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日本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啟動，首相安倍聲稱，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為了在日趨緊張的局勢下進一步保證日本的國家安全。盡管而今，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智利、南非、土耳其、泰國等國都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搜集信息情報和各項相關活動，保證國家利益，但日本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和機構職能，卻具有比較明顯的針對性。日本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既是戰后右翼政治勢力突破和平憲法規定，謀求國家“正常化”的一大步驟，也是安倍政權“抗衡中國”基調下又一項付諸實施的政策，它的設立反而會令目前焦灼的東亞格局更為緊張。

　　“國安會”的啟動是日本謀求政治大國化的結果

　　安倍稱日本是出于“安全保障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情勢而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實際上暗指日本版的國安會是在中國、朝鮮的“威脅”日益升級的“外患”下應運而生的。但是，從日本版國安會的設立步驟來看，它并非是現在中日關系緊張的氣氛下一時突兀產生的，它的醞釀、籌劃、設計和準備經歷了長期的過程，

　　實際上它是戰后日本右翼政治勢力謀求其政治大國化的步驟之一。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實現經濟高速成長之后，就在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機構方面有所動作。1978年10月，日本防衛省設立了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主要從事綜合性國家安全政策調研，那是一個半官方的機構，這是其醞釀階段。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期間設立了“安全保障會議”，即使是在緊急情況下，也一直掌握著國防安全的優先決策權。2006—2007年第一屆安倍內閣時期，安倍就向國會遞交了建設日本版國安會的提案，在當時他就建議設立固定機構，讓首相、防衛相、官房長官、外相等內閣幕僚定期會見就安全外交領域展開討論，后來由于安倍陷入政治獻金問題下臺，繼任的福田康夫認為此提案不利于東亞的和平發展，于2008年撤銷了該提案。2012年，安倍在日本整體右傾化的情勢下上臺組閣，圍繞釣魚島爭端而激起了民眾們膨脹的民族主義，這讓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從醞釀階段開始，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機構就具有專門性，它當時雖然從屬于防衛省，但已經具體負責國家安全政策。由于戰后日本國內的局勢長期處于安定狀態，它主要針對冷戰期間的蘇聯、中國、朝鮮等國家進行一些信息搜集和調查工作。在“安全保障會議”階段，它就已經明顯體現出緊急情勢下高于其他機構的優先性。第一屆安倍政權提出設立國安會的議案，已經構架出內閣重要幕僚對日本國防和安全的決定性作用，現所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實際上是對其提案的延伸和補充。安倍第二次執政，為了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他打出“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一步步解禁集體自衛權，并試圖修改戰后和平憲法，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是為了進一步方便執行海外派兵等軍事活動的重要舉措之一。

　　縱觀“國安會”從醞釀到最終的設立，可以看到，它是日本謀求政治、軍事大國的歷程中，逐步將對外防御的職能專門化、擴大化、優先化的產物。表面上，安倍通過宣揚中國、朝鮮的威脅來強調現在設立國安會的必要性，但實質上，它是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突破和平憲法，加大軍事力量和集權決策的必要步驟。

　　日本“國安會”運行的危險性

　　雖然安倍稱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為了維護日本的國家安全，但從日本版“國安會”的組織機構和運作方式上來看，它卻讓日本更加容易走向危險。

　　首先，日本“國安安全委員會”的機構組成具有明顯的針對性，這會加劇東亞地區的緊張。日本版國安會負責主導日本安保及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而其具體執行機構“國家安全保障局”也將在近期付諸實施。“國家安全保障局”將設立“宏觀”、“戰略”、“情報”、“同盟及友好國家”、“中國和朝鮮”以及“中東等其他”六大部門。其中專門成立的“中國和朝鮮”的機構，將長期針對中國和朝鮮地采取對應措施。這種將中國和朝鮮與其同盟國對立的機構組成，勢必會引起中國和朝鮮的不滿和警惕，不利于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

　　其次，日本“國家安全委會會”在參照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運行機制基礎上，賦予了首相等內閣幕僚更大的權力。由首相、外相、防衛相和內閣官房長官參加的“四大臣會議”，負責制定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和危機管理政策，實際上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戰后日本政府的重要決策需要通過國會投票施行的慣例，把國家內政、外交、軍事權力集中到少數內閣幕僚手中，首相權力得到擴大，其他內閣成員和國會的作用則會被淡化。當遇到緊急態勢時，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會先于內閣其他成員和在野黨對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做出決策，這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戰前不受內閣和國會牽制的軍部。

　　第三，日本“國家安全委員會”試圖促使國會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它以防止中國、朝鮮對其進行情報搜集為口實，增加了決策的不透明度。如果通過了“特定秘密保護法案”，政府的一些對外政策和舉措就不會讓日本國內媒體和在野黨知曉，這不僅違背了戰后日本民主主義發展的宗旨，也讓周邊國家和地區對其產生信任危機。最為令人擔憂的是，日本版的國安會在面臨非常情勢時，還可以不通報在野黨和日本國民而做出重大決策，這意味著它將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讓日本卷入直接對抗的軍事沖突。

　　日本版“國安會”雖然在開啟之后就實現了與其同盟國的情報共享，安倍也正力圖以“保證安全”的幌子在給民眾以定心丸。但是，從對外關系上看，國安會的設立破壞了東亞國家之間的友好信賴關系，令東亞格局更為緊張;從日本國內政治的民主化和透明度上看，它讓內閣更富集權色彩。它的專斷性和不透明性，與戰后日本政治的民主決策機制迥然不同，它把日本全體國民的安全綁定在少數內閣幕僚的決斷上，這無疑增加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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