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對北京“問題中國 進步中國”研討會上幾位學者發言的評點

　　郭建波

　　文革期間，毛澤東在同林彪集團作斗爭的時候就曾說過：“要抓路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我們的方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表不了正確的路線。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不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都在以自己身體力行的實際行動踐行著這個準則，執著地堅守著共產黨人的信念。為此，他與不少當年并肩戰斗的“戰友”(同路人)產生了嚴重分歧，就是在文革時期他與林彪關系的決裂，說到底也是在文革發展路線上的分歧導致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說的“人多，槍多，代表不了正確的路線”，指的是長征期間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他與張國燾進行的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兩條路線的斗爭表現在是北上還是南下、東進還是西退上。在張國燾路線的影響下，紅四方面軍南下(還裹挾了紅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由八萬多人銳減到四萬人。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會師后，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前夕，在張國燾路線的影響下，紅四方面軍主力，又不顧毛澤東反復強調的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必先擊破南敵的方針，西渡黃河，形成了西路軍，最終釀成了西路軍近乎全軍覆沒的結局。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民主革命時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兩次王明路線給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這兩次挫折所形成的革命低潮的局面最終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指導下使革命轉危為安，走向高潮。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們認為路線斗爭，不是人為造成的，而是客觀存在的。進行研究的時候，就要緊緊抓住路線斗爭這個綱，才能夠提綱挈領，使紛繁復雜的歷史問題水落石出地呈現出來。分析建國后黨內出現的矛盾和分歧以及今天的共產黨面臨的嚴重挑戰的時候，也是這樣。

　　—評點札記

　　北京舉辦“問題中國 進步中國”研討會 孔丹、羅援等參會(實錄全文)

　　作者：經濟導刊 發布時間：2014-10-09 來源：經濟導刊

　　在研討會上，孔丹、羅援、彭光謙等對腐敗問題及其實質進行了剖析。

　　中央反腐決心堅定不移，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風暴頻起高潮。腐敗現象的實質是一些黨員，包括部分領導干部對社會主義事業失去了信念，思想意志被金錢摧垮，墮落為沒有底線的官場食利者。反腐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23年前蘇聯共亡黨亡國的一幕距今并不遙遠。

　　7月29日，在繼徐才厚被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之后，中共中央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審查，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風暴再掀高潮。徐才厚、周永康落馬的事實，再一次向全黨全社會表明：中央的反腐決心堅定不移，“對腐敗零容忍”絕非空話。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霹靂手段懲治腐敗，在一年多時間里，依法懲處數十起大案要案，力度之大不見史冊。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評價說：“現在的反腐力度讀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中央懲治腐敗敢于動真碰硬，使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看到，共產黨決不允許有凌駕于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殊黨員，黨紀國法不容違逆。但同時，這也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中共反腐十數年，腐敗卻遏制不住，呈現批量化和嚴重惡化的趨勢?

　　腐敗現象背后的實質是什么?是很多黨員，包括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對共產黨為之流血犧牲、不懈奮斗的社會主義事業失去了信念。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金錢狂潮，他們的思想意志被摧垮，將黨性讓位于私欲，將良知出賣給資本，將權力變現為鈔票，墮落為沒有底線的官場食利者。

　　反腐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說：“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從歷史到現實，因統治者腐化墮落而政權傾覆的教訓比比皆是。23年前蘇共亡黨亡國的一幕距今并不遙遠，它給我們的警示是：像蘇共這樣的社會主義大黨、像蘇聯這樣的世界超級大國頃刻間垮臺解體，其前車之鑒足夠我們時刻牢記。中國共產黨能否有效遏制腐敗，純潔黨風，重拾民心，鞏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國家基業?2014年7月5-6日，在本刊舉辦的“問題中國，進步中國”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對腐敗問題及其實質進行了剖析。

　　上排從左至右：孔丹 羅援 武力

　　下排從左至右：強世功 彭光謙 王湘穗

　　孔丹：腐敗是現象，變質才是實質

　　我們會議的題目叫“問題中國，進步中國”。對問題中國，我感到擔憂，現在遇到的挑戰是嚴峻的。[評點：是這樣。]中國到底出了什么問題?是什么性質的問題?[評點：不僅要準確界定這個問題，更要找到致弊之因。能不能找到呢？我們往下看。]是中國自身在發展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還是所有的國家—各種類型、各種體量、各種制度的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評點：有這個思考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還要注意到中國畢竟是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處在同一發展水平上的別的國家出現的一些問題，在我們這個國家就不應該出現；同時，還要進一步分析為什么這些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沒有大規模地出現過，這樣才便于發現造成這樣問題的原因。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還要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來進行解決和社會處于轉型期來進行辯解是沒有說服力的。]

　　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就是腐敗。[評點：腐敗是現象，變質才是原因，腐敗是變質的必然結果。孔丹以前也說過這樣的話。因而在這里把腐敗作為最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不確切的。]習總書記在“五四講話”中跟北大的學生們說，人生的第一顆扣子要系好。一個人一生中如果第一個扣子系錯了，后面全是亂七八糟。當然，第一個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也不一定系得好，但是第一個扣子最重要。[評點：這個比喻不僅形象，也是喻意深遠的。第一個扣子是什么呢？就是路向，確切來說就是路線正確與否。問題是什么樣的路線才是正確的呢？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我的第一顆扣子是18歲入黨。但是我現在對腐敗問題，對這個黨從上到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變質，感到問題非常嚴重。[評點：是啊，這種心情我們也是感同深受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黨的“非常嚴重”的“變質”呢？在對這個原因的認識上我們與孔丹是有分歧的。]各位學者在觀點上可能不同，但我們從同樣的事實看問題。腐敗問題，怎么理解治標與治本的關系，為什么先治標再治本?這就跟人發燒一樣，高燒不退會死人，最后整個黨垮掉了，所以得先退燒。[評點：“先治標后治本”也好，還是“標本兼治”也好，這不是什么大問題。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什么才是“本”？弄準了這個問題，就是抓住了綱，綱舉才能目張，提綱挈領，好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個本是多年積累的問題，有各種原因，但是發燒這一點是公認的。[評點：這話說得很微妙，隱晦了一些不便說的東西。]從中央高層到老百姓都看到，這個黨在發燒，不是低燒，是高燒。有些干部沒底線，不知恥，手一伸出去就收不回來了，拼命地通過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評點：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黨的建設又有了新的思想，依法治國喊了多少年，特色法律體系也形成了，“這個黨”發的“高燒”卻更厲害了，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

