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西方主流輿論對安倍政府歷史修正主義的認知

　　［內容摘要］西方主流輿論對安倍政府歷史修正主義的批判存在獨特的規范取向和安全考量。與中、韓等國對日本右翼修正主義的反侵略、反殖民的主導性認知范式不同，西方主流輿論更多訴諸西方盛行的人權和“歷史正義”范式。東西方輿論對安倍政府的歷史修正主義的認知都夾雜著安全顧慮。中、韓等東亞國家從歷史修正主義感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卷土重來的可能危險。而西方輿論主要擔心歷史修正主義導致中日之間的緊張局勢失控，擔心日、韓這兩個美國最重要的東亞盟國之間裂痕加大給中國可乘之機。此種立場主要體現了美國在東亞推行戰略再平衡的安全考量。因為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日本的和平主義形象已經被顛覆，西方輿論對日本右翼民族主義的擔憂明顯上升。與此同時，出于意識形態和安全利益的考量，西方輿論也表現出其偏狹和偏見。

　　[關鍵詞]西方主流輿論安倍政府歷史修正主義

　　[作者簡介]汪舒明，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

　　自2012年底安倍晉三就任首相以來，歷史修正主義在日本政界成為一股強大的逆流，不斷挑戰東亞鄰國民眾的歷史情感。日本右翼歷史修正主義的一貫立場就是否認或淡化戰爭罪責，拒絕戰爭反省和謝罪賠償、甚至美化侵略戰爭，并借此重新樹立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精神，擺脫“戰后體制”。在安倍本人的縱容下，安倍內閣成員和親信一再參拜靖國神社、推動修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強征慰安婦、主張“納粹式”修憲、否認南京大屠殺、稱東京審判是為掩蓋美國戰爭罪行、推動神風特攻隊申遺、宣稱要修正“村山講話”和“河野講話”等。安倍本人則宣揚“侵略”無定義，派助理向靖國神社交“祭祀費”，戰敗日致辭不提道歉，故意登上帶有醒目“731”字樣的教練機拍照，觀看并頌揚以神風特攻隊為主題的電影《永遠的零》等。2013年12月26日安倍本人悍然參拜靖國神社，標志著安倍政府歷史修正主義的言行達到了高潮。2014年3月，為爭取美日韓三國實現首腦會晤，安倍政府突然在慰安婦問題上改口稱不修改“河野談話”，歷史修正言行暫時降調。

　　與歷史修正主義立場相伴隨行的，是安倍政府在外交安全問題上的一系列對中國充滿敵意的舉措：在國際舞臺四處公然高調宣揚“中國威脅論”，將中國類比為一戰前的德國;推行所謂的“價值觀外交”，試圖在國際舞臺上包圍和孤立中國;高調介入南海島爭，挑動部分東盟國家與中國的沖突;在西南方向大力提升針對中國的軍力部署;積極推動“修憲”進程，為參與所謂“集體安全”行動和海外用兵松綁;強化政府對媒體和輿論的控制;設立國家安全保障局，制定《特定秘密保護法》，使首相在安全事務中的權力進一步集中;努力強化日美安全同盟，自覺積極充當美國在東亞防范中國的馬前卒;在普天間軍事基地搬遷問題上投美國所好等。

　　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行難免受到中韓等國的強烈反對，由此引發日本與中韓等東亞國家國民之間新一輪嚴重的“情感危機”、輿論和外交對抗，并加劇了東亞的安全危機。值得注意的是，歐美等西方國家的主流輿論也加入了這場東亞歷史問題的紛爭，凸顯出西方在歷史問題上與日本右翼存在的價值觀裂痕和安全焦慮。西方主流媒體關注著與日本歷史修正言論相關的那些具有重要影響的言論和事件。筆者以“Abe，Yasukuni”對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4月30日間部分西方重要媒體的相關報道和評論進行關鍵詞檢索。結果顯示，英國路透社的相關文章共有110篇，《華盛頓郵報》的相關文章共23篇，《華爾街日報》則有66篇，主題主要有：日本右翼在歷史問題上挑釁性行動、中韓的回應和反制、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島的緊張關系、安倍政府在經濟和安全方面的政策等。本文以轉載于《參考消息》的西方主流媒體或西方精英在日本重要媒體上的相關報道和評論為主要樣本，來分析西方主流輿論對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認知。

