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五代上臺之后,軍方聲音在外交決策中愈來愈大,遭受到自由派的強烈批評,軍人干政論、好戰論不時見諸輿論。實際上,自由派的矛頭并不僅僅針對軍人,而是軍人后面的第五代。
軍方學者近來對時政熱點的發言愈來愈多,尤其是少將羅援、楊毅等,不僅對中國對外政策,而且對內政亦多加點評,向外界傳遞軍方的看法與見解,形成一個特殊的意見領袖群體。由于他們立場強硬,往往被視作鷹派,也成為自由派人士集體針對的目標,被戴上“好戰主義、窮兵黷武”等帽子。尤其是原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等人,更曾經當面指摘羅援“好戰必亡”。
批評軍人干政的自由派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體制外學者,他們認為軍隊應該國家化,軍人應政治中立,不應站出來對國家大政方針指指點點;另一類是體制內的自由派,尤其是外交系統的既得利益階層,這些人曾長期掌握外交決策,認為軍人不時發表言論,動了外交官的蛋糕,而且會將國家帶上軍國主義的邪路。
自由派夾槍夾棒,表面上批評軍方學者,實際上真正指向的是中共第五代。習近平上臺之后,無論意識形態,還是外交路線都向左轉,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尤其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軍方在決策中的影響力開始凸顯,包括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等軍界要人躋身國安委,加上軍方智囊機構開始唱主角,改變了外交系統一家獨大的局面。自由派囿于國內情勢,不敢直接批評第五代,但對站在前臺的軍方學者卻大加撻伐。
其實,中國很多自由派已淪為天真的和平主義者,就像吳建民,認為不管甚么問題都應該用和平手段解決,不能再使用戰爭手段。但是歷史事實證明,并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用和平手段解決。美國軍事重返亞洲,將大部分的核潛艇調回太平洋,日本整軍備戰,不斷升級軍事裝備,中國要不要做好戰爭準備呢?
好戰必亡,忘戰必危。中國一些自由派人士將和平當作最高目標,甚至可以隨意犧牲國家核心利益,用土地換和平,這種無原則的和平主義者,與漢奸賣國賊又有何異?說句嚴重的話,一旦外敵入侵,這些人馬上就會搖身一變,成為當代的秦檜、汪精衛。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外交政策亦如此。毛澤東時代是左傾,鄧小平時代開始右傾,到河蟹時代中國幾乎到了人盡可欺的地步,如今歷史指針又向左偏,軍方意見受到重視,這也是形勢發展的必然。正如羅援所說,軍人的“言戰”并非“好戰”,言戰目的是備戰、懾戰和止戰。能戰方能言和,有備才能無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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