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上海《解放日報》刊載吳建民先生撰寫的《歷史的災難將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一文,以此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
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理該強烈譴責這場罪惡戰爭的策動者;或熱情歌頌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各國人民;或從中總結、汲取寶貴的歷史經驗教訓。離開了這三條,再漂亮的言辭,都只能是屁話。
吳文共三個部分,分別為:“從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靠戰爭不再能夠解決問題了”;“銘記歷史更應堅持和平發展”。
讀完全文,令人費解。因為通篇紀念文章,既沒讓人讀到對策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強烈譴責;也沒有讀出它對這場世界反法西斯正義戰爭的歌頌;更感受不到作者從二戰中總結出什么值得肯定的歷史教訓。相反,吳文不談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區分,通篇凈是些“和平、發展”之類的美麗詞藻,宣揚的是虛幻的和平主義。其畫龍點睛之筆是:“革命時代已經過去,戰爭不再解決問題”。
吳文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金字招牌立論的,可是實際上宣揚的卻是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應該說,這篇文章對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其麻痹毒害作用不小。
請別糟蹋恩格斯
吳文的標題非常醒目,用了一句革命導師恩格斯的名言:“歷史的災難將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
吳也許是想以此來“拉大旗,扯虎皮”,唬弄一些人,加強一點文章的“權威性”,以期增加其兜售私貨的欺騙性。可惜弄巧成拙,反而招來批判。吳文在恩格斯名言后,緊接著寫道:
“史無前例的災難必然帶來史無前例的進步。戰爭教育了人類,人類從戰爭中吸取了教訓,帶來了人類的大覺醒。這就是為什么在二戰結束之后,時代主題逐步發生了變化,從戰爭與革命逐步轉變為和平與發展。”
果真如此嗎?未必。
首先,“歷史的災難將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這句話,是恩格斯1893年10月17日給俄國友人尼·弗·丹尼爾遜的復信中,在談到俄國農村富農資本主義正在瓦解農村公社變化時所寫,是具有特定含義的,其外延不能任意夸大。信中原文是:
“像你們的民族那樣偉大的民族,是經得起任何危機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只有活動方式在改變。讓命運實現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頁)
很清楚,“歷史的災難將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雖然體現了事物發展的辯證邏輯;然而,這一命題的成立是有條件的。恩格斯講這句話的限定條件就是:“像你們的民族那樣偉大的民族”,“是經得起任何危機的”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更不是那些眾多早就被歷史淘汰、消亡了的民族(比如達羅毗荼人等)。何況,它又是針對當時俄國資本主義正在取代前資本主義因素的社會變革,其“災難”本身乃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把恩格斯原文中需要有條件的轉化,理解為絕對的無需條件的轉化。這如果不是吳建民根本沒有讀懂恩格斯的原文,不懂辯證法;那就一定是故意歪曲。但不管那一種,兩者都是錯誤的。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真的是“必然”會給世界“帶來人類的大覺醒”,讓帝國主義也改變其本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從而讓戰后歷史完成“從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的“轉變”嗎?
