奴工系統與資本主義剝削相結合,折磨著數以十萬計的農民家庭42。長期以來,大農莊制不僅給數千萬小農和農業工人制造苦難,也是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制動器;土改勢在必行。
1980年5月,工黨大會就土改通過以下綱領要點:1/立即承認無地貧農對所占土地及(占領后)所建土木設施的合法權利;2/推行受群眾監督的全面土改;3/支持把土地分給在相應地塊上耕作以及受(地主)驅趕的農民43。MST44等無地農與鄉村雇工組織的20年苦斗,讓58萬個家庭分到土地,可450萬農戶仍兩手空空。同期,大地主們用槍桿子添置了7千萬公頃地產。農業產業化與出口導向的強化,使矛盾越發繁復尖銳——農業壟斷資本豢養的極右地下軍遍布鄉里,到處捕殺土改積極分子;1984年以來約1600名農運骨干先后犧牲。國立首席土改研究機構INCRA也斷言「大農業資本是土改的死敵」45(INCRA地區協調員Marcos Pena),二者不可兼容。出路何在?
2002年底,工黨征召有土改經驗的DS干部羅塞托入閣46,令農運上下興奮難眠——「盧拉上臺初期,我們堅信他支持土改」47(MST領袖J·Stédile),露營占領者激增至20萬戶48。重任在肩,羅同志有何打算?「鞏固、發展高質農產品的民族產業,從而戰勝饑餓。我們想改變社會關系的力量對比,改善被一小撮富人壓榨至今的勞苦者的處境」49,老羅凝重表白。如何改變呢?「必須在法律框架內從事改造(社會的)工作」50。土改范圍如何呢?「我們(籌劃的土改)僅觸及極端落伍與不事經營的大地產。這個過程中我們隨時歡迎與農業資本的對話」51。土改后,無地農與雇工階層會有怎樣的歷史前途?「鞏固家庭農場經濟,實現鄉鎮與農業振興。這是本部門會遵循的土改戰略」52。
把羅同志的話說透,可歸納如下:他(以及DS領導層)謀劃的土改,是依照既有法律自上而下地進行有限的地產再分配,培植小農場主階層與促進農業產業化。這意味著保護農業壟斷資本和大牧主群體的基本資產、向地主支付市價賠償以及約束無地農的直接行動。事實上,現行巴西憲法允許把經濟低效的大農莊土地共有化;但與有產者的核心利益相比,法網堪比蛛絲——一觸即破。農業資本鐵了心持久對抗(從雇傭律師團到建立保護地產產權的社會運動),斗爭火線的農運隊伍隨時面臨極右地下軍的灼熱槍口。
1927年夏,一千萬中國農民的土地運動席卷華中地區。國民黨拍著桌面訓誡泥腿子「不要輕率侵犯他人的人身、財產、職業或宗教信仰的自由。凡甘冒不韙,擾亂地方治安者,……就是違反革命利益」53。秉承莫斯科維持跨階級聯盟的指示,中共高聲附和「地方的橫暴地主豪紳,應交由政府處置。農民如擅自逮捕或處決,當依法懲辦」54(武漢政府農業部長、中共黨員譚平山),極力阻撓農運的政治獨立與基層武裝,最終導致數十萬工農死于紳士們的屠刀。21世紀初的巴西并無當年中國的群運高潮,但某些自封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替有產老狗打掩護的手法與后果卻何其相似!
