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2004年，河南蘭考發生了一件大事。被稱之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的原蘭考縣長張欽禮，在經歷了13年鐵窗生涯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蘭考十萬群眾自發地為他舉行了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囚徒榮歸”的葬禮。蘭考縣城萬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兩旁、農家田埂地頭，到處都是為他送葬、痛哭的群眾(可在百度搜索到當時的視頻)。張欽禮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為什么這么一個文革后被清理的“三種人”、”極左分子“，卻得到群眾如此的擁戴。

　　今天看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想到一個名詞，遺產!

　　在欣賞這些部紅色革命作品時，我的腦海、我的靈魂隨著一首首悲壯鏗鏘的音樂，一幕幕炮火連天的戰地情景，一聲聲慷慨激昂的口號，一張張堅定不屈的臉龐，那雪山草地艱難的跋涉，那小米加步槍苦難的歲月，那揮向世人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巨手，還有那世世代代倍受欺凌的勞動人民，當上新中國的主人洋溢出來的笑容，交替著一遍遍的出現，深深的敬佩之情烙在心中。這就是時代的精神，就是我們炎黃子孫永恒的遺產。

　　記得2001年大年三十，我們全家送哥哥去長沙，第二天就是我們民族傳統的盛大節日春節了，經商議，舉家驅車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韶山。我和爸爸媽媽坐一輛車，一路談笑風生，每當爸爸講起毛主席，都充滿了無限的敬仰和深厚的感情，動情之容，讓我終生難忘。

　　車快到毛主席的塑像時，爸爸突然不說話了，神情嚴肅，下車了，爸爸牽著媽媽的手，聲音顫顫的說：“老劉啊，你要感謝毛主席啊，要不是他老人家，你們婦女還要裹腳啊”。我們朝著毛主席巍峨的塑像走去，到了跟前，爸爸緊緊地抿著嘴唇，淚水順著他寫滿滄桑的臉頰滾滾流下，和著韶山沖冬日的陽光，像他當年義無反顧地跟隨偉大領袖抗擊日本侵略者一樣，向他敬愛的革命領路人致敬。我相信，此時爸爸的心情定會如翻騰的巨浪，跌宕澎湃。二哥怕爸爸難受，就大聲說：“三妹，去賣一個花籃，今天是春節，咱們給毛主席敬獻花籃”。我就快步跑去花了300多元買了一個大大的花籃和一大盤鞭炮，大哥揮毫書寫“我們永遠懷念毛主席”，落款是爸爸媽媽攜子女敬獻。兩個哥哥抬著花籃規規矩矩的放在主席的銅像前邊，這時，我身邊的爸爸一下子跪到了主席的像前，嗚嗚的哭了，那哭聲里飽含著怎樣的感情啊?有生以來，我從沒見過爸爸在孩子面前哭過。我們自然也都跪下，虔誠的叩拜，默默的哀思。

　　我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汽車牌照，來這里的人很多。塑像臺階下的廣場足足有50公分厚的鞭炮的紙屑，(清潔工說隔一會就得清一次)他們都是來看望憑吊這位共和國的締造者、人民心中的好領袖。

　　對我而言，這種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但細細想來，又感到其實不然。確切地說，它應該屬于父親、屬于他們那一代革命前輩留給我的遺產。毫不夸張地說，那是一筆無形的資產，豐厚的精神財富。我將永遠保管它、繼承他、發揚它，將它傳給我的子孫后代。

　　我已虛度了近四十個春秋，在記憶里，從來沒有收到過爸爸送給的禮物，哪怕是一根紅頭繩。不是爸爸不疼我，也不是爸爸不關心我，我們家六個孩子他對我們的待遇都一樣。

　　但我清楚的知道，爸爸的一生，是最有價值的。他的價值不是體現在對孩子、對家人、對長輩或是說對家族的貢獻上，而是體現在當他面對黨旗舉手宣誓時所發出的諾言......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動，實現了對黨的承諾，履行了對黨的誓言，踐行了對黨的忠誠。

　　爸爸生活非常的簡樸，要求不高。一碗玉米糊湯就能滿足他的肚子。女兒吃飯時，留在碗里的米粒、不想吃的菜湯，他都會默默的吃下。還說：“吃了不可惜，扔了可惜”。身教重于言教啊，不用講道理卻自有一番道理。我們家經常來些家鄉的鄉親，有一次，一位壩頭鄉的老伯伯背著半布袋紅薯來看望爸爸，我把紅薯放在院子里忘記了，后來壞掉了，被爸爸發現，他一個一個的用刀子削好，煮了半鍋，微微發苦的紅薯啊，讓我吃了好幾天，這還不算，讓我最為害怕的是那張嚴肅的臉。

