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欽禮、朱贊成是一面鏡子

　　蔡長運

　　5月7日至8日，筆者參加了由香港毛澤東思想學會會長林敏捷同志發起、烏有之鄉組織的“紀念人民的好書記朱贊成”的活動。朱贊成書記領導城東人民戰天斗地艱苦創業取得的輝煌業績，朱贊成書記及其整個團隊成員所受的冤屈以及當地群眾說起朱贊成書記的懷念之情給我以強烈振撼。朱贊成書記的事跡(見附一)也讓我想起了蘭考縣原縣委書記張欽禮的事跡(見附二)，從張欽禮與朱贊成的事跡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張欽禮與朱贊成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者堅定支持者和執行者，是真正的毛澤東的好干部。

　　二、張欽禮與朱贊成所做的豐功偉業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肯定的，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焦裕祿式的好干部。

　　三、張欽禮與朱贊成在每次政治運動都受到打擊迫害，是真正的受害者。

　　事物總是二元對立的，如果把張欽禮與朱贊成當成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倒映出其對立面(反面)——反右擴大化責任者、在大越進中吹牛浮夸者、官僚主義高估產、高征購造成餓死人的責任者、四清中的整基層群眾者、文革中作惡者、文革后利用武力對他們進行報復清算者，他們都是同一種人——官僚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走資派、用今天的話就叫貪官——他們都是反對和破壞毛主席革命路線者，都是毛澤東思想的背判者，用今天的話說都是反毛者。

　　附一：

原城東人民公社副書記、香港毛澤東思想學會會長林敏捷同志悼念朱贊成書記文章：

　　回首前塵追舊夢，傷心何處覓英魂

——悼朱公贊成

　　值此“城東人民圍海造田紀念堂”開堂之際，應原城東公社黨委成員及大部分干部群眾要求，并以我個人名譽，對朱公贊成的蒙冤罹難表示沉痛的哀悼!

　　朱贊成同志1928年12月24日出生于泉州浮橋鎮霞洲村一個貧苦家庭。由于家境貧寒，小學未畢業就到浮橋、石獅等地米店當學徒。社會的黑暗，家境的貧寒，以及學徒生活的艱辛，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埋下對舊社會刻骨仇恨，對勞苦大眾深切同情的種子。

　　解放后，朱贊成同志滿懷對黨的無限熱愛，以及對新生活的無比向往，積極參加各項政治運動，1950年，年僅22歲的朱贊成同志被選為泉州市浮橋鎮店員工會主席。由于工作熱情肯干，又有一定工作能力，表現突出，1951年被提拔為脫產干部，分配到泉州市稅務局工作，從此步入政壇，1952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為黨的神圣事業、為人民群眾徹底翻身解放而奮斗的光輝道路。先后曾當過民政局長、城建局長。1967年任城東公社黨的核心組組長兼革委會主任，后為公社黨委書記直至1977年蒙冤罹難，整整十年。

　　十年，在時光長河里只是短暫的一瞬。但有誰知道，就是這坎坷而艱辛的十年，竟是您與城東人民風雨同舟，浴血奮戰的最后十年，然而也是您與城東人民最為輝煌燦爛的十年。十年啊，留給我們的是永遠的驕傲和無盡的哀思!

　　想當年，您走馬上任時，恰遇“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一些地方的領導班子癱瘓了，而您仍堅持上班，因而城東公社領導班子沒有癱瘓。甚至在接受“紅衛兵”的例行批判后，您仍冒著“以生產壓革命”的罪名，理直氣壯地站在臺上布置生產任務，要求大家響應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不誤農時，抓緊完成農業生產任務。您的膽識和魄力，您的事業心和責任感，使在場的干部群眾深為佩服和感動。

　　由此，您一路風雨兼程，走上了充滿坎坷和荊棘的十年創業之路;從此，天賜良機，讓我有幸伴隨您鞍前馬后，一路披荊斬棘，浴血奮戰，風雨同舟，甘苦與共。雖然嘗盡人間的酸甜苦辣，但我無怨無悔，甚至珍惜有加。因為，在我們相處的日子里，耳濡目染，我從您身上讀懂了什么叫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什么叫無私無畏，堅忍不拔;什么叫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事業心;什么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責任感。這，為我日后的創業提供了思想養份和精神支撐。

　　在和您相處的日子里，無論什么時候，您都很重視深入實際，深入基層，關注民生，體察民情。記得您在莊任村蹲點的時候，我們幾個人一同到一戶貧下中農家訪問，當您揭開他家中的鍋蓋，看到一鍋黑乎乎的，稀得能照見人影的地瓜渣糊時，您搖著頭含著淚水激動地說：“不解決農民兄弟的吃飯問題，我們共產黨人怎能對得起這里的老百姓!”這樸素無華的話語，飽含著您對城東人民無比深厚的階級情誼。一個外鄉人、一個尚不知能在這里干多久的干部，竟有如此胸懷和情意，著實讓在座的人們感動得熱淚盈眶。