　　一、西方主流輿論在歷史問題上與日本右翼的價值觀分歧

　　　安倍參拜后，中國傾向于將參拜之舉的實質解讀為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歷史。韓國政府發言人劉震龍聲明的核心要旨也基本相似。對于中、韓等東亞國家人民來說，日本右翼的種種歷史修正主義言行讓人回憶起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殖民侵略帶來的無盡劫難和羞辱，并令人感到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噩夢。外來勢力殖民侵略帶來的恐懼和屈辱在東亞地區仍然根深蒂固，構成了這些國家記憶文化的主旋律。軍國主義殖民侵略正是東亞國家解讀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主要視角，慰安婦則是殖民侵略帶來傷害和屈辱的具體承受者。

　　在帝國主義時代，對弱小民族采取炮艦外交和殖民侵略曾被西方視為民族國家崛起的普遍、合理的路徑。但在二戰以來，此種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已經被包括西方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摒棄而喪失了合法性。在日本右翼歷史修正主義問題上，西方主流輿論同樣接受中、韓等國反對軍國主義殖民侵略的意義框定方式。2013年4月23日，安倍在談及1995年的“村山談話”時宣稱，各國對“侵略”有著不同定義。《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編輯部很快對此發表評論文章。一貫親日的《華盛頓郵報》認為日本的侵略事實不容置疑，中日兩國官員的憤怒可以理解。而《華爾街日報》則稱，日本侵略“跟地球繞著太陽轉一樣毋庸置疑”，并稱安倍的可恥言論會讓日本失去更多朋友。但與東亞國家相比，這一解讀視角在西方的重要性要低得多。針對2013年底安倍參拜行為，中、韓主要以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殖民侵略視角譴責安倍參拜，而西方主流輿論更多關注安倍參拜對西方“歷史正義”規范的背離。顯然，西方主流輿論以契合其自身價值觀和利益的方式對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論進行意義框定，與東亞國家存在明顯(但非絕對)的差異。

　　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行中，最易遭受西方輿論廣泛批評的是慰安婦問題。在西方，嚴重侵犯婦女的尊嚴和身心不僅違背人類“良知”，更是嚴重侵犯其人權價值觀的行為。日軍對慰安婦的身心傷害就屬于此類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任何歷史修正主義者對慰安婦傷口撒鹽的言行幾乎毫無例外地會遭受西方主流輿論的“圍剿”，并一再嚴重損害日本的國家形象。中韓就慰安婦問題開展對日斗爭也最易在西方社會獲得響應。2013年5月13日，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首、大阪市長橋下徹公然宣稱，慰安婦對于維護軍紀是“必要的”，“駐日美軍應利用色情場所”。這觸怒了西方社會并引起了來自西方的強烈譴責。在橋下發表狂妄言論后，美國國務院、眾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都先后對之進行了譴責。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稱，二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有組織而殘酷地強迫各國婦女充當性奴隸的行為“違背有關人類尊嚴的一切國際標準”，并強烈譴責橋下的謬論是“往幸存者和其家屬的傷口撒鹽”。包括日裔眾議院邁克爾·本田在內的一批美國議員還在6月上旬參拜了位于新澤西州的一座小型慰安婦紀念碑。此外，橋下的言論還受到了聯合國和多國人權組織的譴責。2014年1月下旬日本廣播協會官員(井勝人再發關于慰安婦問題的狂言，再次引起歐美媒體的關注和強烈反感。慰安婦問題也成為4月奧巴馬在訪問韓國期間非常關切的一個重要議題。

　　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言行，挑戰中、韓等國反對軍國主義和殖民侵略的記憶文化。但對西方而言，它所挑戰的主要是西方的“歷史正義”規范。這一規范主張沖突的施害群體依據真相承認歷史罪責，對受害者進行道義修補，在此基礎上求得受害群體的寬恕，由此尋求雙方走向和解。自20世紀末期以來，以“歷史正義”規范為要旨的創傷記憶文化在西方形成，成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并向全球其他地區擴展。①此種記憶文化以西方基督教社會就納粹大屠殺歷史罪責對猶太人進行認罪、道歉和修補為主要參照，德國尤其成為體現此種文化和“歷史正義”規范的模范，為國際社會所推崇。在此種文化下，西方國家政府為一些群體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而道歉和修補，一些非西方國家也加以仿效②，使國際社會出現了“謝罪政治”和“道歉潮”。