　　爸爸生活非常有規律，襯衣就一個顏色——白色，一穿就是好幾年卻沒有頑漬，單衣服從不讓我們洗，煙從不吸，酒也從不喝。就連他平時看書、寫字的姿勢也很端正。一位資深的記者采訪爸爸后對我說：“我從沒有見過像你爸這樣正規的領導，我連續十天的采訪，他除了去衛生間，就一個正姿，沒有一點多余的動作;而且思路非常清晰，記憶力驚人的好，哪年哪月都有誰，叫什么，他都能說的很清楚。”

　　爸爸年輕的時候從沒有給家里添過一碗一勺，一杯一碟，更不用說院落瓦屋了。就在爸爸當政的時候，我們一家五口擠在媽媽單位的三間小房子里(大哥被爸爸發配到東北的某個部隊了，二哥被爸爸下放當了知青。兩人都不在家)，媽媽也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她從不給爸爸添麻煩，默默地在基層一干就是一輩子。揀過磚渣，拉過駕車，下鄉送貨，整天忙完單位忙我們，而我們常常就像無人要的孩子，盼著媽媽的身影能夠早點出現，就像受壓迫的窮苦人盼著解放一樣。那時根本就沒有爸爸的概念。媽媽勤儉持家，有困難總是自己克服。直到現在，和她處過的人，對她的口碑那是相當的高啊。

　　改革開放后，響應黨的號召，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無奈的選擇了經商的道路，經過艱難的創業過程，收獲了還算滿意的成績(因小富即安，沒有太高的要求吧)。新的時代，爸爸就有了新的要求，他告誡并要求我們要牢記要做到，即：“用高尚的思想情操，約束自己的行為”。他的這句話就像個緊箍咒，時時緊箍著我、提醒著我，做任何事情首先考慮是不是做到了高尚。

　　人不一定能夠偉大，但一定能夠崇高。它將成為我的座右銘。

　　2004年春天，爸爸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在整理他的房間時，我像個情緒無控的神經人似的，一會發呆，一會流淚，一會自言自語的喚一聲爸爸。那是觸景生情呀。爸爸偌大的房間里，除了他的衣物、報紙書籍、藥，還有他戰友送他的紀念品，沒有一分錢，更沒有金銀財寶和銀行存款。

　　如今爸爸離開我們五年之久了，他及其簡陋的墓地上，豎滿了大小不同的碑記，碑記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質樸純真的碑文，是不是日子，總是有慕名而來看望他的人們。每看到這些，想到這些，一種感慨、一種安慰、一種責任就會侵蝕我的心靈，它就像寶塔山上那盞明亮的燈，給我指路給我方向;它就像一個標尺，時刻丈量著我所走的路是否筆直;它就像戰場上沖鋒的號角，激勵我克服困難，堅定信念。

　　父親永遠是矗立在女兒心靈深處的一座大山。而這座山絕不會因為他的軀體是否存在而倒塌，也不會因為年代的久遠而消亡。只要自己的靈魂還活著，它就永遠在自己的心中高高的聳立著，千年不老，萬古長存。

　　這盞明燈，這把標尺，這只號角就是爸爸留給我的遺產，一份豐厚的遺產，一份傳世的遺產，一份永遠也花不完的遺產。

　　附文：陳健：張欽禮一案的前前后后

　　（一）

　　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名字，對很多人來說并不陌生，上世紀60年代，新華社一篇關于他的大通訊，使他轟動全國。而和他一起在蘭考創建了一片新天地的縣長張欽禮卻鮮為人知。他倆是“親密的戰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我提筆寫這樁案件時，突然改變寫法，把結尾移到開頭。

　　張欽禮鐵窗生涯13年，出獄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蘭考十萬群眾自發地為他舉行了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囚徒榮歸”的葬禮。蘭考縣城萬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兩旁、農家田埂地頭，群眾為他擺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雜面窩窩頭，贊揚他為官一生，兩袖清風;懷念他在貧困饑餓的上世紀60年代，和焦裕祿結伴帶領他們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們免受饑寒，甚至于餓死。

　　我和老伴周原當日給他的唁電：“蒼天有眼欲落淚，萬民有口皆是碑。”

