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及其在拉美的滲透

作者: 遠征南

【這是我翻譯的加拿大記者、作家 Naomi Klein 2007年出版的《休克原則--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The Shock Doctrine –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的第二章，原題為“The Other Doctor Shock”（另一種（醫生）休克）。看到吳敬璉的消息，不管真假，深感這一章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注解，我們不得不警惕地問一聲：誰是中國的“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 和“伯克利黑幫（Berkeley Mafia）”】

很少有哪個學術環境像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那樣被嚴重地神化。這個地方有一種強烈的意識，認為自己不僅僅是一所學校而且是一個思想學派。它不僅僅在訓練學生，它也在建立和強化芝加哥學派經濟學，一個保守學人圈子的思想結晶，他們的觀念代表了一種革命性的堡壘，反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集權經濟”（statist）思想。跨過社會科學樓的大門，下有“科學就是測量”的標記，進入傳奇色彩的午飯廳，在這里學生們勇敢地挑戰學界巨擎以此測試自己智力上的勇氣，來這里決不是追求一個平淡的學位，來這里是要進入戰斗。加里·貝克，一個保守的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說：“我們是與這一行其他絕大部分人戰斗的勇士。”
就像同時期麥吉爾大學里猶文·卡麥龍[注：此書第一章就是介紹此人]的精神病學系，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也處于一個野心勃勃和有領袖魅力的人的統治之下。他有著從根本上對他所從事的行業進行革命的使命，那個人就是米爾頓·弗里德曼。雖然有許多導師和同僚和他一樣狂熱地信仰極端放任資本主義，只有弗里德曼用他的能量給了這個學校革命性的狂熱。"人們總是問我，'你為什么這么興奮？你要去和一個美麗女人約會嗎？'"貝克回憶道，"我說，'不，我去上經濟學課！'當米爾頓的學生真是太奇妙了。"
弗里德曼的使命，就像卡麥龍一樣，建立在回到一個"自然的"健康狀態的夢想之上，在那種狀態下，一切都處于平衡中，人類干擾所造成的扭曲模式還未形成。卡麥龍夢想的是讓人類心靈回到原始狀態，弗里德曼夢想的是去除社會的各種模式，回到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狀態，清除所有的干擾－－政府法規、貿易壁壘和各種利益關系。還和卡麥龍相似的是，弗里德曼相信當經濟高度扭曲時，回到墮落以前的狀態的唯一方式是有意地施以痛苦的休克：只有"苦藥"可以把那些扭曲和壞模式趕走。卡麥龍用電擊施行休克，弗里德曼的工具是政策－－休克治療手段，這是他力勸有麻煩的國家的勇敢領導人使用的手段。然而和卡麥龍不同的地方是，卡麥龍能夠即刻把他的寶貝理論用在他的無意識的病人身上，弗里德曼卻需要二十年和幾次歷史轉折才最終找到機會在現實世界中實現他"抹去和創造"的夢想。

弗蘭克·奈特，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創始人之一，認為教授們應該以這樣的信仰"教誨"他們的學生：每一個經濟理論都是"系統的一個神圣特征"而不是一個可爭議的假說。芝加哥神圣學說的核心是，經濟的供應、需求、通脹和失業之力就和自然之力一樣，是固有的，不變的。在芝加哥的課堂和教科書所想象的真正的自由市場里面，這些力量存在于完美的均衡中，供應與需求的溝通就如月亮拉動潮汐，如果經濟遭受高通脹，根據弗里德曼嚴格的貨幣理論，一定是因為受誤導的政策制定人讓太多的貨幣進入系統，而不是讓市場自己找到平衡。就像生態系統自我調整，使自身平衡，市場用自己的機制也會精確地以正確的價格創造出正確數目的產品，這些產品由拿著正確工資的工人所創造并購買－－一個充分就業的，具有無盡的創造性和零通脹的伊甸園。
根據哈佛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這種對理想系統的熱愛正是激進自由市場經濟學的界定性特征。資本主義被想象成"如珍寶般的一套運動"或一個"天國的鐘表裝置...一件藝術品，其魅力如此強烈，不禁讓人想起阿佩萊斯著名的畫，他曾畫了一串葡萄，太逼真了以致鳥會來啄它們。"
對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的挑戰是如何證明一個真實世界里的市場能夠履行他們心醉神迷的想象。弗里德曼總是自豪于自己以物理化學般堅實嚴格的科學方式探究經濟學，但是實證科學家們能夠指著元素的行為來證明他們的理論，而弗里德曼卻無法指向任何活生生的經濟，說它證明了如果所有"扭曲"都被除掉，剩下的會是一個完全健康富足的社會，因為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符合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這一標準。由于無法在中央銀行和貿易部里測試他們的理論，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只好在社會科學樓的地下室作坊里搞他們復雜精巧的數學公式和計算機模型。
對數學和系統的熱愛把弗里德曼引入了經濟學。在他的自傳里，他說他的頓悟時刻來自一次高中幾何老師在黑板上寫下畢達哥拉斯定理，然后震撼于它的優美，他引用約翰·濟慈的"Crecian Urn頌"："'美就是真，真就是美'這是你知道的關于世界的全部，和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東西。"弗里德曼把對一個優美的包羅萬象的系統的熱愛連同對簡單性、精美和嚴格的追求傳給了好幾代的經濟學者。
