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不是招不到工人”，談到近年連續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一位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開吸塑廠的老板說，“問題是招到的工人很多都留不住。”

    2005年年底，這個吸塑廠的50名工人，走了40名。再加上以往的零星辭工，該廠全年的工人流動率遠高于100％。

    對于珠江三角洲的大多數老板來說，眼下他們要操心的事情除了訂單和生產以外，還包括怎樣招到合適的工人？怎樣留住這些工人？

    工人辭工的理由很多，除了工資低、加班時間長以外，生活條件、人際關系等新問題也影響他們的去留，甚至連“沖涼房里面有蜘蛛網”、“廚房師傅做菜太咸了”也成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一位制衣廠老板經常看見，農民工們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擠在公車上，從一家工廠搬到另一家。“以前我坐小公共，根本沒那么多人。他們不是去上班，是在路上不停地找工作。”

    無論是以前的“民工潮”還是近幾年的“民工荒”，究其原因就是，每個農民工都在一個“辭了找、找了辭”的圈子里無止境的循環。讓研究者不解的是，什么原因促使農民工不愿穩定在某個工廠，而是不停地搬來搬去？

    為了解農民工的流動原因，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農村發展研究所共同組成的課題組于2006年4月進行了一項針對珠三角地區外來務工人員的問卷調查。該調查選取了廣東省東莞市的3個鎮9個廠，涉及3種密集型加工制造行業，共收回有效問卷655份。

    盡管頻繁換廠，他們仍是勞動力市場中最弱勢的一群

    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工人都換過很多次工作。為研究方便，筆者把這些流動形式歸納為“行業流動”、“地域流動”、“工種流動”等。其實在農民工眼中，辭了工下一份工作可能還是老樣子，搬到了新的城市也沒有太多驚喜。一位年輕的打工者小劉說：“我們就跟桌上的臺球似的，滾來滾去也離不開這張桌子，能跳出臺的情況太少了。”

    在工廠里，工人的工種是根據對專業技術的不同要求劃分的，通常包括“雜工”、“普工”、“指導工（師傅）”、“文員”、“品檢”和“管理人員”等。不同的工種決定了工作內容、待遇，甚至對待工作的態度都有所不同。

    職業流動頻率最高的是雜工，平均每人每年換0．46次工作。占工人群體最大比例的普通工人，流動頻率是每年0．37次。雖然雜工和普通工人的數量龐大，但是他們往往缺乏技術資源和機會資源，盡管頻繁換廠，他們仍是勞動力市場中最弱勢的一群。

    三年前，一位30歲的四川籍男工懷揣著學一門技術的愿望來東莞打工。因為學歷不高，沒有技術，他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工廠、工位已經不知換了多少次，可是他卻越來越苦惱：“別說技術沒學到，錢沒掙著，還把自己的身體搞傷了。到現在為止，我還像是一個沒有成家、四處流浪的人。”

    技術最好、地位較高的“指導工”也熱衷于“流動”。他們的平均流動頻率是每年0．45次。有工人在調查中說道，“要是沒什么技術，換到其他工廠也一樣，工資不會很高”。相反，技術好的“指導工”則是市場上的“搶手貨”。有老板告訴我們，要招到一個好的“指導工”非常困難。一旦錄用，他們能拿到很高的工資。那些真正具備了“指導工”實力的工人對自己的能力心知肚明，所以他們不斷地在企業之間輾轉。

    “當‘師傅’的也需要經常跳槽。”一個被訪工人介紹說，“師傅”們應該是什么貨都知道，該怎么做和怎樣要求工人他們也要知道。他們跳槽是為了積累更多的經驗。在珠三角地區求“技工”若渴的形勢下，“師傅”們的頻繁換廠無疑讓“技工荒”的形勢變得更加嚴峻。

    打工生活就是“我的大學”，打磨掉了農村的生活習慣

    在訪問中，幾乎每個工人都會對我們說：“想家。”可是，想家的人回到家鄉卻發現，自己很難重返過去的農民生活。一位被訪者說：“有時在外面打工想回家，回到家的時候又想出來。”適應了工業生產的農民工，過的已經不再是“農民”的生活。他們從一家工廠跳到另一家，從各個角度體會著他們生活的城市、打工的工廠。 
 
    要在勞動力密集的珠三角地區找到工作，農民工首先要學著適應新工作和新環境。在工廠里，他們每天需要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在農村的家里，他們可以睡到太陽下山。另外，工廠里擁擠的宿舍，貧乏的娛樂生活，都強制性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

    不管愿不愿意，他們適應新生活的能力變強了。他們在和同宿舍工友的吵架中學會怎么同別人交往；在被偷、被搶中學會怎樣保護自己；在細致的工作規定甚至殘酷的工傷中學會守時，學會遵守紀律，學會把自己融化成機器的一顆螺絲釘；在逛街看電影的過程中學會怎樣裝扮自己……