走馬上任后,羅塞托官腔打得十足:「民選誕生的國家機關不應扮演社會運動的被監護角色。同樣,民主國家沒有窒息動員社會運動(參與改良的)可能性的行政需要」55。沒錯,老板國家的鎮壓機器暫可不必親手虐殺工農——讓地主團練去辦就行。2003年共計60位農運干部犧牲,比上年暴漲一倍,老羅淡漠回應:「很多(槍殺事件)其實不是土地爭端,(政治暗殺率)上升幅度不大」56。2004年相應損失升至65人,赤色部長遲鈍地重復「我們不容忍任何一方——無地農也好大地主也好——的殘酷行為」57。與委內瑞拉相仿,巴西司法機構普遍放縱類似的暗殺,兇嫌極少歸案,卻對工農群眾性反抗極為嚴苛;2003年5月,最高法院判決一批農民占地(1,3萬公頃)行動非法,羅頭兒趕緊打招呼:「我們尊重司法決定」58。
需要告訴讀者的是,九十年代聲名大震的MST始終與赤色分子保持政治距離——「許多人以為MST是激進派。但我們是共和主義者,并非社會主義運動」59(J·Stédile),所追求的目標無外「以土改為工具實現社會收入(再)分配、創造工作崗位和刺激農村經濟」60。與羅部長的思路相仿,改良主義農運領袖們對「不事生產的荒蕪農莊,至今讓1億3千萬公頃土地遠離市場流通」61心痛難當;日夜夢想盤活這筆龐大資產,使本土資本主義血脈暢通更上層樓。MST領導層冒火的是,盧拉連認真改良也辦不到(不肯?):「當局的新自由主義路線——集中社會財富、不增加就業與倚重出口——與土改相排斥」62,比原右翼政權的相關政績還差63。
2003年10月,土地發展部草擬首份土改大綱,提議四年安置一百萬農戶;羅部長鐵筆一揮砍去70%的指標:「預算沒給足夠的贖買經費」。露營苦等的農民情緒開始升溫。同年11月,MST組織首都進軍敦促加速土改;見面會上,盧拉保證2004-2006年間安置43萬戶家庭,轉身忘個干凈。次年4月MST同時占領127個農場。逼使盧拉紅著老臉簽字確保43萬個指標不變。總統似乎「盡了人事」,可相應撥款很不到位,給老羅留出了聳肩抄手磨洋工的新口實。
有幸分地的新「業主」還得承受市場壓力——工黨政府答應輔助小農場主站住腳,官僚機器的怠工推委卻十分驚人。舉凡運輸儲藏、技術培訓、提供信貸與人身安全,官方承諾常淪為廢紙;極右地下軍的屠宰場倒越發紅火,暗殺對象從農民積極分子擴散到調查奴工現狀的政府官員、阻止盜伐叢林的西方NGO負責人64。三年過去,土改受益的農戶不足20 萬;2005年更不象話,頭9個月只安置5000戶。赤貧和極慢的土改,使部分被解救的債務奴工被迫返回農業資本家的種植場。
必須承認,遍身槍傷的巴西農運具備極大的耐心與毅力。20年慘淡經營,MST建起數以千計的生產、貿易、服務與信貸合作社,擁有運轉良好的加工廠、學校和診所;雖常吃炸子兒,改良主義領袖們仍真誠地呼喚階級合作——「需要使貧困階層聯合起來,與誠實、愿意促進民族發展的資產者聯手」65。但形勢比人強——跨國農業資本的鐵蹄踏碎了無數人的老板夢;近十年巴西農民的產品售價跌了一半,百萬小農場已破產;民族農業壟斷的做大做強,意味著更激烈地擠壓小有產者的生存空間。
徹底土改的障礙來自資產主義私人占有;即便實現了完美的土改,小農莊生產仍難逃血本無歸的破落厄運。曾幾何時,為了擴大反共同盟的群眾基礎,世界資產階級有意識地保留了龐大中小農場主群體;隨著蘇中陣營的瓦解,國際壟斷巨頭開始推動「生產合理化」與市場自由化,讓農場主階層(從韓國、印度到波蘭)飽嘗苦果。巴西農運的根本前途,取決于能否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建立工人政權,掃除社會改良的主要障礙——有產階級。工人革命的主要前提,是群眾性反剝削斗爭的復興;這一復興,又離不開與諸般小資社會主義幻想偏見的思想斗爭。在巴西,類似理論搏殺的一個主要對頭,是PT大力鼓吹的「參與預算」。
「參與預算」VS工人監督
平心而論,工黨主觀上未必抵觸改良。執政初期,PT主腦們給大資本頻頻遞話:「身為左翼社會主義政黨——請牢記這一點——我們向巴西企業界伸出雙手以締結社會契約。契約由兩點構成:必須保衛民族利益、本土制造業和國家發展;重新分配國民財富,確立社會正義」66(Jose Dirceu)。產業工人的政治惰性、各左翼先鋒組織的蛻變、工黨上層賣身套現的急切、國內外資本的壓力等因素匯聚一處,令階級均衡術在具體操作時演變成一邊倒的親資丑態——「工黨上臺后,從未就任何重大社會經濟政策與社會運動協商」67(DS全國協調委員Joаo Machado)。與此同時,工黨主流鐵口鋼牙地堅稱「盧拉上臺后,人民可以實際參與(行政)決定。‘參與預算’的范圍在擴大。以圣保羅來說,存在大量建議性質(陳泰注: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的監督委員會」68(CIMP協調委員María Vieira)。