　　在對待歷史罪責的問題上，西方輿論常常將日本與德國這個“謝罪”模范進行對比，并要求日本將德國作為學習榜樣，承認歷史錯誤，向東亞國家公開道歉。對于2013年8月15日安倍在戰敗日致辭中不道歉并派特別助理向靖國神社送交祭祀費的行為，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稱安倍向世界發出了錯誤信號，正在激怒世界其他地方的朋友。安倍于2013年12月26日悍然參拜靖國神社之舉，在西方主流輿論尤其引發了廣泛的嚴厲批評。美國駐日使館就此罕見地表示“失望”，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深表遺憾”。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斯特芬·賽貝特稱：“總的來說，所有國家都必須誠實面對自己在20世紀發生的這些恐怖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有在誠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同昔日的敵人建設未來。這是德國所堅持的信念，在我看來，它適用于所有國家”。《華盛頓郵報》刊文稱參拜意味著安倍放棄了和解理念，轉而利用緊張來推動一系列右翼舉措。該報編輯部也專門發表社論，嚴厲抨擊安倍參拜之舉是“挑釁性行動”。

　　靖國神社本身的性質也受到西方輿論極端負面的解讀。西方主流媒體在其報道和評論中，往往都提供關于靖國神社與日本歷史上軍國主義的關聯，包括其中供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而且，也不時指明其在中、韓等國社會情感中的特殊敏感性。紀錄片《南京》的導演認為在靖國神社陳列的否認日本戰爭罪責的展覽中，“點綴著軍國主義的宣揚”。③日本右翼將靖國神社視為紀念日本戰殆者的合適場所;但這個體現日本神道教精神、煽動民族主義的神社，其對侵略暴行的美化讓英國前駐日本大使休·科塔齊“不寒而栗”。他反對在那里供奉甲級戰犯，并認為千島淵才是紀念日本戰爭陣亡者的合適場所。④2013年10月3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和國務卿克里向東京千島淵戰殆者公墓獻花，以行動表示不能認同安倍的歷史觀。美國人對日本右翼將靖國神社與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相提并論尤其感到憤怒，將之視為對美國的污辱。明迪·科特勒2014年1月16日刊發于《國家利益》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在他看來，靖國神社建立的目的就是將神道教的至高無上性、天皇的神圣性和皇室的中心性深植于國家政體中;這一神社頌揚太平洋戰爭，為日本帝國而設，是對日本戰后和平憲法和東京審判的無言否認，是一個“挑釁之地”。這與阿靈頓世俗、中立、非政治化地紀念美國在歷次戰爭中的陣亡戰士在歷史和精神上全然不同。與西方所提倡的通過記憶來促進和解的主張也背道而馳。

　　直接挑戰西方納粹大屠殺記憶的言行，在西方有著特殊的敏感性，極易引起西方主流輿論的反感。2013年7月29日，安倍內閣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談及修憲問題上，主張學習二戰前的德國納粹在不知不覺中修改《魏瑪憲法》的“技術”。這一發言實際上挑戰了西方社會的“納粹禁忌”，馬上引起了西方輿論的猛烈抨擊。著名猶太人權組織“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在次日就發表聲明要求麻生對他的講話進行澄清，質問：“納粹政權的哪種技術值得學習———怎樣偷偷地推翻民主嗎?”該聲明還稱：“世界從納粹第三帝國汲取的唯一教訓就是當權者知道不應該怎樣做”。美國政府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撤回發言”。一些德國主流媒體也批評了麻生向納粹學習修憲的言論。在國際輿論壓力下。麻生被迫于31日收回發言。日本右翼分子在一些圖書館惡意損毀《安妮日記》的行為，引起了更多猶太組織的批評，西方許多重要媒體也將之視為日本“右傾化”的跡象。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在其聲明中表示“震驚”和“深感擔憂”，要求日本政府查處這一“憎恨行為”。反誹謗聯盟也表示此種行為令人“震驚”和“可恥”。而以色列駐日大使館和日本猶太社團也很快宣布向日本東京的多家圖書館捐贈300本《安妮日記》，以實際行動回應損毀惡行。基于民族主義惡性競爭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禍，推崇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西方對日本民族主義的上升高度警惕。在2013年英國路透社刊發的眾多相關文章中，保守民族主義形象是關于安倍政府及其本人重復出現的話題。安倍上臺未久，持自由主義傾向的《紐約時報》就發表社論指責“安倍重新試圖否定歷史”，并斷言安倍是“右翼民族主義者”。2013年4月安倍發表侵略定義“未定”論后，西方媒體關于安倍民族主義路線的評論有所增加。持準官方立場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所在2013年5月發表的報告中，就從安倍的民族主義話語、與右翼組織的關聯、任命持民族主義立場的閣員等方面，將安倍描繪成一個“民族主義者”。在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其親信發表關于歷史問題的挑釁性言論后，西方媒體的批評升級。即使持保守立場的《華爾街日報》也于2014年2月26日刊發題為“日本民族主義抬頭”的長文，文中從政黨政治、流行文化、對中韓好感度下降、對美國敵意和不信任感上升等方面描繪了日本國民集體轉向民族主義的態勢。

