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要開門整黨整風

最近，重慶舉行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黨建理論與實踐的研討會。市委書記薄熙來以及許多黨的老同志都作了很好發言。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說，“理想信念是旗幟，是方向”；“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正確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的”；“要認真學習毛澤東思想，對任何歪曲毛主席光輝形象、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言行，都應當理直氣壯地予以批駁”。

張全景老部長話說得何等好喲！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旗幟與方向。如果沒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指導思想基礎，黨就失去高明博大的理論，失去宏大的志向，行動必然就會糊涂而盲目，只能靠摸著石頭在過河。如果黨不能密切群眾、依靠群眾，黨就聽不到深切中肯的意見，也得不到推心置腹的批評和規勸，黨內成員思想就容易混亂，黨外群心就容易動搖。

這幾天來，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此次重慶黨建理論與實踐的研討會，應說是近二十幾年來中國高層思想界最深刻的一次，老同志們能在耄耋晚年心向人民，對中國共產黨提出至真至誠意愿和希望，人民要感謝他們。當然，要實現老同志們的意愿和希望，還有許多路要走。

“正確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的”。今天，中國共產黨人再也不能搞鴕鳥政治了。我們的黨不應該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還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的階級及階級斗爭理論束之高閣，再也不要懼怕去提階級斗爭，更沒有理由去懼怕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本是為工農勞苦大眾而生的，掌握政權后就要為工農勞苦大眾而存，即使在此過程中發生過與工農勞動者利益相背離的錯誤，但黨的根子是扎在勞動人民的土地上，勞動人民懂得愛護自己的黨！

黨的頂層應該想一想：時代發展了，物質進步了，現代化高樓大廈、紅燈酒綠處處都是，多么耀目的昌盛顯榮！主流們為“特別是”年代唱盡了頌歌，趨炎附勢的媒輿吹鼓抬轎也算是到了家的，但真正憑辛苦勞動而生存在世的絕大多數人，又有多少能情不自禁甩出大姆指？今日給黨唱頌歌的是哪類人？這類人中有多少才真正是共產黨的鐵哥？！

曾經與共產黨生息與共的草根們，用土車推出共產黨江山的農民兄弟們，為社會主義的基礎建而勒緊幾十年褲帶的工人們，為社會主義大廈增磚添瓦而不計報酬、不究得失的科技、服務、教育、醫療等戰線的一切勞動者們。三十多年前，這些人工作那么艱苦、勞動強度那么大、生活也有艱難，但為什么不叫苦也不知累，為什么從不給黨添半句怨言？

當今的精英們是無論如何都難理喻出三十年前勞動者的心靈世界的。他們只能從“愚昧”、“神化”、“高壓”、“獨裁”去對那個年代黨與人民魚水關系妄作詮釋，只能用資產階級的叢林心態去揣摩破私立公者的崇高風尚。他們真正把毛澤東置于帝王統治的神壇上，根本無法了解偉人身上那與民靈犀相通而最樸實的平民情結。

毛主席身上的平民情結，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必須具備最為樸素、最為可貴、最為崇高的天然秉性。毛主席一生始終與人民大眾站在一起，深刻認識“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動力”，號召“為人民服務”。毛主席的人民觀，形成一個極為完整的人民群眾觀點，“群眾是真正英雄，而我們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一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密切聯系群眾”，…。正是毛主席具有極為可貴的平民情結，所以他的一生，堅守著人民的絕大多數，堅持著扶弱制強的人性化法則，非常反感服務少數人的“精英政治”。

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兩條道路、兩種路線斗爭，從本質上反映是大眾政治與精英政治的斗爭。工人、農人和一切勞動者們追求的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大眾政治；資產階級及錢和權的高貴者們需要的是資本、官僚作主的精英政治。新中國成立后，雖然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資本經濟在精英政治中表現微弱，但官僚政治卻對新中國的民主大眾政治具有極強腐蝕力。共產黨的干部是強調為人民服務還是突出對群眾的治理？實際已成大眾政治與精英政治的分水嶺。黨的執政者在這分水嶺中的站位，并不一定取決于個人良好愿望，而更多則取決于執政者共產主義世界觀中人民情結及潛在意識。即使出生入死于民主革命時期的老革命，倘若在“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服務群眾”等群眾觀念上缺乏正確認識，其在執政時就不可避免地產生用干部去治理於民的精英政治理念。只依靠干部精英而不依靠人民群眾，這本是資本主義精英政治的變種，它不可能擔負領導社會主義大業重任，最終必走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歷史雄辯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黨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其它任何理論和理念，都是不可取代毛澤東思想的。《鄧小平理論》雖然對中國社會主義經建設作了具有功利效應的總結，也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但從時效上說不具有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的功力。鄧的理論中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論述是一大缺失，其思想基本固守于精英政治理。中國主流意識中，多年來回避群眾監督，回避群眾路線，忌諱階級斗爭，忌諱群眾運動，忌諱人民大民主。把精英政治中的法治、制度等按精英利益實行拔高，形成一種不利于人民大眾的政治治理狀態。