　　記得那時，莊任大隊的那片后埭田，高低不平雜亂無章，由于鹽堿風沙，產量很低，人民群眾生活十分困苦，是當時城東有名的窮村。為了讓農民兄弟不再過著吃“地瓜渣糊”的苦日子，您帶領農民兄弟平整土地，改良士壤，是您指導農民兄弟先把表面土壤摳在一邊，再把高處的紅土填到低處，然后再把表土鋪在上面，修成每丘1.5畝左右的園地，最后筑機耕路，挖排咸溝，砌石灌灌水排堿。僅一年，糧食產量競神奇般地翻了一番，人民群眾歡欣鼓舞，無不夸您是人民的好干部、農業生產的好把式、人民群眾的貼心人。更令人感動的是，您不是指手劃腳，而是全身心投入，不顧自身因小兒麻痹癥留下的輕度殘疾，在腳長“雞眼”的情況下，仍然穿著“人字拖鞋”堅持參加勞動，同農民兄弟一樣摸爬滾打。有時石頭、土塊碰到“雞眼”，痛得您蹲在地上，大汗淋漓。時至今日，想到您當時那痛苦的神情，都難免讓我肝腸寸斷，心如刀割。我還記得南堤合龍的當天，狂風大作，激流奔涌，堤基下沉，在關鍵時刻，是您率先跳下合龍口，帶動干部群眾一道，用軀體擋住急流，確保合龍一次成功。您那奮不顧身，為人民群眾的利益忘我拼搏的英雄氣慨，讓我至今難以忘懷。

　　在與您相隨相伴的日子里，我深知您脾氣倔犟，索性而耿直。您心直口快，說話見心，整個心胸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府，從不耍弄權術，做您的下屬有一種絕對的安全感。

　　對于上級的錯誤決策，您總是堅決抵制，據理力爭，甚至敢于犯顏直諫。記得還是平整莊任村后埭田的那個冬天，當時泉州市委某領導不同意您的做法，曾經當面警告過您：“朱贊成，你給我聽著，假如耽誤明年的春耕;百姓吃不上飯，我殺你的頭!”而您，轉身就走，義無反顧，為了百姓的利益，您一條路走到底，事實證明您對了，好險啊!1970年7月，烏嶼民眾因乘船通往陸地，不幸發生沉溺事故，造成6人死亡。為解決烏嶼民眾交通難問題，也為以后建造南堤的大圍墾做好準備，您堅決主張立即建造北堤。那時市委某領導與您意見相左，為了人民的利益，您又選擇了堅持，以致被調離崗位，并派來了新領導對此進行阻止和整頓。新領導到任后，通過調查研究，認為您的做法是順乎民意的，是完全正確的，不但沒有反對，還和干部群眾熱火朝天地干起來，直至工程完竣，事實再次證明您是對的。1975年，城東被評為省“農業學大寨”先進單位，您以晉江地區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參加省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您面對面批評省委某領導轉移“農業學大寨”存在問題的責任，得到與會同志的支持，使省委此領導十分尷尬，以至惱羞成怒。因此惹來了您日后的殺身之禍，可是您仍渾然不知，回來時還特地帶來四十多支扁擔發給公社干部，以此表明您義無反顧，堅決高舉毛主席“農業學大寨”的旗幟，一干到底的堅強決心。老朱啊!我的好兄長，您聽兄弟一句話，您蒙冤罹難，決不是城東的“派性”，也不是城東某些人，而是省委那個領導的意旨，是赤裸裸的報復。一句話，是當時政治斗爭和路線斗爭的犧牲品。兄弟我會為您大聲吶喊，鳴冤叫屈!

　　而對于下屬的錯誤，您必定會給予嚴格批評，但過后您會和風細雨，說理疏導，直到讓人心服口服，.因此您在干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表面看來，您似乎十分威嚴，然而內心深處卻有著一副菩薩心腸，對人民群眾關懷備至，千方百計改善民生。大從帶領人民群眾圍海造田，平整土地，增加耕種面積，改良土壤，提高產量，解決人民群眾吃飯問題;擴大小學辦學布點，倡導創辦城東中學，解決人民群眾子女的讀書難問題;率先推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解決人民群眾看病難問題;小至個別民眾的困難，您都熱情地關心幫助。記得是一個春寒料峭的清晨，我倆一同路過華大門口，看到一位農婦抱著一個奄奄一息的孩子，站在馬路邊瑟瑟發抖，心急如焚。當您知道是因為孩子病重急著乘車往泉州市區看病時，立即要我叫服務部用三輪摩托車送往泉州第一醫院搶救。醫生說，如果遲來一步孩子就沒救了。您知道嗎?至今那位農婦還在感激您。

　　我還記得，在和您相處的日子里，您常說的一句話是“業不成，心不死”。您告誡大家的一句話是“辦事膽要大，心要細”。您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記得在您任職的頭二三年內，帶領民眾圍墾莊任、新生等5個小海埭，增加農田1600多畝，開展平整土地，增加耕地1000多畝，可以說這已經是個了不起的成績了，但您仍不肯罷休，因為這還不足以解決城東人民的吃飯問題，于是緊接著您便展開北、南兩堤的大圍墾，真可謂“業不成，心不死”。特別是南堤圍墾，.工程浩火，困難重重，您居然敢下如此之大的決心，真叫人為您捏了一把冷汗。當時，我作為您的一名副手，與您同睡一個宿舍，夜間您輾轉反側，難以入眠，經常三更半夜還被您叫起來研究施工問題，有時一談就是一兩個鐘頭，十分細致，一絲不茍，真可謂膽大如天，心細如絲。在那段時間里，您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甚至經常徹夜無眠，那種事業心，責任感，真叫人嘆服。

　　您的拼搏精神也曾經感動“上帝”。1967年，建仕公嶺三級電灌站時，恰逢武斗成風，為保證施工人員安全，是您聯系有關部門，派部隊“保駕護航”。是時，一位省水電廳領導路過，那火熱的勞動場面，令他感動不己，于是停車駐足，視察詢問。他說：“我一路過來靜悄悄的，唯獨你們這里干得熱火朝天。”激動之余，當場批撥500粒雷管和5000元資助，以示褒獎。

