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反腐決心堅定不移，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風暴頻起高潮。腐敗現象的實質是一些黨員，包括部分領導干部對社會主義事業失去了信念，思想意志被金錢摧垮，墮落為沒有底線的官場食利者。反腐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23年前蘇聯共亡黨亡國的一幕距今并不遙遠。

　　7月29日，在繼徐才厚被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之后，中共中央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審查，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風暴再掀高潮。徐才厚、周永康落馬的事實，再一次向全黨全社會表明：中央的反腐決心堅定不移，“對腐敗零容忍”絕非空話。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霹靂手段懲治腐敗，在一年多時間里，依法懲處數十起大案要案，力度之大不見史冊。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評價說：“現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中央懲治腐敗敢于動真碰硬，使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看到，共產黨決不允許有凌駕于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殊黨員，黨紀國法不容違逆。但同時，這也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中共反腐十數年，腐敗卻遏制不住，呈現批量化和嚴重惡化的趨勢?

　　腐敗現象背后的實質是什么?是很多黨員，包括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對共產黨為之流血犧牲、不懈奮斗的社會主義事業失去了信念。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金錢狂潮，他們的思想意志被摧垮，將黨性讓位于私欲，將良知出賣給資本，將權力變現為鈔票，墮落為沒有底線的官場食利者。

　　反腐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說，“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從歷史到現實，因統治者腐化墮落而政權傾覆的教訓比比皆是。23年前蘇共亡黨亡國的一幕距今并不遙遠，它給我們的警示是：像蘇共這樣的社會主義大旗、像蘇聯這樣的世界超級大國頃刻間垮臺解體，其前車之鑒足夠我們時刻牢記。中國共產黨能否有效遏制腐敗，純潔黨風，重拾民心，鞏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國家基業?2014年7月5-6日，在本刊舉辦的“問題中國，進步中國”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對腐敗問題及其實質進行了剖析。

　　上排從左至右：孔丹 羅援 武力

　　下排從左至右：強世功 彭光謙 王湘穗

　　孔丹：腐敗是現象，變質才是實質

　　我們會議的題目叫“問題中國，進步中國”。對問題中國，我感到擔憂，現在遇到的挑戰是嚴峻的。中國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是什么性質的問題?是中國自身在發展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還是所有的國家——各種類型、各種體量、各種制度的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就是腐敗。習總書記在“五四講話”中跟北大的學生們說，人生的第一顆扣子要系好。一個人一生中如果第一個扣子系錯了，后面全是亂七八糟。當然，第一個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也不一定系得好，但是第一個扣子最重要。

　　我的第一顆扣子是18歲入黨。但是我現在對腐敗問題，對這個黨從上到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變質，感到問題非常嚴重。各位學者在觀點上可能不同，但我們從同樣的事實看問題。腐敗問題，怎么理解治標與治本的關系，為什么先治標再治本?這就跟人發燒一樣，高燒不退會死人，最后整個黨垮掉了，所以得先退燒。這個本是多年積累的問題，有各種原因，但是發燒這一點是公認的。從中央高層到老百姓都看到，這個黨在發燒，不是低燒，是高燒。有些干部沒底線，不知恥，手一伸出去就收不回來了，拼命地通過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

　　共產黨從什么時候開始有這樣的問題?它是內生的，還是怎么來的?這個問題，我的“口述史”談不上有多深刻，但是做了一些探討。毛主席搞“文革”有一個原因是對蘇聯共產黨變質問題的思考。其實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他都在努力想解決執政黨如何不變質的問題。或者用現在有些學者的話說，這是一個戰略思維。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文革”，發動人民群眾的力量，實際上是把中央最高層給撕裂，把一些人打倒，然后重新去建構。最后的效果很差，問題很大，所以被稱為“浩劫”。

　　今天大家普遍看到的腐敗問題，我認為，腐敗是現象，變質才是實質。現在退燒，肯定要老虎蒼蠅一路打下去。最高層認為，這關乎共產黨的生死存亡。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共產黨就不是共產黨了。所以說，這個問題非常嚴峻。

　　有人給共產黨把脈，開出了藥方，說你這套搞不下去了，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你能治得了這個病嗎?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我不是一個思想僵化的人，如果這個辦法行得通，為什么不可以用呢?但是我從實證的角度看問題，如果直接把那種所謂的“形式民主”引進來，不但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中國肯定先分裂了。這一點現在越來越清楚了，我相信人民都會認識到，不能搞那個“民主”，烏克蘭、伊拉克的教訓就在眼前;印度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不出現腐敗嗎?但是如何解決腐敗問題，我們能不能在退燒的同時把住脈，開出好的藥方?