　　共產黨從什么時候開始有這樣的問題?[評點：孔丹問了這個問題，卻似有難言之隱，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其實，從歷史的考察中我們發現，這是在改革開放后才出現的。]它是內生的，還是怎么來的?[評點：如果從外因上來說，這是改革開放后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崛起在黨內的反映；如果從內因上來說，這是建國后黨內發生的兩條路線的斗爭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被否定的必然結果。孔丹先生認同這個判斷嗎？]這個問題，我的“口述史”談不上有多深刻，但是做了一些探討。毛主席搞“文革”有一個原因是對蘇聯共產黨變質問題的思考。[評點：于是毛澤東就發動了反修防修的斗爭。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后發生的問題充分證明了毛澤東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和英明預見。這使更多的人警醒過來，孔丹先生也不例外。]其實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他都在努力想解決執政黨如何不變質的問題。或者用現在有些學者的話說，這是一個戰略思維。[評點：這里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解決執政黨如何不變質的問題的關鍵，是將運動的重點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尤其是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在事實面前，有些人的看法是，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是正確的，但是當時卻搞錯了。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當年對“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以及“三和兩全”進行的批判，到底對不對呢？這些問題不是在今天都已經出現了嗎，以致于造成了令孔丹先生擔心的“這個黨”“非常嚴重”的“變質”，發起了“高燒”。出現的這些問題，不是從反面說明了當年進行的這些斗爭是正確的嗎？]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文革”，[評點：毛澤東通過文革這種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進行政治路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實是不得已的。他并不是沒有認識到群眾運動可能帶來的負面作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澤東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說：“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該接受教訓。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但是后來毛澤東卻采取了群眾運動的方式來進行文革，通過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來整黨內走資派，這是為什么呢？當時在中央書記處擔任常務書記的彭真在文革被否定后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當時毛澤東本來是想通過整風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的，但是最終卻采取了文革的方式，這個原因他還不能說。一直到死，彭真也沒有說出這個秘密。其實從邏輯上來分析，這個原因肯定包涵著文革發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內容，不然的話，在文革被全盤否定后，彭真還會有什么顧忌呢？]發動人民群眾的力量，[評點：毛澤東認識到群眾運動的負面作用，卻更加肯定群眾運動的革命作用。據何載回憶，毛澤東曾經給身邊人員講，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不搞運動，我不能叫毛澤東。他從保持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手中，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的大局出發，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最后才不得不訴諸于文革這種群眾運動的方式的。可是，當我們否定了群眾運動，否定了文革以后，結果如何呢？這不是有目共睹的嘛。]實際上是把中央最高層給撕裂，[評點：不是毛澤東要“把中央最高層給撕裂”，而是中央最高層本來就存在著路線分歧和斗爭，這得到了業已公開的文獻資料的印證。文革發動前夕，毛澤東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講過：“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引者注）接受不少，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請問，這是毛澤東“把中央最高層給撕裂”嗎？]把一些人打倒，[評點：文革中是有一些人被打倒，這是事實。這里我們就簡單說一說爭議最大的劉少奇的情況吧。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毛澤東對變動劉少奇的地位是極為慎重的。一九六二年，黨內刮起了單干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四位領導同志主張實行包產到戶，作為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也在其中。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一旦實行包產到戶后會對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破壞作用，因而他堅決反對這樣做。文革發動前夕，他曾對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毛澤東的這個看法對不對呢？我們從一九七八實行包產到戶后，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瓦解和國有制經濟的大面積破產以及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程度不斷加深中可以得到驗證。既然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的看法是正確的，那么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對單干風的批評就是必要的。毛澤東也只是在與劉少奇的個別談話中批評他沒有頂住，還說，如果我死了，你怎么辦？不論是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還是八屆十中全會上他都沒有點劉少奇的名，沒有顯示出他與劉少奇的分歧。在“四清”運動期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毛澤東雖然認為劉少奇已經不適宜于再繼續作接班人了，但這僅是他自己的一種想法，還沒有和別人談過，以致于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發動的時候，就連中央文革小組的張春橋和戚本禹也不知道“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到底指的是誰。看來毛澤東還要對劉少奇作出進一步的觀察，然后再做出決定。《二十三條》制定后，劉少奇繼續主持中央工作，還主持通過了作為文化大革命發動標志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在文革發動后的五十多天里，發生了派工作組扭轉運動方向，矛頭對準群眾的嚴重事件，孔丹先生應該對此并不陌生吧，毛澤東回到北京后，雖然說這是犯了路線方向性的錯誤，給予了嚴厲的批評，撤銷了工作組，但是他當時也沒有決定要改變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這表現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議程中，原先規定會期為五天（實際會期延長至十二天），也沒有將人事變動列入會議議程上。要不是在八月四日，毛澤東在會議上批評劉少奇的時候，劉少奇以“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來拒絕接受毛澤東的批評，劉少奇在黨內的位置可能還不至于被變動。因為按會議預定會期和議程，在八月五日通過《十六條》以后就要結束了。正是因為劉少奇在工作組問題上犯了錯誤，同時他又拒絕接受批評，這個錯誤與以前的錯誤聯系起來，毛澤東才下定決心要變動劉少奇在黨內的接班人地位。八月五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而后印發會議，將他與劉少奇的分歧在黨內公開了，至此劉少奇接班人地位的變動已成定局。這個時候，劉少奇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處于中央領導層，不過已經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至于后來他被打倒的原因很復雜，這里就不再贅述了。]然后重新去建構。[評點：文革就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為的是將來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時候，人民群眾能夠采用文革的方式起來將修正主義消滅掉，使中國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最后的效果很差，問題很大，所以被稱為“浩劫”。[評點：這是孔丹自己的認識，淪為雇傭勞動者的工農群眾可不是這么看。我覺得還是毛澤東三七開的評價比較符合實際。]

　　今天大家普遍看到的腐敗問題，我認為，腐敗是現象，變質才是實質。[評點：認識比較深刻，但還應指出這種變質是因為路線錯誤造成的。]現在退燒，肯定要老虎蒼蠅一路打下去。最高層認為，這關乎共產黨的生死存亡。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共產黨就不是共產黨了。所以說，這個問題非常嚴峻。[評點：對，這個認識是清醒的。但是在不回歸毛澤東路線的情況下，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嗎？我們對此持懷疑態度。]

　　有人給共產黨把脈，開出了藥方，說你這套搞不下去了，不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分立，你能治得了這個病嗎?[評點：這里的“有人”是指普世派，孔丹是反對“普世派”觀點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和孔丹的觀點是一致的。]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評點：這里關鍵是要站在人民群眾特別是其主體工農群眾的立場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來思考問題，才能找到真理。孔丹先生能做得到呢？]我不是一個思想僵化的人，如果這個辦法行得通，為什么不可以用呢?[評點：這是孔丹的一個論辯策略。]但是我從實證的角度看問題，如果直接把那種所謂的“形式民主”引進來，不但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中國肯定先分裂了。[評點：對。]這一點現在越來越清楚了，我相信人民都會認識到，不能搞那個“民主”，烏克蘭、伊拉克的教訓就在眼前;印度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不出現腐敗嗎?[評點：用事例來回擊普世派。]但是如何解決腐敗問題，我們能不能在退燒的同時把住脈，開出好的藥方?

　　過幾個月要開四中全會，主題是關于依法治國。我覺得可能這是一個有效的藥方。[評點：是嗎？]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一個法律框架，自己作為執政黨，接受法律的約束。[評點：總感到這里好像有點憲政的影子？是不是呢？共產黨以前沒有接受法律的約束嗎？共產黨在黨內有些人的擺弄下，通過改革已經將占國家經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有制經濟，消滅到百分之三十以下了，現在已經基本上將經濟權交給市場（資本）了，大批的工農（農民工）已經變成雇傭勞動者了。不少人開始有事不找共產黨，而去找資本的代理人—資產階級了，在他們的眼里資產階級而不是共產黨才是他們的衣食父母，生活的依靠。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立法，共產黨再把自己的手腳緊緊地捆起來，一旦有事，共產黨要起來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工農利益，有人就會指責共產黨違法，以此來審察共產黨，到時候可怎么辦呢？]這應該是一條路，如果能堅持下去，就能把黨內存在的違反黨紀國法的毛病慢慢糾過來。[評點：是嗎？我們可沒有這么樂觀。]這個問題很深，一天兩天糾不過來。[評點：這倒是真的。]

　　現在加強反腐也帶來一些不作為的情況。[評點：這是在反腐加強后，光靠反腐而不從路線上來解決問題表現出來的一些征兆。]以前給點錢辦點事，現在不給錢也不辦事了。另外一個問題是，整個公務員隊伍成了一個社會垢病的目標，就和國企一樣，成了原罪。[評點：當年毛澤東要求干部參加勞動，到基層去實行“三同”，還發動群眾起來整干部，使廣大干部處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當時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威信很高。當著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被否定后，才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看一看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引用的史料中宋獻策和牛金星的對話吧。]所以，遏制腐敗的問題對我們黨具有很大的挑戰性。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人民的人心所向。我們現在看到生活的改善，看到社會的進步，看到國力的增強，甚至還有總書記說的中國夢，復興的門檻快到了。[評點：是嗎？]這是正能量的一面。但同時因為問題增加了，你說是錯誤思潮也好，敵對勢力也好，運用互聯網的手段也好，總之人家不斷垢病你。[評點：人必先疑也，然后讒入之。只要我們內部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固若金湯，這些“垢病”又其耐我何呢？]而你開出藥方來，大家信不信?[評點：為什么不信呢？因為被忽悠的時候太多了。]一些人和我爭論，說把西方那套拿過來就能解決問題，我堅持認為那不可行。[評點：在這點上我們是一致的。]由此我的思考變成了這樣的問題：在一個發展過程中，我們的方法論應該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其實在改革開始的時候，我就有這種看法，改革是通過一片沼澤地，非常艱難，到處是泥潭，稍有不慎就會陷進去。[評點：是嗎？我看言重了。你說是改革難呢，還是當年的革命難？這是不言而喻的嘛。當年共產黨就主要是在工農群眾的支持下才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如果改革是為了占中國人民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工農群眾的利益，這必定會獲得他們的支持，同時共產黨又掌握著全國政權，還有前三十年奠定的物質基礎，又怎么會“到處是泥潭”呢？可是改革又為什么像“通過一片沼澤地”那樣“非常艱難”呢？這是因為改革就是要改掉當年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不得不“打左燈向右拐”，還面臨著黨內“保守勢力”和廣大工農群眾的反對，因而才是這樣的步履維艱。從公有制經濟在國家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上來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基本上被顛覆了。現在的改革“攻堅”，就是要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沒收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民黨“四大家庭”的官僚資本），再進一步通過混合所有制的方式私有化。想到這里，不禁令人黯然神傷。]

　　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現在人家追問，你執政的合法性在哪里?我們說是打出來的，共產黨帶領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這就是它執政的合法性。[評點：現在我們要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發生了懷疑呢？]但是今天，共產黨還能不能繼續領導中國人民?有沒有這個資格繼續領導?[評點：是什么原因使孔丹先生作出了這樣的發問呢？這不僅是現已出現的腐敗問題，還有對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否穩固的擔憂。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可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由國家的主人淪為雇傭勞動者和“弱勢群體”，而工農兩大階級又占中國人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就是孔丹先生發問的背景。]我認為，腐敗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既要治標又要治本。現在大家都看到，反腐力度很大，人民有人民的期待，中央有中央的擔當。干部隊伍問題是個大問題，所以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輪在省部級以上，第二輪在基層。[評點：效果究竟如何呢？我們還是再看一看吧。]

　　還有一些問題，比如結構調整問題、環境保護問題、貧富分化問題，到底是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越位、錯位，還有缺位，到底是政府出了毛病，還是市場發揮不充分，造成這么嚴重的社會問題?[評點：那還用問嗎？就是黨政分開、過度放權、政府不理政造成的。我們真擔心這僅僅是征兆，大難還在后面。]同樣的問題不一樣的把脈，有些人已經開出藥方，就是普世價值和憲政，再加上自由市場經濟。我前面已經說了，他們那套行不通。[評點：對，在這點上我們有同感。]

　　我們肯定了我們的制度優勢，肯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大家從政治上、思想上到經濟上對中國獨特的道路進行了總結。但是我們的問題仍然需要面對，需要解決。所以，希望各界有識人士能夠針對中國今天的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建議，對中國的進步有所推動。[評點：在肯定特色路線的前提下來分析總結問題，而沒有從建國后兩條路線斗爭的角度去思考，到底怎么樣呢？還是讓歷史作結論吧。]

　　短評：

　　孔丹認識到腐敗的原因是變質，當今的共產黨面臨著變質的嚴重隱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才認識到當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防止共產黨變質的問題。他駁斥了普世派要求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主張，認為現在存在的問題在特色道路上是能夠解決的。不過，他沒有想到的是，當著私有經濟已經占了中國經濟的主體，政府的大部分權力也放給了市場(資本)，入黨的資本家又已經成為黨內一股重要力量的情況下，在特色道路上產生的問題果真能夠在特色道路上來解決嗎?以前沒有成功的范例，鑒往而知今，以后還會創造這樣的奇跡嗎?