　　您高超的組織能力，具體深入的工作作風，超前的經營管理意識也令人叫絕。您經常強調干部的一句話是：“一定要深入實際，不深入實際就不能做到上情下達，就不知道下面工作進展情況。”于是您把全社劃分成幾個片區，實行黨委包片，干部包隊的管理辦法，確保各項工作落到實處。每逢春節過后一上班，您就組織黨委、大隊干部分片逐個大隊現場觀摩，聽取匯報，指導制定大隊年度工作計劃。此辦法既具體又深入，誰也不敢怠慢，誰也無法掩飾，而且可以互相推動，互相學習。在抓多種經營方面，也充分顯露了您精于計算、善于經營管理的才干。是您制定了“因地制宜，發揮優勢，求質量不求數量，重視資源循環利用，確保持續發展”的辦廠方針。利用埭頭大隊閑散在社會上的技術人員創辦農械廠;組織本社個體建筑工創辦建筑社：利用養豬的糧食創辦酒廠，又利用酒廠生產后的酒糟養豬，創辦良種豬場等，先后辦了10余個社辦廠，收到以工促農，立桿見影的效果，為農業工程建設，為改善民生作出重大貢獻。是您打破“單打一”的經營方式，充分利用城東丘陵農地優勢，在山頂種果樹，山腰種經濟作物，山下種糧食，使土地利用率達到最大化，使城東農副業生產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回想在與您并肩戰斗的日子里，我雖有干勁，也能吃苦，但由于年紀輕，資歷淺，涉世不廣，難免做些傻事、錯事。特別是年輕氣盛，易于沖動，但每每在我即將“脫軌”之前，您都會及時地給我投來嚴厲的眼神，或拽住我的農角，為我“剎車制動”，讓我少犯許多錯誤，少走許多彎路。事后還給我耐心教育和開導，讓我盡快成熟起來，真是用心良苦。您的培養教育，為我曰后在異地他鄉的創業發展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提供堅強的精神支柱。您的恩情，我永遠不會忘記。

　　六十年前，二十二歲的您投身到為共產主義奮斗的事業中來，為之孜孜不倦地奮斗了二十七年，其間飽經風霜，歷盡磨難，但始終矢志不渝，癡心不改，您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頑強的拼搏精神，有目共睹的斐然業績，使您平凡的人生注入偉大的內涵，提升您生命的質量和高度，使您的人生變得厚重而博大。您的人格操守，歸結到一點，那就是以人為本，以民為天，您全部的拼搏和奮斗、追求和堅守，激蕩著對人民群眾的階級情懷，這是人生最為核心的東西，最為閃亮的道德精神。也正是這種道德精神，才鍛造您坦蕩的胸懷和磊落的性格。您一生光明磊落，對同志、對朋友、對上下級，從來開誠布公，坦誠相見，以致工作二十多年，一點也不勢利，一點也不圓滑，您幾乎不知陰謀詭計、阿諛奉迎為何物。以致被人算計了還渾然不知，不改一顆赤子之心。正是這種坦蕩的胸懷、無私的品質和耿直的性格，才能使您在邪惡面前選擇正義，在逆流面前選擇拼博，在風浪面前選擇堅定，在高壓面前選擇抗爭，才使您一生在心靈上受到侵害，肉體上遭到殺戳。然而，世上公道自在人心，金獎銀獎不如人民群眾的夸獎，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后人銘記即不朽，活在人心變永生。

　　回首前塵追舊夢，傷心何處覓英魂。老朱啊!我的好書記，好領導，好兄長，您在哪里?我倆闊別已有三十四個年頭了，三十四年，三十四個春秋，我經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您，經常情不自禁地談起您;三十四年，三十四個花開花落，我仍清晰地感到，您從來就沒有離開我們，您依然鮮活地生活在我們中間，時刻和我們在一起，共憂患，同榮辱：三十四年，一萬多個日日夜夜，您可知道，在異地他鄉的我如何地思念著您?閑暇時想到您，您的音容笑貌，您的諄諄教誨，都會令我心酸喉塞.以至淚水漣漣;挫折時想到您，您那“業不成，心不死”的格言，就會立即縈繞在我的耳際，使我干勁倍增，勇往直前。您那百折不撓的品格，頓時給我增添無窮的力量，幫我克服一個個困難，闖過一道道難關。

　　思念最是夜晚時，特別是每逢您的忌日，都會讓我徹夜不眠，淚灑枕邊。老朱啊!我的好兄長我愿追隨您的腳步，牢記您的教誨，以您的人生為榜樣，以您的人格作典范，直到走完我人生的最后旅程。

　　老朱啊!我的好書記，好領導，好兄長，人們將永遠不會忘記您。而我，也會在有生之年，盡我力所能及為您鳴不平，討公道，用各種方式來表達我對您的敬重和哀思。

　　情長紙短，干言萬語說不完我對您的萬般思念，萬語千言道不盡我對您無限敬仰，老朱啊!我的好兄長，您在哪里?我真心地盼望著將來的那一天，能在陰曹地府相會。那時，我倆將會盡情地訴說這多年來的相思之苦和離情別意，再續我倆的手足之情;那時，我倆將攜手并肩，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再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那時，我倆將會同心同德，竭盡所能，保佑城東人民無災無難，幸福安康，在黨的領導下，順利奔向我們所向往的共產主義社會。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我們永遠向前，奮斗到底。

　　安息吧，城東人民的好書記，我們的好戰友，我的好兄長朱贊成同志!