　　時隔九年，2013年8月，張欽禮88歲的老伴劉秀芝因腦梗住院，想見我一面，85歲的我，冒著近40度的酷熱，從北京到蘭考，與秀芝數次相擁而泣后，即去拜祭張欽禮。他的墓地周圍已成一片碑林。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僅來自蘭考和河南其他縣市，也有來自山東、河北、上海、臺灣的。數不清多少萬人在60多塊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塊石碑、每一個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塊臺灣的感恩碑，特別耀眼，碑文記載：一位叫劉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隨國民黨去臺灣時，撇下他3歲的孤兒，這個孤兒在張欽禮的關愛下長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職于政府機關。碑文最后兩句是：“以旌張公之德，彰顯千秋大義。”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誰要是扯上和臺灣國民黨有什么瓜葛，是要整肅的。

　　張欽禮三次遭難時，周恩來總理三次解救他，也沒能改變他的命運。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給中央一份報告，提出保護蘭考、林縣兩個典型。毛主席在此報告上批示：“同意”。

　　這是一個很復雜的歷史過程，一個很復雜的歷史現象。

　　習近平擔任副主席期間，在蘭考視察時曾問過張欽禮的情況。時間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問：“當年和焦裕祿一起帶領干部、群眾除三害的那位縣委領導是誰?”時任新聞干事的劉俊生答：“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習又問，“這位同志還在嗎?”劉答：“他去世了。”

　　（二）

　　張欽禮是蘭考人，他的父親張元謀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由吳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領導的著名的濉(縣)、杞(縣)、太(康)農民起義運動，和吳芝圃相識。起義失敗后，回蘭考和妻子師華清一起打游擊、打鬼子。張欽禮從小跟隨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參加地下黨的活動，1945年入黨，1954年任蘭考縣縣長，對蘭考的歷史和現狀了如指掌，對蘭考的群眾有很深的感情。

　　蘭考座落在黃河邊上，黃河多次在這里決口，形成了風沙、鹽堿、內澇的自然災害(以下稱三害)。1958年以前的蘭考，經過治理，三害有很大的變化，雖說還是豫東老災區的窮縣之一，但群眾的日子還過得去。大躍進反而使蘭考更窮了。但當時的蘭考主要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禍。具體情況我后面再談。

　　張欽禮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說真話。他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957年反右時，蘭考九百多名脫產干部，卻劃了366名右派。起因是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和原來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復員回來，孫躍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1957年反右時，開始叫幫助黨整風，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后來轉入反右時，這些簽名者都劃成右派。張欽禮為他們大聲疾呼，鳴冤叫屈。為此，他受到了“撤銷縣委副書記的職務，內部控制使用”的處分。孫躍堂呢?雖有“錯誤”，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職原薪調到鄰近的東明縣工作，不久又晉升為縣委副書記。

　　張欽禮的災難由此開始。他作為黨內“異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樣跟隨著他直到生命的終結。

　　1958年秋，省里召開地、縣秋糧征購大會，要求各縣報產量、報征購數，報了三天，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購數字。張欽禮在會上發言了，他說他不僅報不出來，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都是假的。他批評省委帶頭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張欽禮被押送蘭考接受群眾的批斗，批斗八個月，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了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張欽禮勞改的地方叫老君營，縣里只給他16元的工資，每月還要交8元給生產隊。開始在大食堂吃飯，1960年春群眾普遍浮腫，村口路邊經常有餓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張欽禮到群眾家里吃派飯，有時吃的就是群眾偷偷從外地討來的發餿發霉的“百家飯”。當時外出逃荒被稱為“盲流”是要受懲罰的，但這些去外地討飯的群眾不避諱他，告訴他不光蘭考有餓死的人，外地也有，他們聽說，信陽地區有的村莊人都餓死光了。有一段時間，張欽禮也餓得不省人事，妻子來看他，他不認識她，她千方百計把他救過來。

　　張欽禮開始給周總理寫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橫禍。他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省委領導壓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好干部好黨員橫遭批斗，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這使他這個當縣長的徹夜難眠。他指責“河南省委犯了掠奪農民的錯誤”，呼求總理快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間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饑民來到張欽禮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當地截扣后敗露壞事，干脆去北京找周總理。他們為他準備路上吃的干糧，偷偷把他送到火車站，千叮嚀，萬囑托，叫他到北京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來。

　　張欽禮能見到周總理十分不易，門檻多，好同志也多，細寫起來要用很多文字。總之，中南海接待處的一位馬局長，先把他的信交給了周總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時，馬局長帶他去見周總理。周總理先看到張欽禮的信，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說：“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看著衣服破舊，面黃浮腫的張欽禮，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的干糧還沒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現在只想和你多說說話。”總理叫他拿出干糧，看看群眾都吃些什么，張欽禮開始有些猶豫，稍后慢慢從一個布袋中掏出一個菜團子，總理說：“給我嘗嘗!”伸手接時菜團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這是用樹葉摻一點雜糧做成的。總理彎腰拾一塊放到嘴里，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總理眼里有淚光，張欽禮在一旁也哭了。