　　過幾個月要開四中全會，主題是關于依法治國。我覺得可能這是一個有效的藥方。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一個法律框架，自己作為執政黨，接受法律的約束。這應該是一條路，如果能堅持下去，就能把黨內存在的違反黨紀國法的毛病慢慢糾過來。這個問題很深，一天兩天糾不過來。

　　現在加強反腐也帶來一些不作為的情況。以前給點錢辦點事，現在不給錢也不辦事了。另外一個問題是，整個公務員隊伍成了一個社會垢病的目標，就和國企一樣，成了原罪。所以，遏制腐敗的問題對我們黨具有很大的挑戰性。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人民的人心所向。我們現在看到生活的改善，看到社會的進步，看到國力的增強，甚至還有總書記說的中國夢，復興的門檻快到了。這是正能量的一面。但同時因為問題增加了，你說是錯誤思潮也好，敵對勢力也好，運用互聯網的手段也好，總之人家不斷垢病你。而你開出藥方來，大家信不信?一些人和我爭論，說把西方那套拿過來就能解決問題，我堅持認為那不可行。由此我的思考變成了這樣的問題：在一個發展過程中，我們的方法論應該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其實在改革開始的時候，我就有這種看法，改革是通過一片沼澤地，非常艱難，到處是泥潭，稍有不慎就會陷進去。

　　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現在人家追問，你執政的合法性在哪里?我們說是打出來的，共產黨帶領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這就是它執政的合法性。但是今天，共產黨還能不能繼續領導中國人民?有沒有這個資格繼續領導?我認為，腐敗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既要治標又要治本。現在大家都看到，反腐力度很大，人民有人民的期待，中央有中央的擔當。干部隊伍問題是個大問題，所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輪在省部級以上，第二輪在基層。

　　還有一些問題，比如結構調整問題、環境保護問題、貧富分化問題，到底是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越位、錯位，還有缺位，到底是政府出了毛病，還是市場發揮不充分，造成這么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樣的問題不一樣的把脈，有些人已經開出藥方，就是普世價值和憲政，再加上自由市場經濟。我前面已經說了，他們那套行不通。

　　我們肯定了我們的制度優勢，肯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家從政治上、思想上到經濟上對中國獨特的道路進行了總結。但是我們的問題仍然需要面對，需要解決。所以，希望各界有識人士能夠針對中國今天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建議，對中國的進步有所推動。

　　彭光謙：共產黨內出現了一批資產者，這是一個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說過很多了，說說問題。

　　在經濟領域，經濟總量已經翻了幾番，但在收入分配、經濟的獨立自主性等方面，積累了不少問題，必須高度重視。

　　在政治領域，第一是價值觀搞亂了，心靈迷失，自信心都沒有了。這是最大的問題。

　　第二是階級成分變了，隊伍被搞亂了。剛才有專家講到腐敗問題和法律上的犯罪問題，我看實際上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黨內出現了一批真正的資產者。他們當初是光著屁股來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親也是老農民，可他憑什么一夜暴富?黨內出現了一批這樣的人，在階級關系上已經背叛了共產黨。

　　蘇聯為什么垮臺?蘇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領導干部，他們巧取豪奪，侵吞國庫，貪污受賄，成為資產者。他們必須把共產黨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國共產黨要汲取蘇共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現在的問題不光是一般的腐敗，腐敗哪個朝代都有。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內出現了一批真正的資產者，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是一個大問題。

　　關于民主，民主的價值觀應該說是歷史的、階級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資產階級民主，也有社會主義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在歷史上有一個短暫的時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它對封建皇權、封建神權是一種否定。但是它確實是代表資本的利益，是在資產階級內部按資本進行權力分配。所以，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資本者的權利博弈，是按財富的多寡決定權力分配的民主。現在西方把這一套變成了推廣其霸權的一個工具。事實上，在國際關系上只有霸權主義，沒有民主，從來不講國際關系的民主化。