　　彭光謙：共產黨內出現了一批資產者，這是一個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的成績說過很多了，說說問題。[評點：這個交待是必要的。]

　　在經濟領域，經濟總量已經翻了幾番，但在收入分配、經濟的獨立自主性等方面，積累了不少問題，必須高度重視。[評點：說得好，言辭犀利，一針見血，直指要害。]

　　在政治領域，第一是價值觀搞亂了，心靈迷失，自信心都沒有了。這是最大的問題。[評點：確實是最大的問題，但是為什么搞亂了？鄧小平一九八九年就說十年改革開放失誤最大的是教育，他后來解釋說這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教育。可為什么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不僅沒有好轉，特別是一九九二年他發表南方談話后，卻呈愈演愈烈之勢更為嚴重了，這又是為什么呢？為什么在“經濟總量已經翻了幾番”的情況下，人們反而“自信心都沒有了”？難道是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還要通過深化改革開放來解決嗎？]

　　第二是階級成分變了，隊伍被搞亂了。[評點：是誰把隊伍搞亂了呢？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黨的階級成分發生了變化呢？黨章規定資本家可以入黨，階級成分能不變嗎？在國企管理層的黨員領導干部通過MBO變成了資本家，階級成分能不變嗎？有些黨員領導干部在企業公司里面持“干股”，變成了坐收“紅利”的官僚資本家，階級成分能不變嗎？這些階級成分的變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能不能找到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呢？]剛才有專家講到腐敗問題和法律上的犯罪問題，我看實際上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黨內出現了一批真正的資產者。[評點：極是！但到底是誰讓這批真正的資產者在黨內出現，并且直到現在還在黨內穩居高位，呼風喚雨，從內部來瓦解共產黨的呢？不是有些人還把這種作法鼓吹為改革的成果大力宣揚嗎？還作為與時俱進的執政黨建設思想予以肯定嗎？]他們當初是光著屁股來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親也是老農民，可他憑什么一夜暴富?[評點：問得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根源是哪里呢？]黨內出現了一批這樣的人，在階級關系上已經背叛了共產黨。[評點：為什么不能及時把他們清除出黨呢？]

　　蘇聯為什么垮臺?蘇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領導干部，他們巧取豪奪，侵吞國庫，貪污受賄，成為資產者。他們必須把共產黨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評點：毛澤東當年進行的反修防修斗爭到底對不對呢？應該如何評價為了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而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呢？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靠“依法治國”能夠解決問題嗎？]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國共產黨要汲取蘇共的教訓，不要重蹈覆轍。[評點：怎樣汲取教訓呢？這些問題本來是轉型接軌路線造成的，不回歸到毛澤東的路線上去能夠解決問題嗎？]現在的問題不光是一般的腐敗，腐敗哪個朝代都有。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內出現了一批真正的資產者，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是一個大問題。[評點：目光犀利，認識深刻！點出了“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個大問題”，這可是貨真價實的資產階級。這不由得使我們想起了毛澤東臨終前的諄諄告誡：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毛澤東的話是空穴來風嗎？當然不是。雖然那個時候毛澤東說的資產階級是指黨內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但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以深邃的歷史眼光發現，盡管這些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沒有掌握生產資料，如果不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改造他們的世界觀，通過繼續革命，把他們頭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逐步消滅掉，這些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上就會迅速轉變為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但是他的告誡當時又有幾個人能夠聽得進去呢？以致于毛澤東在重病纏身的情況下，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忡忡，黯然神傷，有時禁不住“嚎啕大哭”。當時又有幾個人能夠理解他的隱衷呢？他的哭聲是對今天存在的這“個大問題”的預言，是為今天工農兩大階級淪為雇傭勞動者命運的悲歌。]

　　關于民主，民主的價值觀應該說是歷史的、階級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資產階級民主，也有社會主義民主。[評點：民主是相對的，是有階級性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資產階級民主在歷史上有一個短暫的時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它對封建皇權、封建神權是一種否定。[評點：是這樣。]但是它確實是代表資本的利益，是在資產階級內部按資本進行權力分配。所以，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資本者的權利博弈，是按財富的多寡決定權力分配的民主。現在西方把這一套變成了推廣其霸權的一個工具。事實上，在國際關系上只有霸權主義，沒有民主，從來不講國際關系的民主化。[評點：揭示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實質，是按資本力量的大小來分配權力的。不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這樣。]

　　用導彈來推銷的民主，這個民主肯定不是個好東西。好東西還要吆喝嗎?還要強迫別人接受嗎?在市場上吆喝得最厲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爛的貨推銷出去。西方現在不但使勁吆喝，還用導彈強迫別人接受，這個東西肯定是個壞東西。現在的西方民主，實際上是美國維護霸權地位合法性的說辭，是維持所謂道德高地的一塊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嗎，誰信他?福山曾經是“歷史終結論”的鼓吹者，現在也承認，美國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問題。[評點：這些話是有針對性的，既是教育人民，也是在抨擊普世派。]

　　在價值觀方面，我們要堅持自己的階級基礎和歷史使命。[評點：應該這樣，但是如何才能夠有效地堅持呢？在特色道路上出現的問題還要通過堅持特色道路才能夠解決嗎？]近年來我們不再講自己是革命政黨了，這是為什么?[評點：問得好！]現在害怕提共產黨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講，我們的歷史方位已經變了。[評點：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如果今天把革命這個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拋棄了，那還是共產黨嗎?[評點：那就說明黨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即使打著共產黨的招牌，也已經變成修正主義的黨了。]淡化或放棄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務、根本歷史使命，也就等于放棄了自己執政合法性的來源。不講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那共產黨憑什么掌權呢?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評點：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共產黨離垮臺也就一步之遙了。這話似乎是在告誡什么人，實際上具有警醒意義。]

　　短評：

　　彭光謙認為現在黨內的階級成分發生了變化，價值觀和隊伍被搞亂。他的發言言簡意賅，見解深刻，振聾發聵，擲地有聲。他明確指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這真是金石之言。雖然他談蘇論美，指點江山，但是卻對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藏頭露尾，諱莫如深，不覺讓人陡生慨嘆之感。這或許是他的一種斗爭策略。

　　王湘穗：問題很多，但不是不可為

　　現在人們普遍承認，我們存在非常多的問題，因此有的人感到沒信心。[評點：這是因為在轉型接軌路線指導下實行的改革開放正在離社會主義道路漸行漸遠，到目前為止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努力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現在又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名義向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公有制企業揮起了屠刀，我們的改革正在加速脫離社會主義軌道，這又怎么能夠使人保持信心呢？]如果從歷史看，就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就是從解決問題、難題起步的。有時局面極為嚴峻，問題堆積如山，但只要路線對頭，就能轉危為安。[評點：對。毛澤東就曾說過：“我們的方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的路線。路線正確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失去。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只要路線正確了，只要路線對頭了，再嚴重的困難也能克服，再嚴峻的局面也能打破。可問題是現在奉行的路線對頭嗎？現在出現的這些問題難道不是路線造成的嗎？在不改變路線的情況下，又怎么能夠“轉危為安”呢？]比如延安時期，我們黨遇到的問題遠比現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內有國民黨重兵圍困，肯定比現在問題嚴重得多。可是通過延安整風，解決了黨內積累了近20年的問題，很快就打開了新局面。所以說，雖然我們現在存在許多問題，但并不是不可為。[評點：對，如果路線改了，現在存在的許多問題，“并不是不可為”。可是誰有這個膽略能夠重新回歸毛澤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呢？]

　　如果借鑒延安時期的經驗，我覺得就是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思想路線，一個是政治路線。延安整風就解決了這兩個問題，結果中國共產黨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由一個山溝溝里的黨，發展成為執政黨。所以，不怕問題多，就怕路線不對頭，只要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目前像頑石一樣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評點：是這樣，那是因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上升為全黨的共識的緣故。可是現在出現的許多問題恰恰是轉型接軌路線造成的，在不回到毛澤東代表的社會主義路線的情況下，這些問題能夠“迎刃而解”嗎？]