　　張欽禮從北京回來，關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這中間地、縣委給他平反留個尾巴，他不簽字，又回到他勞改的老君營，和群眾一起勞動，一起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派人來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經停職反省的吳芝圃，吳問他：“聽說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問題?”張答：“我去了，連你也告了。”吳芝圃一時語塞，又問：“你爹可好?”張答：“我爹不好，餓得浮腫。”說著，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幫，按了個坑，說：“我也浮腫。”這樣的一問一答顯然很不愉快，張欽禮趕緊走了。

　　劉建勛臨危受命，來河南解決饑餓的問題。他來河南前，請示周總理，總理給他兩個字“化緣”。劉建勛理解是“要飯”，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糧、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東西”。

　　張欽禮見到劉建勛，劉對他說，國務院來了電話，問你的情況，讓我聽聽你的意見。張欽禮談了群眾的饑餓和他的平反阻力。劉建勛請他吃了飯，代表省委正式給他平反。他回到蘭考恢復了縣委副書記和縣長的職務，領取了三年補發的1246元工資，把它全部捐給了“縣救災辦公室”。這筆錢對張欽禮一家可不是小數目，他的夫人月工資40多元，要養活五個孩子和她自己。張欽禮對妻子說，群眾比我們更窮，有的正在挨餓。

　　劉建勛了解了像張欽禮這樣的干部，平反的阻力這么大。隨即以省委的名義下達文件：凡在反對浮夸風中受處罰的同志，他們的問題一風吹。

　　（三）

　　焦裕祿1962年冬由洛陽礦山機械廠調到蘭考任縣委書記，他在這個工廠工作十年。他帶著大企業熏陶出的新知識、新思維來到蘭考。

　　不錯，他是帶著中央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重提階級斗爭的精神來到蘭考。當時蘭考的情況怎么樣呢?全年糧食的總產量只有六千萬斤，是大躍進前的三分之一;以糧為綱，占全年總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有的連種子都沒有了;大批群眾外出逃荒要飯;大批牲畜死亡;樹立在大風口上的五十華里長、十道防護林帶近兩百萬棵樹，大辦鋼鐵時，全部砍光，風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個總人口36萬的縣，三年來人口減少了12萬，不能說這些都是餓死的，一是餓死的，二是農村婦女不生育，還有其他原因。

　　縣委大院有一個辦公室，叫“勸阻辦公室”，從全城各個出口處勸說堵截外出討飯的饑民，這叫階級斗爭，因為他們出去討飯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留在家里的群眾，坐等救濟，又是一大批干部把國家的救濟糧分送到群眾手里。在沒有任何副食的情況下，每人每天六兩原糧。

　　焦裕祿撤下“勸阻辦公室”的牌子，換上“除三害辦公室”的牌子，調公社干部卓興隆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使領導救災的干部成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濟的群眾，成為生產自救的群眾。坐等救濟是伸手要恩賜;生產自救，是創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祿還到火車站，對外流討飯的群眾不勸阻不堵截，而是把他們送上火車，并囑托他們，討飯的地點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應。

　　他樹立了四種不同類型的生產自救的典型，稱他們為“四桿旗”。它們是秦寨、趙垛樓、雙楊樹、韓村。

　　焦裕祿聽說有兩個來自廣東的技術員魏建章和來自湖南的朱里楚，他們正在蘭考搞“農桐間作”的實驗。由于這項科研成果可以防風固沙，適宜在沙區試驗推廣，所以選在蘭考。他們住在一片沙地的兩間草房里，吃的是粗糧野菜，加上風沙干旱，使這兩個南方的年輕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頭。焦裕祿立馬意識到這項研究的價值，通知糧店全部供應他們大米。當時不僅是饑餓的年代，也是知識和知識分子被貶值的年代。一般高級干部，是沒有資格享受全部細糧的。后來這項研究成果，不僅對以后張欽禮領導蘭考生產大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也在豫東、全國幾千萬畝沙地大面積推廣。這是后話，那時焦裕祿已經去世多年了。

　　焦裕祿組織的120人的調查研究組，分三路調查摸清了風沙、鹽堿、內澇的底細，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規劃。他是作長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個科學的基礎上。

　　焦裕祿在蘭考沒有像張欽禮、卓興隆、潘子春、藺永沛、樊哲民(他們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領導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說工作成績，恐怕也難以立足。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當時由中央電臺著名的播音員齊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祿對貧困、饑餓中的群眾人性化的關懷情節所感動而哽咽著播不下去。

