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向多極/多元發展的今天，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國防實力的迅速提高，外部力量對中國進行大規模武裝攻擊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另一方面，快速發展和深化改革將中國推入了全面的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問題趨于尖銳，敵對勢力在內部制造混亂、阻礙發展，甚至于造成大規模動亂和顛覆政權的威脅仍在不斷增高。因此，國家安全已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國防安全概念，而是一個需要從全方位、多層面進行戰略思考并綜合治理的總體工程。在這個工程中，文化安全對于今天的中國國家安全具有首當其沖的重大意義。①

　　文化安全是發展鞏固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的根本保證

　　所謂文化，包涵的不僅僅是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等領域，它表述并支撐著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文明體系。在特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文化詮釋和界定人們的行為規范、道德準則、價值理念、政治信仰，為建立一個國家所必需的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基礎。

　　任何一個國家的長安久治，都離不開其國民的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民族認同，是國民對其民族及其文明體系的認同。民族認同為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國民凝聚力。政治認同，是國民對國家政治體制的認同，亦即公民認同，是國家政治體制合法性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根基所在。

　　顯而易見，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只要其國民具備了強烈并相互重合的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國家安全就有了最根本的保證。不論是面臨外敵或內患，都能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克服挑戰，保持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反之，如果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脆弱，或兩者之間出現裂痕，國家安全便危機四伏甚至傾塌。

　　在今天的世界上，通過文化理念上的潛移默化而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進而分化瓦解一個國家的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挑戰國家體制和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最終導致國家垮臺的事例屢見不鮮。從前蘇聯的解體到今天世界各地延綿不絕的“顏色革命”，文化理念和意識形態上的混亂以至崩潰，是根本的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看，如何確保文化安全，為中國的國家政治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奠定牢靠的文化和價值認同基礎，是確保國家總體安全的當務之急。

　　但是，恰恰在文化方面，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著空前的挑戰。中國近現代發展中存在著巨大的“文化斷層”，使中國文化安全面臨“歷史困境”。此外，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及其實施，也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文化安全的“結構困境”。文化發展面臨的這兩種困境，為發展和穩定國家安全的根本基礎——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造成了巨大障礙。

　　中國文化安全的歷史困境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存亡危機。造成這一危機的原因并不僅僅是疆土的淪陷，而是中華文明、中國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死挑戰。此前，盡管中原大地屢遭外族入侵，但入侵者卻無一例外地被中華民族所融合，成為中華民族中的一員。其根本原因，是基于農耕經濟之上的中原文化，比入侵者的文化更為先進。在民族文化的融合過程中，中華文明也得到不斷地發展與充實。這是一個處于先進地位的中國文化“主動”融合其他文化的發展過程。

　　鴉片戰爭以及西方列強的入侵，逆轉了中華文明的“主動”融合進程。它所反映的，實際上是仍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中國文化與以工業化為基礎的、更先進的西方文化的強烈碰撞。這一次，侵入中國的“外族”不但不會融入中華民族，反而以其工業化的強勢，要在文化上摧毀中華文明，由此導致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危亡。為了救亡，中國人不得不從基于工業化之上的西方先進文化中尋求指導，從而開始了近現代中國文化的“被動”融合過程。最終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將“馬列主義同中國的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趕走列強，建立了人民共和國，走上了民族復興之路。

　　但是，激烈的救亡運動以及由此導致的革命運動，阻滯了中國文化的正常發展進程。一方面，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奮圖強，努力使自己的國家和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繼續“被動”融合，不斷地學習和汲取西方文化中的思想理論、發展模式以至國家社會的組織方式，以此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畢竟，以農耕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引領中國以“革命”的形式啟動的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跨越式轉變。

