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與“國際社會”——未來十年的挑戰（之五）

　　當今世界有個“國際社會”，“國際社會”的大名頭在中國如雷貫耳、響徹云天，因為這些年來“國際社會”名目下的東西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給。其實，認真說來，這個“國際社會”并不囊括世界上所有國家，大部分國家都在這個“社會”之外，有一些還是這個“社會”的對立面。就是在這個“社會”內部也分層次，大部分國家處在外圍或者邊緣，核心則是以美國為首的若干西方大國。美國是這個核心的首腦，也是整個“國際社會”的領導。所以，所謂的“國際社會”，其實就是美國領導下的“社會”，加入“國際社會”，就等于加入美國領導下的行列。

　　中國顯然并不是“國際社會”的一員，因為中國社會的面貌與“國際社會”不同，政治語境下叫“中國特色”;也因為中國所奉行的價值與路線不同，政治語境下叫“中國道路” 。“中國特色”與“中國道路”這兩個詞匯是當下對中國最簡單最凝練的概括，由“中國特色”和“中國道路”構成了當前的中國社會

　　這就是當今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系。可以簡單地說，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二者之間是一種對應并立的關系，這才是當前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關系的本質，一切有關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共同體”之類的說教，純粹都是騙人的大忽悠。

　　我們認為，這樣關系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關系，相反，中國社會與“國際社會”之間，注定要發生激烈的碰撞與沖突，這個碰撞沖突必將隨著中國的發展崛起而日趨激烈，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內成為中國必須面對的巨大且挑戰。

　　筆者認為，如下幾個問題是二者之間沖突與碰撞成為必然的原因。

　　其一，接軌還是兩軌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發展日益與世界發展接軌”。這種觀點在國內外都相當流行，很為一些人所信奉。他們認為，中國軌跡與“國際社會”的軌跡最終應該合成一條歷史軌跡。這大概也就是強調中美兩國將“殊途同歸”這一信念的由來。

　　但是，我們認為，中國社會歷史上的軌跡就與西方不同，有史以來就是兩軌，目前仍然是兩軌，基于歷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未來仍然還將是兩軌。中國的道路軌跡與國際社會的道路軌跡不可能疊合歸一。

　　但是，接軌的力量是相當強大的，這個力量必然要與不接軌的力量發生相互作用，其形式必然是較勁碰撞;而中國道路之軌與“國際社會”之軌這兩軌之間也要出現復雜的沖突，因為行進在自己軌道上的中國不可能按照另一條軌道的規則辦事，所謂“如果遵守規則，中國也是國際社會潛在的合作伙伴”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如此一來，中國將不得不成為“國際社會”的對立面或者敵人。

　　其二，堅定不移與普世趨同

　　中國要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中國道路嗎?

　　“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口號最近喊得堅定而又響亮，并且還將其描述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但客觀地講，無論“國際社會”還是中國社會內部，都有很多人相當急切希望中國抓緊“移”大力“移”，盡快地成為“國際社會”的一部分，成為其中負責任的一員，成為它其中的“建設性伙伴”。他們認為，普世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應普照人類社會一切角落，世界上所有國家所有民族都應該無條件地向“國際社會”皈依，改造自己使之成為其中的一個部分，與“堅定不移”相對，他們主張中國“堅決得移”。

　　因此，“國際社會”不能容忍什么“中國特色”，也不能認可所謂的“中國道路”，這既是政治排他性所決定的，也是霸權的世界體系的必然要求。很長時間以來，國內外“堅決移動”的擁躉們一直為此宵衣旰食、奮力拼搏。這樣一來，“堅定不移”與“普世趨同”之間就要發生激烈的斗爭。事實上，這一斗爭早已客觀存在，我們所要強調的只是，未來十年將更趨激烈。

　　其三，西方領導還是獨立自主

　　“國際社會”有一個領導核心，其主要領導是美國，用美國總統競選者羅姆尼的經典語言就是“西方領導世界，而美國領導西方”。“國際社會”在美國的領導之下，其它國家都是這個社會中的“伙伴”，都是“負責任”的“建設者”。中國要做這樣“負責任”的大國嗎?

　　如果這樣，那中國就必須得接受美國的領導，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話說就是“遵守規則”。

　　但崛起的中國越來越“咄咄逼人”，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特立獨行，獨立自主，通俗一點說就是自己領導自己。不服從領導，這就對國際秩序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中國特色”“中國道路”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敵人，隨著“中國特色”與“中國道路”不斷成長，二者彼此的敵意敵對也將日趨強化，激烈的碰撞與沖突難以避免。

　　那么，上述碰撞與沖突，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矛盾呢?

