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新工人文化藝術節(jié)頒獎禮現(xiàn)場很簡陋，主持人在和現(xiàn)場觀眾做手勢游戲。實習生 楊雪攝
一塊紅色幕布，兩排簡易的聚光燈，一個簡陋的接地音響，幾排長形木凳。
這些構成了9月6日至8日的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化藝術節(jié)的整個現(xiàn)場。
在這里，“新工人藝術家”們用自己的作品，上演偶像劇和豪華制作大片里都沒有的故事——他們自己的人生。
“一把農具的心聲”
“母親七十歲了/她的頭發(fā)七十歲了/她的耳朵七十歲了……孤獨和皺紋也七十歲了/她用七十歲的肩膀/顫巍巍地扛著/我們扔在故鄉(xiāng)的家……你也明白的/一個女人活到七十歲/她的力氣就只剩下一歲了……”
這首詩叫《母親七十歲了》，作者叫唐以洪。他是一個新工人。
《母親七十歲了》出自唐以洪的組詩《大地上的素描》。在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化藝術節(jié)上，這組詩獲得了“新工人杯”詩歌年度獎。
1993年夏天，唐以洪離開了貧困的四川老家。他只身背著一個鋪蓋卷，開始了此后20年的打工之路。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陽當建筑工人。“我們干的活兒就是搗鼓混凝土。”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第一次拿起振動棒，別看那玩意兒不大，可夠沉的。它一振動起來，混凝土就四處飛濺，整個人也跟著振動起來。一天下來，渾身上下都是混凝土，只看得見兩只眼睛在轉動。晚上躺在大鋪上，渾身痛得受不了，好像骨頭要散架了。”
一個月后，他們就被勒令停工了。原因是他們“搗鼓”的水泥質量不合格，于是他們只能等拿了工錢另謀出路。然而，這一等就是一個多月，等得一日三餐變成了一餐。“沒有菜、沒有油、沒有鹽，只有白米飯”。后來餓得不行，他就和村里一個年輕人跑到五里外的菜市場，去撿爛菜葉給大伙煮了吃。“盡管沒有油鹽，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吃著吃著就哭了。”
那段時間，唐以洪的工作沒著落，買煙更不可能。“大家都有煙癮，常背著人撿以前扔的煙屁股抽。一天晚上，我在行李里發(fā)現(xiàn)一支皺巴巴的煙。剛一點燃，四五個人立即圍在了一起，甲抽了一口遞給乙，乙抽了一口遞給丙……”
“我感覺心口有一團郁憤之氣，馬上要爆發(fā)了，于是想試著用寫作的方式發(fā)泄出來。”1997年，唐以洪開始寫詩。
剛開始沒有紙，他就在煙盒紙上寫。第一首詩寫的是鄉(xiāng)愁，他比喻自己“像個垂釣者”，孤獨、焦慮。
抱著試一試的態(tài)度，他拿著兩張煙盒紙，來到了廣東《番禺日報》社。編輯看了他的詩后很驚訝，“當時他給我了兩張稿紙，讓我把煙盒上的詩謄寫到上面，沒想到后來真的發(fā)表了”。
那一次的稿費只有10元，他至今都記得很清楚。
后來，每當他有想法的時候，就去網吧把它們敲出來，發(fā)表在博客上。博客的名字，叫“一把農具的心聲”。
多年來，他的詩歌發(fā)表在《中國作家》、《詩刊》、《延安文學》等多家雜志上。他獲得了2010年首屆“中國十大農民詩人”獎、2011年郭沫若詩歌獎等。博客訪問量超過14萬人次，被近千人關注。
9月8日，面對擠在狹小劇場里黑壓壓的人群，身穿深藍色牛仔褲、細格襯衫的唐以洪，只對觀眾說了一句話：“這個獎是我得到過的最有意義的獎，因為是我們工人自己的獎。”
組詩里的作品《蚯蚓》給同為打工詩人的評委許強留下深刻印象。被切成兩段的蚯蚓，被唐以洪賦予了太多情緒：“我只能裝成一個旁觀者/眼睜睜地看著它們/分別在故鄉(xiāng)和異鄉(xiāng)/蠕動著。”
生活比故事更荒誕
1986年出生的曾繼強，是這次年度獲獎者中最年輕的一位。他的短篇小說《死無對證》榮獲了此次“新工人杯”小說組的年度獎。它來自于一個真實的故事。
現(xiàn)實中，故事的主角叫劉漢黃，廣東省東莞市展明五金廠工人。2008年9月，劉漢黃操控機器時不慎軋傷了右手，最后失去了整個右手掌。當?shù)氐膭趧又俨貌块T裁定工廠賠償他17萬元，但工廠只賠了5萬元。
小說《死無對證》中，同樣右手被機器割掉的劉老漢，對何經理說：“我劉老漢一只手就值3萬塊錢?你把我劉老漢的一只手就當一只豬手的價格?”