　　（四）

　　焦裕祿過世幾個月，四清運動開始了，開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團員的“四清工作團”進駐蘭考。他們一到蘭考，就全面奪權，對準的就是當年焦裕祿抓生產的那個班底，張欽禮首當其沖，他被停職清算了半年多。

　　這中間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周原來蘭考采訪焦裕祿，向總社副社長穆青匯報了焦的事跡后，穆青、馮健來到蘭考。1966年2月7日新華社播發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長篇通訊，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

　　四清工作團一位負責人氣急敗壞地大叫：“早知道先來蘭考采訪的周原是個摘帽右派，當時就該把他轟走。”焦裕祿病逝在鄭州，埋在鄭州郊區，遵照他的遺愿：“我活著沒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蘭考舉行了迎接他骨灰的遷墳儀式，幾萬干部群眾自發地到車站迎接，四清工作團領導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隊員，誰都不準去，他自己也沒去;在紀念焦裕祿的追悼會上，卓興隆自編自寫了一副挽聯掛在靈堂兩側：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愿畫宏圖。地委一位負責人喝令“拿下”，張欽禮喝令“掛上”。

　　焦裕祿在蘭考和張欽禮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藍圖，在開始實施的時候，就看到一支想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隊伍，打頭的就是張欽禮。新華社的大通訊里，稱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就觸犯了長期整他的許多人。這場斗爭對張欽禮來說是延續，就像一部書，分上下兩卷，都由一根線串起。對張欽禮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罪名”，都掛在這一根線上，都是在中央合理合法的政治運動中羅織的。

　　焦裕祿也許沒有意識到，他來蘭考的思想、思維和一套工作運行機制，對于長期抓階級斗爭、抓老災區救災工作的路數是一種顛覆。

　　（五）

　　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蘭考的四清工作團，立即改為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由副團長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縣委拋出了張欽禮，讓人貼出張欽禮的第一張大字報：“張欽禮是1957年的漏網右派”。9月間，大城市破四舊的紅衛兵來蘭考串連，縣委借用他們的名義，向全國發出了傳單：新華社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一株修正主義大毒草，理由是沒有寫階級斗爭。材料由張欽禮提供，他借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兩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臉，游街示眾。張欽禮東藏西躲，甚至于躲到臨界的山東省。

　　1967年1月29日，開封軍分區介入蘭考的文化大革命，當天下午1時到達，立即開始大逮捕。縣委書記穿上軍裝和部隊配合，把當年焦裕祿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縣樹立的一批先進生產隊的干部、群眾，甚至焦裕祿結交的農民朋友，都一網打盡。蘭考一片腥風血雨，城鄉路上到處是披枷帶鎖、五花大綁的干部、群眾。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蘭考和鄰近東明、杞縣等三個縣的監獄，塞滿了蘭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腳鐐。對這些人的批斗場面慘不忍睹。

　　張欽禮被游斗一百多場，幾次打昏，打傷了肋骨。他在監獄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周總理指示河南三派群眾組織來京開會協商，了解了張欽禮的處境，當即指示河南軍區負責人，限日把張欽禮送到他面前。張欽禮半夜被人從監獄里架出上了吉普車，他以為是對立面要槍斃他，車到縣界，他要求停車，他說，我死也要死在生我養我的蘭考。幾個解放軍說，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點，我們幾個都要掉腦袋。

　　周總理看到張欽禮，一時說不出話。七年前，他第一次見到的張欽禮，是從勞改地偷偷來京“為民請命”，衣衫襤褸，面黃浮腫，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請身邊的工作人員帶他去吃飯;這次見到的張欽禮，是從監獄里放出，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趕快把他送進醫院。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點半，周總理在京西賓館接見河南支左部隊的軍官說：“河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是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洛陽的……”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臺，當時都播發、刊用了總理這一指示的新聞。從此以后，周總理支持的叫造反派，他的對立面叫保守派。河南廣大干部、群眾支持參加這些造反派組織的盛況可想而知。蘭考“捍衛焦裕祿司令部”參加的是開封的“八二四”，張欽禮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干部、成為粉碎四人幫后在全國開展的清查“三種人”的對象。

　　張欽禮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來見周總理。總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要緊跟;回去成立革委會，抓革命、促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六）

　　張欽禮回到蘭考被委任為蘭考縣革委會主任。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二、三月間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眾，恢復了4000多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被破壞的焦裕祿紀念館，制定了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的條例。然后著手繼續實施焦裕祿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規劃。