像所有原教旨信仰那樣，對于那些真正的信奉者，芝加哥學派經濟學也是一個封閉的圈。它的初始前提是，自由市場是一個完善的科學系統，在里面人們按自己的欲望行事，就能為所有人創造最大福利。一個必然的結論是，如果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體內出了問題－－高通脹或失業率大漲－－那只能是因為市場還不真正自由，系統里一定有什么干擾，有什么失真了。芝加哥的辦法總是一樣的：更嚴格更完整地實行他們的基本教義。

當弗里德曼于2006年去世時，訃告作者們費力地總結他身后遺產的廣度。有一個人是這么寫的："弗里德曼為自由市場、自由定價、消費者選擇和經濟自由所唱的贊歌導致了今天我們所享有的舉世繁榮。" 這個說法有部分正確。那個所謂舉世繁榮的本質－－誰分享它，誰沒有，它來自哪里－－當然是有高度爭議性的。毋庸置疑的是，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場規則手冊和他實行它們的精明策略，已經使一些人極度富裕，為他們贏得了幾乎完全的自由－－可以忽略國界、可以躲避規范和賦稅以及積聚新的財富。想出致富辦法的訣竅似乎根自于弗里德曼的童年，那時他的匈牙利移民父母在新澤西的拉威買了一個制衣廠。他們家住在車間的同一座樓里，弗里德曼后來寫道，"用現在的說法那是個血汗工廠。" 那時對于血汗工廠主來說是個不穩定的時代，馬克斯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組織移民工人進工會，要求安全法規和周末休假，并且他們還在輪班后的會議里辯論工人所有制的理論。作為老板的兒子，弗里德曼聽到的無疑是非常不同的看法。最后，他父親的工廠倒閉了，但在演講和電視露面中，弗里德曼經常談及它，將其作為無約束資本主義優越性的案例，證明即使最壞最沒有法規約束的工作也提供了通向自由和富裕的第一級階梯。
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吸引力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當時關于工人力量的激進左翼思想在世界上贏得地位，而它提供了一種辦法去維護所有者的利益，他們同樣激進并充滿自己的理想主義。聽弗里德曼怎么說，他的思想不是關于維護工廠主付低工資的權利，而是關于尋求最純粹形式的"參與式民主"，因為在自由市場里，"每個人都可以為他想要哪種領帶顏色投票"。當左派許諾工人從老板那里獲得自由，許諾公民從獨裁者那獲得自由，許諾國家從殖民者那獲得自由，而弗里德曼許諾"個人自由"，這是一項將原子化的單個公民提升到高于任何集體的計劃，并將他們解放出來，通過他們作為消費者的選擇而表達絕對的自由意志。四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的經濟學家唐·帕特金回憶說，"令人特別興奮的是，[他的理論]和當時吸引很多人的馬克思主義有共同的特性－－簡單并且明顯的邏輯完整性、理想主義結合激進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有工人的烏托邦，芝加哥人有他們的企業家烏托邦，兩者都聲稱，如果按他們的道路，完美和平衡就會隨之而來。
可問題是，如何從當下到達那個精彩的地方。馬克思主義者很明確：革命－－拋棄當前的體系，代之以社會主義。對于這些芝加哥人，答案不是那么直接了當。美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但對他們來說，只能說勉強是。在美國，在所有被稱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體里，這些芝加哥人看到的到處都是干預。為了讓產品更能被買得起，政治家們把價格固定；為了讓工人們少受剝削，他們制定最低工資；為了保證每個人都能受教育，他們把教育控制在國家手里。這些手段通常看起來是幫助人民的，但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們確信－－并且他們用他們的模型"證明"－－這些手段實際上對市場的平衡和市場各種信號相互交換的能力有著未言明的傷害。芝加哥學派的使命因而是一種純潔化－－將市場中的干擾因素去除，這樣自由市場才能愉快歌唱。
由于這個原因，芝加哥人并不視馬克思主義為他們的真正敵人。麻煩的真正來源是美國的凱恩斯主義者，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主義者那里。這些人不相信烏托邦而是相信混合經濟，在芝加哥眼里，這種產品生產與分配的資本主義方式、教育的社會主義化、基本服務比如水的國營化、還有所有用來干擾極端資本主義的法律，他們是一堆丑陋的大雜燴。那些宗教原教旨主義者常常對別的宗教的極端信仰者和公開的無神論者有勉強的尊重，而對那些三心二意（casual）的信仰者報有鄙視，芝加哥學派的信奉者們也一樣，他們向混合派（mix-and-match）經濟學家宣戰。他們所要的并非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資本主義改革：回歸純潔[未被污染的]資本主義。
這種純正主義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弗里德曼的個人導師，50年代他也在芝加哥大學教過一段時間。這個一絲不茍的奧地利人警告說，任何政府對經濟的介入都會導致社會走上"奴役之路"因此必須摒棄。據芝加哥的一位長期教授阿諾德·哈伯格說，"那些奧地利人"，被稱作一個小集團中的小集團，他們如此狂熱，任何國家干預不僅是錯誤而且是"邪惡...。仿佛有一個非常美麗但高度復雜的圖象，它內部完美和諧，如果上面有了不該有的污點，那簡直是可怕...那是一個毀掉美麗的瑕疵。"