　　用導彈來推銷的民主，這個民主肯定不是個好東西。好東西還要吆喝嗎?還要強迫別人接受嗎?在市場上吆喝得最厲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爛的貨推銷出去。西方現在不但使勁吆喝，還用導彈強迫別人接受，這個東西肯定是個壞東西。現在的西方民主，實際上是美國維護霸權地位合法性的說辭，是維持所謂道德高地的一塊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嗎，誰信他?福山曾經是“歷史終結論”的鼓吹者，現在也承認，美國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問題。

　　在價值觀方面，我們要堅持自己的階級基礎和歷史使命。近年來我們不再講自己是革命政黨了，這是為什么?現在害怕提共產黨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講，我們的歷史方位已經變了。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如果今天把革命這個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拋棄了，那還是共產黨嗎?淡化或放棄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務、根本歷史使命，也就等于放棄了自己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不講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那共產黨憑什么掌權呢?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王湘穗：問題很多，但不是不可為

　　現在人們普遍承認，我們存在非常多的問題，因此有的人感到沒信心。如果從歷史看，就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就是從解決問題、難題起步的。有時局面極為嚴峻，問題堆積如山，但只要路線對頭，就能轉危為安。比如延安時期，我們黨遇到的問題遠比現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內有國民黨重兵圍困，肯定比現在問題嚴重得多。可是通過延安整風，解決了黨內積累了近20年的問題，很快就打開了新局面。所以說，雖然我們現在存在許多問題，但并不是不可為。

　　如果借鑒延安時期的經驗，我覺得就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思想路線，一個是政治路線。延安整風就解決了這兩個問題，結果中國共產黨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由一個山溝溝里的黨，發展成為執政黨。所以，不怕問題多，就怕路線不對頭，只要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目前像頑石一樣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怎么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我覺得，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張宇教授講，中國的核心問題是走什么路的問題。我補充一點，中國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識分子來回答，或者是由黨的最高領導人來回答，而應該由全體中國人民來回答。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實事求是，走美國或西方國家的路我們走得了嗎?不在于我們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資源供我們消耗嗎?沒有。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烏克蘭的路?中國人愿意嗎?我想也不會愿意。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條比較適合中國的路。13億人的現代化，比現在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多一倍。這條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訴我們該怎么走，只能靠中國人自己去找尋。簡單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襲傳統，肯定都走不通。

　　中國道路要靠全體中國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一直在摸索，65年的歷史可以給出一個基本的答案：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只有堅持三個自信，才能解決道路問題。堅持了，就能夠克服我們面對的困難，違背了就會犯錯誤。20世紀50年代強調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戰格局下的一種選擇;70年代的對外開放，也是在冷戰格局出現重大改變后做出的調整。這些重大決策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時易境遷，就需要因勢利導，決不能刻舟求劍。實事求是不能一勞永逸，而是一個長期過程。我們黨需要把它盡快明確下來，以免被洋教條、土教條干擾了我們的前進方向。

　　第二個是政治路線。政治路線的核心是立黨為公，這個公，就是天下為公的公。中國政治歷來崇尚民本，民為國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是立黨為民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是服務于13億中國人民的黨，這個政治路線必須明確。所以，不是說是不是市場化體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體制，而是像張維為教授講的，能不能形成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的良政善治的體制。市場決定性、依法治國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終在于你服務的目標是誰。把這個政治路線搞準確，有了最終目標，就比較容易找到正確的路徑、方法和手段。

　　我贊同張宇講的，在政治領域、社會領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東西。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錯誤的想法，覺得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學西方的。其實不是的，中國才是市場經濟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記·貨殖列傳》就知道，歷史上中國的統治者有極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確立了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體制;把商放在社會階層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還規定商人不能穿絲綢，不能坐四匹馬拉的車，如果商人發展太厲害，到了一定的時候還要以豪強之名遷離。這種士農工商的體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國農耕社會能夠保持幾千年的穩定。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傳統抑商的方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但是我覺得，為了發展實體經濟，中國對資本、資本家集團也要有所抑制。至少共產黨應該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東西發展到黨內來，要在政治領域、黨的組織中劃一些界限，明確哪些東西是不可交易的，誰交易就是觸碰紅線。如果有誰把黨員資格、領導崗位拿來交易，把中央委員的職位拿來交易，把將軍的軍銜拿來交易，那他就是自尋死路。