“《死無對證》這個故事是荒誕的，然而生活遠比故事中的荒誕更荒誕。”曾繼強說。
2009年6月15日，絕望的劉漢黃揣著彈簧刀來到了工廠門口。他捅傷了3名工廠負責人，兩人死亡，一人重傷。
當時也在東莞打工的曾繼強知道這件事后，觸動很大。
小說中，劉老漢選擇了自殺。自殺后，作為主管的“我”回到了生產管理現(xiàn)場。“機器的聲音轟隆隆地響著，震動著我的耳膜和神經。我無數(shù)次聽到切割機尖銳的聲音，仿佛又有一只手被活生生的切了下來。這樣的想法使我感到害怕，甚至會想著，說不定某一天，自己的手也因此不翼而飛!”
2005年，高中畢業(yè)的曾繼強，壓根兒沒想寫小說。
那年夏天，他手里拿著一張三本大學錄取通知書，作出了人生中第一個獨立的選擇。他撕掉了那張通知書，決定“找到一份工作，養(yǎng)活自己”。
他首先來到深圳，在一家制衣廠當了工人。即使在打工者中，工資依然算低。他深深地記得：“底薪是480元，第一月我拿了700元，特別高興。”
他最難忘的是，曾經有一個月，身上只有50元。“幸好當時所在的工廠包吃包住，我就用這50元撐了一個月。”
一路上，寫作一直陪伴著他。
在工廠12個人的宿舍，左右兩邊各3個簡陋的上下鋪。下班后，工人們有的放音樂，有的打電話，嘈雜無比。他就一直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寫字。沒有桌子，他自己置辦了一張折疊桌。宿舍不定時熄燈，他就自己買了一盞小臺燈。工作時間長，他就在晚上八九點下班后開始寫，有時甚至寫到凌晨兩點。
就這樣，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達25萬字，全是手寫稿。總共寫滿了5個筆記本，每本大概有200頁厚。只是，這部小說至今尚未發(fā)表或出版。
現(xiàn)在，他在車間從事生產管理，“管著四五十人”，依然繼續(xù)寫作。
GDP增長與工人、年輕人是什么關系
在2013“新工人杯”頒獎活動現(xiàn)場，舞臺上總會出現(xiàn)一位“神秘嘉賓”。
他是一個不到兩歲的孩子。小家伙身穿白色上衣、橘色開襠褲，多次跑上舞臺，懵懂地走來走去。
他的母親黃小娜和父親董軍，均在此次“新工人文化藝術大獎賽”中獲獎。
董軍現(xiàn)在還不指望，兒子能夠懂得自己的歌里的艱辛：
“年邁的媽媽總說命運不好，勤勞的爸爸他已經蒼老，有人背后罵我是個廢物草包，有人說我讀書讀得呆頭呆腦，親愛的朋友，別問我收入是多少，都說那GDP它又漲了不少，可是有誰管我們過得好與不好……”
這首《這年頭不好混》，就是董軍在此次“新工人杯”歌曲組獲年度獎的作品。
在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員卜衛(wèi)的眼中，《這年頭不好混》就是一首“有工人氣質”的歌曲。
“這首歌從讀書和找工作唱起，似乎飽含迷茫和困惑，但可以聽出對社會發(fā)展的拷問和反思。這種拷問非常深刻：能吃苦就會有幸福嗎?我們這一代生活不好，是否就因為不能‘吃苦耐勞’?這首歌也唱到了父母，在父母老了仍然沒有看到希望，體現(xiàn)了這種拷問的急迫感;再看周圍，都是‘比我好不了多少的人’，這就無法不去質問社會，GDP增長與工人，與年輕人是什么關系?究竟誰是受益者?”卜衛(wèi)在頒獎臺上說。
2000年，20歲的董軍不贊同父母“只有讀書才能有好出路”的觀點，高中還沒畢業(yè)就離開了湖北老家。
他最初來到了深圳，在一家制傘廠工作。然而一切卻與董軍想象的“自由生活”完全不一樣。“當時每個月只有200多元，最令我難以忍受的就是，一個宿舍，6張上下鋪，住了24個人，每張床要睡兩個人。”