如果真是這樣,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歷史的災難”難道還不夠大嗎?怎么當時就沒能得到“歷史的補償”?未能轉化為“和平與發展”時代?而僅僅只是為新的大戰作準備(用法國元帥福熙在簽訂《凡爾賽和約》后的話說:“這不是和平,不過是20年的休戰”);并于1937年果然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見事物的辯證轉化,不是沒有條件的,它絕對是需要有條件的。看來,吳建民得好好地學一學毛主席的《矛盾論》,這其實只是一個哲學常識問題。
吳先生有這樣的“美好愿望”,自然讓人想起了19世紀法國的兩位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圣西門和傅立葉。這兩位思想家都看到了私有剝削制度的罪惡與弊端,主張“一切人都應當勞動”,建立一個“人人平等,個個幸福”的新社會。于是他們寫了許多文章,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深刻、尖銳的揭露與批判,希望資產階級能夠良心發現,大發慈悲,放棄剝削,自覺地接受他們的主張。
傅立葉甚至制訂了一個名為“法朗吉”的社會實驗計劃。在這個社會組織里,人們立馬可以實現“人人平等,共同勞動,接受免費教育”。他把自己的這套計劃刊登在報紙的廣告欄上,每天在家等候愿意出錢創辦“法朗吉”的富翁。結果,傅等了一輩子,始終沒有一個富翁上門來贊助他的這個計劃。
圣西門、傅立葉,這兩位杰出的思想家,由于不懂得“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道理,最終只能落得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下場。
吳建民先生鼓吹的所謂二戰后的“時代改變”論,說已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且已成為一種“時代潮流”,這純屬一種主觀判斷。這一判斷是否正確,得經得起客觀歷史發展的檢驗。
馬克思主義認為,戰爭是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的產物。列寧說,“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只要人剝削人的現象還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戰爭無論何時何地總是由剝削者、統治者和壓迫階級自己挑起的。”(列寧:《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
戰爭有正義的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區分。馬克思主義跟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籠統地反對一切戰爭不同:它反對一切非正義戰爭;但支持正義戰爭。
“我們懂得戰爭和國內階級斗爭有必然的聯系,懂得不消滅階級和建立社會主義就不能消滅戰爭,完全承認國內戰爭即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的戰爭,奴隸反對奴隸主、農奴反對地主、雇傭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的合理性、進步性和必要性。”(列寧:《社會主義與戰爭》)
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人所共知,發生在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7—— 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帝國主義制度的產物,都是資本主義世界三大固有矛盾發展演變的歷史必然。因此,依照正常的邏輯,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一天,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度沒有消滅,戰爭的危機就存在一天。
另外,吳的判斷是否正確?更得驗證一下現實。二戰結束70年來,雖說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受制于大國之際熱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但不管是在美、蘇兩極世界時代,還是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出現的美國“一超”獨霸時代的世界格局,戰爭哪一天停止過?
筆者對1945年二戰以后發生的戰爭,曾作了一個粗略的不完全的統計,除去一些相當數量的國內戰爭不計,僅有西方大國發動、參與的局部戰爭就不下23場,延燒于中東、朝鮮半島、印度支那半島、南亞、中亞、海灣、東非、北非、巴爾干、東歐、拉美等地,最長的阿富汗戰爭長達13年之久,世界各地幾乎沒有一年不在燃燒著戰火。
進入新世紀后,美、歐西方國家不僅已經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還策動了中東、北非多國的“顏色革命”戰爭。環顧這個動亂的世界,不單有巴以危機、伊核危機、朝核危機;還有印巴核對峙、南北朝鮮對峙、釣魚島對峙、南海對峙,再加上美俄烏克蘭對峙,等等。簡直到處都是濃濃的火藥味。把這一世界形勢概括為“危機重重”,一點也不過分。事實證明: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是當今世界戰爭的根源。
面對如此嚴酷的世界局面,吳建民先生一概視而不見,硬要把美國“一超”獨霸、危機重重與戰火不斷的世界,說成是“和平、發展”的“太平盛世”,這如果不是在重蹈歷史上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們的覆轍,那就一定是有意地在散布和平主義幻想。客觀上就是在為霸權主義“先發制人”的戰略服務——以便讓愛好和平的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毫無反抗地,在下一場戰爭中被消滅和征服。
時代改變了嗎?