　　在社會領域也要對市場有所抑制，確定有些東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衛生標準，比如高考。中國古代就有考試舞弊，有挾帶這種事情。但是，誰挾帶就殺誰，峻法嚴刑之下就導致有些東西不可交易。現在我們就應該重新明確這一點，有些東西不可交易。誰交易這些東西，誰就觸犯了法律，就是黨內公敵、社會公敵，就要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羅援：腐敗是戰斗力的第一殺手

　　今天講“問題中國”，從現象上講，我認為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個是人心向背，我把這個問題排在腐敗之前，是因為民心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毛澤東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首要問題我們解決沒解決好?我們說聯系群眾，但現在群眾是誰?共產黨今天的依靠力量是誰?現在的工農群眾，很多人怨聲載道。群眾覺得你們是既得利益者，再怎么發展，都跟自己沒關系。富的太富，窮的太窮。其實共產黨辦沒辦好事兒?辦得好事多了去了。你看幾乎所有的縣，市政建設都很漂亮，馬路高樓修得很講究。可是老百姓為什么還這么多怨言?問題就在于我們到底依靠誰，改革發展的紅利到底應該由誰來分享。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句“耕者有其田”，就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我想，現在一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也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再一個就是怎么對待復轉軍人，還包括一些參加過作戰的人員。這些人，真要打江山、保江山，還得靠他們，絕對忠誠。現在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已經不多了，即便十三四歲參軍，如今也已進入暮年了。政府拿出點錢來，從貪官污吏手上沒收的錢里拿點出來，把復轉軍人和抗美援朝老兵等參戰人員安排好點，安撫人心，能頂百萬雄師。能夠為共產黨上戰場的這些人，現在卻被邊緣化了，這怎么行?他們在一些紅色紀念日聚會，是聚集正能量，應該支持。我常想，一旦發生顏色革命，誰來挺我們的共產黨政權?這些人與我們的紅色政權息息相關，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我們聯系群眾，首先要聯系他們。當然，還應該包括愛國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之士。他們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和大多數。所以，人心向背的問題、依靠對象的問題，這才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腐敗。腐敗是戰斗力的第一殺手，腐敗不除，未戰先敗。甲午戰敗，重要的原因是敗在貪腐。最近徐才厚、周永康被查，腐敗程度觸目驚心。最可怕的是吏治腐敗，一批人要官、跑官、買官成風。當年國民黨敗退臺灣，躬身反省，最大的教訓之一就是吏治腐敗猛于虎，逆向淘汰，精英流失，貪腐泛濫。當務之急是要啟用一批對黨忠誠、清正廉潔、有擔當、有才華的優秀干部，把他們安排到關鍵崗位上。要盡快撥亂反正，恢復部隊的光榮傳統，向能打仗、打勝仗的目標聚焦。

　　第三個問題是輿論陣地失守。現在在一些網站上，你不罵共產黨，不罵毛澤東，都不好意思上這個網。在網上談共產黨、談社會主義，好像都已經邊緣化、地下化了。這個問題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幾十年的時間咱們連個輿論陣地都沒了?文化戰、輿論戰，這是共產黨打勝仗的一個法寶啊!習主席在這方面講了很多，非常到位。輿論是意識形態的主戰場，我們現在主力軍在什么地方?怎么來打贏這個仗?有沒有自己的網絡平臺、意見領袖?有些媒體和網站陽奉陰違，令不行，禁不止。現在網上還大量充斥“五反言論”——即反黨、反政府、反軍、反社會主義、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誣陷、造謠、誹謗，甚至罵人，滿口污言穢語。網民提意見、監督，甚至批評政府工作中的問題，我們歡迎，但如果以“言論自由”為名企圖推翻共產黨政權，我們堅決不允許!