　　林敏捷叩拜

　　二O一一年五月

　　附二：

新華社高級記者：張欽禮一案的前前后后

　　2014-07-11 17:33:56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  作者：陳健

　　群眾自發為張欽禮掃墓

　　(一)

　　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名字，對很多人來說并不陌生，上世紀60年代，新華社一篇關于他的大通訊，使他轟動全國。而和他一起在蘭考創建了一片新天地的縣長張欽禮卻鮮為人知。他倆是“親密的戰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我提筆寫這樁案件時，突然改變寫法，把結尾移到開頭。

　　張欽禮鐵窗生涯13年，出獄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蘭考十萬群眾自發地為他舉行了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囚徒榮歸”的葬禮。蘭考縣城萬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兩旁、農家田埂地頭，群眾為他擺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雜面窩窩頭，贊揚他為官一生，兩袖清風;懷念他在貧困饑餓的上世紀60年代，和焦裕祿結伴帶領他們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們免受饑寒，甚至于餓死。

　　我和老伴周原當日給他的唁電：“蒼天有眼欲落淚，萬民有口皆是碑。”

　　時隔九年，2013年8月，張欽禮88歲的老伴劉秀芝因腦梗住院，想見我一面，85歲的我，冒著近40度的酷熱，從北京到蘭考，與秀芝數次相擁而泣后，即去拜祭張欽禮。他的墓地周圍已成一片碑林。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僅來自蘭考和河南其他縣市，也有來自山東、河北、上海、臺灣的。數不清多少萬人在60多塊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塊石碑、每一個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塊臺灣的感恩碑，特別耀眼，碑文記載：一位叫劉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隨國民黨去臺灣時，撇下他3歲的孤兒，這個孤兒在張欽禮的關愛下長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職于政府機關。碑文最后兩句是：“以旌張公之德，彰顯千秋大義。”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誰要是扯上和臺灣國民黨有什么瓜葛，是要整肅的。

　　張欽禮三次遭難時，周恩來總理三次解救他，也沒能改變他的命運。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給中央一份報告，提出保護蘭考、林縣兩個典型。毛主席在此報告上批示：“同意”。

　　這是一個很復雜的歷史過程，一個很復雜的歷史現象。

　　習近平擔任副主席期間，在蘭考視察時曾問過張欽禮的情況。時間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問：“當年和焦裕祿一起帶領干部、群眾除三害的那位縣委領導是誰?”時任新聞干事的劉俊生答：“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習又問，“這位同志還在嗎?”劉答：“他去世了。”

　　(二)

　　張欽禮是蘭考人，他的父親張元謀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由吳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領導的著名的濉(縣)、杞(縣)、太(康)農民起義運動，和吳芝圃相識。起義失敗后，回蘭考和妻子師華清一起打游擊、打鬼子。張欽禮從小跟隨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參加地下黨的活動，1945年入黨，1954年任蘭考縣縣長，對蘭考的歷史和現狀了如指掌，對蘭考的群眾有很深的感情。

　　蘭考座落在黃河邊上，黃河多次在這里決口，形成了風沙、鹽堿、內澇的自然災害(以下稱三害)。1958年以前的蘭考，經過治理，三害有很大的變化，雖說還是豫東老災區的窮縣之一，但群眾的日子還過得去。大躍進反而使蘭考更窮了。但當時的蘭考主要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禍。具體情況我后面再談。

　　張欽禮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說真話。他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957年反右時，蘭考九百多名脫產干部，卻劃了366名右派。起因是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和原來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復員回來，孫躍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1957年反右時，開始叫幫助黨整風，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后來轉入反右時，這些簽名者都劃成右派。張欽禮為他們大聲疾呼，鳴冤叫屈。為此，他受到了“撤銷縣委副書記的職務，內部控制使用”的處分。孫躍堂呢?雖有“錯誤”，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職原薪調到鄰近的東明縣工作，不久又晉升為縣委副書記。

　　張欽禮的災難由此開始。他作為黨內“異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樣跟隨著他直到生命的終結。

　　1958年秋，省里召開地、縣秋糧征購大會，要求各縣報產量、報征購數，報了三天，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購數字。張欽禮在會上發言了，他說他不僅報不出來，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都是假的。他批評省委帶頭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張欽禮被押送蘭考接受群眾的批斗，批斗八個月，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了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張欽禮勞改的地方叫老君營，縣里只給他16元的工資，每月還要交8元給生產隊。開始在大食堂吃飯，1960年春群眾普遍浮腫，村口路邊經常有餓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張欽禮到群眾家里吃派飯，有時吃的就是群眾偷偷從外地討來的發餿發霉的“百家飯”。當時外出逃荒被稱為“盲流”是要受懲罰的，但這些去外地討飯的群眾不避諱他，告訴他不光蘭考有餓死的人，外地也有，他們聽說，信陽地區有的村莊人都餓死光了。有一段時間，張欽禮也餓得不省人事，妻子來看他，他不認識她，她千方百計把他救過來。

　　張欽禮開始給周總理寫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橫禍。他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省委領導壓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好干部好黨員橫遭批斗，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這使他這個當縣長的徹夜難眠。他指責“河南省委犯了掠奪農民的錯誤”，呼求總理快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間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饑民來到張欽禮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當地截扣后敗露壞事，干脆去北京找周總理。他們為他準備路上吃的干糧，偷偷把他送到火車站，千叮嚀，萬囑托，叫他到北京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來。

　　張欽禮能見到周總理十分不易，門檻多，好同志也多，細寫起來要用很多文字。總之，中南海接待處的一位馬局長，先把他的信交給了周總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時，馬局長帶他去見周總理。周總理先看到張欽禮的信，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說：“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看著衣服破舊，面黃浮腫的張欽禮，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的干糧還沒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現在只想和你多說說話。”總理叫他拿出干糧，看看群眾都吃些什么，張欽禮開始有些猶豫，稍后慢慢從一個布袋中掏出一個菜團子，總理說：“給我嘗嘗!”伸手接時菜團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這是用樹葉摻一點雜糧做成的。總理彎腰拾一塊放到嘴里，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總理眼里有淚光，張欽禮在一旁也哭了。

