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毋庸置疑的是，一大批的“毛式干部”在毛時代中催生出來，這些干部既對國家(尤其是中央)高度忠誠，又對群眾極力庇護，尤其是遇到官僚主義時，庇護主義往往是調節官僚制惰性，以及維護中央權威的重要力量。
總體上看，建國前三十年既是一個黨政不分的年代，甚至是以黨代政的時代，同時也是政治空間高度擴張的時代，以至于國家治理很容易為政治運動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既有可能導致行政的混亂，以至于癱瘓，卻有可能保證行政的政治性，從而抑制“官僚體制的封閉性”，避免官僚集團的固化，以及改造半正式行政天然的缺陷。
現在，戰爭的氛圍在東亞太平洋地區空前濃厚，人們紛紛談論亞太爆發戰爭的前景，這的確是一個重要問題，任何一個相關的國家對此都不能不做認真評估，任何一個嚴肅的觀察家都不能不對此認真審視，亞太戰爭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真的爆發，又將產生哪些方面的影響呢? 觀察戰爭與否可以有很多視角，但基本的不外兩點，一是有無爆發點，因為熱點沖突而引發戰爭是人類戰爭史上最常見的現象;二是主
附一：汪暉:去政治化與政黨政治的轉變 附二：汪暉:“代表性的斷裂”：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 【本文系《21世紀經濟報道》首席記者趙憶寧“美國兩黨政治精英訪談錄”的第十五篇，連載于2013.12.19、2014.1.7、2014.1.14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拉瑞·巴克爾（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國際事務與法學教授）訪談： 【全篇摘要】這種從“原則政治&
閱讀提示： 湯因比認為全球文明中，唯獨只有中華文明將來才能統一世界。而他之所以如此認為，是因為中華文明才有大一統的文明基因和成功的經驗。他特別推崇漢武帝，因為漢武帝雄才大略，真正從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全方位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中華帝國穩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模式。 但是，漢朝在經過漢初“無為而治”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文景之治”的短暫盛世以后，靠囤
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把經濟結構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而不僅僅是看字眼，那么我們就會看到，林毅夫的所謂“新結構經濟學”并沒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疇而上升到結構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結構經濟學。林毅夫之所以把結構分析變成了平面線性分析，根源在于，在他的“結構分析”中，沒有時間、空間、層次的對稱分析；在他的“結構分析”中時間維、空間維、層次維是脫節的。