　　僅僅兩年的時間，蘭考已經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黃淤灌出五萬畝鹽堿地。興建了機械、農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廠，有力地支援了農業。不知為什么，省委突然派了一批解放軍來到蘭考，撤了張欽禮革委會主任的職務，批斗他一個多月，說他在蘭考以生產壓革命，那項勞動獎勵條例，是典型的物質刺激，屬于資產階級的東西。批完斗完，把他發配到信陽大別山里。后來張欽禮才知道，他在蘭考的所有活動，都被對立面報告給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軍某部的一名軍長，支左到地方成為省委二把手。張欽禮當時并不認識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張欽禮在信陽掛個虛職，由押送他的幾個人日夜監管。在監管人員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廳副廳長。為了使張欽禮不與外界接觸，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個叫靈山寺的古廟里。張欽禮在大別山被軟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總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軍區負責人，在三天內把張欽禮和領導修建紅旗渠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送到北京。

　　信陽軍分區派出十幾名解放軍在大別山里搜尋到了張欽禮。當張欽禮和楊貴走進總理指定的地點時，許多黨政軍的領導都在這里，劉建勛也在。這是批斗王某的一個會議。會上，張欽禮才知道王某此時已被定為林彪的死黨，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總理質問王：“你為什么要迫害他倆?一個在平原治沙治堿很有成績，一個在山區治山治水很有成績，你為什么要迫害他們?”一連幾個為什么。

　　張欽禮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一個貧困縣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黨掛上鉤?他茫然不知所以，脫口請求總理幫他離開河南，總理答應了他，當然沒有兌現。事后，他在一個筆記本上記下了當時想離開河南的心情：

　　“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種身在險境苦掙扎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這不是已經摔了三次了嗎!雖不是粉身碎骨，也折騰得少皮沒毛，死去活來。運動一來，他們摻水和泥，說你是圓的團團，說你是長的拽拽，說你落后保守，工作沒跟上，這些話都不論斤兩，輕的批判斗爭，重的撤職罷官、開除黨籍，甚至蹲監坐牢。官大一級，壓死泰山，他們都是上級，都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沒有理。俗話說，樹移死，人移活，免得低頭不見抬頭見，老成見老印象，運動一來都起新作用。”

　　（七）

　　總理想把楊貴、張欽禮留在中央工作，劉建勛說，兩個典型總得給河南留一個吧。如果張欽禮當時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種命運了，因為楊貴在北京安然無恙。劉建勛也是出于好意。

　　張欽禮回到蘭考，在省革委會、省農協都掛有官職，還有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等職。張欽禮對所有新封的官銜都很淡然，他只坐鎮蘭考。張欽禮說，蒼天有眼，讓他這一次能安安靜靜集中六年時間領導群眾和三害斗爭。

　　劉建勛有一段話評價他們，“你們這幫人啊，瘋啦!不要命啦!從工地被捕進了監獄，從監獄出來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劉建勛說的這幫人就是當年餓著肚子跟著焦裕祿苦戰三害的干部、群眾，之后又跟著張欽禮幾進幾出監獄之門而不改初衷，繼續拼命除三害的這一幫人。

　　張欽禮這幫人在監獄時，都砸上腳鐐、帶著手銬。放風時固陽公社社長吳思敬還悄聲對張欽禮說：“我睡不著覺，琢磨出‘九孔閘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張欽禮哽咽著：“我的好兄弟，咱倆在這種地方還能想到一塊。”這幫人中的一些干部、群眾，只要從監獄中、各種批斗學習班中出來，就直奔九孔閘工地。因為九孔閘工程是引黃淤灌的關鍵工程之一。

　　張欽禮這一幫人六年中干出的結果是：引黃淤灌出26萬畝沙荒鹽堿地為良田;種植了56萬畝農桐間作地(區);建立了60個縣、社工廠，填補了蘭考歷史上沒有工業的空白。僅縣辦的16個工廠，年產值4000多萬元，稅利760多萬元，糧食產量由1962年的6000萬斤增加到三億兩千多萬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糧，是解放后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蘭考也由老缺糧縣，到1976年，已上繳給國家3000萬斤糧，100萬斤皮棉，80萬斤油料。就連當年來蘭考視察工作的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到蘭考在文革的混亂中，打出一片新天地，興奮不已。不知在什么場合，不經意地對張欽禮說，大慶缺少副食，黑龍江省過年也只能給他們500頭生豬。張欽禮立即派當時的副書記楊捍東和四桿旗的支部書記給大慶送去1000頭生豬、60噸粉絲、120噸酒。張欽禮說，不能讓鐵人的大慶工人缺肉菜。