　　張欽禮從北京回來，關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這中間地、縣委給他平反留個尾巴，他不簽字，又回到他勞改的老君營，和群眾一起勞動，一起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派人來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經停職反省的吳芝圃，吳問他：“聽說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問題?”張答：“我去了，連你也告了。”吳芝圃一時語塞，又問：“你爹可好?”張答：“我爹不好，餓得浮腫。”說著，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幫，按了個坑，說：“我也浮腫。”這樣的一問一答顯然很不愉快，張欽禮趕緊走了。

　　劉建勛臨危受命，來河南解決饑餓的問題。他來河南前，請示周總理，總理給他兩個字“化緣”。劉建勛理解是“要飯”，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糧、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東西”。

　　張欽禮見到劉建勛，劉對他說，國務院來了電話，問你的情況，讓我聽聽你的意見。張欽禮談了群眾的饑餓和他的平反阻力。劉建勛請他吃了飯，代表省委正式給他平反。他回到蘭考恢復了縣委副書記和縣長的職務，領取了三年補發的1246元工資，把它全部捐給了“縣救災辦公室”。這筆錢對張欽禮一家可不是小數目，他的夫人月工資40多元，要養活五個孩子和她自己。張欽禮對妻子說，群眾比我們更窮，有的正在挨餓。

　　劉建勛了解了像張欽禮這樣的干部，平反的阻力這么大。隨即以省委的名義下達文件：凡在反對浮夸風中受處罰的同志，他們的問題一風吹。

　　(三)

　　焦裕祿1962年冬由洛陽礦山機械廠調到蘭考任縣委書記，他在這個工廠工作十年。他帶著大企業熏陶出的新知識、新思維來到蘭考。

　　不錯，他是帶著中央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重提階級斗爭的精神來到蘭考。當時蘭考的情況怎么樣呢?全年糧食的總產量只有六千萬斤，是大躍進前的三分之一;以糧為綱，占全年總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有的連種子都沒有了;大批群眾外出逃荒要飯;大批牲畜死亡;樹立在大風口上的五十華里長、十道防護林帶近兩百萬棵樹，大辦鋼鐵時，全部砍光，風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個總人口36萬的縣，三年來人口減少了12萬，不能說這些都是餓死的，一是餓死的，二是農村婦女不生育，還有其他原因。

　　縣委大院有一個辦公室，叫“勸阻辦公室”，從全城各個出口處勸說堵截外出討飯的饑民，這叫階級斗爭，因為他們出去討飯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留在家里的群眾，坐等救濟，又是一大批干部把國家的救濟糧分送到群眾手里。在沒有任何副食的情況下，每人每天六兩原糧。

　　焦裕祿撤下“勸阻辦公室”的牌子，換上“除三害辦公室”的牌子，調公社干部卓興隆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使領導救災的干部成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濟的群眾，成為生產自救的群眾。坐等救濟是伸手要恩賜;生產自救，是創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祿還到火車站，對外流討飯的群眾不勸阻不堵截，而是把他們送上火車，并囑托他們，討飯的地點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應。

　　他樹立了四種不同類型的生產自救的典型，稱他們為“四桿旗”。它們是秦寨、趙垛樓、雙楊樹、韓村。

　　焦裕祿聽說有兩個來自廣東的技術員魏建章和來自湖南的朱里楚，他們正在蘭考搞“農桐間作”的實驗。由于這項科研成果可以防風固沙，適宜在沙區試驗推廣，所以選在蘭考。他們住在一片沙地的兩間草房里，吃的是粗糧野菜，加上風沙干旱，使這兩個南方的年輕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頭。焦裕祿立馬意識到這項研究的價值，通知糧店全部供應他們大米。當時不僅是饑餓的年代，也是知識和知識分子被貶值的年代。一般高級干部，是沒有資格享受全部細糧的。后來這項研究成果，不僅對以后張欽禮領導蘭考生產大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也在豫東、全國幾千萬畝沙地大面積推廣。這是后話，那時焦裕祿已經去世多年了。

　　焦裕祿組織的120人的調查研究組，分三路調查摸清了風沙、鹽堿、內澇的底細，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規劃。他是作長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個科學的基礎上。

　　焦裕祿在蘭考沒有像張欽禮、卓興隆、潘子春、藺永沛、樊哲民(他們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領導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說工作成績，恐怕也難以立足。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當時由中央電臺著名的播音員齊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祿對貧困、饑餓中的群眾人性化的關懷情節所感動而哽咽著播不下去。

　　(四)

　　焦裕祿過世幾個月，四清運動開始了，開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團員的“四清工作團”進駐蘭考。他們一到蘭考，就全面奪權，對準的就是當年焦裕祿抓生產的那個班底，張欽禮首當其沖，他被停職清算了半年多。

　　這中間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周原來蘭考采訪焦裕祿，向總社副社長穆青匯報了焦的事跡后，穆青、馮健來到蘭考。1966年2月7日新華社播發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長篇通訊，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

　　四清工作團一位負責人氣急敗壞地大叫：“早知道先來蘭考采訪的周原是個摘帽右派，當時就該把他轟走。”焦裕祿病逝在鄭州，埋在鄭州郊區，遵照他的遺愿：“我活著沒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蘭考舉行了迎接他骨灰的遷墳儀式，幾萬干部群眾自發地到車站迎接，四清工作團領導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隊員，誰都不準去，他自己也沒去;在紀念焦裕祿的追悼會上，卓興隆自編自寫了一副挽聯掛在靈堂兩側：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愿畫宏圖。地委一位負責人喝令“拿下”，張欽禮喝令“掛上”。