在制傘廠工作的第一個星期，董軍就發(fā)現(xiàn)了一件很奇怪的事：“為什么周末沒有休息?”他渴望8小時的工作，下班后可以去附近的電影院看看電影。然而對外出打工者來說，“8小時工作制”是近乎奢侈的要求。為了“8小時工作制”，他辭職走人。在輾轉換了幾十份工作后，他才終于在一家玻璃廠找到了8小時的工作。也就是在那段相對悠閑的時間，他在“小小草工友家園”遇到了后來的妻子黃小娜。
2008年，黃小娜畢業(yè)于中國政法大學，成為了“小小草”公益組織的一員。
她曾經進過制鞋廠，體驗了一個月“董軍們”的真實生活。
“我們每天工作13個半小時，一個月有1天休息。20天左右賺了600元。真的有點讓人忍受不了，想到那些工人不知道要在那里工作多久，他們一定很絕望。”黃小娜說。
當時，黃小娜身邊，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工人比比皆是，“甚至凌晨1點才下班的人都有”。下班后，女工們拖著疲憊的身子，拿著臉盆，將毛巾隨便搭在肩膀上，面無表情地打熱水、洗澡、洗衣服，彼此很少說話。
“洗澡也是一大問題，”黃小娜說，“因為只有主管那一層的宿舍有熱水，其他宿舍只能去一個專門的地方打熱水回來洗。工人們每天就像機器一樣，被設定好什么時間該干什么。”
如今，這對夫妻思考的是同一個問題：打工者究竟怎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這在黃小娜和同事集體創(chuàng)作的話劇《狼來了》里，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話劇講述的是一個寓言故事。森林里有狼、狐貍和兔子。兔子要被狼吃掉，就找到森林的管理者狐貍“上訴”。狐貍卻讓它學游泳、去讀書、去賭馬、賄賂狼。最后兔子還是被無情地吃掉了。
《狼來了》獲得“新工人杯”語言類表演組的年度獎。
新一代工人“自己開口說話”
在這屆“新工人杯”上，眾多年輕的新工人都表達出了自己獨特的聲音。公益組織“木蘭社區(qū)活動中心”總干事齊麗霞認為，新一代80后、90后打工者，比60后、70后打工者更具有自我意識。
“上一代打工者，自身生存壓力較大，可能會為了家庭犧牲一切，往往忽略了自己;而80后、90后打工者不同，他們更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xiàn)。”齊麗霞說。
但是，現(xiàn)在打工群體缺乏的有兩點：“一是缺乏群體感，二是缺乏對打工身份的認同。城市的發(fā)展，最根本還是靠這些打工者，工人們應當學會尊重、肯定自己的勞動價值。”黃小娜說。
新工人文化藝術節(jié)，就是一個讓新工人自我表達、自我認可的平臺。
作為中國首屆由新工人群體自發(fā)倡導、設立、評選的大獎賽，“新工人杯”大賽以“鼓勵工人參與文藝創(chuàng)作，倡導勞動價值尊重”為宗旨，面向全國工人征集到了近700篇反映工友文化與生活的原創(chuàng)作品。
“新工人杯”文藝大獎賽的總策劃王德志也是“打工春晚”的總導演。在他看來，這是一次新工人群體“自我評價、開口說話”的積極嘗試。
傳播工人文化是此次大賽的重要宗旨。大賽發(fā)起創(chuàng)辦方、北京工友之家總干事孫恒認為：“工人的文化，能幫助中國3億新工人找到真正的自己。這次大賽，是一次勞動文化藝術的重要回歸，同時也是對勞動與勞動者本身致以最高的敬意與肯定。”
“工人不是作為‘他者’被權威專家審視評價，而是直接參與評審過程，評選出表達自身的生活現(xiàn)狀以及對現(xiàn)狀進行思考的作品。”卜衛(wèi)說，“他們不但創(chuàng)造、還要評價屬于自己的文化，再現(xiàn)和反省自己的生活和夢想，并從中獲得自信和力量，擴大這個群體的聲音，影響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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