　　概括地說，當今世界依然存在三大對抗性矛盾，即階級矛盾、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去年在美國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表現的是階級矛盾;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是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的混合體，表面上看宗教矛盾更為突出;而俄羅斯與西方的矛盾，中國與國際社會的矛盾則屬于民族矛盾。筆者以為，在上述三大矛盾中，當前和今后一個歷史時期，階級矛盾主要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框架內運行，而宗教矛盾的背后其實質還是民族矛盾。所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這是當代世界歷史的突出特征。“中國特色”與“國際社會”的矛盾，說到底，是中華民族復興崛起與西方集團維護霸權秩序之間的民族矛盾，這也是筆者始終堅持認為當今中國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國家利益高于階層利益的重要原因。

　　這個矛盾究竟是怎樣性質的矛盾呢?

　　我們認為，人類的歷史經驗說明，這一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其發展的前景根本不是什么“相互尊重、互利共贏”，而是誰戰勝誰、誰壓倒誰的問題。用一句老話說就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方壓倒東風”，二者必居其一。但是，矛盾的雙方又是對立統一的，“中國特色”與“國際社會”的關系注定要越來越密切，“封閉僵化的老路”已被歷史所塵封，但彼此之間的矛盾也注定將越來越激化，“改旗易幟”之爭來日方酣，如何將其 “藝術地”處理，這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最大最艱難的課題。

　　內憂與外患——未來十年的挑戰（之六）

　　中國正在進行偉大的民族復興，對此，一句極其時髦的描繪是“挑戰與機遇并存”。有關機遇問題暫且不講，就“挑戰”這個角度而言，問題無非是內憂與外患。只有透徹地說明中國今后究竟有沒有內憂，有沒有外患;究竟有什么樣的內憂，到底面對什么樣的外患，二者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才能詮釋“挑戰”一詞的真正涵義。但是，有關中國今后的憂患何在，不同的中國人卻有不同的看法，并為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概括而言，大體上有如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當代中國既無嚴重內憂，也無突出外患。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盡管中國社會內外都有一些矛盾，但中華民族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全世界各國也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內所有矛盾都能通過發展、協商、合作、互利、共贏而得到解決，不可能產生嚴重的沖突。也就是說，一切都可調和(有關這個問題，可以參閱筆者文章《一切都能調和——當代中國內外矛盾現狀之分析》)。

　　這一觀點非常重要。這是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理論基石，因為只有這樣，中國的發展才能是和諧的，中國的崛起才能是和平的，否則，所謂的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就要成為一場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

　　第二種觀點：當代中國有內憂而無外患。這種觀點認為，制約中國發展前進的根本原因在于體制制度，中國只有實行民主化改革才有出路，否則，即使現在因搭上經濟全球化的快車而繁榮，但終將因制度落后而失去繁榮，并且有再次發生“文革”的危險。

　　基于這樣的邏輯，這些人于是在中國上下奔走呼號，不遺余力地宣講民主的好處，把民主當做從根本上治療中國的救命良藥，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跟上世界潮流。

　　客觀地說，這些人的呼聲與“國際社會”的聲音基本一致，其理論邏輯也與“國際社會”推行的價值體系大體相當，所以他們根本不承認中國有什么外患。他們認為，“國際社會”非但不是什么外患，而且是中國改革發展最強大的奧援，因此是友非敵，除非中國自絕于“國際社會”。如果一定要找出外患的話，那要么是與“國際社會”同病的“恐怖主義”，要么就是北面的俄羅斯。

　　第三種觀點：當代中國有外患而無內憂。這種觀點的一個經典的表述是“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國際社會”仍然嚴重殘留著“冷戰思維”，抱著“冷戰思維”不放的人不時掀起反華風浪，干擾中美關系的大局，干擾中日關系的大局，干擾中國與歐洲各國關系的大局，等等。這當然是值得警惕的，但問題也并不是很大，因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主題，中美關系也好，中日關系也好，中歐關系也好，都只能越來越密切，不會因為部分人的“冷戰思維”就改變大方向。所以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中日要建立戰略互惠關系，中歐要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等等。總之，說有那么一點外患固然可以，但也不必太放在心上。

　　至于內憂，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或者根本不值一提，或者根本沒有。他們說，中國的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不管現在問題有多么突出，都只能通過發展來解決，發展解決一切，發展代替一切，是硬道理而不是軟道理。只要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就能建成一個幸福的中國，美麗的中國，就可實現全面小康。而全面小康的社會是談不到什么內憂、也不會有什么內憂的。如果一定有誰要憂心忡忡的話，那一定是吃飽了消化不良的結果。

　　第四種觀點：當代中國既有內憂又有外患，內憂大于外患。這種觀點認為，當代中國最大的內憂在于資本的泛濫與侵蝕：其泛濫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造成階層對立，沖擊社會穩定，而且日益嚴重的是，建立在強大資本基礎上的新階層覬覦國家公權，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收買乃至攫取的傾向;其侵蝕導致腐敗蔓延，黑社會成長壯大，瓦解政權根基。這是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危險。