　　受安倍鼓舞的日本“仇外型”極端民族主義讓西方輿論尤其警惕。2013年10月7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更以“武士歸來”為題發表文章，塑造了日本民族主義好戰、在中日之間制造爭端的形象。2013年8月20日，《朝日新聞》發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格盧克的采訪。格盧克認為，日本仇恨型民族主義的發展比安倍更為危險。在2014年2月27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年度人權報告也擔憂日本極右翼勢力的仇外傾向。3月17日，戴維·皮林發表在《外交政策》的文章進一步分析了日本右翼的“民族優越論”，以及其對日本帝國野心的支持。

　　西方輿論還對否定東京審判、修正太平洋戰爭史觀的企圖保持警惕和高壓。2014年2月初，安倍新任命的日本廣播協會經營委員百田尚樹大放厥詞，稱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過，美國對日本領導人發起的戰后審判是為了掩蓋美國的戰爭罪行，這些罪行包括投放原子彈以及對東京進行大規模轟炸等。他的言論遭美國駐日大使館的強烈譴責。《時代》周刊2月7日也以“日本廣播協會官員：我們沒有犯下戰爭罪，都是美國瞎編的”為題表達憤怒和譴責。《經濟學家》報道了安倍政府內部充斥右翼，以及安倍本人使日本廣播協會右傾化的努力。在2014年2月美國國會研究所的報告也擔心安倍的歷史觀會與美國人關于自身在二戰和戰后對日占領中的角色認知產生沖突。

　　日本右翼在歷史認識問題與西方存在的價值觀裂痕固然讓西方主流輿論擔憂、憤怒，但令西方(尤其美國)更為擔憂的，是日本歷史修正言論所體現的“地緣政治遲鈍”。　

　　二、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論導致西方的安全焦慮

　　　安倍政府的歷史修正言論，伴之以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軍事化舉措，在東亞(尤其中國)被視為現實的安全挑戰。由于日本軍國主義并未像德國那樣得到應有清算，滋生軍國主義的土壤仍然存在，因此，東亞國家一直對日本軍國主義重新復活保持著高度警惕。中韓兩國日本之間的領土主權糾紛都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殘留的問題，因此，領土主權之爭與歷史情感又形成了緊密關聯。實際上，領土糾紛本身也是東亞“歷史問題”的一部分。對于東亞國家來說，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言行并不僅僅是一種對國民身份認同和尊嚴的情感性挑釁，本身也令人想起軍國主義在日本的復活。彭光謙列舉安倍政府的一系列右傾化舉動，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已成為中國國家安全不可回避的現實威脅”，中國必須“隨時準備以雷霆之勢，堅決粉碎日本右翼勢力的挑釁，切實做好應對戰爭偷襲和不測事件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中國還傾向于將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論與日本重整軍備的動向相關聯，將之解讀為對戰后以來的東亞國際秩序的挑戰。