　　今天的中國，已經再次崛起為世界性大國，因而在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中，開始擁有了主動性，出現了從“被動”融合再次轉向“主動”融合的趨勢。然而，在中國社會激烈、快速的轉變過程中，中國文化發展嚴重滯后，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像西方文化那樣去經歷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現代化蛻變過程。因此，中國文化就整體而言，仍然基于農耕文明之上，與今天的現代化進程相匹配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以至話語體系都十分薄弱。這不僅使“中國故事”的講解面臨巨大的語言困境，在客觀上阻礙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理解和認同。更為嚴重的是，無論是概念還是語言，中國傳統文化都很難詮釋和界定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新事物、新觀念、新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新行為方式;對民主法制、公平競爭、政治參與等現代國家體制中的必要元素的解釋也顯得蒼白無力。由于文化發展長期滯后，中國在今天的世界里不但“話語權”明顯不足，更為嚴重的是，建立與中國現代化相適應的倫理道德、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也缺乏原生的文化底蘊。②這是當今社會中思想觀念和價值信仰混亂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總體國家安全中的最薄弱環節。

　　中國文化安全的結構困境

　　作為新興大國，中國堅持的和平發展道路，與世界史上其他大國的崛起模式完全不同。這一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幾代領導人為了克服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巨大矛盾而逐步形成的。這些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有限的“硬實力”和在全球范圍內迅速發展的國家利益的矛盾。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具備“全球作戰”的軍事力量，也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這樣的軍事力量。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快速的經濟發展已經使中國的國家利益遍及全球并不斷發展。

　　第二，作為新興大國，中國的迅速發展必然會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發生利益碰撞。但是，為了完成自身的現代化，中國必須在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礎上，避免同美國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

　　第三，蘇聯解體后，所有危及政治穩定和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都基本屬于中國內部事務(臺灣、三股勢力、人權、貧富分化、深化改革、政治參與、民主發展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問題，都會被中國境外的政治活動和操弄所引爆。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前提下，如何既處理好國內問題，又防止境外的各種“導火索”和“雷管”引爆國內的各種矛盾，是中國必須長期面對的艱巨挑戰。

　　正是為了克服這三個基本矛盾，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采取了同以前新興大國的崛起模式完全不同發展道路。

　　世界歷史上的新興大國——英國、德國、日本、美國以至前蘇聯——的崛起，其必要條件之一，是在世界范圍內大規模作戰——“全球作戰”——的軍事力量。因此，它們的崛起過程，是以武力為基礎的向外擴張的過程，也是挑戰當時世界秩序的過程。中國歷來反對軍事擴張，主張和平共處。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發展的中國并不挑戰現有的、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并領導的國際秩序，而是積極參與其中，與世界接軌，維護和平，確保發展。

　　事實證明，通過融入，而不是挑戰現行世界體系而獲得和平發展的道路是成功的。但是，這也在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在文化安全上的結構困境：一方面，中國在話語權、價值觀、意識形態以至政治體制的合法性等重大問題上，都必須在別人構建的世界體系中受到評判。由于國家體制在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中“政治不正確”，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每每落入“有理講不通”的局面，甚至被妖魔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國融入了別人的體系，因而在客觀上為西方文化理念、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大門。其結果，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始終面臨著來自于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的巨大挑戰：國內的社會輿論、人文思想、學術研究以至政府的文宣政策，都很容易被西方的輿論和價值觀“牽著鼻子走”，十分被動 。中國的文化安全面臨的結構困境，使中國總體國家安全必須長期面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強勁“逆風”，稍有不慎，就會面臨旗折政息的危機。

　　文化復興是中國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

　　幾千年來，中華文明歷盡滄桑，卻是唯一以完整的國家實體延續下來的古代文明。其根本原因，就是基于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上的中華民族有著強烈的民族認同，這是中國國家總體安全的固有優勢;鞏固和加強這一優勢，是建立國家文化安全的基礎。

　　但是，由于中國文化安全所面臨的歷史和結構的雙重困境，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民族認同的文化底蘊日漸薄弱。仍然基于農耕文明之上的中國文化，難以有效應對現代化進程中民族認同所面對的種群宗教糾紛、文化道德失范等種種挑戰。這是今天社會中價值觀混亂、信仰糾結、文化自卑與自傲并存、以至社會行為中犬儒與民粹兩極發展的根結所在。

