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上對中日兩國歷史命運乃至亞太戰略格局產生深遠影響的一場戰爭。今天，我們痛定思痛，認真總結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歷史教訓：甲午之敗敗于“精神貧弱”

　　在甲午戰爭中，清軍一敗涂地，顯然不是器不如人。我們通常講，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積貧積弱”。這個“貧”和“弱”不僅是物質力量的“貧”和“弱”，更加致命的是精神上的“貧困”和“衰弱”。甲午之敗是整個社會精神頹廢、政權腐敗、軍隊庸劣、國家意志萎靡的必然反映。

　　首先，內耗不已，國無統一意志。

　　清朝后期雖仍維持著一個龐大王朝，但內部早已四分五裂。特別是最高統治集團權斗不止，公開分裂為所謂“帝黨”和“后黨”兩大政治勢力。無論是“主戰”還是“主和”，都不是著眼于民族大義和國家最高利益，而是作為牽制對手、鞏固權力的手段。即使國難當頭，也仍在“窩里斗”。在此政治格局下，甲午未戰先敗的結局其實早已注定。

　　在興辦洋務過程中形成的洋務集團，更是具有濃厚的封建割據性。他們將各自軍隊和軍事工業作為本集團私產，擁兵自重，相互傾軋。正如梁啟超所說，甲午戰爭中“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軍隊、地方勢力各懷鬼胎，自成體系，國家再大，也只能是一盤散沙，不可能集中國家意志，不可能制定連貫的作戰方針，不可能統一調配資源，不可能協調各方面力量。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并非偶然，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根源。對此，清廷竟茫然無知。當日本傾全國之力，試圖以“國運相搏”，戰爭危機迫在眉睫時，清廷卻依舊沉醉于“天朝大國”的迷夢，既對日本軍國主義必然擴張的本質缺乏清醒認識，又對日本瘋狂擴軍備戰的動向缺乏警惕。

　　關于進軍朝鮮，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坦承：“發動戰爭的決心，在帝國政府派遣軍隊于朝鮮時，業已決定。”然而，李鴻章卻依然堅決主張“羈糜為上，力保和局”，指示在朝陸軍“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開釁”。

　　第三，崇洋媚外，幻想列強調停。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一齊撲向中國。盡管它們之間常為分噬獵物相互廝殺，但在擴大對華侵略、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只要不危及各自的既得利益，它們寧愿看到有人打頭陣，其他列強可以跟著“利益均沾”，多分一杯羹，絕不可能為中國利益而“拔刀相助”。但鬼迷心竅的清廷竟然連這個淺顯的道理都不懂。

　　當戰爭危機到來時，清廷手足無措，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自強自衛，而是乞求列強“主持公理”，幻想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制止日本。然而，并沒有一個國家真正愿意出手。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對此評論：“李鴻章屢求各國代表援助，且電訓其駐歐洲各國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駐在國之政府，中國政府不顧污辱自國之體面，一味向強國乞哀求憐，自開門戶，以迎豺狼。”梁啟超則說：“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可謂一語中的。

　　第四，政權買辦化，與敵暗通款曲。

　　從秦漢以來，歷代封建統治者為維護“祖宗基業”，有時還能全力投入反對外來侵略的戰爭。但是，清廷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出驚人的妥協性和軟弱性，這不是一般封建統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釋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它的買辦性。

　　洋務運動雖然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但它從一開始就始終依附于外國資本主義。中國政治經濟結構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國封建政權和統治集團迅速買辦化，形成一批為外國侵略勢力服務、以洋務派為代表的買辦官僚集團。他們早已淪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言人、代理人，與洋人暗通款曲，內外呼應。甲午戰爭前，日本曾向中國訂購大米和煤炭。然而，當日軍打上門來，部下建議停止供貨時，李鴻章竟以“訂貨在失和之先”為由，命令繼續供貨，“以示信用”。

　　第五，軍隊腐敗，怯懦避戰縱寇。

　　腐敗政權治下的軍隊必然是一支腐敗的軍隊。多而雜的清軍雖有百萬之眾，卻無一支以捍衛國家利益為己任。八旗軍進關后驕奢淫逸，腐化墮落，早已失去當年驍勇善戰的銳氣。綠營兵專以對內鎮壓民眾反抗為職事。在鎮壓太平軍中起家的淮軍、湘軍等更是“兵為將有”，只效忠主子，不知何為國家。用國外大型先進戰艦武裝起來的北洋海軍，同樣是操練廢弛、貪污腐化、精神萎靡。這樣一支隊伍，不可能把心思放在軍隊建設上。整個甲午戰爭海、陸幾十次戰役，中國軍隊潰不成軍，竟沒有打過一個勝仗，沒有擊沉過一艘敵艦。“來遠”艦大副張哲榮在甲午戰后痛陳：“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故一旦兵興，同無把握。雖職事所司，未諳款竅，臨敵貽誤自多。”

　　現實啟迪：警惕日本重做“軍國殘夢”