　　怎么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我覺得，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評點：實事求是是個思想方法，關鍵是看站在什么立場上堅持實事求是。]張宇教授講，中國的核心問題是走什么路的問題。[評點：這里關鍵是對路的確切解釋。]我補充一點，中國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識分子來回答，或者是由黨的最高領導人來回答，而應該由全體中國人民來回答。[評點：對。我們要問，中國人民的主體是那兩個階級嗎？不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嗎？工農兩個階級占中國人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按照民主原則，走什么道路由中國人民決定，也就是由占中國人民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階級來決定。可是，我們看到在轉型接軌路線指導下，三十多年來，農村改革造成了積重難返的“三農”問題，城市改革導致公有制企業的大面積破產，工人下崗，農民失地，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實際上由國家的主人變為雇傭勞動者，淪為“弱勢群體”，工農兩個階級成為轉型接軌三十年的最大受害者（相對而言），你說他們還愿意在轉型接軌道路上繼續前進嗎？可是他們的呼聲為什么就得不到重視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實事求是，走美國或西方國家的路我們走得了嗎?[評點：當然走不通。要走通了的話說，怎么會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呢？]不在于我們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資源供我們消耗嗎?沒有。[評點：這是一種分析角度。]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烏克蘭的路?中國人愿意嗎?我想也不會愿意。[評點：對。]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條比較適合中國的路。[評點：路的內容是什么呢？]13億人的現代化，比現在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多一倍。這條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訴我們該怎么走，只能靠中國人自己去找尋。[評點：這句話，原則上我們是贊同的。不過，我們要問的是，今天出現的許多問題在建國后的毛澤東時代有沒有呢？為什么我們把毛澤東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進行探索社會主義的道路，斥之為“左”的錯誤，棄之如弊履似地全盤否定了呢？否定了以后，搞得更好了，人們自然無可話說，可是否定了以后，問題更多了，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簡單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襲傳統，肯定都走不通。

　　中國道路要靠全體中國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一直在摸索，65年的歷史可以給出一個基本的答案：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只有堅持三個自信，才能解決道路問題。堅持了，就能夠克服我們面對的困難，違背了就會犯錯誤。[評點：明確表態還是要堅持特色道路，在特色道路上出現的問題還要在特色道路上來解決，抓著自己的頭發來離開地面，這能行得通嗎？還是讓未來的發展來做結論吧。]20世紀50年代強調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戰格局下的一種選擇;[評點：這種說法值得斟酌。當年強調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維護中國主權和國家安全的自覺選擇。自力更生決不是閉關自守。比如一五計劃期間的一百五十六項，大規模地從引進蘇聯工業化設備，初步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再比如一九七二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后制定的“四三方案”，這是繼向蘇聯引進之后又一次大規模地向西方國家引進工業設備。這能說是封閉嗎？當時我們并不是不想開放，而是不能犧牲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安全來進行開放。看一看我們今天的開放：一九八○年一位權傾朝野的大人物為了要和美國共同研制大飛機，在我們自主研制的運十飛機試飛前半年，就宣告了它的“死刑”，讓其下馬。他還煞有介事地說對這個問題要從戰略上來考慮，他是想以此來穩定中美關系，當然也不排除有以市場換技術的考慮；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們中國的芯片研制被勒令下馬；今天中國的汽車產量已經是世界第一，但是仍然是外國車獨領風騷；……；我們開放了二十八個產業，二十一個產業卻被外國控股，這樣的開放對我們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這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可是今天有些人卻說前三十年是封閉僵化，不知是無知還是別有用心？]70年代的對外開放，也是在冷戰格局出現重大改變后做出的調整。[評點：外因是冷戰格局的重大調整，內因是中國人民堅持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針取得了重大勝利的結果。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決定性因素。]這些重大決策的核心就是實事求是。時易境遷，就需要因勢利導，決不能刻舟求劍。實事求是不能一勞永逸，而是一個長期過程。我們黨需要把它盡快明確下來，以免被洋教條、土教條干擾了我們的前進方向。[評點：我們今天應該站在中國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來對三十多年的對外開放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我們中國的產業外資控制了多少？中國每年創造的財富外資能夠拿到多少？以市場換技術的決策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通過開放對我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等等。空泛地講實事求是，回避對實質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個是政治路線。政治路線的核心是立黨為公，這個公，就是天下為公的公。中國政治歷來崇尚民本，民為國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是立黨為民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是服務于13億中國人民的黨，這個政治路線必須明確。[評點：必須明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而不是全民黨。王湘穗在這里淡化了黨的階級性。]所以，不是說是不是市場化體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體制，而是像張維為教授講的，能不能形成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的良政善治的體制。市場決定性、依法治國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終在于你服務的目標是誰。把這個政治路線搞準確，有了最終目標，就比較容易找到正確的路徑、方法和手段。[評點：這些話說的言不及義，不得要領。我們要問的是，這里的人民中的多數是指誰呢？不就是占中國人民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嗎？現在中國經濟的主體已經是私有制經濟了，對這一點大概沒有什么疑問吧？在私有制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廣大的工農群眾已經淪為雇傭勞動者的情況下，市場決定性其實就是資本決定性，對這一點也沒有什么疑問吧？在資本榨取工農（農民工）的剩余價值，并決定工農命運的情況下，而依法治國就是要用法律的手段來繼續維護這種體制或制度，讓廣大工農安心于受剝削的命運。如果稍有反抗，即會遭到法律的制裁。你說在這種情況下“服務的目標”到底“是誰”呢？盡管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這樣的政治路線又怎么會“搞準確”服務的“最終目標”呢？]

　　我贊同張宇講的，在政治領域、社會領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東西。[評點：是這樣。可問題是，他就是交易了，你又能怎么樣呢？怎么才能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呢？]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錯誤的想法，覺得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學西方的。[評點：這是從一些妄自菲薄親西方的學者們嘴中“侃”出來的。]其實不是的，中國才是市場經濟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記·貨殖列傳》就知道，歷史上中國的統治者有極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確立了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體制;把商放在社會階層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還規定商人不能穿絲綢，不能坐四匹馬拉的車，如果商人發展太厲害，到了一定的時候還要以豪強之名遷離。這種士農工商的體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國農耕社會能夠保持幾千年的穩定。[評點：對，過去的抑商是必要的。在“十億人民九億商”的情況下，也是有啟示性的。]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傳統抑商的方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評點：是要改進。]但是我覺得，為了發展實體經濟，中國對資本、資本家集團也要有所抑制。[評點：不僅要抑制，而且要逐步將其消滅掉。]至少共產黨應該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東西發展到黨內來，要在政治領域、黨的組織中劃一些界限，明確哪些東西是不可交易的，誰交易就是觸碰紅線。如果有誰把黨員資格、領導崗位拿來交易，把中央委員的職位拿來交易，把將軍的軍銜拿來交易，那他就是自尋死路。[評點：既然明確“哪些東西是不可交易的”，就應該是有些東西還是可以交易的，這些可以交易的是些什么東西呢？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劃出這樣一條紅線來呢？就是劃出了這樣的紅線，又怎樣能夠讓“觸碰紅線”的人“自尋死路”呢？過去在反腐的情況下，腐敗卻愈演愈烈，這是為什么呢？“以吏治吏”、“官官相護”的怪圈又如何能夠得以打破呢？當年毛澤東也進行過這樣的探索。他不是沒有認識到發動群眾運動可能會帶來的負面作用，但是最終他還是采取了文革這種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那個時候共產黨的戰斗力，共產黨員的作風和思想道德準則，在人民群眾當中的威信和號召力，和現在比起來，到底怎么樣呢？你說這是為什么呢？這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在社會領域也要對市場有所抑制，確定有些東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衛生標準，比如高考。中國古代就有考試舞弊，有挾帶這種事情。但是，誰挾帶就殺誰，峻法嚴刑之下就導致有些東西不可交易。現在我們就應該重新明確這一點，有些東西不可交易。誰交易這些東西，誰就觸犯了法律，就是黨內公敵、社會公敵，就要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評點：能做得到嗎？三十多年了都沒有做到，以后能夠做好嗎？我們對此是憂慮的。]

　　短評：

　　王湘穗認為雖然現在我們存在的問題很多，但并非不可為，還是有辦法解決的。他在對這些問題出現的原因進行分析的時候，已經透射到了路線的層次。他認為只要路線對頭了，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抽象地說，這種看法是深刻的，也是有見地的。但令人遺憾的是，他是在堅持特色路線的前提下來進行分析思考問題的，這又顯示出他認識的局限。現在出現的很多問題本來是由于路線錯誤造成的，不回歸到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又怎么能夠使這些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呢?在特色道路上產生的問題果真能夠在堅持特色道路的前提下得以解決嗎?還是讓歷史來做結論吧。