　　焦裕祿在蘭考和張欽禮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藍圖，在開始實施的時候，就看到一支想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隊伍，打頭的就是張欽禮。新華社的大通訊里，稱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就觸犯了長期整他的許多人。這場斗爭對張欽禮來說是延續，就像一部書，分上下兩卷，都由一根線串起。對張欽禮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罪名”，都掛在這一根線上，都是在中央合理合法的政治運動中羅織的。

　　焦裕祿也許沒有意識到，他來蘭考的思想、思維和一套工作運行機制，對于長期抓階級斗爭、抓老災區救災工作的路數是一種顛覆。

　　(五)

　　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蘭考的四清工作團，立即改為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由副團長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縣委拋出了張欽禮，讓人貼出張欽禮的第一張大字報：“張欽禮是1957年的漏網右派”。9月間，大城市破四舊的紅衛兵來蘭考串連，縣委借用他們的名義，向全國發出了傳單：新華社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一株修正主義大毒草，理由是沒有寫階級斗爭。材料由張欽禮提供，他借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兩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臉，游街示眾。張欽禮東藏西躲，甚至于躲到臨界的山東省。

　　1967年1月29日，開封軍分區介入蘭考的文化大革命，當天下午1時到達，立即開始大逮捕。縣委書記穿上軍裝和部隊配合，把當年焦裕祿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縣樹立的一批先進生產隊的干部、群眾，甚至焦裕祿結交的農民朋友，都一網打盡。蘭考一片腥風血雨，城鄉路上到處是披枷帶鎖、五花大綁的干部、群眾。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蘭考和鄰近東明、杞縣等三個縣的監獄，塞滿了蘭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腳鐐。對這些人的批斗場面慘不忍睹。

　　張欽禮被游斗一百多場，幾次打昏，打傷了肋骨。他在監獄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周總理指示河南三派群眾組織來京開會協商，了解了張欽禮的處境，當即指示河南軍區負責人，限日把張欽禮送到他面前。張欽禮半夜被人從監獄里架出上了吉普車，他以為是對立面要槍斃他，車到縣界，他要求停車，他說，我死也要死在生我養我的蘭考。幾個解放軍說，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點，我們幾個都要掉腦袋。

　　周總理看到張欽禮，一時說不出話。七年前，他第一次見到的張欽禮，是從勞改地偷偷來京“為民請命”，衣衫襤褸，面黃浮腫，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請身邊的工作人員帶他去吃飯;這次見到的張欽禮，是從監獄里放出，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趕快把他送進醫院。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點半，周總理在京西賓館接見河南支左部隊的軍官說：“河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是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洛陽的……”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臺，當時都播發、刊用了總理這一指示的新聞。從此以后，周總理支持的叫造反派，他的對立面叫保守派。河南廣大干部、群眾支持參加這些造反派組織的盛況可想而知。蘭考“捍衛焦裕祿司令部”參加的是開封的“八二四”，張欽禮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干部、成為粉碎四人幫后在全國開展的清查“三種人”的對象。

　　張欽禮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來見周總理。總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要緊跟;回去成立革委會，抓革命、促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六)

　　張欽禮回到蘭考被委任為蘭考縣革委會主任。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二、三月間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眾，恢復了4000多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被破壞的焦裕祿紀念館，制定了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的條例。然后著手繼續實施焦裕祿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規劃。

　　僅僅兩年的時間，蘭考已經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黃淤灌出五萬畝鹽堿地。興建了機械、農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廠，有力地支援了農業。不知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軍來到蘭考，撤了張欽禮革委會主任的職務，批斗他一個多月，說他在蘭考以生產壓革命，那項勞動獎勵條例，是典型的物質刺激，屬于資產階級的東西。批完斗完，把他發配到信陽大別山里。后來張欽禮才知道，他在蘭考的所有活動，都被對立面報告給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軍某部的一名軍長，支左到地方成為省委二把手。張欽禮當時并不認識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張欽禮在信陽掛個虛職，由押送他的幾個人日夜監管。在監管人員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廳副廳長。為了使張欽禮不與外界接觸，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個叫靈山寺的古廟里。張欽禮在大別山被軟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總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軍區負責人，在三天內把張欽禮和領導修建紅旗渠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送到北京。

　　信陽軍分區派出十幾名解放軍在大別山里搜尋到了張欽禮。當張欽禮和楊貴走進總理指定的地點時，許多黨政軍的領導都在這里，劉建勛也在。這是批斗王某的一個會議。會上，張欽禮才知道王某此時已被定為林彪的死黨，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總理質問王：“你為什么要迫害他倆?一個在平原治沙治堿很有成績，一個在山區治山治水很有成績，你為什么要迫害他們?”一連幾個為什么。

　　張欽禮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個貧困縣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黨掛上鉤?他茫然不知所以，脫口請求總理幫他離開河南，總理答應了他，當然沒有兌現。事后，他在一個筆記本上記下了當時想離開河南的心情：

　　“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種身在險境苦掙扎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這不是已經摔了三次了嗎!雖不是粉身碎骨，也折騰得少皮沒毛，死去活來。運動一來，他們摻水和泥，說你是圓的團團，說你是長的拽拽，說你落后保守，工作沒跟上，這些話都不論斤兩，輕的批判斗爭，重的撤職罷官、開除黨籍，甚至蹲監坐牢。官大一級，壓死泰山，他們都是上級，都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沒有理。俗話說，樹移死，人移活，免得低頭不見抬頭見，老成見老印象，運動一來都起新作用。”

　　(七)

　　總理想把楊貴、張欽禮留在中央工作，劉建勛說，兩個典型總得給河南留一個吧。如果張欽禮當時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種命運了，因為楊貴在北京安然無恙。劉建勛也是出于好意。