世界近、現代史,就是一部資本主義發生、發展與衰亡(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后階段)的歷史;同時,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發展與最終確立的歷史。這是資本主義時代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事物矛盾的辯證關系,貫穿在整個近、現代資本主義時代的始終。只要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衰亡,其固有的三大矛盾(帝國主義內部勞資之間的階級矛盾;帝國主義同殖民地之間的民族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爭奪勢力范圍與霸權的矛盾)就不會消失。盡管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這些矛盾與斗爭會時而激烈時而緩和,會有不同表現形態,但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剝削制度的本質沒有改變,資本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征也就不會改變,戰爭與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
吳建民先生斷言:當今世界已完成了從“戰爭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的“轉變”,且已成了當今世界的歷史潮流。其“依據”就是:“時代變了”,這突出表現在五個方面。就是:
戰后有“一大批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取得獨立和解放”;“歐洲走向聯合”;“亞洲和一批發展中國家在崛起”;“拉美、非洲的一批新興大國,諸如巴西、南非等也在崛起”;“科技大進步”。
不錯,二戰后世界形勢確實有這些變化(但吳建民故意抹去了最為重要的一個變化——社會主義陣營的壯大與解體)。然而,這五條變化的出現,究竟說明了什么?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的人們,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釋。
吳建民認為:二戰教育了人類,“西方大國被迫放棄殖民體系”,殖民地已經“獨立”,亞非拉的一批“新興大國”在“崛起”,這說明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壓迫的矛盾解決了;歐洲在聯合,舊的歐洲帝國主義大國之際的歷史恩怨與爭奪的矛盾解決了;“西方國家內部進行的深度改良”,致使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矛盾也“得以解決或緩解”了。一句話,舊世界固有引發“戰爭與革命”的“三大矛盾”都解決了,這才使世界得以完成“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
吳甚至覺得,當今唯一的問題是,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怎樣處理好同像美國這樣“守成大國”的關系?因此,他告誡中國領導人,只有堅守“和平、發展”(迎合美國所需),才有美好前景(幻想)。同時,他也告誡美國:“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了”(幼稚)!據說,他用這套說詞,居然把能言善辯的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講得無言以對(笑話)。
同樣的五個變化,如果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看問題,則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種解讀:
德、日、意三個法西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帝國主義爭奪霸權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必然產物。然而,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暴行,終于激起了反法西斯各國和世界人民的強烈義憤與反抗,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統一戰線,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與犧牲,終于取得了勝利。
這叫什么?這叫: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二戰中,是以社會主義蘇聯為首的和平力量,聚合美、英、中等26國,組成強大的世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正義力量,使這場反法西斯戰爭注入了既具有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性質,同時又賦于全新的革命意義。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使德、日、意三個法西斯帝國主義慘敗;英、法兩個帝國主義大大削弱,導致歐洲列強主宰世界的國際格局不復存在,代之以美、蘇兩個強國和雅爾塔體制的確立——形成了戰后兩極體制(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冷戰對峙)的國際格局。其后,由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修正主義逆流,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解體”,出現歷史大倒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最終形成美國“一超”獨霸的世界格局。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使世界人民的革命覺悟大大提高,推動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和革命斗爭的高漲。其結果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戰后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最后形成了有14個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最后形成了第三世界。這就是吳文中世界五大變化中的第一、第三、第四條的變化,它們是世界人民積極進行革命斗爭的結果,絕不是西方帝國主義“讓步”政策的產物。至于第二條:歐洲走向聯合,這是戰后歐洲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為振興經濟、抗衡蘇聯東歐、擺脫美國控制,走“聯合自強”道路的結果。最后第五條科技的發展,那更是歷史進步的必然。
顯然,五條變化,既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從根本上消除帝國主義,也沒有從本質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戰爭的根源沒有消除,又怎能斷定世界已進入“和平、發展”時期?更何況從1991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陣營消失,歷史倒退,資本主義勢力反撲,國際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形成“一超”獨霸、為所欲為的局面,戰爭的因素進一步增多、增大,又怎能得出當今世界已處于“和平、發展”時代的結論?
可見,吳建民這種不顧客觀事實的武斷結論,是禁不起現實檢驗的,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又不得不使人想起上世紀50年代后期,赫魯曉夫所鼓吹的“時代改變”論。正是根據這種幻想,赫氏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提出“三和、兩全”綱領(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全民黨、全民國家)。結果怎么樣?在“和平競爭”的過程中,徹底解除了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裝,赫魯曉夫及其徒子徒孫們戈爾巴喬夫之流——最終把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蘇聯給“滅”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也隨之解體!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沉痛教訓。
對時代,對世界形勢的正確判斷,是中國共產黨制訂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的依據,是社會主義國家制訂正確的外交政策的基礎,關系著黨和國家的發展前途與命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只有以馬克思主義這一嚴整而徹底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才能科學地洞察這個世界,決不能被吳建民之流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思潮所誤導。
銘記怎樣的歷史教訓?
