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28 00:31:36 來源: 經濟觀察報(北京)
今年春節前,因為沒有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務,劉寶玉(化名)不得不去成都富士康工廠“頂工”。機關領導對她說,“招不到人,只能自己人去”。
身為公務員的劉寶玉今年26歲,皮膚白皙,經常笑瞇瞇的。但回想起那段在富士康的日子,她臉上立時沒了笑容,“這事兒特別荒唐,同學、同事們都笑我說是不是去富士康跳樓了。”說這話時,劉寶玉顯得非常小心,生怕路過的人聽到。
自從成都2010年引入富士康這只“金鳳凰”后,許多四川公務員在年底考核中就多了一項內容——能否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務。成都富士康是中西部迄今最大的招商引資項目,是四川省1號工程,也承載著成都實現信息產業跨越發展,打造幾千億元IT產品產業鏈的希望。而在引入富士康時,除了優惠的稅收、用地等條件外,四川省政府還承諾了一個令人驚詫的條件:幫助招募一線勞工。
一年多過去了,這項勞工招募承諾遠沒有當初政府設想的那么簡單,除了垂直下行、各地市攤派,一些如“買人頭”式的灰色市場行為也已浮現出來,政府在招工難以達標下處于窘迫的兩難境地,以至于像劉寶玉這樣的公務員也被迫頂包進廠,以完成政府許諾的用工名額。
政府招工
劉寶玉在成都富士康待了約一個月。在此期間,從四川省各地由當地官員帶隊前來工作的隊伍屢見不鮮。有一天,她看到從綿陽一下子來了四五百人,其中就有大學生村官。那個大學生村官看了看她,彼此心照不宣。只有在富士康干滿15個工作日后,政府才算完成一個名額指標。
4月19日,富士康深圳總部一行政工作人員介紹,“成都工廠一直在進人,但一直都沒能滿足需求。每天進3000到5000人很正常。有時每天甚至以萬為單位招聘員工。”該行政人員承認,一線勞工的招募一直由政府部門操作。“富士康只是把需求人數隨時報給四川省勞動部門(富士康稱之為‘1號辦’),由他們統籌社會資源,不斷招聘新人進入工廠。”四川省專門召開了兩次富士康成都項目人力資源招募工作會議。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對招募工作要實行一票否決制。
以四川瀘州敘永縣龍鳳鄉為例,龍鳳鄉提出將富士康招募工作納入年終目標考核,每完成1人獎勵(公務員個人)600元;超額完成任務的每超1人獎勵1000元;完不成任務每差1人扣500元。
劉寶玉說,上級下達的招聘任務,并非全年不變,而是隨著富士康生產情況的變化隨時追加。這造成了基層工作的慌亂,“大家都有抵觸情緒”。
去年三季度末,瀘州古藺縣東新鄉發文說,“因富士康成都項目產品的市場訂單增加,按各級分配落實名額比例,縣政府下達我鄉新增21人(原任務數45人,共66人),現將調整后的目標任務下達各村,請各村務必抓緊時間完成富士康招募工作。”東新鄉下轄10個村,此番任務追加后,吶喊村原任務5人,新增3人;民主村原任務5人,新增2人。
招募完成后,當地政府還要組織護工隊,將務工人員移交給富士康。達州渠縣要求,要在本單位選派年富力強、有經驗、有責任心的干部全程護送,確保萬無一失。廣元市要求,在廣元至成都途中,警車開道,救護車隨行。
因為各地與1號工程對接的招募工作小組,均配置社會保障局、教育局、公安局、扶貧辦、團委、婦聯以及工會等部門,這使得招募小組能夠及時調動政府資源。去年全年,瀘州為富士康成都基地輸送了1.2萬余人,招募任務超額完成。也正是在這一年,成都富士康生產了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平板電腦。
招工困境
在產業規模上,成都富士康的發展非常驚人。“深圳龍華富士康用10年達到的規模,成都富士康只用了3個月。”在成都周邊的郫縣與新都區,原本利用率不高的工業園區,正在被富士康的供應商填滿。
出于成本的考慮,富士康有意識地將訂單優先安排在成都工廠。只有在成都產能吸收不了的時候,才派給深圳龍華工廠生產。“主要是因為綜合成本比較低,”該富士康行政人員說,“比如人工成本較低,成都市給予的土地、稅收(在保稅區)、免費宿舍、免費班車、免費招聘工人等很多優惠政策,導致的綜合成本很低。所以生產都是盡可能優先安排給成都生產。能節約很多成本。”
富士康原本規劃成都基地將逐漸取代深圳龍華,成為其代工帝國的主要生產基地,但2011年的人力資源嚴峻形勢,正在導致其放慢投資步伐。
一位已經離職的富士康管理者說,去年國慶期間許多工人離職要走。大家都很迷茫,當時廠區在傳言iPad3 的訂單被華碩拿去了。上述管理者說,拿我們物流部門來說,很多一線現場的工人的流動性很大,到了3個月就走人。