　　（八）

　　粉碎“四人幫”后，在全國開展的清查運動，又給某些人迫害張欽禮和“捍衛焦裕祿司令部”這個群眾組織提供了機會。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張欽欽的那位領導人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被提升為商丘地區政法書記，不知為什么此時的蘭考縣卻劃歸商丘地區管理，這樣，蘭考的清查工作，就由這位領導人一手運作了。負責河南省清查運動的是省委書記戴蘇理、主管政法的副書記趙文甫。張欽禮被捕前幾天，戴蘇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發劉建勛、紀登奎，并作檢查，否則，矛盾的性質就要轉化。紀登奎在文革中比較早地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建勛和他有不少接觸。張欽禮不揭發不檢查，說了幾句諷刺話，揚長而去。

　　幾天以后，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刑警給他戴上手銬時，他放開嗓門，對著蜂擁而上的幾百民工高喊：“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地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記住這個日子，這是一個人妖顛倒的日子……”開始，工地上一片哭聲，稍后，大家冷靜下來，立即推出了張傳嶺、閻協崇、史占卿三位農民代表，讓他們回家給張欽禮準備點吃的，去鄭州監獄探探虛實。三人來到鄭州監獄門口，要求和張欽禮見面，刑警不允許，后要求把吃的轉給張欽禮，開始不同意，他們苦苦哀求說：“老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墊墊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刑警允許了。無奈，三人在獄墻外面轉悠，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淚……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登一條新聞，大標題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命分子張欽禮。”同一條新聞還有其他兩個。張欽禮的罪名是：

　　1. “惡毒攻擊中央領導”(指文革中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2. “反黨亂軍，踐踏社會主義法制”;

　　3. “殘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團的領導人);

　　4. “擅自扒堤決口，破壞工農業生產……”(實際是引黃淤灌工程)。

　　張欽禮對所有指控都不承認，審訊他的人員說：“你的問題由省委決定，法律服從政治，我們這里只是過個手續，你再辯，加判”。

　　張欽禮在鄭州監獄關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張欽禮一案和“捍衛焦裕祿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對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開除公職，或開除黨籍，或降級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祿當年樹立的四桿旗的支部書記，兩名死在獄中：一名是秦寨的趙新貞，一名是趙垛樓的李運興。趙新貞原是國家干部，回村領導群眾生產自救時，連微薄的工資都搭上了。他當時想到群眾身體普遍虛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祿把這個口號推廣到全縣，結果，外出要飯的群眾聽說新來的焦書記能體恤災民的疾苦，都陸續回來參加生產。趙新貞是焦裕祿最看重的基層干部。他被判刑十年;雙楊樹的王發祥找不出“罪證”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監督隔離，第十年在隔離中死去;韓村的楊素蘭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帶領群眾割草幾十萬斤賣給國家，買點小型農具生產自救。文革中，張欽禮遭難，她抱著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獄，清查運動時，她聞訊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撿了一條命。

　　卓興隆當年在蘭考時，被焦裕祿賞識，從公社調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他和張欽禮成了焦裕祿的左膀右臂。姚依林來蘭考視察時，也發現卓是個人才，建議劉建勛提拔重用他，劉即調任他為柘城縣委第一書記。他任書記時，頗有焦裕祿的風范。清查工作時，卓興隆是一位優秀的縣委書記，后開除黨籍。卓興隆咽不下這口氣，患肝癌英年早逝。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通訊播出后，蘭考云集了來自全國的300多名作家記者。新華社著名的記者華山已從新華社調到全國作協搞創作，也來到蘭考。他見到周原第一句話就問：“你能用一句話概括焦裕祿嗎?”周即回答：“焦裕祿像一道閃電，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還沒有說完，華山接過話茬，而且一激動就結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蘭考的這片火焰被集體合謀撲滅了。

　　（九）

　　張欽禮從鄭州監獄轉到新安監獄服刑，蘭考的干部、群眾、勤雜人員、小商小販及機關食堂的炊事員等，他們很不容易湊夠路費，費了很多周折，帶點能解救張欽禮“餓癆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從蘭考到新安監獄有700多里，要乘坐火車、轉長途汽車，再步行幾里才能到達。東壩頭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全村人湊錢，選出了兩位代表，買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倆對張欽禮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這里坐牢，選縣長時，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為生的蘭考農民，相約在同一時間去探望張欽禮。他們能為他帶的食物就是各自買了兩個燒餅，每個燒餅里夾兩根油條。監管人員問他們要介紹信，他們說沒有，又問他們和張犯是什么親戚關系，他們說沒有任何關系。“那你們為什么來探望他?”監管人員不準他們進來。四位農民一起跪在監獄門口，不走也不起來。他們說，張欽禮是他們的老縣長，他為蘭考人民坐監獄，現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禮。這位監管人員被感動了，把張欽禮叫了出來。張欽禮看到這四位素不相識的農民，每人手中捧著兩個夾油條的燒餅，也立即向他們跪下。五個人說不出一句話，只是相對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監管人員也泣不成聲。