　　羅援：腐敗是戰斗力的第一殺手

　　今天講“問題中國”，從現象上講，我認為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個是人心向背，我把這個問題排在腐敗之前，是因為民心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評點：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現在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下降了。這引起了羅援的憂慮。我們對此也是感同深受的。]毛澤東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首要問題我們解決沒解決好?[評點：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們說聯系群眾，但現在群眾是誰?共產黨今天的依靠力量是誰?[評點：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她的群眾基礎（依靠力量）主要是工農群眾。但問題是今天的共產黨還是工農群眾的真正代表嗎？]現在的工農群眾，很多人怨聲載道。[評點：對，這是為什么呢？難道是工農群眾“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嗎？政治地位我們先不說，改革開放前后，工農群眾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到底是上升了呢，還是下降了呢？工農群眾是改革開放的主要得益者，還是主要受害者呢？這不是有目共睹的嘛！這能怪“工農群眾中的很多人怨聲載道”嗎？對于這種狀況，為什么有些人就是熟視無睹呢？]群眾覺得你們是既得利益者，再怎么發展，都跟自己沒關系。[評點：這種認識到底有沒有道理呢？]富的太富，窮的太窮。[評點：為什么會這樣，不就是消滅公有制，發展私有制造成的嗎？]其實共產黨辦沒辦好事兒?辦得好事多了去了。[評點：說辦了不少好事符合事實，說“辦得好事多了去了”就有點不靠譜。辦得這些好事加起來也比不上消滅公有制發展私有制將工農群眾中的多數人淪為雇傭勞動者這一件壞事的影響大，不然的話，為什么作為黨執政基礎的工農群眾卻仍然“怨聲載道”呢？]你看幾乎所有的縣，市政建設都很漂亮，馬路高樓修得很講究。[評點：這又有什么說服力呢？看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額不就說明問題了嗎？這種冠冕堂皇的東西搞得多了不見得是好事。]可是老百姓為什么還這么多怨言?[評點：問得好！]問題就在于我們到底依靠誰，改革發展的紅利到底應該由誰來分享。[評點：深刻，說到點子上了，可惜還是沒有說出這是由于改革開放過程中消滅公有制發展私有制造成的這樣的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句“耕者有其田”，就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我想，現在一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醫”，也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評點：是這樣，不過還要有“‘學者’有其學”。羅援在這里直接向被稱為新時期三座大山的兩座大山宣戰了。不過，他沒有指出的是，如果不發展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又怎么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呢？]

　　再一個就是怎么對待復轉軍人，還包括一些參加過作戰的人員。[評點：羅援是一位退休革命軍人，他在這里為這些革命軍人仗義執言的話，不僅是關心這個群體的權益，更是從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角度來講的。]這些人，真要打江山、保江山，還得靠他們，絕對忠誠。[評點：對。]現在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已經不多了，即便十三四歲參軍，如今也已進入暮年了。政府拿出點錢來，從貪官污吏手上沒收的錢里拿點出來，把復轉軍人和抗美援朝老兵等參戰人員安排好點，安撫人心，能頂百萬雄師。[評點：國家應該從財政支出中拿出錢來，對這些復轉軍人給予撫恤和幫助。就說這些抗美援朝的老兵，是什么原因致使他們不能被給予合理、公正的待遇，以致于使退休后的羅援將軍還要為他們大聲疾呼呢？其實這個原因也不復雜。現在即使身居高位的某些人也在淡化抗美援朝，將抗美援朝戰爭改名為朝鮮戰爭，因為擔心影響中美關系，將花費巨資拍攝的電視劇《抗美援朝》束之高閣而拒絕上演，……。在他們的影響下，一些學者也開始就抗美援朝的得失問題進行研究，甚至還得出了中國進行抗美援朝影響了解放臺灣的奇談怪論。這就是羅援將軍為這些老兵們疾呼的背景。我們還說一件事。二○○八年，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河北省行唐縣委為了防止本縣的復轉退伍軍人到北京上訪，由縣委辦公室出了一個文件，說困難企業的復轉軍人如果該企業無力繳納養老保險的，由縣財政代為繳納應該由單位繳納的那部分養老保險金，以此來安撫人心。可是二○一○年行唐縣機械廠破產后，該廠的八名復轉退伍軍人在被給予了微薄的安置費用后，全面解除合同，掃地出門，縣政府也就拒絕再為他們繳納應該由縣財政繳納的那部分保險金。當他們說到縣委辦公室制定的這個紅頭文件時，相關人員答復說，這個文件只適用于困難企業，不適用于破產企業。當這八名復轉退伍軍人說，困難企業的退伍兵企業還存在，企業還有可能起死回生，可現在機械廠破產了，我們已經衣食無著了，都到了四五十歲的年紀，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更為困難，為什么這個文件就不能適用于我們，由政府為我們繳納應該由單位繳納的那部分養老保險金呢？相關人員又以縣政府財政困難為由予以拒絕。其中一位復轉退伍軍人說：一九九八年我在抗洪的時候，舍生忘死，冒著生命危險在長江大堤上，想不到今天這樣對待我們？！縣工業和信息化局的一位領導立即訓斥說：當年你抗洪參軍，那是你盡的義務，跟我發什么牢騷呢？這八名復轉軍人找了幾次也沒有人給他們解決問題。有人放出風來說，三人以上上訪是聚眾上訪，如果鬧得厲害，可能要抓他們。最后他們也只好忍氣吞聲，不了了之了。令我們憂心的是，如果復轉退伍軍人不能得到有效的安置和合理的待遇，不僅會影響到征兵，還會影響到部隊的穩定和戰斗力。羅援提出的這個問題來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能夠為共產黨上戰場的這些人，現在卻被邊緣化了，這怎么行?[評點：在共產黨正在日益淡化革命黨色彩的情況下，他們又怎么會不被邊緣化呢？]他們在一些紅色紀念日聚會，是聚集正能量，應該支持。[評點：是應該支持，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不少地方當局對這種聚會，嚴密監控，采取打壓態勢。]我常想，一旦發生顏色革命，誰來挺我們的共產黨政權?這些人與我們的紅色政權息息相關，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我們聯系群眾，首先要聯系他們。[評點：為什么在蘇共解體的時候，“竟無一人是男兒”？這種教訓難道不值得今天黨的高級領導層警醒嗎？]當然，還應該包括愛國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之士。他們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和大多數。所以，人心向背的問題、依靠對象的問題，這才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評點：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怎樣才能夠獲得他們的衷心擁護和支持呢？施小惠而不及大義能行嗎？大義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是維護他們切身利益的根本保證。發展公有制消滅私有制，現在這個問題能夠實行得了嗎？]

　　第二個問題是腐敗。腐敗是戰斗力的第一殺手，腐敗不除，未戰先敗。[評點：對！追根溯源，這個腐敗是如何形成的呢？當年的軍隊經商，這種利近害遠飲鴆止渴的行為，又是由誰批準的呢？]甲午戰敗，重要的原因是敗在貪腐。最近徐才厚、周永康被查，腐敗程度觸目驚心。[評點：為什么現在才發現？原因何在？]最可怕的是吏治腐敗，一批人要官、跑官、買官成風。當年國民黨敗退臺灣，躬身反省，最大的教訓之一就是吏治腐敗猛于虎，逆向淘汰，精英流失，貪腐泛濫。[評點：這是要引以借鑒。]當務之急是要啟用一批對黨忠誠、清正廉潔、有擔當、有才華的優秀干部，把他們安排到關鍵崗位上。[評點：為什么現在考察提拔干部的程序越來越完善，而先提后腐、邊提邊腐的現象卻屢禁不止？關鍵是要深入到群眾斗爭中去，和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在大風大浪中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后從這些人中選拔出優秀人才來放到關鍵崗位上去鍛煉。可是現在的“三門”干部有幾個人是這樣做的呢？即使下基層也是蜻蜓點水一帶而過，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沉下來從實踐中來研究些實際問題呢？]要盡快撥亂反正，恢復部隊的光榮傳統，向能打仗、打勝仗的目標聚焦。[評點：是誰讓部隊失去光榮傳統的呢？光靠提拔幾個人而不從路線方針上反思，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嗎？]

　　第三個問題是輿論陣地失守。現在在一些網站上，你不罵共產黨，不罵毛澤東，都不好意思上這個網。在網上談共產黨、談社會主義，好像都已經邊緣化、地下化了。[評點：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到底應該誰負這個責任？顯然，共產黨內具體負責宣傳輿論的高級領導干部，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都應該對此責無旁貸。]這個問題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幾十年的時間咱們連個輿論陣地都沒了?[評點：問得好！]文化戰、輿論戰，這是共產黨打勝仗的一個法寶啊![評點：對！]習主席在這方面講了很多，非常到位。[評點：落實了嗎？]輿論是意識形態的主戰場，我們現在主力軍在什么地方?怎么來打贏這個仗?有沒有自己的網絡平臺、意見領袖?[評點：實際上是沒有，不過羅援采取了反問的形式罷了。]有些媒體和網站陽奉陰違，令不行，禁不止。現在網上還大量充斥“五反言論”——即反黨、反政府、反軍、反社會主義、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誣陷、造謠、誹謗，甚至罵人，滿口污言穢語。[評點：為什么沒有人管？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到底掌握在誰手中？這實際上是在批評共產黨內主管宣傳輿論的高級領導干部直至更高一級的領導人的不作為乃至瀆職。]網民提意見、監督，甚至批評政府工作中的問題，我們歡迎，但如果以“言論自由”為名企圖推翻共產黨政權，我們堅決不允許![評點：為什么黨校教授反黨、黨報反黨的事件會屢有發生？就是在資產階級政黨內部這種狀況也不容許其存在啊！這些黨內外的反黨分子沆瀣一氣，其目的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但是奇怪的是為什么不給他們以回擊呢？]