他說,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與宣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來承諾8小時,加班2個小時,實際上要加班四五個小時。薪酬待遇跟不上物價上漲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線流水線,有時就只拿1300元。”
“富士康目前一線工人批量流動,導致成都工廠良件率不如深圳工廠。報廢產品較多。富士康為此也很著急。”富士康行政人員說。
成都基地最高峰時有12萬人,2011年10月份下降到了9萬人,現在總人數維持在6萬人上下。每當人員不夠時,富士康中央人資部門就會不斷給政府施壓,“人不夠,快點送人來”。“政府承諾和答應給我的,就是要滿足,否則我們是可以撤資的。”該富士康行政人員說,“富士康投資在成都建立產業基地,人財物都付出了巨大成本。當地政府當初答應我們的,要設法滿足我們的人力需求。”
在富士康的壓力之下,四川省“1號辦”每天疲于應付這些人力招聘工作。為此,廣元市旺蒼縣勞動保障局長不得不先后6次赴陜西,開展跨省招募。
部分地方政府也將日常公共服務與富士康招工任務捆綁在一起。4月16日下午,宜賓市宜賓縣商州鎮豐巖村一位村民說:“政府講,如果家里沒有親屬在富士康上班,1萬元的危房改造補貼就要扣掉1000元。”
而一位勞動保障所的工作人員抱怨說,感覺自己就是人販子。2010年,他曾經招募、護送川籍工人去深圳龍華培訓,到了2012年再“護送”年輕人去成都郫縣富士康工廠上班。
該勞動保障所工作人員說,現在政府騎虎難下,一些其他的企業也開始要求政府,套用省富士康成都項目人力招募模式,以下任務的方式要求勞動保障部門予以完成。
人頭販子
在政府負責全權招募的情況下,“人頭販子”應運而生。該富士康行政人員說,“人頭販子”介入富士康招募工作,最開始只為了滿足富士康對員工的數量需求。但是流動率特別高,招來的人待一個星期甚至一兩天就走掉了。“新進工廠15天之內的人,離職的特別多。什么都發給他,卻卷包走人了。給富士康造成很大浪費,入廠培訓、工衣下發,都需要成本的。”
劉寶玉聽說,每招到一個人,省政府就給予1500元補貼,這1500元由各市縣勞動局層層抽成過后,最終“人頭販子”能拿到500元每個人頭。但此種說法本報記者未能獲得官方證實。
劉寶玉也做過類似的事。她說,“這事情我也做過,花1000塊或者800塊,找個人去富士康上15天班。”
4月20日,在郫縣紅光鎮托普學院,富士康招募中心,一個“人頭販子”說,如果你手頭有三四百個“人頭”,我可以出價每個人200塊。“當然有些人也會出價300元或者400元,但那樣的話,派200個人進去工作,回頭拿到錢款卻只算150人,(其余的錢)被上面人黑掉了。”“人頭販子”說,去富士康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那60元體檢費用都由政府財政支付。
大約在2011年4月份,政府和富士康改變策略,對富士康短期離職者建立了“黑名單”,杜絕其再次進廠。該政策出來后,富士康入職數量大大減少。
后來,對于人員短缺的情況,政府不得不修改“黑名單”政策,“對于社會招募員工準予二次面試和二次入職。二次面試即過去曾參加面試未合格人員,可在1個月后再次參加面試;二次入職即過去曾入職后自動離職人員,可在面試合格后再次入職。”
政府還把富士康成都廠區招募員工的年齡上限從35周歲放寬到40周歲,初中學歷。但就如劉寶玉這樣的公務員也會使些手段,“我們當然不會告訴他們實際情況。”她說。而成都龍泉驛區一位張姓招募人員說,對于這些打短工的人,單純為完成政府指標的人,我們都告誡他,面試時千萬不要說實話。
富士康見聞
劉寶玉12月初到達富士康,頭兩天是集體培訓,然后是部門培訓。“工廠管理者會放映宣傳片,告訴大家富士康并不像外界說的那樣。”劉回憶說,宣傳片放了大概有20多分鐘。
公務員去成都工廠的好處是,可以拿兩份工資,富士康的工資和政府的工資。但連續一個月的夜班工作,壓垮了劉寶玉的身體,“從富士康領來的1130元工資都付到醫院去了”。
一天,劉寶玉見到一個男孩在不停地嘔吐,臉色蒼白。男孩也許因為天氣冷的原因,導致身體不適。劉寶玉問他多大,他說15歲。此情況并不鮮見,一些職業技校把年輕學生派往富士康做學徒工。
臨近春節,劉寶玉以請病假的名義離去。當時很多人要辭職,但任務緊,病假并不好請,工長說,看你工作表現好才準假的。后來,工長打來多次電話催他回去上班。
劉寶玉天性樂觀。在富士康,一天開會,工長問他為什么總是笑瞇瞇的?劉寶玉說,我就是這樣,覺得日子挺開心的。工長說,你這樣是不對的,你這個年齡應該考慮家庭、孩子、父母,26歲了怎么可能快樂呢?
劉寶玉不喜歡富士康,“記得飯不好吃,晚班的肉很咸。”工作期間,領導安慰說,正在與富士康協調,讓你們早點回家。等劉寶玉出來見到同事時,大家都開玩笑說,你跳樓回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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