吳文最后部分有一段特別令人費解的文字:
“回顧二戰的慘痛教訓和戰后人類所取得的進步,我們需要特別汲取的是什么?”接著,他就向“我們”提出了所謂的三條“歷史教訓”:
“首先,應念念不忘和平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其次,需正視歷史,銘記二戰的慘痛教訓”;“第三,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這就奇怪了,二戰是“我們”挑起來的嗎?怎么不是要日本軍國主義去吸取教訓,而是“我們”?當今世界的戰爭根源究竟是什么?社會主義中國是戰爭的策源地嗎?
當然,中國確實也可以反思一下:為什么會遭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
那就是當時蔣介石政權的“攘外必先安內”——熱衷于發動內戰、不抗外敵的反動政策。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蔣政府始終執行“對內鎮壓抗日愛國運動,對外步步退讓、偷且茍安”的賣國政策。先后簽訂了像1932年5月《淞滬停戰協定》、1933年5月《塘沽協定》、1935年6月《秦土協定》和7月《何梅協定》,實際上承認、喪失從東北、華北等一系列國土和國家主權,從而在客觀上縱容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
可見,我們所要汲取的歷史教訓,根本不是吳建民所講的那“三條”,而是應該認真執行毛主席制訂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和實行自衛原則的國防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為奇怪的是吳氏“歷史教訓”的第三條,竟要求“我們”:“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這是什么意思?對此,吳建民沒有展開論述。只是在文中籠統地提到: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策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助燃劑。聯系到日中釣魚島危機爆發初期,吳建民公然斥責愛國民眾抵制日貨行動是“愚蠢”之舉,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之說,這不能不使人只能這樣理解:本次吳文的矛頭也是指向國內部分愛國人士的。果真如此,那么,筆者就不得不向吳建民先生發出一個忠告:請站穩你的中國人的立場!
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危險傾向,究竟是“崇洋迷外”的洋奴哲學,還是“天朝自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究竟是多了像羅援將軍那樣,主張提高警惕強化國防觀念的“愛國賊”,還是多了像茅予軾那樣公然鼓吹放棄領土主權的“賣國賊”?
吳先生是很尊重“外國朋友”的。那就請你聽聽一位“美國朋友”是怎樣看中國的吧!
前不久,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中國即將崩潰》一文。就是這位“中美友好人士”,大膽預測中國共產黨已經步入其生命的最后階段。文章認為,中國正面臨難以克服的五大危機,這五大危機必然導致中國崩潰:
大量的富人、精英正在逃離中國;國內政治壓迫和中共的不安全感越來越強烈;中國官員給人的印象是木訥而無趣(按:指官員無能);大量的嚴重的腐敗現象的存在;經濟增速正在放緩。(轉引自陳定定:《沈大偉“中國崩潰論”是嚴重誤讀》)
筆者以為,美國的許多“友好人士”不友好。沈大偉的“五大危機論”,純屬反華人士“唱衰中國”的爛調,全是無稽之談。打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天起,他們就天天在念“中國垮臺經”,奇怪的是:中國反倒越來越強。(反動派永遠看不懂)
盡管如此,但被沈大偉視為中國第一危機的“大量的富人、精英正在逃離中國”一說,倒是值得重視的。
據外媒報道,在截至2013年的十年間,已有超過7.6萬中國富豪、精英移民國外或者獲得了另一個國家的公民身份。截至今年1月底的兩年間,中國人占澳大利亞投資簽證申請的90%以上,達1384人。中國人還占據了英國和美國高凈資產簽證申請的大多數。(見3月6日《參考消息》)
大量中國富豪、精英外逃這一事實本身,已雄辯地證明:當前中國社會主要危機傾向,根本不是吳建民所臆想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而是“崇洋迷外”的洋奴哲學。試問:在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氣氛濃厚的社會,會出現富豪、精英紛紛外逃,不愿做中國人,而要去做外國人的情景嗎?