限于篇幅,本文無意詳細剖析「參與(participatory)預算」的改良主義本質69;僅指出兩點:1/它以集思廣益替資產階級決策(比如各級預算)糾偏為目標,群眾建議對所討論的預算不具決定權;2/它給剝削階級的國家意志漆上一層「工農授權」的色彩,很具欺騙性(尤其在海外)。60年代,法國有產者曾于企業內試行「工人參與制」,誘導工人替生產管理出謀劃策;對此,革命者艾·曼德爾指出無產者需要的不是鞏固資本統治的「參與」,而是有助工農大眾提高階級意識與基層組織的工人監督。資方的「參與」誘餌不僅剽竊勞方的生產智慧,更重要的是「在民意的眼里,工人卻必須一同為過高的索費和壟斷企業的利潤負起責任」70,即加劇被壓迫者之間的分化敵視。
與曼德爾相反,DS樂得模糊老板國家的階級性質。2003年春季,DS聲稱「國家的作用要重新定義,除了制定戰略規劃,還要開展共同參與管理運動」71,以便「與傳統的對外(政治)依賴、社會排斥、專制獨裁、公用事業私有化等等徹底決裂」72,似乎工黨的總統玉璽已自動廢除了資本統治。2004年底,DS成員Luizianne Lins當選省會Fortaleza市長,繼續保證「強化‘參與預算’機制將是行政部門的原則」73。DS忙于哄騙左傾的工農學生,盧拉則滿頭冒汗地履行資產階級總代理的階級義務。CUT的配合下,2005年當局出臺勞動法改革,一面擴大業主的解雇減薪權(并壓縮工會的相應權利),同時協助主流工會把持工運陣地——企業內建立新工會的法律障礙增加;擴大工會官僚與資方簽訂集體合同的決定權(過去需要職工大會批準)。
盡管多數有組織工人受到PT的精神與組織束縛,巴西無產者并未一味沉默。2003-2005年間,汽車、銀行與公務員工會多次掀起罷工(提薪與抵制退休金改革);工人占廠自救亦有進展。2002-2003年,不同州府數家工廠的職工(總數約一千人)分頭占領廠區,追討欠薪及阻止雇主的歇業決定74。占廠行動催生的工人協調委員會,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工人監督的基本原則:「徹底而完全的揭露;在工人大會上討論一切企業‘機密’與經濟(行為);揭露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錯綜復雜的機制;讓工人‘非法’地干涉私有財產、管理階層與國家的特權」75(曼德爾)。各廠形勢不同,有的廠建立了單一工人監督(廠內雙重政權);有的雇主逃跑,把企業生存的責任扔給工人(比如FLASKФ工廠)。無論怎樣,各廠協調(監督)委員會均實現了諸多改良——檢查及公開帳簿(發現廠方欠交職工社會保險,還卷走巨款);落實40小時的工作周與年底雙薪;男女同工同酬;提高徒工報酬,向雜工傳授技術。
兩年來,工人管理大幅降低工傷事故與生產浪費,產銷兩旺;司法系統則以老板欠債為由試圖關廠或罰以巨款。為保全企業及工作崗位,FLASKФ協調委員會申請國有化,遭盧拉駁回,至今僵持不下。這些基層自我組織的范圍雖很有限,卻第N次證明工人階級介入社會生產的驚人潛力。
終結意味著新的開端
1982年工黨首次參選得票150萬張,其中70%來自沿海工業帶ABC地區。 2004年10月的市政選舉,工黨得票1630萬張;然而對PT支持者的社會分析表明,工黨原產業工人基礎正在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灰色小市民、小業主階層。本次選舉,PT失去了工運大本營圣保羅與老根據地阿雷格里港,并受挫幾乎所有工業中心;相反,小城市(中小商人與保守階層集中地)更積極地擁護盧拉[ 本次選舉工黨贏得409個市長職位,絕大多數在中小城市]。工黨放棄推出鮮明的戰斗口號,而依賴各類「選舉行銷技巧」拉票;拿國家資源「建票倉」及收取工商界獻金等手段已公開化。