　　中央已經警告不能再給這些輿論提供陣地。[評點：聽其言，觀其行。]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網絡這個陣地我們絕不能拱手相讓，不能讓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占領陣地，誣蔑我們黨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對這些人聽之任之，今后他們就是顏色革命、社會動蕩的隱患。[評點：這種認識是清醒的，也是可貴的，接下來就是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呢？網絡是在資本支持下運作的，自然就要為資本服務。這無可厚非。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將控制網絡的資本消滅掉，代之以公有制經濟支配下的網絡動作。這樣一來，就會背離精英的利益，是精英們難以答應的。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能夠避免“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和“顏色革命、社會動蕩的隱患”呢？]

　　第四個問題是形式主義。中央抓這個問題很有必要，當年延安整風就是從“反對黨八股”開始的。現在“黨八股”仍然盛行，官話、套話、大話、空話、假話不絕于耳。[評點：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么這種現象屢禁不止？把干部參加勞動，真正到基層去和人民群眾實行“三同”這些優良傳統作為“左”的東西一概否定，自然會出現官僚主義盛行，假、大、空的“黨八股”也就泛濫成災了。]基層還是會議多、工作組多。一些地方官員為反官僚主義下基層，卻給基層增加了新的負擔;疲于接待，疲于聽指示，抓工作的時間被擠占了。[評點：這種狀況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也出現過。戚本禹到基層調研，發現這種情況后，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閱后批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基層有權把這些人趕走。]我認為，密切聯系群眾的活動應該圍繞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展開。[評點：是這樣。]很簡單，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黨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樹立的典型不在多，而在精，要有針對性，要有說服力，要分層次：高級領導干部學習周恩來;中層干部學習焦裕祿;基層干部學習王進喜;老百姓學習雷鋒。如此，黨風、民風會有一個大的改變。[評點：如果不從路線方針政策上著眼，這些光榮傳統能夠恢復得了嗎？看一看一九七八年后我們黨搞的精神文明建設、整黨、三講活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取得了多大成效呢？越搞黨面臨的形勢越嚴峻，基本上是走了過場。這是為什么呢？]

　　第五個問題是安全環境。現在面臨雙重壓力，就是習總書記所講的，我們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這些問題是怎么造成的?[評點：問得好！我們建國六十五年了，改革開放也三十多年了，卻仍然面臨著“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這是為什么呢？]我們在戰略上、在安全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評點：可惜僅是提出了問題，而沒有進一步展開論述。]現在內憂外患，恐怖襲擊是空前的，西方國家對我們直接或間接的圍堵也是空前的。我們必須要有憂患意識，不能視而不見，而要未雨綢繆，積極應對。[評點：光有憂患意識和未雨綢繆、積極應對的想法顯然是不夠的，關鍵是要找到致弊之因，以便從根本上將其清除之。]

　　以上五個問題是從現象上分析，最后還是要從體制上和政治思想路線上來找這些問題的根子。[評點：極為深刻，這才是點睛之論。總算透過現象看到了問題的本質，這是由于政治思想路線上的錯誤造成的。盡管羅援說得比較委婉。]

　　短評：

　　羅援從現實存在的五個問題的現象分析入手，比較委婉地指出了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是由于體制和政治思想路線上的錯誤造成的，鞭辟入里，見解深刻，極為難得。他實際上是說，只有對現在的政治思想路線予以調整，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嚴重問題，走出困境，化險為夷。

　　武力：我對共產黨遏制腐敗是有信心

　　我講兩個問題。第一個，我非常同意潘維教授說的，我們現在對制度的過度強調，有點走向唯心主義了。[評點：過份強調制度，而置人對制度的能動性于不顧，到底是唯心主義呢，還是機械唯物主義呢？應該是兩者都有吧。]應該說改革開放以后，在生產關系調整方面，制度變革確實帶來很大的紅利。[評點：現在“紅利”成了一個時髦的詞了，人們爭先恐后地應用，看來武力也不例外。一九七八年后，我國經濟的規模和產值確實翻了幾番，“帶來很大的紅利”，但是如果離開當時具體的歷史背景，把它僅僅歸功于生產關系的調整和制度變革，卻是失之毫厘，謬之千里了。試想，如果沒有前三十年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人民勒緊腰帶，艱苦奮斗，節衣縮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如果沒有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支持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進行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戰爭；如果沒有搞出“兩彈一星”，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掀起了中國建交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包圍和封鎖，以及通過“四三方案”，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設備；……；沒有這些前提和條件，單純靠制度變革能夠帶來這么大的“紅利”嗎？今天卻有人極力割斷這段歷史，好象一九七八年一搞改革開放，就不盡財源滾滾來了，這是為什么呢？再者說了，創造出的這些“紅利”，到底是誰享用了呢？現在我國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基尼系數高居不下，這不正說明創造出的這些“紅利”是被少數人享用了嗎？難道這還有什么疑問的嗎？正是由于存在這種狀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的工人階級的貧困化（相對）現象正在我國悄然出現，它的表現就是經濟增長的勢頭開始放緩。因而我們認為避開“紅利”的分配情況來談“紅利”是片面的。同時，還令我們憂心的是，像這樣靠擴大經濟規模來保持經濟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在多數產業沒有核心技術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情況下，這種“紅利”的增長又有多大潛力呢？這種“紅利”又能夠維持多長時間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但是我們應該比較客觀地來看這個問題，[評點：武力在前文肯定了制度變革的重要性，緊接著他又提出要“比較客觀地來看這個問題”，看來是有人沒有“比較客觀地來看這個問題”，這是指誰呢？武力沒有明確地說出來。不過，我們從武力發言的邏輯上來，似乎是指那些片面夸大制度變革的人，就是鼓吹制度變革（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普世派。]有兩條我覺得是基本原理。第一條是制度沒有絕對的好和壞，只有適合。[評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主張從實踐中來鑒別制度的好和壞。]就像鞋子一樣，沒有說你的鞋子大好，還是鞋子小好，合你的腳才是最好的。而且經濟發展非常快，社會發展非常快，制度不可能是固定的。[評點：他主張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要對制度作出進一步變革。]就像孩子穿鞋一樣，這個時候穿37碼正好，但不能永遠穿37碼，過幾年腳長了，穿40碼了。這種變動，我覺得應該講清楚。[評點：看來武力是要擺脫姓資姓社的爭論了，我們從他的話中總感覺有“貓論”的影子。]

　　我是搞經濟史的，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很多問題，我越來越感覺到，體制有問題，確實需要改，但是更多的是發展中的問題。[評點：武力實際上是說要把體制上的問題與發展中的問題區分開，批評了那些將所有的問題都歸結于體制的看法。]中國是個發展中的大國，發展不平衡的問題現在來看是非常嚴重。把這些一股腦都賴到體制上，老想從體制上解決問題，恐怕就會出毛病。[評點：武力在這里舉了一個例子，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不是體制造成的。如果要想通過體制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恐怕難以取得成效。他在這里似乎對有人提出的體制改革提出了質疑。]

　　第二個問題是反腐。三中全會《決定》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發揮作用，而現在最大的一個問題是，腐敗阻礙了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評點：僅僅是腐敗阻礙了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了嗎？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前提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存在，計劃經濟體制正常運作的前提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當前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已經失去，計劃經濟體制也已瓦解的情況下，政府又怎么會更好地發揮作用呢？看一看北京房價的上漲情況就可以說明問題。從二○○三年到二○一三年，政府調控了十年房價，從每平方米四千元“調到”四萬元，這是為什么呢？難道僅僅是腐敗阻礙了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了嗎？當然，我們并不認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公有制經濟不存在問題，這是應當改革的，但決不是像現在這樣將其大部消滅和瓦解掉。]老百姓對這一點產生懷疑，[評點：老百姓不僅是懷疑，而且現在已經是質疑和憤怒了。這是因為他們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侵犯，他們中的多數人已經被甩入雇傭勞動者的隊伍中去了，這些人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正在覺醒，越來越成為威脅現行體制的巨大力量。這里要思考的是，為什么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呢？]西方也詬病我們，當然西方的情況就不用說了。[評點：物必先腐也，而后蟲入之；人必先疑了，而后讒入之。如果我們自己搞好了，西方的詬病又耐我何？]但是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就中國下一步的發展來說，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恐怕是最大的難題。[評點：并不深刻。武力沒有看到比腐敗更為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若不解決，單純靠反腐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甚至反腐也是難以進行到底的。]

　　腐敗其實是多種因素造成的。[評點：關鍵是要抓住主要因素，才能將反腐進行到底，取得實質性成效。]共產黨能不能有效遏制腐敗，或者把腐敗控制在一定程度內?[評點：這還有疑問嗎？共產黨當然有能力遏制腐敗了。不能遏制腐敗的共產黨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只能是打著共產黨招牌的修正主義的黨。]我還是有信心的。[評點：是嗎？請問，這種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呢？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反腐看，似乎還難以讓人建立起這樣的信心。因為要是不從路線角度上著手，這種信心最終可能表現為一種盲目的樂觀。]這在歷史上也可找到不少例子。