　　在西方，日本右翼歷史修正言論同樣引發了安全擔憂，這主要體現在美國政府和輿論的態度中。奧巴馬政府一直在通過公開和非公開的方式向安倍施壓，要求他在歷史問題上不要挑釁鄰國。安倍參拜后，美國駐日大使表示“失望”;2014年3月6日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又稱，參拜是“使地區形勢復雜化的行動，不具建設性”，“實際上會影響到別國”，并使美日之間合作變得困難。美國類似的立場和表態主要并非出于價值觀分歧，而主要出于現實的安全利益考量。國會研究所數份關于日美關系的報告，其主要著眼點就是日本政府言行是否會危及美國在東亞的安全利益。2013年8月的報告擔心安倍及其內閣成員會在歷史問題上采取步驟或發表聲明導致地區關系惡化，進而干擾地區貿易融合，威脅美國盟國間的安全合作，使業已緊張的對華關系進一步惡化。2014年2月的報告進一步論析了安倍參拜之舉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損害，包括加劇東北亞地區緊張、損害日美信任等。④具體而言，西方主流輿論在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問題上的安全關切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擔心中日對抗升級，可能導致美國被拖入中日之間的戰爭

　　自2012年以來，日中關系已經因為島爭變得日益緊張，安倍政府的歷史修正言論則使此種緊張關系進一步向“歷史問題”延伸并因之加劇。西方輿論憂心忡忡地關注著兩國之間圍繞歷史和領土問題不斷升級的緊張態勢。安倍參拜后，歐美媒體密集報道了中日之間的外交和輿論戰，關注著兩國之間對抗的升級。傅高義也對此深感擔憂，專門撰文探討中日之間如何降低沖突風險。他指出，“如果不正視未解決的歷史問題所帶來的憤怒情緒，就無法消除緊張局勢。”2014年1月23日，安倍在達沃斯論壇上再次口出狂言，將當下的日中對立與一戰前的英德矛盾相提并論。這尤其受到西方輿論的廣泛擔憂和批評，《金融時報》稱之為“可怕和具有煽動性的”，并稱“中日在東海展開戰爭的可能性正迅速成為全世界面臨的最大安全風險之一”。美國輿論尤其擔心此種緊張導致“擦槍走火”，使美國被迫卷入中日戰爭。約瑟夫·奈和陸克文聯合撰文指出，“真正的危險并不在于國家領導人的意圖，而在于較低層次上的誤判的可能性，在于‘事件處理’方面的有限經驗，以及競爭性民族主義氣氛下的局勢升級”。卡彭特如此表達此種擔憂：“盡管日中之間的武裝沖突尚不太可能發生，但趨勢令人不安，目前甚至無法排除爆發戰爭的噩夢”。美國領導人愚蠢地堅持日美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的立場，“讓美國站在了日益加劇的中日對抗的前沿。”

　　2.擔心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體系內部裂痕加劇

　　安倍政府的歷史修正言論同樣重挫了日韓關系。針對安倍的日韓對話提議，樸槿惠以歷史問題為由一再拒絕，甚至公開質疑日韓進行首腦峰會的意義。在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后，韓國全面凍結了與日本的外交對話，包括一些雙邊的國防和軍事交流項目。即使經美國勉力撮合于2014年3月參加美日韓三國峰會，樸槿惠對安倍仍然冷臉以對。中、韓兩國則相互接近，通過多邊和雙邊途徑開展合作，在歷史問題上出現“對日共斗”局面，包括慰安婦問題上聯合對日、在哈爾濱建立安重根紀念館、在西安建造韓國“光復軍”紀念設施、韓國歸還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韓國的遺骸等。

　　西方媒體關注著日韓關系的不斷惡化和中韓在歷史問題上的合作和接近，此種態勢讓美國尤其沮喪。安倍參拜后，企業研究所學者邁克爾·奧斯林如此評論：“如果連我們在這一特殊地區的兩個主要盟友都不說話了，那我們如何能開展行動?”國會研究所2月發布的研究報告中，提出日韓關系惡化使日美韓之間的三邊安全合作變得復雜化，不利于日本提升軍事和外交影響，以及部署三國統一的反導系統，還可能導致美國與其中一方的關系惡化。2014年3月核峰會前夕，奧巴馬政府極力撮合日韓這兩個盟國參加首腦會晤。《紐約時報》如此評論其背后的戰略動因：日韓兩國間的不和日益成為白宮不安的源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白宮擔心中國會利用這種憎惡離間美國在亞洲的兩個重要盟友。這將導致中國在東海更加自由。存在分歧的日本和韓國就核計劃向朝鮮施壓的效果也會打折扣。①正因為如此，美國政要一再要求日本在歷史問題上謹言慎行，避免使本已緊張的韓日關系進一步惡化。