1947年，弗里德曼剛加入海耶克，組成了一個名為蒙特佩勒林（瑞士地名）學會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俱樂部，當時那種生意應該按其意愿統治世界的想法在一個有禮節的聚會里是很不合適的。關于1929年那場市場崩潰和隨后大蕭條的記憶仍然清晰－－一生的積蓄毀于一旦、自殺、施粥所（the soup kitchens）、難民。這場由市場造成的災難的規模導致強烈要求有一個積極參與的政府。大蕭條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結束，但像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幾年前預測的，它意味著"放任主義的結束"－－結束讓市場自己規范自己。....[本段未譯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了戰勝貧困新的緊迫感。由一次大戰后的懲罰性賠償加上1929年的崩潰導致了災難性的蕭條使得納粹主義在德國生根。凱恩斯早前曾警告如果世界采取放任的手段對付德國的貧困，那么反擊會很兇猛："報復，我敢預測，將不會緩慢了"那些話當時沒有被注意，但是當二次大戰后歐洲重建時，西方強權采納了這樣一個原則，即市場經濟需要保證足夠的基本尊嚴，不至于讓幻滅的人民又一次去尋求更吸引人的意識形態，不管是法西斯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正是這種實用主義的原則導致了今天能跟"體面"資本主義相關聯的所有事物的產生－－美國的社會安全系統、加拿大的公共醫療系統、英國的福利、法國和德國的工人保護。
一個類似但更激進的情緒在發展中國家升起，通常稱為發展主義或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發展主義經濟學家論證說，他們的國家只有尋求一種內向型（inward-oriented）工業化戰略而不是依賴出口自然資源（價格在不斷下降）到歐洲和北美，這樣才能逃避貧困的怪圈。他們呼吁管制甚至國有化石油、采礦和其他關鍵工業這樣從中獲得的一份健康的收益可以支持政府主導的發展進程。
到50年代，發展主義者像富裕國家的凱恩斯派和社會民主黨一樣可以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而自豪。發展主義最先進的實驗室是在拉丁美洲南端，也稱作南錐體：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的一部分，其中心是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的"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1950年到1963年間由經濟學家拉奧·普里必希領導。普里必希以發展主義理論訓練了多批經濟學家并把他們派到南美大陸各政府做政策顧問。民族主義政治家如阿根廷的胡安·庇隆徹底地實行他們的思想，將公共資金投入到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項目，像高速公路和鋼鐵廠，給本國企業優厚的補貼來建設新工廠，大量產出轎車和洗衣機，并且用可怕的高關稅來阻止國外的進口產品。
在那令人眩暈的擴張階段，南錐國家開始看上去必拉美其他國家更像歐洲和北美。新工廠的工人組織了強有力的工會幫他們談判中產階級的工資，他們的孩子被送到新建的公立大學學習。這個地區馬球俱樂部精英和農民大眾間的鴻溝開始縮小。到50年代，阿根廷有了南美大陸最大的中產階級，它的鄰居烏拉圭有95%的識字率并給全體公民提供免費醫療。發展主義在一段時間里令人驚愕的成功以至拉丁美洲的南錐國家對窮國來說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符號：這就是證明，有了明智和務實的政策，加上努力實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間的分割是可以消除的。
有管制的經濟的成功－－在凱恩斯主義的北方和發展主義的南方－－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黑暗日子。芝加哥人在哈佛、耶魯和牛津的主要學術競爭者被總統和部長們提名去幫助馴服市場怪獸；幾乎沒有人對弗里德曼讓市場比以前更野蠻運轉的大膽思想有興趣。然而有一小撮人卻對芝加哥學派的思想有強烈的興趣，而且他們是非常有權勢的一小撮。
對于美國跨國公司的頭們，既要與不太友好的發展中國家斗爭，還要和國內日益壯大又挑剔的（demanding）工會斗爭，戰后的景氣年份是讓人心煩意亂的。經濟增長很快，巨量的財富被創造出來，但是擁有者和股東們被迫要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通過公司稅和工人工資重新分配出去。每個人都過的很好，但如果回到新政前的規矩，有一小部分人會過的好得多。
針對放任主義的凱恩斯革命讓企業界付出很大代價。很清楚，要奪回失去的地盤就需要一場對凱恩斯主義的反革命，回到甚至比大蕭條前更少管制的資本主義。在當時的氣候下，華爾街難以領導這樣一場改革運動。如果弗里德曼的密友、花旗銀行的老板沃特·瑞斯頓跑到前臺爭辯說最低工資制和公司稅應該取消，他必然會被指責為一個強盜大亨。這時芝加哥學派出場了。當弗里德曼，這個聰明的數學家和機智的辯論者提出同樣的論點時，會被完全不一樣地看待。這些觀點可能被指斥為頑固，但卻被賦予了科學公正的花香。把企業界的觀點通過學術的或半學術機構的漏斗過濾一下有極大的益處，不僅使芝加哥學派得到源源不斷的捐助，而且繁殖出一個全球性右翼智庫的網絡，他們在世界上大量生產出反革命的戰士。

都回到弗里德曼那一根筋的觀點：新政完全搞錯了。那時所有國家"包括我們自己，都走上了一條錯誤軌道"。為了把政府拉回到正確軌道上來，弗里德曼在他第一本受歡迎的書《資本主義和自由》里制定了一套全球性的自由市場規則，在美國，它成為了新保守主義運動的經濟綱領。