與此同時,PT的組織危機在繼續。決裂者既有激進群運干部,也包括鼎盛時期攀附高枝的投機分子。黨內各左派(從DS到「Left Articulation」)內亂紛紛——部分頭目拼死辯稱「盧拉的垮臺會急劇縮小社會主義與自由力量的全國影響」76(PT副主席Valter Pomar),勸說為了大局「繼續艱苦努力改造現政府與工黨」77;摔門而去者亦大有人在。2004年6月,部分PT脫黨者創建「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宣稱「我們希望幫助(工農)建立政治替代,成為左翼民主流派的聚集地」78(原工黨眾議員、DS成員Heloisa Helena)。
工人組織走向叛賣后,固然統統傾向于爭取有產者的「赦免」與信任,但具體表現并無劃一模式。假設群運的高漲把政權問題抬上桌面,社會革命綱領的缺席會使運動遭屠戮告終(1973年智利革命);假設群運保持了龐大實力,同時受到叛賣領袖的嚴密控制,便可能開創一個改良時代(二戰后的法共)。PT的誕生、成長與衰變,橫跨了蘇中陣營垂死及復辟的歷史階段,帶有那個(正在逝去的)時代左翼思想的烙印。它是群眾性對抗的產物,長期存留了強烈的階級意識;它的多數干部(包括盧拉)對蘇中樣板(以政治實踐來說,毛主義僅是蘇式官僚統治的變種79)感到深深的失望與厭惡,故而冷對(慘遭官僚集團閹割的)共運主流。簡約地說,PT既不愿復制社民派的階級合作路線,也懷疑馬列道統的有效性,而試圖開辟第三條道路,成為20世紀末期「多元左翼」國際現象的一個主要代表。
從思想上說,「多元左翼」淡化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權(及工人革命的現實性),追求各色社會運動(環保、反歧視、文化維權)與反剝削斗爭的平等聯合;反對工人先鋒黨的必要性,歡迎立場相左的積極分子加盟廣泛陣線;所提口號(比如「草根民主」)無不抽去清晰階級內涵,回避政權的專政功能。在巴西,PT多年提倡「民主的激進化」(Radicalization of Democracy),向來重視女權和綠色運動。1988年,工黨成員 Luiza Erundina(黑人女性)當選圣保羅市長;1993年,在黨中央的包庇下Erundina入閣右翼政府80。2003年,羅塞托下令土地開發部30%的高管職務由女性擔任;與此同時,巴西女工日子難挨,連起碼的同工同酬也指望不上(女工平均收入比男工低30.5%)81。盡管無數環保NGO極活躍且得到PT的祝福,亞馬遜地區的盜伐現象已壯大為一項產業82;地下木材生意的參加者固然有大商人,也包括溫飽線上掙扎的無數小農場主。農業壟斷資本意氣風發地進軍叢林深處83,不忘以愛國高調痛斥「亞馬遜僅有15%地域進入經濟流通,這個比例太低。歐美(環保運動)跑來指手畫腳,是不可容忍的干涉民族內政!」(Mato Grosso州長、大豆業巨頭Blairo Maggi)。
整個九十年代,PT的局部執政一直爭議不斷——能否和平漸進地改造有產國家?能否在不碰痛大資本的前提下讓勞苦大眾現實地管理社會?強調統治階級利益的單一與不可回避,是否屬于可厭的極左教條?盧拉三年執政,以千百萬工農的困惑與幻滅為代價,起到諸神歸位的滌蕩效用;正如《震撼世界的十日》里一位無名士兵所說:「要么擁護資產階級,要么擁護無產階級。要么站過來,要么站對面」。工黨神話的終結,同時意味著「多元左翼」大試驗已達死胡同的盡頭。
2005年7月26日,20名工商巨頭聚首總商會FIESP,討論國家發展的趨向與對策。老爺們對工黨跟班頗有微詞,批評后者過分遷就國際金融界,并表態收緊投資計劃。今年2月,盧拉宣布參選下屆總統;為保持原有的政治分量,PT與各股勢力勾搭結盟(從新自由主義派到原毛派)84。組黨不久的原PT干部們宣言新組織P-SOL「不僅為選舉存在,也是日常斗爭——罷工和占領土地——的工具」85(原工黨參議員Luciana Genro),卻也對工人先鋒的戰略目標——社會革命語焉不詳。強勁基層壓力缺席的現狀下,P-SOL能否擺脫根深蒂固的左翼改良主義?讓我們拭目以待。
巴西無產者向何處去?PT一向喜談「替代」(alternative),卻終歸臣服于資本權杖的威嚴;萬幸的是,PT(與社民黨、共產黨或其他小資左派一樣)無法徹底「替代」無產階級作出歷史選擇——工人政權替代有產國家、工人自由替代資本暴政的歷史選擇。
10/02/06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