　　張欽禮回到蘭考，在省革委會、省農協都掛有官職，還有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等職。張欽禮對所有新封的官銜都很淡然，他只坐鎮蘭考。張欽禮說，蒼天有眼，讓他這一次能安安靜靜集中六年時間領導群眾和三害斗爭。

　　劉建勛有一段話評價他們，“你們這幫人啊，瘋啦!不要命啦!從工地被捕進了監獄，從監獄出來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劉建勛說的這幫人就是當年餓著肚子跟著焦裕祿苦戰三害的干部、群眾，之后又跟著張欽禮幾進幾出監獄之門而不改初衷，繼續拼命除三害的這一幫人。

　　張欽禮這幫人在監獄時，都砸上腳鐐、帶著手銬。放風時固陽公社社長吳思敬還悄聲對張欽禮說：“我睡不著覺，琢磨出‘九孔閘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張欽禮哽咽著：“我的好兄弟，咱倆在這種地方還能想到一塊。”這幫人中的一些干部、群眾，只要從監獄中、各種批斗學習班中出來，就直奔九孔閘工地。因為九孔閘工程是引黃淤灌的關鍵工程之一。

　　張欽禮這一幫人六年中干出的結果是：引黃淤灌出26萬畝沙荒鹽堿地為良田;種植了56萬畝農桐間作地(區);建立了60個縣、社工廠，填補了蘭考歷史上沒有工業的空白。僅縣辦的16個工廠，年產值4000多萬元，稅利760多萬元，糧食產量由1962年的6000萬斤增加到三億兩千多萬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糧，是解放后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蘭考也由老缺糧縣，到1976年，已上繳給國家3000萬斤糧，100萬斤皮棉，80萬斤油料。就連當年來蘭考視察工作的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到蘭考在文革的混亂中，打出一片新天地，興奮不已。不知在什么場合，不經意地對張欽禮說，大慶缺少副食，黑龍江省過年也只能給他們500頭生豬。張欽禮立即派當時的副書記楊捍東和四桿旗的支部書記給大慶送去1000頭生豬、60噸粉絲、120噸酒。張欽禮說，不能讓鐵人的大慶工人缺肉菜。

　　(八)

　　粉碎“四人幫”后，在全國開展的清查運動，又給某些人迫害張欽禮和“捍衛焦裕祿司令部”這個群眾組織提供了機會。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張欽欽的那位領導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為商丘地區政法書記，不知為什么此時的蘭考縣卻劃歸商丘地區管理，這樣，蘭考的清查工作，就由這位領導人一手運作了。負責河南省清查運動的是省委書記戴蘇理、主管政法的副書記趙文甫。張欽禮被捕前幾天，戴蘇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發劉建勛、紀登奎，并作檢查，否則，矛盾的性質就要轉化。紀登奎在文革中比較早地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建勛和他有不少接觸。張欽禮不揭發不檢查，說了幾句諷刺話，揚長而去。

　　幾天以后，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刑警給他戴上手銬時，他放開嗓門，對著蜂擁而上的幾百民工高喊：“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地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記住這個日子，這是一個人妖顛倒的日子……”開始，工地上一片哭聲，稍后，大家冷靜下來，立即推出了張傳嶺、閻協崇、史占卿三位農民代表，讓他們回家給張欽禮準備點吃的，去鄭州監獄探探虛實。三人來到鄭州監獄門口，要求和張欽禮見面，刑警不允許，后要求把吃的轉給張欽禮，開始不同意，他們苦苦哀求說：“老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墊墊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刑警允許了。無奈，三人在獄墻外面轉悠，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淚……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登一條新聞，大標題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命分子張欽禮。”同一條新聞還有其他兩個。張欽禮的罪名是：

　　1. “惡毒攻擊中央領導”(指文革中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2. “反黨亂軍，踐踏社會主義法制”;

　　3. “殘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團的領導人);

　　4. “擅自扒堤決口，破壞工農業生產……”(實際是引黃淤灌工程)。

　　張欽禮對所有指控都不承認，審訊他的人員說：“你的問題由省委決定，法律服從政治，我們這里只是過個手續，你再辯，加判”。

　　張欽禮在鄭州監獄關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張欽禮一案和“捍衛焦裕祿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對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開除公職，或開除黨籍，或降級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祿當年樹立的四桿旗的支部書記，兩名死在獄中：一名是秦寨的趙新貞，一名是趙垛樓的李運興。趙新貞原是國家干部，回村領導群眾生產自救時，連微薄的工資都搭上了。他當時想到群眾身體普遍虛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祿把這個口號推廣到全縣，結果，外出要飯的群眾聽說新來的焦書記能體恤災民的疾苦，都陸續回來參加生產。趙新貞是焦裕祿最看重的基層干部。他被判刑十年;雙楊樹的王發祥找不出“罪證”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監督隔離，第十年在隔離中死去;韓村的楊素蘭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帶領群眾割草幾十萬斤賣給國家，買點小型農具生產自救。文革中，張欽禮遭難，她抱著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獄，清查運動時，她聞訊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撿了一條命。

　　卓興隆當年在蘭考時，被焦裕祿賞識，從公社調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他和張欽禮成了焦裕祿的左膀右臂。姚依林來蘭考視察時，也發現卓是個人才，建議劉建勛提拔重用他，劉即調任他為柘城縣委第一書記。他任書記時，頗有焦裕祿的風范。清查工作時，卓興隆是一位優秀的縣委書記，后開除黨籍。卓興隆咽不下這口氣，患肝癌英年早逝。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通訊播出后，蘭考云集了來自全國的300多名作家記者。新華社著名的記者華山已從新華社調到全國作協搞創作，也來到蘭考。他見到周原第一句話就問：“你能用一句話概括焦裕祿嗎?”周即回答：“焦裕祿像一道閃電，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還沒有說完，華山接過話茬，而且一激動就結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蘭考的這片火焰被集體合謀撲滅了。