　　3.擔心美國的戰略再平衡受到負面影響，但西方輿論界的觀點出現分歧

　　美國的戰略再平衡旨在防范中國、管控東亞潛在的安全危機，但并不希望與中國發生直接的沖突。這一戰略客觀上要求美國的亞洲盟國之間加強團結，也要求日本這個關鍵盟國更積極地承擔美國的“配角”。美國期待和歡迎日本政府提升安全能力、強化美日同盟的舉措。

　　對于安倍提升安全防衛能力的舉措，西方一直持支持和贊許態度。但對歷史修正主義，西方輿論界在整個2013年都大體認為是一種性質惡劣的行為，而且對改善日本的安全地位并無助益，反而會對美國的亞太戰略帶來沖擊。2013年4月《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認為，安倍無視歷史會損害日本通過改革強化自身安全地位的合理的目標，“對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的懷舊情緒只會讓安倍更難推動國內改革，難以獲得周邊國家的認同”。《金融時報》8月1日的一篇文章如此評論：(美國)亞洲戰略平衡容許日本提升軍力，但日本安全地位的調整必定引起北京、首爾和其他國家的悸動不安。因此，“必須以最大限度的外交技巧和謹慎態度加以處理”。而安倍政府的做法“實在太嚴重而且太危險”。

　　到2014年初，美國輿論界發生了明顯的分化。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邁克爾·奧斯林將參拜解讀為安倍配合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以重新定位日本全球角色的全方位努力的“戰略性一招”，并主張美國接受參拜現實。天普大學日本校區的杰夫·金斯頓則將安倍參拜之舉視為別有用心地妖魔化中國，在中日之間制造危機，為推進自己不得人心的施政議程誤導日本民眾。這兩位學者都不否定參拜對日本與東亞鄰國之間關系的傷害，但都認識到參拜在安倍減輕日本國內安全政策改革阻力中的工具性作用，區別在于前者將之視為有益于美國安全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贊許了安倍的戰略謀算，而后者則仍將之視為美國的挑戰。

　　此種安全焦慮，折射出西方對新世紀以來國際格局轉換的認知。安倍上臺之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對東亞地區安全的緊張態勢憂心忡忡。中國正在迅速崛起，而且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方面變得更加強硬。東亞海域的領土主權糾紛正在升溫，危機四伏。朝鮮核問題陷入僵局，朝鮮政局變動頻繁。美國在中東、中亞嚴重受挫，其以“戰略東移”防范中國也感到力不從心。2014年3月美國公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到：“長期的主權爭端或者對自然資源的不同主張帶來的緊張關系，可能導致破壞性的競爭或者發展成沖突的風險加大了”。美國既不想中國過快崛起，但也不希望被盟國拖入一場與中國的直接沖突。如何管控這一系列安全危機，已經對美國主導下的東亞安全秩序構成嚴峻挑戰，也對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帶來新的考驗。

　　東亞認同政治抬頭則是導致西方對安倍歷史修正主義產生安全焦慮的另一個因素。近代以來，日本對周邊國家的殖民統治和暴行給這些國家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恥辱和創傷記憶，也成為這些國家國民認同的重要內容。西方兩部新著都分析了近代史上遭受侵略對中國人歷史情感和國民認同的重要影響。《富強：中國邁向21世紀的長征》一書將這種恥辱視為“中國人心靈中的深刻特質，是中國領導人繼承的文化DNA”，而雪恥就是中國人的“民族基因”。《1937～1945年的中日戰爭：生存之戰》一書更進一步凸顯了日本對華侵略帶來的劫難，并將抗日戰爭的經歷視為現代中國歷史認同的關鍵：“現代中國……形成于抗擊日本侵略軍的血腥戰斗中”。此種以遭受日本侵略而形成的創傷記憶，同樣也是朝韓兩國國民認同建構的關鍵要素。未曾和解的歷史記憶和民族情感，伴之以沒有解決的領土糾紛，在中日之間缺乏危機管控機制的情況下，極易導致緊張關系失控，繼而導致嚴重國際沖突。在西方看來，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可能成為點燃沖突的導火索。