　　腐敗問題除了有制度因素、發展變化的因素以外，還有政策手段的使用問題。[評點：是有這些因素，這是主要原因嗎？]這與政治經驗和治理措施有關。我覺得，過去20年我們對這個問題估計不足，起碼沒有充分吸取中國歷史上的經驗。[評點：就是充分吸取了歷史上的經驗，就能夠避免這樣的問題嗎？]越是在社會承平日久的時候，越是在沒有戰爭、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治軍越要從嚴。對部隊來說，社會很難監督到它，那它自身最關鍵的檢驗是什么?是戰爭。檢驗部隊靠打仗，打仗能看出你這個部隊行不行，是不是一打就稀里嘩啦了。[評點：是這樣。]檢驗企業可以看效率怎么樣、生產怎么樣;檢驗干部可以看他給群眾辦了多少事兒，但是部隊不打仗就檢驗不出來。所以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市場化快速推進的階段，沒有嚴格的治軍措施，結果就會導致腐敗，其實也害了很多干部。[評點：這是強調政策措施的必要性。]

　　從中國吏治的角度來說，現在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但是中央得有一套辦法和嚴厲的措施。[評點：亡羊補牢，猶時未晚，關鍵是要有一套措施和辦法。]真要懲治貪官，老百姓肯定贊成，一般也不可能因此就鬧出亂子來，尤其是在現代社會。[評點：一般來說是這樣，但問題是干部隊伍中如果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存在貪污的情況下，那該怎么辦呢？是動真格的，還是法不責眾呢？如果要動真格的，就會使黨政機構遭到毀滅性破壞，國家機構能否經得起這一場毀滅性破壞呢？再說，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以吏治吏能夠取得根本性成效嗎？]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度，這個可能慢一點，就像吃中藥，是個慢功夫。同時要采取一些比較有效的嚴厲手段和政策，這樣懲治腐敗可以比較快地見成效。[評點：看來，武力還是主張采取健全制度與采取嚴厲手段和政策并重的方針，而以采取嚴厲手段和政策為主。這當然是為當下的反腐擂鼓助威。]

　　短評：

　　武力認為現實中出現的問題好多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不要都歸結到體制或制度上去，體制的好壞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才能檢驗出來，這是有道理的，對于反擊普世派也有一定意義。他支持反腐，認為反腐不會影響大局的穩定和社會發展，又進一步指出腐敗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種認識也是值得贊許的。令人遺憾的是，他沒有揭示出腐敗產生的主要原因，也沒有從路線方針政策的角度來反思問題，這到底是他認識的局限，還是有難言之隱呢?值得深思。

　　強世功：要從“反不法”轉向真正的“反腐敗”

　　討論反腐敗，我覺得要區分違法犯罪的不法問題與真正的腐敗問題。[評點：什么是“不法問題”，什么是“腐敗問題”，我們看他怎么解釋。]亨庭頓在《變遷社會的政治秩序》中論及腐敗問題時，強調要區分“不法”與“腐敗”。[評點：亨庭頓作為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是寫過“文明沖突論”的，這是為美國資產階級向外擴張服務的，他講的“不法”和“腐敗”問題到底有沒有道理呢？我們往下看。]不法就是違法犯罪行為，官員不是神仙，與普通人一樣也會有違法犯罪問題，比如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各種違法行為。[評點：界定了“不法”的內在涵義。]導致這些問題固然有腐敗因素，但在性質上首先屬于“不法”，不完全等同于“腐敗”。我們不能把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都看作是腐敗問題，這樣很容易混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敗”這兩個概念。[評點：不見得吧，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難道不是腐敗問題嗎？這也與下文有的“政治上的腐敗”不是“不法”出現了不合。把強世功的發言從邏輯上來進行分析，似乎“不法”就是“腐敗”，而“腐敗”不見得就是“不法”。“不法”是“腐敗”的充分條件，而“腐敗”是“不法”的必要條件。當然，“不法”和“腐敗”確實有聯系，但卻是兩個概念，不應混淆這兩個概念。]

　　“腐敗”是指背離事物的性質，開始走向其反面，從而導致事物腐朽死亡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性質，其腐敗的因素也不同。[評點：界定了“腐敗”的內在涵義。]討論腐敗問題首先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質，必須針對事物的性質來談。比如，企業家的性質就是創造財富，如果一個企業家缺乏創造財富的動力，整天想著如何消費財富，那就是一種腐敗，意味著企業家的死亡。相反，慈善家的性質就是關注慈善事業，如果關心如何賺錢，就不是慈善家，而變成了商人。[評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性質不同，界定腐敗的標準也不一樣。]

　　官員腐敗也要從官員的性質說起。比如，有些官員雖然收取了不法利益，但他們也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對黨和國家的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屬于“不法”，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對于這些官員，在法律上懲罰與政治上肯定并不完全矛盾。[評點：應該看到，這種政治上的肯定是有條件的、相對的。]

　　相反，有些領導干部可能很清廉，但對老百姓沒有感情，對黨和國家的利益漠不關心，草率決策，將屬于全民的國有資產廉價轉賣給一些個人，致使黨和國家蒙受巨大損失。這些干部或許沒有從中獲取不法利益，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已經完全背離了黨的領導干部的性質，因為他們考慮的不再是黨和國家的利益，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某個集團或個人的利益。[評點：這里要將由于經驗不足導致的決策失誤與為了某個集團或個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損失區分開來，雖然結果相似，但是在動機上卻大相徑庭，將二者混為一談似不可取。至于對老百姓沒有感情，對黨和國家的利益漠不關心，這是政治態度和世界觀問題，與是否清廉并不屬于一個范疇。]今天不少官員以改革的名義損害國家公共利益，這些“昏庸糊涂官”的所為難道不是比不法更有危害性的腐敗嗎?[評點：是這樣。這是因為不少干部背叛了共產主義信仰，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造成的。]古人講，“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評點：共產黨的干部如果降低到古代官吏的水平，這對共產黨意味著什么呢？]

　　同樣，有些黨的高級干部雖然很清廉，也有不錯的官譽和口碑，但在內心中對黨和國家政權沒有信心，早早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國外，將家庭財產轉移到國外，使自己變成“裸官”。[評點：清廉的“裸官”有多少呢？我們看是少而又少，幾乎沒有。]這些人往往在暗中縱容各種“和平演變”的主張，以便伺機跳到另一條船上，趁“顏色革命”的混亂之機瓜分國家財富。這些人也許沒有什么不法行為，有的甚至很清廉，很有道德感召力，但對于國家政權和人民的福祉而言，禍國殃民難道不是比不法行為更可怕的腐敗嗎?[評點：既然這些人想趁將來發生“顏色革命”的混亂之機來瓜分國家財富，那么現在他們又怎么會袖手旁觀保持清廉呢？退一步說，即使他們保持了清廉，沒有什么不法行為，法律對他們無可奈何，那又該怎么辦呢？]蘇聯解體的原因不是由于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行為，而是由于他們整體上的政治墮落和腐敗。[評點：有道理，但并深刻。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蘇共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實際上就是針對這種可怕的政治腐敗。[評點：蘇共高級干部“整體上的政治墮落和腐敗”，就是因為蘇共內部特別是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就向全世界共產黨人發出了預警。為此，他不僅發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空前規模的大論戰，抨擊蘇共黨內出現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而且還在中共黨內發動了反修防修的斗爭，正是因為毛澤東的不竭努力，這樣的“政治腐敗”直到毛澤東去世也沒有在中共黨內出現。可是在毛澤東去世后，他代表的正確路線被否定，出現了“這種可怕的政治腐敗”。]

　　亨庭頓認為，后發達國家政治秩序之所以混亂，與其說是由于官員在法律上的不法，不如說是由于他們在政治上的腐敗。尤其是執政黨整體的腐敗，即執政黨不再考慮國家整體的公共福利，而僅僅考慮某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從而導致執政黨脫離了人民群眾，引發政治秩序的不穩定。[評點：亨庭頓是用資產階級史學家的觀點來說這番話的。如果抽象地看，這幾句話倒也沒有什么問題。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政黨是階級的政治代表，政黨執政以后，當然主要代表他那個階級的利益。現在的政黨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無產階級政黨，一類是資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政黨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資產階級政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只有無產階級政黨在變質以后，才會脫離人民群眾，“僅僅考慮某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引發政治秩序的不穩定”。]

　　當前，不少人都說反腐面臨兩難困局，因為從不法的角度來反腐，可能為數相當多的干部有不法現象。這是由于中國轉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評點：單純是因為“中國轉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嗎？回想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也是處于轉型期，當時要消滅剝削制度，面臨的問題更為復雜，為什么沒有出現這樣嚴重的腐敗呢？這是為什么呢？]如果區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敗，反腐敗就可以走出兩難境地。[評點：是嗎？]

　　首先，當前大面積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員政治上的腐敗，尤其是領導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敗要從反不法開始，同時結合群眾路線教育和貫徹落實八項規定，從總體上遏制腐敗導致的不法現象繼續蔓延。這可以看作是病急用猛藥。[評點：不法的根源是腐敗，因而反腐敗要從反不法開始，由表及里，循序漸進。]

　　然后要區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敗。[評點：如何區分呢？]對于違法犯罪問題，關鍵在于加強法治，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黨政領導干部犯法和普通公民一樣處理。[評點：這是說如何才能有效實施“不法”。]只有嚴格實行法治，“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才能從根本上杜絕不法。[評點：現在法律越來健全，立法越來越完善，可是違法犯罪的卻越來越多？有法不行，違法難究。而毛澤東時代無法有法，卻并非這樣。現在我們要深思的是這到底是為什么呢？]若采取“刑不上大夫”，黨政領導干部違法犯罪要由上級領導批示才能追求法律責任，那就不是法治。[評點：如果排除了各級黨委對司法機關的領導權，這不就是司法獨立了嗎？]不法問題就會長期存在，甚至會愈演愈烈。[評點：這句話多少帶有要挾的成分。]