冷靜地思考一下,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哪里?除了人民生活有所提高,那就是“一部分人”富了起來。如果這批“先富人群”都帶著積累起來的財富“外逃”了事——移民國外,成了外國公民。那么,由幾億農民工(毛澤東時代留下的“人口紅利”)血汗換來的,并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的“改革開放”僅存的成果,實際上就都輸送給了美、英、加、澳等這些西方國家了,留在國內的也就只是“一地雞毛”了!這樣,“改革開放”還有什么意義呢?
中國社會現實的思潮的走向,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成敗。究竟是“左”了,還是右了?是到了廟堂執政者該認真思考的時候了。
讓毛澤東思想回歸吧,吳建民之流的右傾言論可以休矣!
附:吳文
歷史的災難
將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
吳建民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有人類歷史就有戰爭,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波及面最廣、造成損失最嚴重、死傷人數最多的一場戰爭。二戰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涉及20億人,占當時世界人口的80%,戰場波及2200萬平方公里,各國動員兵力共1.1億人,死亡軍民5500多萬,造成的物資損失達時價14萬億美元。
從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
恩格斯有句名言:“每一次歷史的災難都是以歷史進步為補償的。”史無前例的災難必然帶來史無前例的進步。戰爭教育了人類,人類從戰爭中吸取了教訓,帶來了人類的大覺醒。這就是為什么在二戰結束之后,時代主題逐步發生了變化,從戰爭與革命逐步轉變為和平與發展。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題。時代主題既揭示了一個時代世界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又指出了解決這些主要矛盾的路徑。二十世紀很長時間是在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中度過的,世界當時面臨三大矛盾:
守成的帝國主義大國將世界基本瓜分完畢,新興的帝國主義大國對此不甘心,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二者之間的矛盾很難調和;
帝國主義列強與全世界廣大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
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革命和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斗爭,以及西方大國被迫放棄殖民體系,西方國家內部進行的深度改良,致使上述矛盾得以解決或緩解。時代的主題逐步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
時代主題的變化是國際關系中最大的變化,也是統領一切的變化。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大背景下,世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進步,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一大批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取得獨立和解放。
在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沖擊下,西方大國的殖民體系一個個土崩瓦解。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會員國僅為50國,今天為193國,絕大多數國家是在戰后取得獨立的。
2、歐洲走向聯合。
歐洲曾經是二戰的策源地和主戰場,法德之間也打了幾百年的仗。戰后歐洲人痛定思痛,決定走向聯合,先是搞煤鋼共同體,隨后搞經濟共同體和原子能共同體。在三個共同體的基礎上,建立了歐共體。歐共體逐漸演變為歐洲聯盟,發行了統一貨幣歐元。現在歐盟有28個成員國,人口5億,面積達438萬平方公里。歐洲主要大國法德之間的戰爭再也打不起來了,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舉。
3、亞洲和一批發展中國家在崛起。
亞洲崛起經歷五個浪潮:第一個浪潮是日本。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碰得頭破血流,戰后改弦更張走和平發展道路,采取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很適應日本的情況和全球化發展的需要,日本在亞洲率先崛起。1968年日本經濟總量超過了當時的西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個浪潮是上世紀60年代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的崛起。它們學習日本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走上了崛起之路。第三個浪潮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特別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也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模式發展起來。第四個浪潮是中國,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實施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迅速崛起。第五個浪潮是印度,印度1991年實行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加入了亞洲崛起的大潮。中國和印度加入亞洲崛起的大潮,使亞洲崛起的勢頭、深度和廣度大為增強。亞洲崛起的進程遠未結束,但亞洲的崛起導致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國際關系的重心正在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這個進程尚未完成。然而,這是人類歷史上近三百年來最大的變化。
4、與此同時,拉美、非洲的一批新興大國,諸如巴西、南非等也在崛起。