第一，政府必須清除所有擋在積聚利潤前的法規和條例。第二，他們必須賣掉所有公司可以用其盈利的政府資產。第三，必須對極大削減對社會項目的資助。在包括取消管制、私有化和削減開支這三大部分的公式里，弗里德曼還有很多特殊規則。稅，如果必須存在的話，應該很低，富人和窮人應該按同樣的統一稅率繳稅。公司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任何地方銷售他們的產品，政府不應做任何工作來保護本地工業和本地所有的事業。所有價格，包括勞動力價格，應當由市場決定。不應有最低工資。弗里德曼提議醫療、郵局、教育、退休金，甚至國家公園都可以私有化。簡而言之，他一點也不害羞地呼吁打碎新政－－那個大蕭條后在國家、公司和勞工之間好不容易達成的停火，從而避免了暴亂。不管工人設法贏得的什么樣的保護，不管國家提供的什么樣的服務，芝加哥學派反革命都要把他們收回。
它要的還不止這些－－它想把那幾十年里工人和政府共同建設的公共成果都收回去。弗里德曼勸政府出售的資產都是多年公共資金和知識投入所建設的極有價值的終端產品。在弗里德曼看來，原則上所有這些共同分享的財富都應當轉入私人手里。
雖然被數學和科學的語言所隱藏，弗里德曼心中的遠景和大跨國公司的利益完全重合，本質上跨國公司渴望得到廣大的無管制的市場。在資本主義擴張的第一階段，那種貪婪的增長是由殖民主義提供的－－"發現"新疆域、奪取土地而無須付錢，然后從土地上攫取財富而不給土地上的人民以補償。弗里德曼對"福利國家"和"大政府"的戰爭許諾了一個新的快速致富的源泉－－不靠征服新疆域，這次是國家本身成了新疆域，它的公共服務部門和資產以遠低于價值的價格被拍賣掉。

針對發展主義的戰爭

在50年代的美國，通過那種渠道致富還遙不可及。即使是死硬派共和黨人像白宮的德威特·艾森豪威爾也沒有機會做像芝加哥學派建議的那樣的激進右轉－－公共服務和對工人的保護太受擁護，艾森豪威爾只能看下一任期了。雖然他沒有多少胃口在國內扭轉凱恩斯主義，但他表明是極其渴望采取迅速和極端的行動來打敗海外的發展主義。最終芝加哥大學在這一運動里起了關鍵性作用。
當艾森豪威爾1953年就職的時候，伊朗有一位發展主義領導人莫罕默德·摩薩德，他已經把石油工業國有化了，印度尼西亞掌握在越來越有野心的阿赫麥德·蘇加諾手里，他正在談論聯合所有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政府組成一個超級強權來和西方和蘇聯集團抗衡。國務院最關心的是拉丁美洲南錐地區不斷取得成功的民族主義經濟。那時世界廣大地區都在轉向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發展主義的"進口替代"建議其實是很中間路線的。然而，拉丁美洲應該有自己的新政的思想仍有強大的敵人。這個大陸的封建地主們非常滿意于現狀，那種制度給他們提供了極高的利潤和無限的貧苦農民在土地和礦山里工作。現在，他們憤怒地看到他們的利潤被分流去建立其他部門，他們的工人要求重新分配土地，而且政府人為的壓低谷物價格使食物可以買得起。美國和歐洲跟拉美做生意的公司也開始向他們的政府做類似的抱怨：他們的產品在邊境被擋住，他們的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資，最恐怖的是越來越多的議論說，所有的東西，從外國擁有的礦山到銀行都可能被國有化，以此來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獨立之夢提供資金。
在這些公司利益集團的壓力下，在美國和英國的外交政策圈子里形成了一場運動，試圖將發展主義政府拉進冷戰的二元邏輯。這些鷹派們警告說：不要被溫和的民主的外表所迷惑，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是通往極權共產主義的第一步，必須在萌芽時就掐死。這一理論的兩個主要推手一個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另一個是他的兄弟，阿蘭·杜勒斯，剛建立的中央情報局（CIA）的頭。在任公職前，兩人都在傳奇性的紐約"沙立文和克羅姆維爾"律師行工作，在那里他們代表了很多在發展主義下損失最大的公司，如J.P.摩根、國際鎳公司、古巴蔗糖公司，以及聯合果品公司。兩位杜勒斯的支配地位是很見效的：在1953年和1954年，CIA發動了它的頭兩場政變（coups d'etat），針對的都是更凱恩斯主義而非斯大林主義的政府。
第一場政變在1953年，CIA的策劃成功地推翻了伊朗的摩薩德，代之以殘酷的國王（shah）。第二場是1954年CIA資助的危地馬拉政變，在聯合果品公司的直接指揮下完成。這家公司當時仍能跟杜勒斯兄弟說的上話，他們非常氣憤雅克布·阿本茲·古茲曼總統沒收了他們的一些未使用土地（已全價補償），總統計劃將危地馬拉"從一個落后的封建經濟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計劃的一部分，當然這一目標是不被接受的。很快古茲曼總統出局了，聯合果品公司重新掌控了一切。
根除南錐地區根基更深的發展主義是一場大得多的挑戰。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兩個美國人1953年在智利的圣地亞哥會面時討論的題目。一個是奧本·帕特森，"美國國際合作管理"在智利的主任－－這一機構后來演變為USAID（United Stat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國際發展局），另一個是西奧多·W·舒爾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帕特森日益擔憂拉奧·普里必希和其他拉美的"粉紅"[譯注：指左傾]經濟學家們令人驚恐的影響。"我們需要做的是改變他們的人員組成，要影響他們的教育，他們的教育太糟糕了。"他曾對一個同僚強調說。這個目標和舒爾茨的想法不謀而合，舒爾茨認為美國政府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戰爭上做的太少了。"美國必須將其大量的經濟項目帶到國外...我們要讓窮國將他們與我們關聯起來，用我們的方法去實現他們的經濟發展，進而實現他們對經濟的拯救。"他說。