張全景老部長的“聞大論”是明確“聞”于毛澤東思想，“聽至言”是明確“聽取”群眾意見。重慶研討會是有關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的研討會，張老部長的發言意思是可以引伸開來談的。在我看來，鑒于黨的建設實際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九十周年之后，很有必要實行一次大的開門整黨整風。

我回想本人在四十二年前曾參入過單位整黨建黨核心領導小組的實踐，記得當時有個“五十字”建黨大綱，即“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雖然這種整黨建黨運動的方針有歷史的局限性，但對文革中重新建立各級黨組織，恢復大多數黨員組織生活具有相當重要意義，尤其是當時提出的“吐故納新”理論，讓我至今難忘。

 “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毛主席的話是勿容置疑的真理，完全符合自然辯證法。雖然“吐故納新”理論產生于文革年代，但它最初實踐卻來自于1942年的延安整風。通過延安整風，黨從思想上清算了“左”的和右的錯誤，清除了異己份子，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爭取抗戰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整黨整風運動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重要貢獻，也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武器和法寶。1948年解放戰爭時期的整黨運動，1951年左右建國初期的整風整黨運動，1957年整風運動，1969年間的整黨建黨，都給共產黨員進行了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途的大教育，在這種教育的基礎上，也對每一個黨員進行認真的審查和登記。最后把不夠條件的勸告退黨，把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叛變，投機，蛻化變質分子等統統開除出黨。

即使是毛主席逝世七年后的1983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整黨的決定》，其次整黨整風歷時三年多，實行了最大一次“吐故納新”，至少百萬余。

但是，1987年以后，中國共產黨的整黨整風運動再也未進行了，取而代之是黨內自行的教育、學習和提高。這種黨內自省自教，不僅不能給黨員的思想教育帶來多少好的作用，反而滋生出一種寬污容垢的政治環境。三十年的私有制擴張以及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使多數黨員對共產主義信仰產生了“迷茫”和“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沖擊了黨內思想教育，“不爭論”停滯了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我們的黨在一個很長時期內“不聞大論”、“不聽至言”，至成“志不宏”且“心不固”。為數不少的黨內官僚利用自己的特權走上貪腐之地。李銳、辛子凌、袁騰飛之流公然挑釁共產黨的領導，猖狂反對社會主義而不予以清除。特別是在全民公訴和討伐茅于軾一慣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猖狂造謠、誣蔑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光輝形象的罪惡時，黨的領導層未能表示對人民大眾態度予以支持，也未能理直氣壯地出面對茅于軾予以批駁。這就使一部份大眾對黨產生了誤解，使我黨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公信力、道德力嚴重受損。

為什么整黨整風這個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武器和至勝法寶，卻在二十五年期間閑置不用呢？這里就存有一個忌諱，即“運動”，尤其是“群眾運動”。

對“運動”尤其是“群眾運動”在認識上存有的忌諱，看似方法問題，其實是個立場觀點問題。

精英政治是資產階級政治最本質特征，它把“群眾運動”誣蔑為民粹行為，決不允許其有生存空間。精英政治突出是精英依據某種功利或目標，用選擇性的“理性”制定法律或制度來否定人的大數感性集合，從而實施以少數精英對人民大眾的政治治理。

大眾政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自始至終于全過程，重在參入而不是委托。在一定情形下，大眾政治中的參入會以“群眾運動”來實現。這種以“群眾運動”出現的大眾政治，其主流充分體現大數法則和人性化法則，天然是合理的，缺失只存在支流中。

在黨的建設上，也存在相對對立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例如黨內反腐，三十年前反腐比較側重從思想意識中去探尋腐敗現象產生的根源，強調思想教育防腐、民主監督治腐、群眾運動懲腐。由于諱忌群眾運動，現在的反腐敗則側重從制度和體制上探求腐敗現象滋長的原因，強調制度防腐、改革創新治腐、法律懲腐。

上述兩種相對對立的反腐，何種才現實效，不說心里也明。

中國共產黨風風雨雨歷程九十年，今天已是掌握國家政權長達六十二年的執政黨了。在長期執政過程中，缺點、錯誤與成就相隨。我們黨已有二十五年沒有大規模進行整黨整風了，二十五年不算短，積累的問題自然也多，應該到了整黨整風的時日。我誠懇期望，新時期的共產黨頂層，要堅信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對毛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的忠誠，依靠人民群眾的絕大多數，能夠開門整黨整風，由此以后，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再次掘起，讓中國社會主義江山確保鮮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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