    對于這些沒有機會上大學的打工者來說，在外打工的生活就是“我的大學”。打磨掉了農村的生活習慣，他們正一點點地學習變成工人，變成市民。

    手機、上網、MP3開始消費掉他們一半的生活費

    調查發現，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分別為：制衣廠900元，五金制造廠1350元，塑料廠550元。其中有51.2％的人每月工資能剩下一半以上。照此推測，工人每月的平均生活消費大約在300~800元之間。

    食宿費用只能勉強占到生活消費的一半。調查顯示，農民工每月花在伙食方面的錢平均是179元。93.4％的人主要在工廠食堂吃飯。在不包伙的工廠里，工人每月一般交60~80元伙食費，不足部分由廠方負擔。

    “偶爾請客”正在年輕打工者中流行開來，甚至已經占了個人伙食消費中相當大的份額。農民工小熊曾告訴我們，廠里有一大群哥們兒，都是湖南老鄉，幾乎每周末都去廠門口一家川菜館聚餐。“那里人非常多，去晚了就沒地方。所以一到周末，我們老大就會讓一個哥們兒請假出去專門給我們占座位。”

    生活消費的另一半被手機、上網、MP3等“數字化”消費占領。農民工有手機已經不是什么稀罕事。有64.2％的被訪者使用手機或小靈通，每月手機話費平均在100元左右。在東莞，大多數人都有被偷、被搶過手機的經歷，他們買手機和相關配件的費用更難以計算。

    除此之外，年輕的打工者開始學習“奢侈”消費。會上網無疑是個很“時尚”的本事。“很多人會玩個QQ就自認為會上網”，有位略懂電腦的工人在接受訪談時說，工人們上網的目的很模糊，他們主要是在網上聊天、看片，對其他的網絡應用技術知之甚少。

    他們很難找到合適的“進修深造”的途徑

    在訪談中，很多工人擔心，自己的技術水平適應不了現在工作的要求，他們能感覺到工作壓力正變得越來越大。考慮到以后的發展，工人們想要再學一些技術。但是，他們不知道該怎么學，該學什么。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開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時，有45.5％的人參加了培訓。當時，他們接受的主要是工廠統一組織的免費技術培訓和法規、廠規培訓。進廠之后，有12.1％的人曾經自己出錢在外面參加過培訓班。他們一旦動了換工作的念頭，參加培訓的比例則上升到37.7％。

    很明顯，工人的自我提升意識有所增強。他們開始意識到，如果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工資，有些“教育投資”和“技術投資”是必須的。但是，敢于作此嘗試的工人卻仍然有限。

    投資就有風險。小張的進修就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原是一名玩具廠的普通工人，為了進一步發展，他在家鄉的一所技校報名學習手機維修。交了3000元學費之后，他發現，給他們上課的竟然是一個基本不懂物理知識的美術老師。學成歸來，舅舅把一個關了機的手機當成壞手機拿給他修，小張竟然忙活了好一陣，全然不知道手機根本沒有壞，只是關機而已。

    學費太高、教學質量沒保障、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等因素，讓他們很難找到合適的“進修深造”的途徑。工廠雖然可以在生產中逐漸培養工人學習技術，但是高頻率的流動又往往讓工廠的培訓投入血本無歸。工廠和工人同時面臨難以進步的尷尬局面。

    面對未來多數人茫然，但他們渴望掙脫長期在底層的生活

    當被問及在未來兩年中有什么打算時，農民工的選擇很分散。24.6％的農民工選擇了“回老家”，選擇“到東莞之外的地方闖蕩”的占22.0％，選擇繼續留在這個廠里干活的占21.5％，“要在東莞找其他工作機會”的占19.2％。

    在12.8％的選擇“其他”的被調查者中，填寫“沒想好”、“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占了絕大多數。一個工人甚至還在問卷上填了“當和尚”三個字。如此多的人選擇了“其他”，說明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一個清晰的設想，即使這是一個近在眼前的未來。

    在所有數據中，幾乎沒有哪個數據可以明確反映出農民工流動的趨向。恰恰是這種多樣化、甚至是無明確目標的選擇，體現了他們的迷茫和無所適從。

    在想要回家的人中，58.4％的人打算“做生意”；在那些想要繼續闖蕩的人中，40.7％的人選擇“還沒想好，不過要比現在更有挑戰性”，同時14.3％的人希望“自己開份買賣”。

    “做生意”、“當老板”的夢誰都可以做。但是，在隨后的深入訪談中，卻很少有人能夠講出比較清晰的經營思路。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真的做生意，失敗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顯然，對他們來說，“做生意”是一個從“工人”變成“老板”的捷徑。無論結果如何，他們開始向往主宰自己的命運，渴望擺脫長期在底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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