兩個人提出一項計劃，這個計劃最終將會把圣地亞哥－－一個國有經濟的溫床，變成它的對立面－－一個極端自由市場的實驗室，提供給米爾頓·弗里德曼最渴望的東西：一個能夠測試他最鐘愛的理論的國家。原始計劃很簡單：美國政府花錢把智利學生送到芝加哥大學學經濟，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那是全世界反"粉紅"最偏執的學校。政府也出錢給舒爾茨和他大學的同事們到圣地亞哥做智利經濟的研究并用芝加哥學派的基本教義來訓練學生和教授。
這一計劃和其他很多美國培訓拉丁美洲學生的項目的區別之處是它大言不慚的意識形態特征。通過選擇芝加哥大學來訓練智利人，美國國務院打響了反發展主義的戰役，因為芝加哥的教授們一根筋地鼓動近乎完全的去政府化，它告訴智利人，美國政府決定了智利的精英學生該學什么和不該學什么。當奧本·帕特森接觸智利最牛的大學－－智利大學的教務長，并向他提供一筆經費來設立這個交流項目的時候，教務長拒絕了，因為這看上去是過于明顯的對拉丁美洲事務的干涉。他說只有在他的教職員有權決定美國哪些人可以去訓練他的學生時，他才會加入。帕特森又去找了一個低檔一些的大學－－智利天主教大學的教務長，這是一個沒有經濟學系的更為保守的學校。天主教大學的教務長立即接受了帕特森的建議，這樣，在華盛頓和芝加哥知名的"智利計劃"誕生了。
"我們是來競爭的，不是來合作的，"芝加哥大學的舒爾茨在解釋為什么這個項目只對精選的一小部分智利學生開放時說。這一戰斗姿態從開始就很明顯：智利計劃的目的是制造意識形態的戰士，他們將贏得針對拉丁美洲"粉紅"經濟學家的思想戰斗。
這個項目于1956年正式啟動，從1957年到1970年有一百智利學生在芝加哥大學進行高級學位的學習，他們的學費和生活費由美國納稅人和基金會提供。1965年這個項目擴大到針對所有拉美學生，其中以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學生最多。擴大的資金來自一筆福特基金會的贊助，并成立了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經濟研究中心。在這個項目下，常年有40到50拉美人學習研究生水平的經濟學課程，占了全系約三分之一的學生人數。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類似項目里，只有4、5個拉美人。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成果：僅僅十年，極端保守的芝加哥大學成了想去國外學習經濟學的拉美人的第一選擇，這一事實將對未來幾十年這一地區的歷史道路有深刻影響。
給客人們灌輸芝加哥學派的教義成了學校緊急的優先事項，項目領導、負責讓拉美人感到賓至如歸的是阿諾德·哈伯格，一個喜歡穿獵裝的經濟學家，并且說著流利的西班牙語，他娶了一個智利人并且常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專注的傳教士"。當智利學生開始到來后，哈伯格成立了一個特別的"智利進修班"，在進修班里，芝加哥的教授講述他們意識形態傾向很強的分析診斷，指出南美如何錯誤，并提出他們進行改正的科學處方。
"突然，智利和它的經濟成了經濟系每日談論的話題，"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譯注：《白銀資本》作者]回憶說，他50年代在弗里德曼手下學習，后來成了知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所有智利的政策都被放在顯微鏡下審視而且被認為不合格：它的強有力的社會安全網、它對民族工業的保護、它的貿易壁壘、它對價格的控制。學生們被教育去鄙視這些減輕貧困的措施，他們中許多人的博士論文專門來解剖拉丁美洲發展主義的各種"愚蠢行為"。貢德·弗蘭克回憶說，當哈伯格從五、六十年代常去的圣地亞哥回去后，他一直痛罵圣地亞哥、智利的健康和教育系統（是南美大陸最好的），稱其為"荒唐地試圖超越他們落后的生活條件"
在福特基金會內部對這樣明目張膽的意識形態項目也存在著不安，有人指出，邀請來給芝加哥學生講話的拉美人都是同一個項目下的那些校友。杰弗里·普意爾，福特基金會的一位拉美專家在內部的評論上曾寫道，"雖然這一努力的質量和影響是不容否認的，但它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狹隘是有嚴重的缺陷的。""只從一種觀點出發不能很好照顧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但這樣的評價沒有停止福特基金會對項目的資助。
當第一批智利人從芝加哥回國后，馬里奧·扎那圖，一個圣地亞哥的天主教大學的經濟學家說他們"比弗里德曼還要弗里德曼"。他們許多人占據了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的職位，很快把它變成了自己在圣地亞哥的小芝加哥學派－－同樣的課程、同樣的英語教科書、同樣堅定的主張"純粹"和"科學"的知識。到1963年，系內十三個全職教員中十二個是芝加哥大學項目的畢業生，而且最早的畢業生之一，瑟及奧·德·卡斯特羅被聘為系主任。現在成百的智利學生不需要到遙遠的美國，他們不用離開家就可以得到芝加哥學派的教育。
在這個項目下受過訓的學生，不管是在芝加哥還是芝加哥在圣地亞哥的連鎖店，他們后來在那一地區被稱作"芝加哥小子"。隨著USAID更多的資助，智利的芝加哥小子們成了拉美人所稱的"新自由主義"在本地區的思想大使，他們到阿根廷和哥倫比亞建立了更多的芝加哥連鎖店，以便"將這一知識推廣到全拉丁美洲，去面對那些妨礙自由和使貧窮落后永久化的思想"，這是一個智利畢業生的說法。