　　更值得關注的是，由于文化發展的長期滯后，國民的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即公民認同)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今天的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走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建立起來的;是通過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和持續30余年的改革開放而重新崛起為世界性大國的。在這一快速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為適應其由革命黨轉換為執政黨的需要，在其指導思想中不斷加入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以及科學發展觀等新元素。盡管如此，在指導思想和執政實踐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理論建設空間。這一空間的客觀存在，是當今中國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難以重疊的根本原因。

　　顯然，很難再依賴從外部文明中引進先進思想和理論來填補這一空間。當今西方民主體制中的重重弊端、愈演愈烈的種族宗教沖突以及思想文化界的迷惘與失落，都清楚顯示了其“歷史的終結”的自信與豪情已不復存在;而新興“民主”國家中普遍存在的亂象，更進一步表明了“盎格魯-撒克遜民主體制”并非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由此可見，隨著中國的物質文明與先進的西方物質文明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西方文化的先進性以及基于其文化之上的思想理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感召力也急劇下降。如果再不努力從自身豐厚的文化積淀中汲取持續發展的思想和精神養料，非但難以解決問題，反而會進一步拉大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執政實踐之間的距離，從而加劇民族認同和政治認同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惡化中國文化安全。

　　發展和鞏固中國文化安全的唯一有效途徑，是促進在現代化基礎上的中國文化復興，完成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蛻變。文化從來就是動態的，是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充實變化的。中國社會畢竟已經從農耕文明發展到現代化工業文明，表達其文明的文化也必須與時俱進。只有通過文化現代化，中國文化安全才能突破其歷史困境和結構困境，才能發展建立起在思想文化上一脈相承的現代話語體系，從而用自己的話語講解自己的故事，詮釋自己的價值和理念，為自己的國家體制提供原生的思想理論根基。只有完成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中國模式”才有自己的價值支撐;中國夢才有原生的文化底蘊;民族復興才有穩固的、與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文明基礎，從而獲得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的高度一致。

　　建立中國文化安全的政策選擇

　　建立文化安全是一個長期的重大戰略工程。因此，必須要有十分謹慎的頂層設計和全面的計劃與安排，不可能一蹴而就。歷史證明，真正的文化進步與發展，都是由社會主導完成的。畢竟文化是滋潤并滲透整個社會以及每一個社會個體的營養液，只有在全社會的參與促進下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發展，過多的政治和行政干預都只能是事倍而功半，甚至于適得其反。因此，政府與執政黨只能在原則和方向上加以引導，起到發動者和領導者的作用，但文化發展中具體的組織與推廣必須靠全社會的參與來完成。

　　首先，為了確保文化現代化健康有序的全面發展，必須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全面細致的相關法律和措施，積極引導和管理在現代信息社會中的文化發展與交流。同時，對各類文化產品進行客觀嚴格的分類和分級，確保社會不同層級和不同行業的人群有適合自己消費的文化產品。通過對文化產品的管理(而非控制)來促進文化發展的和諧與順暢，抵制各種不利于中國文化安全和文化發展的因素，保證中國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快速復興。

　　其次，必須注重文化教育，在整個教育體制中突出中國文化的教育與傳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要通過教育充分挖掘中國文化中的治國理念、人倫價值、道德規范以及與其他民族和國家交往的原則、內容與形式。更重要的是，強調文化教育的目的是發展，絕不是復古。要在教育過程中發展并形成繼承、批判、創造的良性機制。因此，必須在法律的規范和政策的引導下，積極鼓勵并促進學術自由，尊重包容不同意見，形成良好的文化學術交流風氣。

　　最后，必須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在法律的嚴格規范下，倡導和鼓勵各類促進文化發展的基金會、智庫、社團等非政府組織，并由這些機構在文化發展政策的引導下，依法組織贊助各種研究項目，召集學術會議，資助文化交流，使各項文化事業得到全面發展和推廣，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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