　　也是在新安監獄。一天來了一位領導，他很想目睹一下這位曾被周總理三次解救、焦裕祿親密戰友張欽禮的“尊容”。提審他的兩名監管人員很想討好這位上級，滿足他的好奇心。他們喝令張欽禮跪下，張欽禮不動聲色，不理不搭。他后來對劉秀藝說：“他們打掉了我的門牙，順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腳鐐。還故意往腳脖子上砸，一錘下去，砸掉一塊肉耷拉下來。我忍住滿腔怒火，不吱聲，不下跪!”

　　趙欽禮的老伴劉秀芝也是抗日戰爭參加工作的老干部老黨員，因為張欽禮是一縣之長，怕影響不好，總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張欽禮判刑時，她是縣供銷社的干部，月工資只有46元，每月探監時還要為張欽禮帶吃的。先在鄭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這天，她帶著白面和肉餡，從蘭考出發天黑趕到監獄。看著丈夫吃她包的餃子，為的是讓他得到些許安慰，熬過漫長的十三年鐵窗生涯。幾十年來，為了張欽禮，數不清的威逼恐嚇，逼她揭發張欽禮，她只有一句話：“欽禮是個好黨員。”永遠的七個字，包含著他們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為;理解他把這么一個經常比一般農民還要貧困、比一般干部還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給她承擔。

　　周原曾多次做過努力，保張欽禮監外就醫。后來一封給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楊析綜的信，起了作用，楊在信上批示：“相信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保證。”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釋放了他。時間是1990年5月20日。

　　張欽禮釋放后，我和北京大學的一位副教授去鄭州看望他和劉秀芝。我們和他談了兩天兩個半夜，從采訪焦裕祿到監獄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義的細節。談到焦裕祿，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說，焦書記留下的不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說，他這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是，由于總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時間，帶領當年和焦裕祿一起組織過的除三害隊伍，創造了從解放到他被捕時的蘭考黃金時代。他說，他不敢預測，如果焦裕祿不過世，他倆繼續合作，焦該是何種命運?

　　（十）

　　張欽禮的葬禮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經見證了他和群眾之間綿綿無盡的感人事跡。但有兩件事例，仍令我感動。張欽禮在最風光的時候，省里、地區給蘭考兩輛吉普車，張欽禮轉手賣了，為什么?當時蘭考有2564個生產小隊，還有42個小隊的群眾口糧不足。張欽禮利用賣車的資金，為這些小隊打機井，配了八匹馬力的柴油機，旱時澆地，不澆地搞副業。解決了群眾的溫飽。他對劉建勛說：“一個縣委書記，坐著小汽車開到吃不飽肚子的群眾面前，我臉發燒，群眾當面不敢說什么，背后搗共產黨的脊梁筋。”劉建勛把這事告訴了一同來的姚依林。姚大聲說：“我回去給總理匯報，讓他對蘭考的事放心。”

　　張欽禮有個女兒，最大的愿望是當一名解放軍女戰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續辦完，快要走時，張欽禮把她的名字劃掉，換了一個貧農的兒子。他對女兒說：“這個貧農的兒子如果在部隊里能提干，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變命運。你爹是縣長、是書記，你一走向社會，就有一個比他高的平臺，你應該讓出這個名額。”

　　張欽禮把“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做透做絕;人民的司法機器卻把他砸進監獄。

　　原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象，六年前看到了我為張欽禮寫的申訴，說：“這是個大題目”;我老伴周原已過世兩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記中看到“張欽禮代表一個時代”。

　　現在，蘭考有兩處墓地，都很出名。一處是焦裕祿的，一處是張欽禮的。歷任的中央領導、河南省委領導，還有其他領導，也有群眾，都來過焦裕祿的墓地;千千萬萬普通群眾由于仰慕張欽禮的品格，感嘆他的人生，也來過他的墓地。共產黨要求的干部，應該是領導欣賞，群眾贊譽，現實生活中這兩者很難統一。焦裕祿、張欽禮兩人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卻統一起來了，成為親密戰友。他倆都為改變農民的生存條件，一個在工地累死，一個在工地被捕。

　　張欽禮和焦裕祿在蘭考恰似“一對孿生”，講一個不能逾越另一個，否則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圖片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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