　　中央已經警告不能再給這些輿論提供陣地。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網絡這個陣地我們絕不能拱手相讓，不能讓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占領陣地，誣蔑我們黨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對這些人聽之任之，今后他們就是顏色革命、社會動蕩的隱患。

　　第四個問題是形式主義。中央抓這個問題很有必要，當年延安整風就是從“反對黨八股”開始的。現在“黨八股”仍然盛行，官話、套話、大話、空話、假話不絕于耳。基層還是會議多、工作組多。一些地方官員為反官僚主義下基層，卻給基層增加了新的負擔;疲于接待，疲于聽指示，抓工作的時間被擠占了。我認為，密切聯系群眾的活動應該圍繞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展開。很簡單，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黨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樹立的典型不在多，而在精，要有針對性，要有說服力，要分層次：高級領導干部學習周恩來;中層干部學習焦裕祿;基層干部學習王進喜;老百姓學習雷鋒。如此，黨風、民風會有一個大的改變。

　　第五個問題是安全環境。現在面臨雙重壓力，就是習總書記所講的，我們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這些問題是怎么造成的?我們在戰略上、在安全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現在內憂外患，恐怖襲擊是空前的，西方國家對我們直接或間接的圍堵也是空前的。我們必須要有憂患意識，不能視而不見，而要未雨綢繆，積極應對。

　　以上五個問題是從現象上分析，最后還是要從體制上和政治思想路線上來找這些問題的根子。

　　武力：我對共產黨遏制腐敗是有信心

　　我講兩個問題。第一個，我非常同意潘維教授[4]說的，我們現在對制度的過度強調，有點走向唯心主義了。應該說改革開放以后，在生產關系調整方面，制度變革確實帶來很大的紅利。但是我們應該比較客觀地來看這個問題，有兩條我覺得是基本原理。第一條是制度沒有絕對的好和壞，只有適合。就像鞋子一樣，沒有說你的鞋子大好，還是鞋子小好，合你的腳才是最好的。而且經濟發展非常快，社會發展非常快，制度不可能是固定的。就像孩子穿鞋一樣，這個時候穿37碼正好，但不能永遠穿37碼，過幾年腳長了，穿40碼了。這種變動，我覺得應該講清楚。

　　我是搞經濟史的，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問題，我越來越感覺到，體制有問題，確實需要改，但是更多的是發展中的問題。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現在來看是非常嚴重。把這些一股腦都賴到體制上，老想從體制上解決問題，恐怕就會出毛病。

　　第二個問題是反腐。三中全會《決定》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發揮作用，而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是，腐敗阻礙了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老百姓對這一點產生懷疑，西方也詬病我們，當然西方的情況就不用說了。但是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就中國下一步的發展來說，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恐怕是最大的難題。

　　腐敗其實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共產黨能不能有效遏制腐敗，或者把腐敗控制在一定程度內?我還是有信心的。這在歷史上也可找到不少例子。

　　腐敗問題除了有制度因素、發展變化的因素以外，還有政策手段的使用問題。這與政治經驗和治理措施有關。我覺得，過去20年我們對這個問題估計不足，起碼沒有充分吸取中國歷史上的經驗。越是在社會承平日久的時候，越是在沒有戰爭、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治軍越要從嚴。對部隊來說，社會很難監督到它，那它自身最關鍵的檢驗是什么?是戰爭。檢驗部隊靠打仗，打仗能看出你這個部隊行不行，是不是一打就稀里嘩啦了。檢驗企業可以看效率怎么樣、生產怎么樣;檢驗干部可以看他給群眾辦了多少事兒，但是部隊不打仗就檢驗不出來。所以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市場化快速推進的階段，沒有嚴格的治軍措施，結果就會導致腐敗，其實也害了很多干部。

　　從中國吏治的角度來說，現在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但是中央得有一套辦法和嚴厲的措施。真要懲治貪官，老百姓肯定贊成，一般也不可能因此就鬧出亂子來，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度，這個可能慢一點，就像吃中藥，是個慢功夫。同時要采取一些比較有效的嚴厲手段和政策，這樣懲治腐敗可以比較快地見成效。

　　強世功：要從“反不法”轉向真正的“反腐敗”