　　區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和政治上的腐敗之后，反腐敗就不能只盯著不法，而要有政治觀念，有政治大局觀。反腐要與整頓黨的思想作風、清理黨的干部隊伍這些政治任務結合起來。[評點：這是說要把運用法律和進行黨內的教育、整風及組織處理結合起來。其實，早已經這樣做了，但是收效甚微，這是為什么呢？]

　　從法律角度看，腐敗問題可以定義為是法治問題。[評點：是這樣，但是為什么不從世界觀上找原因呢？今天的腐敗問題與實行的路線方針政策又有什么樣的聯系呢？]但是，要在中國建立法治，必須走中國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國法治的“法律帝國模式”。而不顧中國實際，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設，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腐敗。[評點：對！這是回擊普世派的，我們是贊成的。但是在特色道路上能否從根本上鏟除腐敗呢？我們對此還是有疑問的。]

　　短評：

　　強世功引用美國學者亨庭頓的觀點，從“不法”和“腐敗”的角度對反腐進行了分析，主張要區別“不法”和“腐敗”這兩個概念，有一定意義。他反對照搬西方法治模式的主張，這更是令人稱贊的。但是在他的發言中卻隱現著司法獨立的影子，他也沒有從共產黨與外國資產階級政黨、中國與外國社會制度上的差異上著眼，沒有將思考的觸角深入到路線方針政策的層面上去，又顯示出他的局限。

　　總評：

　　這幾位學者的發言，以強烈的憂黨、憂國、憂民之心，對出現的許多問題從現象上進行了剖析，對正在進行的強力反腐作出了高度評價，態度是真誠的，感情是真摯的，認識也是有見地的。他們還回擊了普世派宣揚的價值觀念和所謂的政改，這更是令人稱贊的。

　　但是，縱觀幾位學者的發言，我們發現他們在分析問題的時候，雖然進行了憤世嫉俗的批評，可總是在“目”上做文章，而對這個“綱”卻表現出“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的狀態，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學者剛一碰到就縮回去了，這或許是發言時的一種策略。有的學者雖然提到了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給予我們的警示，卻對當年毛澤東發動的反修防修斗爭采取了回避態度，更沒有揭示出蘇共垮臺的根本原因就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形成的修正主義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蘇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致，而李慎明主編的《居安思危》卻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有的學者雖然對文革有了一定程度的反省，認識到毛澤東是為了防止共產黨變質才發動的文革，但是這種認識還是建立在文革是一場“浩劫”的判斷之上的。他們不能正視文革期間存在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及其勝負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乃至我們今天所處困境的嚴重影響，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改革開放越深入，出現的問題卻越來越多，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越來越面臨嚴峻的挑戰……。他們沒有認識到，今天出現的嚴重腐敗，說到底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將工農兩大階級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分割出一塊給共產黨內的黨員干部。腐敗是資本運作的必然結果。如果不能消滅權力背后運作的資本，單純地靠反腐恐怕取得不了實質性成效。正是由于沒有抓住綱，因而他們的發言就顯得詞不達意，不得要領。這樣也就難以揭示出問題的本質，找到導致今天這種狀況的根源。這是他們認識的局限。

　　我們認為單靠“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的企盼心情是不行的。要找到造成今天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就必須從路線斗爭的角度上去思考。既要從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的橫向上來進行分析，也要從建國后兩條路線斗爭的縱向上來進行研究，從這種綜合的探究中找到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建國后黨內出現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影響。只有這樣才能確立正確的路線，汲取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使中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健康發展。

　　這里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弄清楚了這個理論，好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毛澤東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后才提出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當時用的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提法，沒有用繼續革命的提法，實質上是一個意思，兩種表述方法。從歷史的考察中我們發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使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認識到僅有一個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也是不鞏固的，同時還必須要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改變了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將階級矛盾仍然確立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不是使毛澤東將階級矛盾確立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決定性原因，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導火線。

　　毛澤東提出的繼續革命，還是根源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我們知道，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因而這個基本矛盾實際上就是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他不是單從發展生產力出發，而是從這一基本矛盾的辯證關系出發，只有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發揮其能動作用，才能不僅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而且還可以保證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他是反對唯生產力論的。

　　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出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毛澤東分析后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必然要求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只有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才能夠鞏固并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否則的話，不僅不能促進，而且還會破壞乃至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因而僅有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還要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從而鞏固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這就是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源。當然，在生產關系的其他兩個方面，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分配領域方面的問題仍然存在，這就要通過批判人和人之間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和限制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來得到解決。

　　這里令人感到有疑問的是，馬列主義是以生產資料的占有與否來劃分階級的，是否占有生產資料是階級劃分的標準。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由于生產資料變成了公有制，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了，怎么階級矛盾還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這正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一個重大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從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關系出發，社會主義革命，既包括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包括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因而階級矛盾就不僅是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矛盾，同時也是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矛盾。這是因為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出發，在進行了經濟基礎領域的(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后，還要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不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不僅難以鞏固，還會得而復失。正是由于這樣才不僅要進行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還要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因而在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不過，我們要注意到，在經濟基礎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是以生產資料為劃分標準的;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由于生產資料已經基本上變成公有制了，這個時候階級是以政治思想意識作為劃分標準的。有人批評說毛澤東的這種劃分方法，背離了馬列主義的階級劃分標準，因而是錯誤的。到底是毛澤東發展了馬列主義的階級劃分標準，還是背離了馬列主義的階級劃分標準呢?

　　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看到，毛澤東進行繼續革命的理論根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他是從這一基本矛盾的辯證關系中提出繼續革命理論的。他從這一基本矛盾的辯證關系中認識到，如果不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不僅難以獲得鞏固，甚至還會得而復失。這是因為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被消滅以后，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從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出發，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隨時可以變為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導致資本主義復辟。不過，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產生的資產階級往往是以修正主義的面目表現出來的。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提出要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把政治思想意識作為階級劃分的標準。這就是毛澤東改變階級劃分標準的理論依據。

　　這里我們要指出的是，以政治思想意識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并沒有否定以生產資料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而是他們的適用范圍有所不同。以政治思想意識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只適用于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進行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具有特殊性。而以生產資料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則適用于一切階級社會，具有普遍性。我們既不能將只適用于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階級劃分標準，應用到一切階級社會;也不能因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被消滅了，就否認政治思想意識上的資產階級的存在。將兩者混淆起來，或者肯定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法，都是錯誤的。這是我們在研究的時候應該注意到的。

　　這個理論到底對不對呢?我們從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以及東歐巨變的歷史悲劇中得到了驗證。同時，也從中國改革開放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被否定，中國資本主義的迅速崛起，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被破壞乃至瓦解的史實中進一步得到了驗證。

　　進行繼續革命到底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呢?

　　毛澤東也在進行著探索。他原先想采用整風的方式，通過社會主義教育來進行繼續革命。但是卻遇到了層層的阻力，也出現了不少問題。運動期間，他和劉少奇的爭論就集中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及方法問題上。雖然這個爭論以《二十三條》的制定而得到解決，但是毛澤東分明意識到，如果一旦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那么單靠這種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式還能行得通嗎?因而從一九六五年春開始，他在尋找一種新的方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來發動運動揭發我們黨的黑暗面。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毛澤東說文革是一場反修防修的演習，他也準備失敗。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在天安門城樓上，他對中央文革小組的人說，如果將來因為發動文革被槍斃，我和你們一塊被槍斃。在文革進行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但他始終堅信通過文化大革命找到了一條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正確途徑。他主張要對文革進行三七開式的評價和總結。

　　文革后期，毛澤東發現反文革的勢力仍然比較強大……。他清醒地意識到，一旦將來文革被否定，文革的任務沒有完成，中國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就會付諸于東流，資本主義復辟就會在中國發生，廣大工農群眾就會由國家的主人重新淪落為雇傭勞動者的命運。因而他曾幾次放聲痛哭，臨終前還諄諄告誡全黨：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是毛澤東的政治遺囑。

　　毛澤東的擔心是杞人憂天嗎?

　　我們不幸地看到，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現在公有制經濟由改革開放開始時的占國家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變為百分之三十以下了，私有制經濟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的主體。隨著經濟所有制性質的變化，工農群眾的主體也由國家的主人變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勞動者。在私有制經濟已經占了中國經濟主體的情況下，又進一步將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國企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名義私有化，向資本暢開了大門。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物質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重要標志。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工農兩大階級。如果一旦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不復存在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物質基礎就會失去，工農兩大階級也就由國家的主人淪落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就會動搖。一旦私有制經濟再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到時候黨內外資產階級就會聯合起來，要求共產黨交出政權，那該怎么辦呢?到這個時候，果真還能獲得已經被共產黨由國家的主人變成雇傭勞動者，而且資本家已經成為他們衣食父母的工農兩大階級的支持嗎?再概嘆為什么“竟無一人是男兒”又有什么用呢?因而，劉國光發出的“經右政左”難以持久的警告更應該引起高度的重視和注意。

　　因而我們認為從中國的現實狀況出發，只有通過對建國后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分析，才能夠找到擺脫今天困境的方法。這還有待于今天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共同努力。

　　二○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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