胡安·加不里爾·瓦爾蒂斯，智利90年代的外交部長，他是這樣描述用芝加哥學派的教條來訓練數百智利經濟學家的過程的，"有組織的從美國將意識形態轉移到它直接影響下的另一國家，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例子，... 這些智利人從一個50年代設計的特殊項目里獲得的教育影響了智利經濟思想的發展。"他指出，"他們給智利社會引進了全新的思想，是'思想市場'上完全缺失的概念。"

作為一種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它當然是大膽的。然而問題是，它并不起作用。根據一份1957年芝加哥大學給它的資金提供者國務院的報告，"計劃的中心目的"是培訓一代的學生，"他們將成為智利經濟事務上的知識領袖。"但芝加哥小子們并沒有引領他們的國家，實際上，他們被拉在了后面。
在60年代早期，在南錐地區的主要經濟爭論不是在放任資本主義和發展主義上，而是關于怎樣最好地將發展主義帶入下一個階段。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廣泛的國有化和激進的土地改革；溫和派主張，關鍵是在拉美國家間搞更大的經濟合作，目的是將本地區轉變成一個強有力的貿易集團來和歐洲和北美競爭。但在投票處，在大街上，南錐地區的民意正涌向左翼。
1962年，在古拉特（Joao Goulart）總統任上巴西堅決地走上了這條道路。古拉特是一個經濟民族主義者，他致力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提高工資，他還有一個大膽的計劃，就是迫使外國的跨國公司將他們利潤的一部分重新投入巴西經濟而不是外流到紐約和倫敦的股東們那里。在阿根廷，軍政府正試圖通過禁止胡安·庇隆的黨參與競選來阻撓類似的訴求，但這一舉動只能使年輕一代的庇隆主義者們更加激進，他們中許多人準備拿起武器重新奪回自己的國家。
正是在智利－－芝加哥實驗的中心－－思想戰線的失敗最顯著。到智利1970年歷史性的選舉為止，整個國家已經向左走的很遠，三個主要政黨都贊同國有化國家最大的收入來源：被美國礦業巨頭控制的銅礦。換句話說，智利項目是一個昂貴的失敗。當意識形態戰士對他們的左翼敵人發動一場和平的思想戰役時，芝加哥小子們的使命已經失敗。不僅僅經濟爭論在向左傾斜，芝加哥小子們也被邊緣化，以至于他們連選舉都沒有注冊。
也許事情就這么結束了，智利項目只是歷史的一個小注腳，但發生了一件事把芝加哥小子們從默默無聞中解救出來：尼克松當選了美國總統。尼克松"有一個富于想象力的，并且總體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熱情地說，而且沒有哪個地方比在智利更有想象力了。
是尼克松給了芝加哥小子和他們的教授們一直夢想的東西：一次機會，一次從頭塑造一個國家的嘗試，來證明他們的資本主義烏托邦不僅是地下室作坊里的理論。智利的民主對芝加哥小子們不待見，而獨裁證明更適合他們。

薩爾瓦多·阿連德的人民聯盟政府贏得了1970年的選舉，因為他們許諾要將由外國和本地經營的大范圍的經濟實體收回到政府手中。阿連德是拉丁美洲新型的革命者：像切·格瓦拉，他也是名醫生，但和切不同的是，他看上去有些像穿著講究的學者，而不是浪漫的游擊隊員。他可以發表跟菲德爾·卡斯特羅一樣熱情的政治演說，但他是一個狂熱的民主派，他相信智利的社會主義變革需要從選票箱中來，而不是來自槍桿子。當尼克松聽說阿連德當選了總統，他對CIA局長理查得·赫爾姆斯發出了著名的命令"讓他們的經濟去哀嚎。"選舉也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引起劇烈反響。當阿連德獲勝時，阿諾德·哈伯格碰巧也在智利，他給在國內的同事寫信稱這是一個"悲劇"性事件，并通知他們說"在右翼圈子里，軍事奪權的主意已經被提出來了。"
雖然阿連德保證會協商一個合理的條件來補償那些失去產業和投資的公司，美國的跨國公司仍然害怕阿連德代表了全拉美范圍內一個潮流的開始，而且許多公司不愿接受這樣一種前景，即失去正在成長的那部分利益。到1968年，美國對外總投資的百分之二十是和拉丁美洲關聯的，美國公司在這個地區有5436個分支機構。這些投資所能產生的利潤大得驚人。礦業公司在過去50年里在智利的銅礦業（世界上最大的）投入了10億美元，但他們已經收回了72億。
阿連德剛剛當選，甚至還沒有就職，企業美國[corporate America，注：指作為公司集合體的美國，常帶貶義]就對其政府宣戰了。活動的中心是位于華盛頓的智利特別委員會，這是一個包括在智利擁有財產的美國礦業公司的組織，還包括委員會的實際領袖"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它擁有智利即將國有化的電話公司的百分之七十。普瑞納（Purina）、美洲銀行和輝瑞化學（Pfizer Chemical）也派代表參加。
委員會的唯一目的是"用經濟崩潰來對付他"，進而迫使阿連德收回他的國有化方案。他們有很多如何讓阿連德感到疼痛的辦法，根據解密的會議記錄，這些公司計劃堵住美國對智利的貸款并且"暗中讓大型的美國私人銀行也這么做，與外國銀行機構磋商同樣的意見，拖延今后六個月從智利的采購，用美國銅的存貨而不從智利進貨，制造智利境內美元的稀缺。"辦法還有很多。
阿連德任命他的密友奧蘭多·萊特里爾為住華盛頓的大使，給他的任務是和密謀破壞阿連德政府的那些公司談判充公的條款。萊特里爾留著七十年代典型的小胡子，有一副歌唱般的嗓音，是個喜歡開玩笑、性格外向的人，在外交圈子里非常惹人喜愛。他的兒子弗朗西斯科最鐘愛的回憶是聽他父親在華盛頓家里的朋友聚會中彈著吉他，高聲地唱著民歌。但即使以萊特里爾的魅力和技巧，談判卻從未有過一絲成功的機會。
1972年3月，就在萊特里爾與ITT緊張的談判期間，杰克·安德森，一個報紙記者，根據有關文件發表了一系列具有爆炸性的文章，揭露了ITT與CIA還有國務院曾密謀阻撓阿連德兩年前的就職。在這些指控面前，而且阿連德仍在任上，民主黨控制下的美國參議院啟動了一項調查，暴露了一個更大的陰謀，ITT提供了一百萬美元賄賂智利的反對力量并"尋求讓CIA介入一項計劃來秘密操控智利的總統選舉。"