　　120年過去了，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早已被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新中國已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甚至“回光返照”，將矛頭直指中國。值此之際，我們應當注意如下方面：

　　首先，認清日本軍國主義的頑固性與反動本質。

　　日本軍國主義從甲午戰爭開始的軍事擴張在二戰中到達頂點，并遭到徹底失敗。但在急于開展冷戰的美國的庇護下，對日戰后處理半途而廢，這使得戰后日本軍國主義沒有得到應有清算，滋生日本軍國主義的要素和土壤并未根除。

　　今天的日本與甲午戰爭前夕、特別是二戰前夕的日本驚人相似。面對經濟低迷、政治動蕩、人心浮動的困局，日本有人本能地做起邪惡的軍國夢，驅使日本沿著政治右傾化、外交軍事化、內閣戰爭化的道路“暴走”。對日本當前的這種極其危險的動向，我們必須有足夠預判和充分準備，切不可重犯當年“不以倭人為意”的戰略錯誤。

　　其次，日本軍國主義已成為中國國家安全不可回避的現實挑戰。

　　日本軍國主義的武力擴張歷來都以中國為主要對象，這是由其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基本戰略訴求決定的。美國戰略東移，劍指中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府立刻借美國東移“神風”，策劃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特設針對中國的“安保”部門，重點加強針對中國的戰爭籌劃;強行出臺《特定秘密保護法》，效法戰前“軍部”，為隱匿事實真相和秘密進行戰爭決策提供法律掩護;接連推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法案，明確將中國列為主要威脅和作戰對象;大幅增加軍費，加緊組建針對中國釣魚島的奪島部隊，加緊進行作戰部署等。走向軍國主義的日本是亞太地區的麻煩制造者、現狀改變者，是亞太地區戰爭危機的主要策源地，也是中國國家安全不能不正視的嚴峻現實挑戰。

　　第三，我們要排除利益集團干擾，凝聚黨心、軍心、民心。

　　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挑釁，我們絕不能學宋襄公，絕不能被仁義道德迷住我們的眼睛，絕不能為某些媚日利益集團所蒙騙與綁架。決不要讓那些所謂“要換位思考”、“日本訴求可以理解”、“不要揪住日本歷史問題不放”、“讓現在的日本受制于戰后體制不公平”等自欺欺人的說辭擾亂視線。要認真總結近代歷史上社會分裂、漢奸作亂、內耗不已、一盤散沙的慘痛教訓;要大力弘揚愛國主義，振奮民族精神;要純潔隊伍，修明政治，統一全民意志;要增強全民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砥礪戰斗意志。只要我們萬眾一心，以現有國力軍力，足以應對任何復雜局面。

　　第四，我們要建立維護國際正義、制止日本再軍國化的國際統一戰線。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不僅是對中國的挑釁，也是對亞洲國家的挑釁、對戰后國際秩序的挑釁。我們要向全世界徹底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反人類的法西斯戰爭罪行，喚起人們對日本軍國主義殘暴行徑的記憶。要開展積極的外交活動，結成廣泛的制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國際統一戰線。以各國民眾聽得懂的語言，介紹歷史真相，形成唾棄日本軍國主義的國際輿論氛圍，構筑維護國際正義的思想基礎。

　　要積極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成立重新審議對日戰后處理事務的特別工作小組，就貫徹落實《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確立的對日戰后處理原則未競事宜進行審議，將圖謀翻案的日本再次送上被告席。

　　在建構新型大國關系的框架下，中美應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要讓美國明白中國維護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的意志與決心。要讓美國認識到對日姑息養奸、戰略縱容，最終將禍及自身。事實上，日本政要已公開談論美國對日核襲擊和全面轟炸日本本土的“罪行”。奉勸美國不要自作聰明，以致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最后，我們要以積極的作為，有效維護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要全面調整對日政策思路，以堅定的國家意志，統籌戰略全局，統領各種戰略力量，統一調動一切戰略資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隨時準備以雷霆之勢，堅決粉碎日本右翼勢力的挑釁。切實做好應對戰爭偷襲和不測事件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統籌四海，突出東海，建立對日壓倒性的戰略優勢。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日本戰略空間狹小，戰略資源奇缺，經濟結構脆弱，就不會輕舉妄動。恰恰相反，進行戰爭偷襲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慣用伎倆。歷史上，日本制造“高升”號事件，發動甲午戰爭;突襲旅順俄艦，發動日俄戰爭;自導自演“柳條湖事件”，侵占中國東北;挑起“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等，無不如此。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歷史經驗。

　　在歷史上，日本先后發動甲午戰爭和全面侵華戰爭，兩次沖擊中華民族發展的機遇期。今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日本右翼勢力如果不識時務，幻想再演歷史故事，那么等待其的只能是軍國主義余孽被徹底鏟除。日本軍國殘夢的最后破滅，將是中華民族在本世紀實現偉大復興的奠基禮。(作者是少將，軍事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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