　　持這類觀點的人也認為當代中國還有還面臨突出的外患，其焦點就是世界霸權對中國的遏制與圍剿，并且正愈演愈烈，有日益激化的可能。

　　但是，他們認為，外患之所以日熾，根本原因在于內憂方殷。正是在資本泛濫的沖擊灘上，霸權國極其幫兇才得以在中國內部培養扶持了代理人，與中國的一些分子建立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和戰略同盟，將中華民族置于危險的境地。他們相信，正因為存在危險的內憂，所以外患才變得可怕，不解決內憂，外患只能越來越嚴重;只要解決了內憂，外患也就不足為懼。所以，他們的結論就是，內憂大于外患、重于外患，其解決也應該先于外患。

　　第五種觀點：當代中國既有內憂又有外患，但外患大于內憂。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中國的內憂其焦點集中于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沖突，而這一沖突則很大程度上是國際層面復興崛起的中國與霸權帝國沖突在國內的反映。現如今的中國正處在歷史上為數不多快速發展的時期，歷史經驗表明，在快速的歷史發展時期內，內部的矛盾沖突一般可以得到緩解釋放，應該也是內部矛盾的緩沖期。今日中國的階層矛盾之所以上升激化成為內憂，其直接誘因在于外部勢力的利用與催化，即外因通過內因而發生了作用。未來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的好壞安危主要不取決于內憂而取決于外患，只有妥善應對外患問題才能給中華民族的復興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如果發展崛起的中國不能很好地應對來自外部挑戰，則內部的矛盾沖突將急速惡化，反之，則國內矛盾就將得到稀釋，即或仍然存在大量的問題，但也達不到內憂的程度。所以，這種觀點認為，當今中國的民族矛盾大于階層矛盾，國家利益高于階層利益，在內憂與外患的關系上，外患大于內憂，其解決也應該先于內憂。

　　羅列這些不同的觀點究竟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說，不同的思想路線將導致不同的行動路線，不同觀點的人也必有不同的矛頭指向。如何看待內憂與外患，在二者之間如何擺位、怎樣平衡，有史以來就是治國治世的一大難題。

　　重內輕外——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些王朝奉行的國策，如宋、如明，如清之中后期，其當政者把主要精力和資源都用在調整內部的關系上。許多時候，他們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因而也給他們的行為提供了足夠的理由。但歷史經驗表明，一個過于內守的王朝絕不是一個有出息的王朝，而一個對外沒有張力的民族不可能獲得偉大的成功，也不會創造可以載入史冊的輝煌業績。

　　重外輕內——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一些時期的歷史特征，如秦皇漢武，如大唐和大清前期，其當政者更多地熱心對外經營，用一句古詩的話說就是“武皇開邊意未已”。這些人在歷史上往往被稱為有為之君，他們的做為確實也在相當程度上奠定了中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成為中國走向強大的符號。但同時，歷史經驗也表明，一個過去熱衷于對外經略的政權終究難免內虛，也很有可能因此驟然崩潰，短命的秦與隋就是生動的例子。

　　這也不是，那也不妥，到底怎樣才是正確的呢?

　　坦率地說，盡管中國歷史悠久，政治經驗非常豐富，但在平衡內憂外患的二者關系方面，迄今也難找到令人信服的范例。

　　過去的歷史當然不會重演，但歷史的經驗非常寶貴。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在其民族文化中凝結了太多的憂患意識。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道理，也都懂得要奮斗就要“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而仁人志士更須抱定“先天只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信念。

　　從這個意義上出發，今天我們仍然不能不嚴肅認真地對待內憂與外患之辯，也不能不將其視為今后十年乃至更長歷史時期內的重大挑戰。

　　首先，“內憂”不可不慎。

　　當今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日積月累，“官”與“民”的沖突，“貧”與“富”矛盾，“改旗易幟”與“堅定不移”之間的對抗，等等，都已不是星星之火，經略體國者歷來都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現如今的中國也沒有任何理由不須為此惕厲戒懼。

　　其次，外患不可不防。

　　今日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不容樂觀，一個強大的戰略包圍越來越明顯地擺在了面前。霸權帝國對中國到底是何居心，有人說這出于“防范心理”，其行為源于“情緒焦躁”，有人則認為這是磨刀霍霍、居心叵測，總之是對此爭議很大。但兵法有云，“不恃敵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也”，美國是不是把中國當敵人必滅之而后快，穩妥的對應必須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中國不能當戰略上的二百五，更不能做全球化時代的宋襄公。

　　最后，“內憂”“外患”孰輕孰重、孰先孰后，不僅事關治國大略，而且還左右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

　　也許有人會說，二者同等重要，哪一個都疏忽不得。從原則上講，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即或同等重要，不同時間段內也有一個輕重緩急擺位先后的問題，這無論如何也含糊不得。如果說對執政當局能力與水平有什么考驗的話，這個問題就是最大最根本的考驗，而且在未來十年還將變得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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