參議院1973年6月發表的報告還發現，當計劃失敗、阿連德掌權后，ITT轉用了一個新策略，試圖保證他不會"在6個月內執行國有化計劃。"最令參議院吃驚的是ITT高層和美國政府間的關系。根據證詞和各種文件，越來越清楚，ITT直接介入了最高層級上美國對智利政策的制定。一個ITT的高層管理人員曾寫信給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建議說"無需通知阿連德總統，所有已批準的對智利的援助資金應該放入'待審'狀態。"這家公司還擅自為尼克松政府草擬了一份十八點的計劃，其中清晰地涵蓋了軍事政變："接觸智利軍隊內部可靠的人員，...，建立起他們對阿連德的不滿，進而造成除掉他的必要性。"
當被參議院委員會拷問到關于他為了ITT自己的經濟利益、厚顏無恥地利用美國政府的力量去顛覆智利的憲法進程的時候，ITT的付總裁耐德·葛瑞替顯得一臉真誠的不解，"照顧我們自己的利益[原詞：No.1]有什么錯？"他問。委員會在報告中給了一個回答："'自身利益'不能在決定美國外交政策的過程中扮演不正當的角色。"
在美國數年里無情的骯臟手段中，ITT只是其中最受矚目的一個，盡管如此，在1973年，阿連德仍然在掌權。八百萬美元的秘密支出沒有削弱他的統治基礎。那一年的議會中期選舉，阿連德的黨實際上得到的支持超過了1970年當選時的數目。很清楚，對一個不同的經濟模式的向往已經在智利深深扎根，對社會主義路線的支持在增長。阿連德的對手們從1970年他當選那天起就在謀劃推翻他，對于他們說來，目前的形勢即使除掉阿連德也不解決問題，另一個人會接替他。需要一個更猛的計劃。

政權更迭的教訓：巴西和印度尼西亞

有兩種模式的"政權更迭"阿連德的對手已經仔細研究過，認為是可行的。一種是巴西模式，另一種是印尼模式。由亨伯托·卡特羅·布蘭科將軍領導、美國支持的巴西軍政府（junta）在1964年奪得政權，軍隊有一個計劃，不僅要要將古拉特的親貧民的計劃轉向，而且要讓巴西對外國投資大門洞開。起初，巴西的將軍們試圖相對和平地施行其步驟，沒有什么明顯的野蠻跡象，沒有大規模的逮捕，雖然后來發現這期間有些"顛覆者"被殘酷折磨，但數目很小（巴西很大），關于處理他們的言論很少傳到監獄以外。軍政府還保留了一些民主的殘余，包括有限的出版和集會自由－－因此被稱作紳士政變。
六十年代后期，人們決定利用有限的自由來表達他們對巴西日益深化的貧困的憤怒，他們譴責這都是由于軍政府有利企業的經濟計劃的結果，這些計劃多是由芝加哥大學的畢業生設計的。到1968年，大街上到處都是反軍政府的游行，最大的是學生領導的，政權陷于嚴重的危險中。拼命為了保住政權，軍方全面地改換了策略：民主被完全取消，所有的公民自由被剝奪，酷刑被系統地執行，而且，根據巴西后來設立的真相委員會，"國家進行的殺戮成了家常便飯。"
印度尼西亞1965年的政變走的是一條很不同的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個國家一直由蘇加諾總統領導，他是那時的雨果·查維斯（盡管缺少查維斯那樣對選舉的胃口）。蘇加諾激怒了富國因為他保護印尼的經濟，重新分配財富，而且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趕了出去，他譴責它們不過是西方跨國公司利益的門面（facade）。盡管蘇加諾是個民族主義者，并非共產黨，但他和有三百萬成員的共產黨密切合作。美國和英國政府決定終止蘇加諾的統治，解密的文件顯示，CIA收到了高層的指示要"清算（liquidate）蘇加諾總統，看情況和時機而定。"
在幾次錯誤的行動后，機會終于在1965年10月來了，美國支持的蘇哈托將軍這時開始了奪取政權和清除左翼的行動。CIA已經悄悄地整理了一個全國左翼領導人的名單，這份文件落到了蘇哈托手里，而五角大樓幫助提供了額外的武器和野外無線電，這樣印尼部隊可以在偏遠的群島互相聯絡。蘇哈托隨后派出他的士兵搜捕四至五千CIA給他的"槍斃名單"上的左翼分子，美國大使館不斷收到進展報告。每當消息進來，CIA就從他們的名單上將名字劃掉，直到他們滿意地看到印尼的左派被消滅。羅伯特·J·馬騰斯參與過這次行動，他給雅加達的美國大使館工作。"這對軍隊是很大的幫助，"他二十五年后對記者凱西·卡丹說，"他們大概殺了很多人，我大概手上也沾了很多血，但這并不都是壞事。有的時候在關鍵時刻你不得不下重手（strike hard）。"
槍斃名單涵蓋了有目標的殺戮，而蘇哈托臭名昭著的亂殺在很大程度上教給了宗教學生。他們被軍隊快速的訓練然后派到各村莊，根據海軍統帥的指示，"掃除"鄉村的共產黨人。有一位記者寫道："他們大聲招呼著隨從，把刀和手槍別在腰帶上，肩上晃蕩著木棒，饒有興味地執行他們一直期待的任務。"只用了一個多月，至少50萬可能多達一百萬人被殺，"成千上萬被屠殺，"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在東爪哇，"在那些地區的旅行者談到一些小河溪流被尸體給堵住，河上交通在某些地段都被阻礙了。"
印尼的經驗引起了華盛頓和圣地亞哥的那些密謀推翻阿連德的個人和機構的密切注意。他們感興趣的不僅是蘇哈托的殘暴，而且還有一群印尼經濟學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些人都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受過教育，被稱作"伯克利黑幫"。蘇哈托很有效地清除了左派，是伯克利黑幫預備了這個國家今后的經濟藍圖。
和芝加哥小子們比起來伯克利黑幫也很驚人，作為1956年福特基金會贊助項目的一部分，他們來到美國學習。他們回去后也忠實地復制了一個西方式樣的經濟學系，這次是在印度尼西亞大學。和芝加哥的教授們去圣地亞哥幫助建立經濟系一樣，福特基金會也派美國教授去雅加達去建學校。約翰·豪俄直言不諱地解釋說，"福特覺得他們是在為蘇加諾下臺后培養國家領導人。"他當時是福特基金會國際培訓與研究項目的主任。
福特資助的學生成了參與推翻蘇加諾的校園組織的頭目，伯克利黑幫與軍方在政變準備上密切合作，設計應急方案預備政府的突然垮臺。這些年輕的經濟學家們對不懂財經的蘇哈托將軍有巨大的影響力。據財富雜志報導，伯克利黑幫把經濟學課程錄下來給蘇哈托在家聽，一位小組成員自豪地回憶說，當他們碰面的時候，"蘇哈托總統不僅僅聽，還做筆記。"另一位伯克利畢業生這么描述他們間的關系：我們"給陸軍領導層－－新秩序中的關鍵因素－－一份處理印尼嚴重經濟問題的'烹飪指南'，蘇哈托將軍作為陸軍最高長官不僅接受了這份指南，而且讓作者做了他的經濟顧問。"蘇哈托確實這樣做的，他讓他的內閣充斥了伯克利黑幫成員，交給他們所有關鍵財經要職，包括貿易部長和住華盛頓大使。