　　(九)

　　張欽禮從鄭州監獄轉到新安監獄服刑，蘭考的干部、群眾、勤雜人員、小商小販及機關食堂的炊事員等，他們很不容易湊夠路費，費了很多周折，帶點能解救張欽禮“餓癆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從蘭考到新安監獄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車、轉長途汽車，再步行幾里才能到達。東壩頭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全村人湊錢，選出了兩位代表，買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倆對張欽禮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這里坐牢，選縣長時，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為生的蘭考農民，相約在同一時間去探望張欽禮。他們能為他帶的食物就是各自買了兩個燒餅，每個燒餅里夾兩根油條。監管人員問他們要介紹信，他們說沒有，又問他們和張犯是什么親戚關系，他們說沒有任何關系。“那你們為什么來探望他?”監管人員不準他們進來。四位農民一起跪在監獄門口，不走也不起來。他們說，張欽禮是他們的老縣長，他為蘭考人民坐監獄，現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禮。這位監管人員被感動了，把張欽禮叫了出來。張欽禮看到這四位素不相識的農民，每人手中捧著兩個夾油條的燒餅，也立即向他們跪下。五個人說不出一句話，只是相對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監管人員也泣不成聲。

　　也是在新安監獄。一天來了一位領導，他很想目睹一下這位曾被周總理三次解救、焦裕祿親密戰友張欽禮的“尊容”。提審他的兩名監管人員很想討好這位上級，滿足他的好奇心。他們喝令張欽禮跪下，張欽禮不動聲色，不理不搭。他后來對劉秀藝說：“他們打掉了我的門牙，順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腳鐐。還故意往腳脖子上砸，一錘下去，砸掉一塊肉耷拉下來。我忍住滿腔怒火，不吱聲，不下跪!”

　　趙欽禮的老伴劉秀芝也是抗日戰爭參加工作的老干部老黨員，因為張欽禮是一縣之長，怕影響不好，總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張欽禮判刑時，她是縣供銷社的干部，月工資只有46元，每月探監時還要為張欽禮帶吃的。先在鄭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這天，她帶著白面和肉餡，從蘭考出發天黑趕到監獄。看著丈夫吃她包的餃子，為的是讓他得到些許安慰，熬過漫長的十三年鐵窗生涯。幾十年來，為了張欽禮，數不清的威逼恐嚇，逼她揭發張欽禮，她只有一句話：“欽禮是個好黨員。”永遠的七個字，包含著他們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為;理解他把這么一個經常比一般農民還要貧困、比一般干部還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給她承擔。

　　周原曾多次做過努力，保張欽禮監外就醫。后來一封給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楊析綜的信，起了作用，楊在信上批示：“相信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保證。”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釋放了他。時間是1990年5月20日。

　　張欽禮釋放后，我和北京大學的一位副教授去鄭州看望他和劉秀芝。我們和他談了兩天兩個半夜，從采訪焦裕祿到監獄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義的細節。談到焦裕祿，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說，焦書記留下的不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說，他這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是，由于總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時間，帶領當年和焦裕祿一起組織過的除三害隊伍，創造了從解放到他被捕時的蘭考黃金時代。他說，他不敢預測，如果焦裕祿不過世，他倆繼續合作，焦該是何種命運?

　　(十)

　　張欽禮的葬禮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經見證了他和群眾之間綿綿無盡的感人事跡。但有兩件事例，仍令我感動。張欽禮在最風光的時候，省里、地區給蘭考兩輛吉普車，張欽禮轉手賣了，為什么?當時蘭考有2564個生產小隊，還有42個小隊的群眾口糧不足。張欽禮利用賣車的資金，為這些小隊打機井，配了八匹馬力的柴油機，旱時澆地，不澆地搞副業。解決了群眾的溫飽。他對劉建勛說：“一個縣委書記，坐著小汽車開到吃不飽肚子的群眾面前，我臉發燒，群眾當面不敢說什么，背后搗共產黨的脊梁筋。”劉建勛把這事告訴了一同來的姚依林。姚大聲說：“我回去給總理匯報，讓他對蘭考的事放心。”

　　張欽禮有個女兒，最大的愿望是當一名解放軍女戰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續辦完，快要走時，張欽禮把她的名字劃掉，換了一個貧農的兒子。他對女兒說：“這個貧農的兒子如果在部隊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變命運。你爹是縣長、是書記，你一走向社會，就有一個比他高的平臺，你應該讓出這個名額。”

　　張欽禮把“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做透做絕;人民的司法機器卻把他砸進監獄。

　　原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象，六年前看到了我為張欽禮寫的申訴，說：“這是個大題目”;我老伴周原已過世兩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記中看到“張欽禮代表一個時代”。

　　現在，蘭考有兩處墓地，都很出名。一處是焦裕祿的，一處是張欽禮的。歷任的中央領導、河南省委領導，還有其他領導，也有群眾，都來過焦裕祿的墓地;千千萬萬普通群眾由于仰慕張欽禮的品格，感嘆他的人生，也來過他的墓地。共產黨要求的干部，應該是領導欣賞，群眾贊譽，現實生活中這兩者很難統一。焦裕祿、張欽禮兩人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卻統一起來了，成為親密戰友。他倆都為改變農民的生存條件，一個在工地累死，一個在工地被捕。

　　張欽禮和焦裕祿在蘭考恰似“一對孿生”，講一個不能逾越另一個，否則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作者為新華社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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