　　三、結語

　　顯然，西方主流輿論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與日本右翼存在明顯的價值觀鴻溝。日本右翼的歷史觀還停留在19世紀，而西方已經形成了新的“歷史正義”規范。與中、韓等國對日本右翼修正主義的反侵略、反殖民的主導性認知范式不同，西方主流輿論更多訴諸西方盛行的人權和“歷史正義”范式。東西方輿論對安倍政府的歷史修正言行的認知都夾雜著安全顧慮。中、韓等東亞國家從歷史修正主義感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卷土重來的可能危險，擔心日本再次破壞東亞安全秩序，損害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而西方輿論并不擔憂日本軍國主義復興，也不認為其為戰后東亞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美國國務院前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甚至在《外交事務》撰文支持安倍政府改革日本自衛隊、強化軍事能力。他們主要擔心歷史修正言論導致中日之間的緊張局勢失控，擔心日、韓這兩個美國最重要的東亞盟國之間裂痕加大給中國可乘之機。此種立場主要體現了美國在東亞推行戰略再平衡的安全考量。因為安倍的歷史修正言論，日本的和平主義形象已經被破壞，西方輿論對日本右翼民族主義的擔憂明顯上升。此外，美國保守輿論開始將歷史修正言論視為有利于安倍提升日本安全地位，重塑日本國際角色的戰略性舉措，并主張美國從安全利益出發接受安倍參拜的既成事實。

　　意識形態敵意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使西方輿論表現出其偏狹和偏見：

　　（1）基本回避自身在東亞“歷史問題”產生過程中的責任。無論對日軍國主義不徹底的清算、還是《舊金山和約》對爭議島嶼主權模糊處理，都是主導對日占領的美國政策選擇的結果，而此種選擇又服從美國對蘇、中冷戰的戰略需要。《開羅宣言》中反法西斯同盟關于日本歸還侵占領土的莊嚴承諾，在當下的西方輿論中，很少被探討。

　　（2）“護日”傾向。在抨擊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言論同時，西方輿論也一再報道安倍的“對話”表態，而中、韓兩國政府卻顯得不依不饒。西方輿論很少分析安倍“對話”表態的虛偽性。那些讓安倍政府“對話”表態成為“假唱”的跡象，如安倍親信和閣員歷史修正言論、安倍本人在歷史問題上的易變性等，在西方輿論中似乎并未影響安倍的“對話”愿望的誠意和可信度。在安倍因參拜而受到國際輿論圍剿后，日本國際形象受損進一步讓那些親日勢力憂心忡忡。西方輿論仍然將日本視為西方陣營中的一員。西方自由派在歷史問題上對安倍政府的失望，乃是對日本沒有堅持“與我們一樣”的失望。奧斯林那樣的保守派對日本則降低甚至放棄了“與我們一樣”的要求，選擇讓日本“對我們有用”。珍妮弗·林德甚至主張，美國應該以西方的人權價值觀來對東亞歷史紛爭進行意義重構，將侵犯人權的重點關注對象從歷史轉向當下，團結日本打壓中國。美國由此可以實現價值觀和戰略目標的統籌貫通。

　　（3）對中國反制行動的意識形態和陣營偏見。長期以來，西方輿論對中國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偏見，在中日之間很少“中立持中”，遑論對中國公開同情和支持。在2013年，路透社的相關報道基本上展現了日本在歷史問題上不斷挑釁鄰國的形象，并將安倍本人描繪成“右翼民族主義”者。但從2014年初開始，路透社刊發多篇關于中國反制行動的文章，塑造了中國在聯合國和西方咄咄逼人地開展對日“宣傳戰”的形象。一篇文章還指中國在西方提升對日宣傳戰，努力在西方和日本之間制造裂痕。奧斯林除了從安全考量出發為安倍參拜辯護外，還專門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攻擊中國，將中國在歷史問題上一系列反制措施稱為“外交憎恨機器”。文中如此論述：“中國最近專注于重新挖出日本帝國的陰魂來抹黑和孤立當下民主的日本———這個唯一能夠破壞中國野心的近鄰強國”。該文還顛倒黑白地指責中國政府利用反日情緒，故意惡化雙邊關系并拒絕負責任的外交。（原載《國際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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