亞洲和新興大國的崛起使約十億人擺脫饑餓和貧困,這是很了不起的進步。
5、科技大進步。
戰后的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使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取得史無前例的進步。僅戰后頭30年,世界工業產值累計額就是迄至當時為止人類歷史上工業累計總產值的2倍。
靠戰爭不再能夠解決問題了
戰爭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是威力無比的。國與國之間發生爭端,如果外交途徑解決不了,那就訴諸武力。然而進入新世紀后,國際關系出現一個嶄新的現象是: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了。
美國在進入新世紀后打了兩場半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兩場半戰爭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給美國和其盟友帶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
戰爭解決不了問題,這難道不是人類文明的一大進步嗎?!這就意味著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叢林法則越來越行不通了。
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了,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今天的世界也好,各國國內也好,都面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如何去解決?我們不能不佩服鄧小平同志的睿智和遠見,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解決各種矛盾要靠什么?要靠改革,要靠開放,要靠發展。中國過去30多年的大發展證明這條道路是走得通的。中國1978年就倡導改革,契合時代主題的變化,占得改革的先機。
銘記歷史更應堅持和平發展
70年在人類歷史上是短暫的,但世界的變化是巨大的。應當說世界的大變化今天才剛剛開頭,更偉大、更威武雄壯的變化還在后面。回顧二戰的慘痛教訓和戰后人類所取得的進步,我們需要特別汲取的是什么?
首先,應念念不忘和平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漢書·董仲舒傳》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幾句話很有道理。研究世界形勢,必須關注“天”變了沒有,時代主題的變化是天大的變化。
在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戰敗國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受盡凌辱。今天美國敢強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嗎?不敢。因為天變了,世界變了。
隨著時代主題的變化,也出現了一股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我們堅持和平發展,就必須順應這股潮流。
習近平主席曾經多次引用過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主席還再次強調:“認識世界發展大勢,跟上時代潮流,是一個極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課題。”
2011年“9·11”十周年前夕,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來采訪我,第一句話就是:“吳大使,你看你們過去十年發展得多好,而我們美國就顧打仗了。中國是‘9·11’的最大受益者。”
我回答說:“你前面幾句話我都同意,但我不同意你說的‘中國是9·11的最大受益者’。的確,過去10年中國發展得很快很好。2001年中國GDP為1.32萬億美元,美國為10.63萬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的8倍。2011年中國GDP為7.5萬億美元,美國約為15.5萬億美元,約為中國的2倍。中國過去十年確實發展得很好。中國之所以能發展得如此之好,是因為我們順應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你們逆了這股潮流,而不是因為‘9·11’。我們早在‘9·11’之前就一直順應著這股潮流,今天仍然是這樣。”對方聽后,無言以對。
其次,需正視歷史,銘記二戰的慘痛教訓。
德意日法西斯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他們犯下的罪行,歷史已做出了公正的結論,決不允許翻案。我們銘記歷史絕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要使二戰那場大悲劇不再重演。因此任何否定、美化法西斯侵略歷史的言行,都是國際社會所堅決不能接受的。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歷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絕不答應!”
第三,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在當前形勢下,有兩股思潮特別需要我們注意:一股是民族主義,一股是民粹主義。這兩股思潮的泛濫不局限在某一個國家,在全球范圍都有。
歷史告訴我們,希特勒也好,墨索里尼也好,東條英機也好,他們當年在發動戰爭前,在國內采取的重大舉措就是大肆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他們宣稱本民族是高貴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以此為他們的侵略行徑鳴鑼開道。今天的日本右翼勢力也在煽動民族主義,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民粹主義思潮也在泛濫。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起來非常危險。民粹主義會導致從政者被民族主義所劫持——明知道有些觀點和做法不對,但為了博得公眾支持,他們也會去干。因此,我們對上述兩股思潮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2015年3月11日《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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