　　討論反腐敗，我覺得要區分違法犯罪的不法問題與真正的腐敗問題。亨庭頓在《變遷社會的政治秩序》中論及腐敗問題時，強調要區分“不法”與“腐敗”。不法就是違法犯罪行為，官員不是神仙，與普通人一樣也會有違法犯罪問題，比如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各種違法行為。導致這些問題固然有腐敗因素，但在性質上首先屬于“不法”，不完全等同于“腐敗”。我們不能把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都看作是腐敗問題，這樣很容易混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敗”這兩個概念。

　　“腐敗”是指背離事物的性質，開始走向其反面，從而導致事物腐朽死亡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性質，其腐敗的因素也不同。討論腐敗問題首先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質，必須針對事物的性質來談。比如，企業家的性質就是創造財富，如果一個企業家缺乏創造財富的動力，整天想著如何消費財富，那就是一種腐敗，意味著企業家的死亡。相反，慈善家的性質就是關注慈善事業，如果關心如何賺錢，就不是慈善家，而變成了商人。

　　官員腐敗也要從官員的性質說起。比如，有些官員雖然收取了不法利益，但他們也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對黨和國家的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屬于“不法”，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對于這些官員，在法律上懲罰與政治上肯定并不完全矛盾。

　　相反，有些領導干部可能很清廉，但對老百姓沒有感情，對黨和國家的利益漠不關心，草率決策，將屬于全民的國有資產廉價轉賣給一些個人，致使黨和國家蒙受巨大損失。這些干部或許沒有從中獲取不法利益，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已經完全背離了黨的領導干部的性質，因為他們考慮的不再是黨和國家的利益，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某個集團或個人的利益。今天不少官員以改革的名義損害國家公共利益，這些“昏庸糊涂官”的所為難道不是比不法更有危害性的腐敗嗎?古人講，“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有些黨的高級干部雖然很清廉，也有不錯的官譽和口碑，但在內心中對黨和國家政權沒有信心，早早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國外，將家庭財產轉移到國外，使自己變成“裸官”。這些人往往在暗中縱容各種“和平演變”的主張，以便伺機跳到另一條船上，趁“顏色革命”的混亂之機瓜分國家財富。這些人也許沒有什么不法行為，有的甚至很清廉，很有道德感召力，但對于國家政權和人民的福祉而言，禍國殃民難道不是比不法行為更可怕的腐敗嗎?蘇聯解體的原因不是由于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行為，而是由于他們整體上的政治墮落和腐敗。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實際上就是針對這種可怕的政治腐敗。

　　亨庭頓認為，后發達國家政治秩序之所以混亂，與其說是由于官員在法律上的不法，不如說是由于他們在政治上的腐敗。尤其是執政黨整體的腐敗，即執政黨不再考慮國家整體的公共福利，而僅僅考慮某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從而導致執政黨脫離了人民群眾，引發政治秩序的不穩定。

　　當前，不少人都說反腐面臨兩難困局，因為從不法的角度來反腐，可能為數相當多的干部有不法現象。這是由于中國轉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如果區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敗，反腐敗就可以走出兩難境地。

　　首先，當前大面積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員政治上的腐敗，尤其是領導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敗要從反不法開始，同時結合群眾路線教育和貫徹落實八項規定，從總體上遏制腐敗導致的不法現象繼續蔓延。這可以看作是病急用猛藥。

　　然后要區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敗。對于違法犯罪問題，關鍵在于加強法治，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政領導干部犯法和普通公民一樣處理。只有嚴格實行法治，“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才能從根本上杜絕不法。若采取“刑不上大夫”，黨政領導干部違法犯罪要由上級領導批示才能追求法律責任，那就不是法治。不法問題就會長期存在，甚至會愈演愈烈。

　　區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和政治上的腐敗之后，反腐敗就不能只盯著不法，而要有政治觀念，有政治大局觀。反腐要與整頓黨的思想作風、清理黨的干部隊伍這些政治任務結合起來。

　　從法律角度看，腐敗問題可以定義為是法治問題。但是，要在中國建立法治，必須走中國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國法治的“法律帝國模式”。而不顧中國實際，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設，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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