這個經濟團隊，曾在一個較少意識形態色彩的學校學習，因此不像芝加哥小子那樣極端反國家[干預]，他們相信，政府在管理印尼國內經濟和保證人們能付得起大米這樣的基本生活用品方面應該起作用。然而，對于想開采印尼豐富的礦產和石油的外國投資者，伯克利黑幫是無比友善。他們通過法律，允許外國公司百分之百地擁有這些資源，提供"稅務優惠日"，在兩年內，印尼的自然資源－－銅、鎳、硬木、橡膠和石油－－被世界上幾家大礦業和能源公司瓜分了。
對于那些密謀像蘇哈托那樣推翻阿連德的人，巴西和印尼的經驗是很有益的對比學習。巴西人幾乎沒有用到休克的力量，等了數年才開始顯露他們的殘暴。這幾乎是個致命錯誤，因為這給了對手重新組織的機會，讓另外一些人有時間組成了左翼游擊部隊。雖然軍政府設法肅清了街頭鬧事，但日益增長的反對力量迫使政府放慢了它的經濟計劃。
反過來，蘇哈托表明，如果先發制人地使用大規模鎮壓，全國就會進入某種休克狀態，抵抗可能在發生前就被掃除。他對恐怖的使用是如此無情，超出人們最壞的預期，以至于幾周前還在一塊兒努力確認自己國家的獨立的人們，現在完全被嚇壞了，他們把全部的控制權都讓給了蘇哈托和他的走卒們。拉爾夫·麥克吉希，一個政變年間的高級CIA行動主任曾說，印尼是一次"模范行動...，你可以追蹤到從華盛頓到蘇哈托掌權道路上所有主要的、血腥的事件，這意味著這樣的行動是可以一遍遍重復的。"
從印尼獲得的另外一個關鍵經驗和政變前蘇哈托和伯克利黑幫的伙伴關系有關。因為他們已經準備好在新政府中掌握頂級"技術官僚"職位，而且已經把蘇哈托的觀念轉變過來，政變就不僅僅消除了民族主義者的威脅，它還將印尼轉變成世界上最歡迎跨國公司的一個地方。
隨著趕走阿連德的力量開始增強，在圣地亞哥的墻上開始出現一條紅色油漆寫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雅加達要來了。"

在阿連德當選后不久，他在智利的對手就開始以可怕的精度發起印尼式顛覆活動。芝加哥小子的大本營天主教大學成了被CIA稱為"政變氣候"的中心。許動學生加入了法西斯組織"祖國和自由"（Patria y Libertad）并且在"希特勒青年"的公開成立時邁著正步通過大街。1971年9月，阿連德執政后一年，智利的工商界領袖們在海濱城市維納德馬（Vina del Mar）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制定了一套改變政權的策略。根據全國制造商協會（CIA和那些外國跨國公司資助）的總裁奧蘭多·桑茲的說法，那次聚會決定說，"阿連德政府與智利的自由和私營企業的存在不兼容，唯一避免完蛋的辦法是推翻政府。"商人們組織了一個"戰時體制"，一部分與軍隊建立聯系，另一部分，據桑茲說，"準備了特別針對政府各種計劃的替代計劃，以備系統地交付給武裝力量。"
桑茲延攬了幾位關鍵的芝加哥小子來設計那些替代計劃并給他們在圣地亞哥總統宮附近設立了新的辦公室。這個由瑟吉歐·卡斯特羅和他在天主教大學的同事瑟吉歐·烏都拉加領導的小組開始召開每周的秘密會議，在會議上他們提出了如何徹底地沿著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造國家的詳細建議。根據后來美國參議院的調查，這個"反對派研究機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資金直接來自CIA。
有一段時間，政變計劃按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進行：軍方密謀根除阿連德和他的支持者們，經濟學家謀劃根除他們的思想。隨著暴力解決在不斷醞釀，一場對話也在兩個陣營間展開。羅伯托·凱利，一個和CIA資助的報紙《水星》（El Mercurio）有關聯的商人，是中間人。通過凱利，芝加哥小子給海軍司令送去一份5頁的經濟計劃綱要，海軍對綱要點了頭，隨后芝加哥小子們發瘋般地工作以便在政變前把計劃準備好。
他們500頁長的圣經－－一份指導早期階段軍政府的詳細經濟計劃－－后來在智利被稱為"磚頭"。根據后來一個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的說法，"CIA合作者參與了一項全面經濟計劃的初步制定，該計劃成為軍政府最重要的經濟決策的基礎。"磚頭"的十個作者中的八個曾在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
雖然推翻阿連德被普遍描述為一場軍事政變，奧蘭多·萊特立爾，阿連德在華盛頓的大使，卻視其為軍隊和經濟學家協力的結果。萊特立爾寫道，"'芝加哥小子們'讓將軍們相信，他們已經準備好用軍隊缺乏的智力來補充軍隊的殘忍。"
當智利的政變最終到來時，它具有三種不同的震撼（shock）形式，它們像菜譜一樣可以在相鄰國家重復使用，還在三十年后重新出現在伊拉克。政變本身是一次震撼，緊接著它的是另兩種形式，一種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資本主義"休克（震蕩）療法"，這是拉美經濟學家到目前為止在芝加哥大學及其連鎖機構里訓練的一種技巧。另外一種是猶恩·卡麥隆式的休克[譯注：見本書第一章]，對藥物與感知剝奪的研究，現在匯編成"庫巴克"（Kubark）手冊里的刑訊技術，并散布于各種CIA為拉美警察和軍隊開設的訓練項目中。
這三種形式的震撼會聚到拉美人的身體上和這一地區的國家上，摧毀和重建、消滅和創造相互強化，如同一場難以遏止的風暴。政變的震撼為經濟上的休克療法準備了土壤；刑訊室的震撼使任何膽敢阻擋經濟休克的人感到恐懼。從這一活生生的實驗室里誕生了第一個芝加哥學派的國家，也是它在全球反革命中的第一場勝利。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